当下的中国确实到了一个关键时期，文学应该有所作为。写文革其实就是写当下，因为当下的很多思想争论都和文革史、甚至革命史有关。能不能科学地认识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不但关系到中国走什么道路，甚至已经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和中国的主权独立了。所以，要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在中国，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早年真诚地投身革命，或者被潮流裹胁到革命队伍里来，他们对革命是拥护的，也确实从革命的成功中找到了个人的位置。但其中大多数人对革命的理解是偏狭的，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很难。文革中受了冲击受了委屈，不得了了，一辈子耿耿于怀……

《钢的琴》是关于一个父亲，一个善良的、充满慈爱的父亲，绝望地试图在金钱面前挽留女儿的故事。小元说：“谁给我买钢琴我跟谁”，淑娴说：“真是她妈生的。”这是一个极端残忍的逻辑，但是这跟亲情的选择无关，亲情的逻辑已经被金钱、资本的逻辑所深深改写。“在这个故事中，最为成功的是，不是在下岗工人的物质贫困，它以美化的方式或者转移的方式消弱了物质贫困，每个人在经历了下岗之后的漫长岁月后，找到了自食其力的方法。”陈桂林对陈父说“小菊终于过上了不劳而获的生活……”工人在整个价值系统中已改变。在这个故事当中，女儿说“谁给钢琴我跟谁”时，陈桂林作为父亲的象征已经死了……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出笼经过严重违反共产党一贯的民主集中制的要求，“实质上是一种反党行为”。而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通过歪曲篡改历史事实的无耻手段，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残暴无礼、独断专行、病态多疑、残酷狡诈、滥用权力、动辄杀人的独裁者，全盘否定斯大林建立的历史功勋。他这样咒骂斯大林，实质上是对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的莫大污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些根本原则的否定。必须彻底清除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的中伤和污蔑，还斯大林应有的历史地位。

历史上的马寅初其实是听了毛泽东的计划生育的演讲之后才写作“新人口论”的。人口方面的文章仅仅是马寅初诠释党和毛泽东的许许多多方针政策的很小一个方面，把马寅初说成人口学家是连马寅初本人也不会同意的事情。因为马寅初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紧跟党和毛泽东的，所以，党和毛泽东并没有批判过马寅初。马寅初受批判实际上是那个时代里民主人士相互之间的事，更是与主张计划生育毫无关系的事情。马寅初“铁骨铮铮”的那些话是针对组织批判和围攻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而不是对着所谓陈伯达康生或者所代表的党和政府的。此文叙述出马寅初事件的真实经过，一方面是还原历史真相，另一方面也是揭露宋健田雪原的，撕破他们出场的伪装，揭露其出道的行头就是假的。

辛亥革命唤起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不仅在于面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国家面临生死存亡时危机意识的提高，也不是对满清异族统治简单的历史清算，更在于由此带来的对中华民族主体性意识的提高，尤其是相对于君权思想的庶民政治热情和政治参与度的提升。由于彻底推翻了存续了几千年家天下的政治制度，“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但它仍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不是一场社会革命，因为辛亥革命最终只是使中国的最高政治权力从满清贵族集团转移到汉族大地主军事集团手中。整个统治阶级被完整无损地保留下来。在阶级权力关系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没有丝毫改变。

从苏联赫鲁晓夫开始，斯大林已经被彻底否定了。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及苏联解体后的叶利钦时代，不仅斯大林，连列宁、马克思也一并被俄罗斯主流媒体妖魔化了。而在苏联解体后，国家巨额财富被与叶利钦关系密切的人攫取，形成著名的六大寡头，而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直线倒退。人们经过历史和现实的对比，因此出现了重新评价苏联及斯大林的问题。戴隆斌这些人，作为中国学者，作为中央编译局的干部，作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的副主编，不按从实事求是的原则研究历史，而是费尽心计歪曲历史、歪曲事实，不承认俄罗斯斯大林热及社会重评斯大林的客观事实，却不加分析全盘引用西方妖魔化斯大林的文章和数字。

在苏联，人们是在国家保障下生活，在任何形势下，人们都会得到国家的支持，免费教育，医疗，城市、港口和道路的建设，没有失业，同酗酒作斗争，住房有保障，人们不知道恐怖主义、危机之类的词汇。在现代的俄罗斯，一切都正好相反。人和他的生命都一钱不值。没有贿赂，住医院和让孩子进幼儿园和学校都是不可能的。在人们生活的家里——只是一堆破烂。公共住宅就像路上塌陷的坑，国家是绝对漠不关心的。你知道的，互相之间办点事，到处要花钱，老实合法只能挣很少的钱，生活得好的不是努力干活的人，不是领养老金的人，不是教师，不是工程师，而是窃贼，并且他们盗窃的数量之大是千万和亿万，而且有人同他们分赃。

鞍钢宪法充分体现了经济民主精神，因此极大地增强了工人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企业的认同感。鞍钢宪法诞生后，广大劳动者的劳动与参与管理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劳动效率普遍提高，涌现出了一大批以王进喜、倪志福、郝建秀等为代表的成千上万的工人劳模。劳模的大量涌现折射出了在经济民主的框架下，工厂内部新型人与人之间关系建立后社会所喷涌出的巨大能量。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神，反映出了一个民族在一个时代的人生价值和道德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