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一场怎样的革命——刍议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

　　辛亥革命是一场怎样的革命——刍议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

　　一、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吗?

　　二、谁是辛亥革命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发动者?

　　三、辛亥革命革了谁的命?又是谁摘去了它的胜利果实?

　　四、辛亥革命可以避免吗?

　　五、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

　　少年瞿秋白对辛亥革命“皇帝倒了，辫子割了”的直观感受一语中的地道出了这场革命的本质。

　　“真正的革命并不限于改换政治形式及执政人物，而在于改变制度及转移财产，这样的革命要经过长期的暗中酝酿，遇着若干偶然情况的凑合而爆发出来。”马迪厄在他的《法国革命史》开篇便说的这段话，(商务印书馆1963年7月版，第8页)高度概括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本质区别。我们也可以由此演绎出两者的相互关系——社会革命是由政治革命进一步发展而成，但并不是所有的政治革命都必然导致社会革命。

　　就全部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看，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大致说来，分为两种：有的说它“只不过赶跑了一个皇帝”;有的则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低估的。”

　　其实，这两种意见的对立，是由于没有区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本质不同造成的。辛亥革命无疑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革命，但它不是社会革命。

　　今天，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有了科学武器，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因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排除了人们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列宁：“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11页)

　　一、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吗?

　　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步走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社会性质。伴随着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略、剥削和压迫的加剧，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突出。但是就整体而言，主要社会矛盾仍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日益贫困的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这是当时我国阶级和阶级斗争最基本的事实，也是影响历史发展最根本的客观因素。

　　对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历史发展进程的考察既要看到它的外因，即帝国主义的影响;也要看到其内因，即内在自主发展的一面。更要区别它与其他国家，尤其与西欧各国资产阶级由于历史时期、具体的社会条件差异等客观决定因素所形成的不同阶级特性。

　　由于中国长期而稳定的中央集权封建制度深刻地具有马克思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与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存在很大的差异。

　　(一)在经济基础方面

　　在欧洲，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生产者农奴。贵族和僧侣，作为封建主，是领主、土地的主人，向农奴为主的生产者攫取地租。大批生产者从生产资料上“解放”出来，也就是小商品生产是原始积累的条件。随着原始积累的发展便出现了商业资本，它反过来对小商品生产的解体起到促进作用，同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小商品生产者、商人、破产的小贵族与逃亡的农奴、流浪汉一起作为最初的市民阶层聚集在城市，形成最初的资产阶级。他们跟国王或国王的代表结成或紧密或松散的联盟，一同与封建庄园主、贵族和僧侣阶层产生最初的阶级对立。商业资本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工业资本的出现标志着新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方式的诞生。此时的原始积累已经让位给资本主义积累。

　　中国的封建制度建立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类型之上，劳动密集型、低效的传统农业与农村手工业紧密结合，自给自足。土地的唯一主人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利用国家机制下徭役或税赋的形式与大小地主阶级以租佃的形式来共同分享地租。小商品生产没有发展空间。商业活动主要是农业剩余产品和像食盐、木材这样的副产品，而不是小商品生产产品的买卖交换。也就是说，手工业一直没有从农业生产活动中单独分离出来。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总是流回到地产(大量购置农业土地)和房产(乔家大院!)这样的农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仍然深深地存在于农业经济形态的生产和消费环节当中。

　　中国现代资产阶级的诞生与发展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同步，是在帝国主义炮舰政策威胁下各个条约口岸里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一大致的上海-广东-香港轴线只分散在广大内陆地区的边缘地带，与自给自足却无比强大的小农经济体格格不入。对后者的破坏性影响逐步扩大，但远没有达到促使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质的变化。这种脆弱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是依附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甚至是以它的继续存在为自己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前提。

　　(二)在上层建筑方面

　　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政治权力形式分散，由贵族和僧侣阶层掌握。在强大的宗教势力面前，相互对立的小国林林总总，相互对立。国王只是贵族的代表，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长期处于一种初级的形式。资产阶级革命发生之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形成之时。庄园经济生产方式的封闭性和区域性既决定了这种分散的政治权力基础，又使得资产阶级的前身——自由民、贱民、小商品生产者、破产的小贵族、流浪汉、逃亡的庄园奴隶都被排除在这一政治经济体制之外，沦为社会最底层。即便资产阶级发展壮大到对社会经济形态产生重大影响的时候，他们在政治格局中仍然是局外人。除了革命，推翻整个社会制度和上层建筑，他们永无出头之日。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全无政治身份，没有进行政治革命的基本条件，为根本改变本阶级命运，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经长期演化，形成了成熟稳定的民族国家形式。建立在地域辽阔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形态上的地主阶级的统治方式复杂而灵活，庞大的官僚队伍牢牢掌控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商人大部分产生于地主和官僚阶层，两者的政治身份可以相互转化，因此，从本质上说是同一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科举功名进入上层社会，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明末资本主义萌芽没有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成熟起来，除了外因的诸多因素，其内因恰恰在于商人和手工业者在经济基础方面既有小农经济的后退之路，在上层建筑方面又有融入到封建政治体系中的进身之阶。

　　同样地，鸦片战争后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也主要来自地主、商人和官僚买办阶层，也是可以相互转化，阶级界限模糊。至辛亥革命前，官僚买办阶层一直是资产阶级的主力军。洋务运动本身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部分尝试，其过程本身足以表明新的资产阶级与旧的封建官僚政治经济体制，是在一个对立矛盾统一体中各自发展起来的。甲午惨败和庚子赔款标志洋务运动的破产是在结果上，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与封建制度合作的彻底失败。我们应该看到，在民不聊生、经济凋敝、民族命运岌岌可危的情况之下，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没有倒下，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妄想没有得逞，离不开壮大了的资产阶级的支持。原因很简单，他们原本就是在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只有保持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资产阶级才有存在和发展的可能。

　　(三)在意识形态领域

　　欧洲文艺复兴是基督教神权思想与世俗人文精神长期斗争和演化的成果。市民阶层与国王为代表的世俗力量对僧侣贵族神权统治发起挑战所高举的理性旗帜，要求把所有一切都拉到理性的审判台前，荡涤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宗教观念，使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蕴含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同时成为这个阶级从意识形态领域出发全面占领上层建筑的有力思想武器。

　　整体上看，清末民初资产阶级各种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都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的纷争，是在封建专制体制内部进行的。它的思想理论基础，都是全方位的建立在传统儒家的治国之道，尤其是其道德观之上。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到谭嗣同《仁学》，从《清议报》编辑梁启超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改良主义进化宇宙观的思想转变诚然是在“发现西方”的背景下展开，却是在传统帝王观念中去挖掘儒家思想的多样性，已达到变通的目的。此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超越这一理论高度，却执民族主义于一端，最终滑向刘师培等人对汉民族和汉文化光辉与荣耀的虚幻梦想之中。

　　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适应，中国的文化形态呈一元化格局。正象皇室独尊，贵族只攀附其侧一样，孔孟之学作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一家独大，儒、释、道浑然一体，宗教势力微弱，只蛰伏于民间，知识分子“敬鬼神而远之”，只有皇权而无神权思想。如此情形之下，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找不到发起思想革命所必须的批判主体对象。他们中的很多人象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者一样，要把庙里的孔子塑像砸碎，为的是给心中的基督腾位置。也就是说，他们看到的是中国与西方的比较，而不是世俗与神权的对立。因为在中国，这一对立并不存在。

　　因此，资产阶级社会革命所需要首先进行的意识形态革命没有出现。更确切地说，这个革命没有击中要害。作为它的先声，改良主义从康有为“托古改制”开始就走人歧途，企图在一元化的文化形态中找到异质的思想资源，最后也只能到遥远的原始宗法社会的大同理想那里绕个大弯，回到复辟复礼的起点。反对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资源来自西方，却因只关注于政治层面，尤其是治理国家的单纯手段，显得笼统而表面，单薄且轻飘，难以触及更不要说撼动统治中国几千年专制封建思想的精神内核。

　　辛亥革命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危机的必然产物。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依据“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对华政策，进一步加强剥削压迫的同时，无力使中国完全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他们既互相勾结又相互斗争。因此，维持中国表面上的统一和适当力量的中央政府，使它既不像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连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都控制不住，又不至于形成对抗他们的国家力量是他们现实的政治目标。于是，在不变的社会经济形态上改变国家表面形态，选择同一统治阶级却是另一统治集团是他们的根本策略。这是外部环境。

　　在内部，代表当时中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既依附帝国主义，也与封建官僚势力相勾结。他们虽然与后两者存在一定的矛盾和斗争，在基于阶级利益的主观上却不足以促发一场革命。换言之，他们之间的对立斗争的实际需要小于统一合作。客观上，无论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还是意识形态领域，中国都不具备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条件。

　　二、谁是辛亥革命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发动者?

　　尽管全国性的反清革命团体同盟会、光复会组织和发动了一些列推翻满清王朝的武装起义和军事斗争，武昌首义却是由地区性、主要成员由清一色的湖北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构成的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社组织、发动和领导的，无论在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方面都不是上述一些列斗争中的必然一环。从猝然间被迫发动的形式上看，它更像是一场不得已的暴动，而不是主动的革命。

　　暴动和政变都可能导致一场社会革命，但社会革命绝不仅是暴动，更不是政变。任何社会革命都是由某个阶级的政党或团体组织、发动和领导的。三者的统一是保证这一社会革命(一)符合革命阶级的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不偏离制定的革命方向;(二)革命后本阶级利益最大化;(三)巩固革命胜利后对国家政权的全面掌控，即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面统治和专政，并形成稳定的社会形态。

　　同盟会和光复会，更不要说文学社和共进会，都不是，或者说没有发展壮大到成为这样的政党或团体。总体上看，他们推翻满清统治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复杂而松散，长期而凌乱。革命爆发的同时便暴露出组织和领导的盲目和混乱。起义者慌忙胁迫黎元洪，不顾一切把他的角色从被俘的最高级军官变为起义领袖;孙中山不仅远在海外，湖北人是否买广东人的账也是个现实问题;连湖南人黄兴赶到武昌都左右不住形势，月余无功而返。湖北湖南两省的领导权马上被立宪派士绅们收入囊中，武昌首义的组织者和发动者沦为普通一兵，焦达峰被杀害。接下来的革命进程中，脱离满清站到起义者一边宣布独立的各省，除了上海都督陈其美是通过一个类似表演的武装斗争得来的，其他的共和都督均是由帝制立宪派领袖粉墨登场，或者干脆由巡抚官员摇身一变，成为革命阵营的投机者兼领导者。

　　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投机运动不仅说明辛亥革命组织、领导和发动的混乱，也说明它没有明确的社会革命目标，更说明没有一个背后有着阶级力量支持的政党或组织来独自领导的可能性。分散而吵闹的不同政治力量不得已的相互妥协，必然导致革命只能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实现。

　　与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相适应，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革命理念停留在旧三民主义阶段。与各种各样的改良主义的思想斗争，虽然激烈却因没有也不可能找到正确的理论武器，不能取得最后的彻底胜利，进而不能在全社会的思想阵地上去推动一场革命。

　　辛亥之际，满清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庚子之乱带来的国家危机。废除科举等一些列政治改革措施虽然进展缓慢，且受到顽固派的阻扰。可总的来看，进一步与汉族大地主阶级达成政治妥协，代表官僚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宪派与代表地主阶级的地方士绅实力派进入各省谘议局和各种形式的地方管理机构，虽步履艰难却已经确实地开始进入各级政治层面。这也是清王朝多次成功镇压革命党的根本原因。

　　但是，就像马克思曾经指出的那样：“信用降低到什么程度，革命的热情就上升到什么程度，革命的创造力就增长到什么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405页)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王朝信用危机的空前加剧，使得改良主义不可能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完成——这一信念被全社会广泛接受并坚信不移。这就是辛亥革命突然爆发，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迅速蔓延开来的根本原因。火山爆发般的革命热情使它无须具备周密的组织、有力的发动和严密的领导。反满兴汉民族主义的空前高涨激发了革命的创造力。也恰恰因为这一点，只把矛头单单指向异族统治，以为中华一统便会一好百好，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没有认识到危机的社会阶级性质。因而决定了这场革命的最终命运——不是社会革命，是实现了最低政治目标的政治革命。

　　三、辛亥革命革了谁的命?又是谁摘去了它的胜利果实?

　　“历次的反动和革命所起的作用都只是把这一组织起来的权力——组织起来奴役劳动的强力——从这一手中转到另一手中，从统治阶级的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它一直是统治阶级进行奴役和牟利的手段。它在每一次新变动中都吸吮了新的力量。”(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411页)

　　法国大革命把路易十六推上断头台，没收贵族和僧侣的财产;俄国十月革命取下沙皇的脑袋，把土地分给农民，资产收为国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辛亥革命迫使满清皇帝退位，享受优待，内阁总理大臣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辛亥革命最终使中国的最高政治权力从满清贵族集团转移到汉族大地主军事集团手中。整个统治阶级被完整无损地保留下来。在阶级权力关系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没有丝毫改变。这一点最终也最根本地说明它不是一场社会革命。

　　这个权力转移过程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湘军、淮军的发展壮大就已经开始，直接导致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日益瓦解。到了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东南互保”和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个封建王朝在帝国主义压迫下正在走向灭亡，财政基础接近崩溃，对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的实际行政控制力越来越弱，深度依赖地方势力。在北方，尤其京畿地区则被势力坐大的北洋军控制。革命爆发后，复出的袁世凯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宫廷政变。即便唐绍仪-伍廷芳谈判破裂，他也可左右清王朝或上行或下行的统治轨迹。也就是说，他在共和这个果实成熟之前就已把它收入囊中，完成了“从这一手中转到另一手中”。

　　事实上，这个果实也一直没有成熟。袁世凯一权独揽只是在某种程度和范围之内，共和体制下的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限制了总统的权力。即便取消《临时约法》，他也只能更多利用在前朝培植的个人势力去完成艰难的大总统职责，不得不苦心经营，在各个地方势力和利益集团之间玩弄平衡术。政治基础薄弱使权力系统的运转不得不依赖领导人的个人威望，可能有效但必定是短命的。他去世后，这个平衡系统也随他而去。

　　辛亥革命虽然在本质上不是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却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革命。资产阶级虽然没有组织、领导和发动，可他们以各种方式参加了辛亥革命，尤其加强了对地方事务管理的领导权。在此之前，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是被代理的。一是通过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买办阶层，一是通过存在于封建主义内部的官僚体制。此后，这种方式也始终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只是在表面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下，曲折地走上从量变到质变，隐约指向发展成为资产阶级全面统治的过程。突出的表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虽然有帝国主义因战争而不得不减弱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压迫的外部因素，终究离不开国内有利的政治经济环境，尤其政治体制的保障促进作用。从此，中国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却始终是一个小角色，是“被吸吮了新的力量”。他们的登场只是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队伍增添辅助力量，而不是领导力量。这一基本政治格局也是由于辛亥革命只是一场政治革命，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没有使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突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形态的羁绊造成的。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在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最先进的政治力量迅速壮大起来。再加上民族矛盾的急速上升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影响，使资产阶级通过渐进革命最终成为统治阶级的历史过程最终没有完成。

　　正如没有谁被真正革命，辛亥革命并不成熟的胜利果实也没有真正落到哪个阶级手中。北洋政客们终于开始代替他们原来的主子直接面对帝国主义，并没有好受多少。地主阶级赖以生存的封建主义经济形态加速衰落，并最终在几十年后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战争中被广大农民彻底消灭。或多或少尝到这一胜利果实的资产阶级由于水土不服无法消化，没能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为主导社会历史发展的经济基础，因而不能成为引领社会发展的领导阶级。他们只能照旧依存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的天罗地网中而不能自拔，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与它一同走向毁灭。

　　四、辛亥革命可以避免吗?

　　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政治派系纷争和军阀战争的泥潭。但是，北洋政府中央集权的衰落是对前朝整体社会经济发展和具体政治格局变化的逻辑继承。只不过新的政治体制使不同的军事-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表面化，不再像以前那样隐蔽在封建大幕之后，在虚伪的民主舞台上更容易暴露而已。

　　任何社会革命，如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都会在较长一段时期导致社会动荡和经济停滞。与之相较，辛亥革命对社会总体的冲击力很弱，经济反而有力增长，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可即便如此，一百年来把辛亥革命视为破坏历史发展，应该或者可以避免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它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余脉和继承者。他们是响当当的国粹派。包括从最初掀起尊孔读经的封建士大夫，直到不久前还要把孔孟之道与资本主义精神强力粘接起来的新儒学，都把传统儒家思想认做是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不二法门。虽然他们大都认真地研究具体历史文化作用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以及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力的诸多因素。但他们却没有认识，更不用说把握社会经济形态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主导因素。社会文化形态是社会经济形态不同程度不同趋向的真实反映，在总体范围内不得不与之相适应，是历史的必然。因此，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更确切地说，历史的。

　　与其说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期性稳定性使这些人产生“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错误认知和固执态度，不如说他们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看似从“以天下为己任”宏伟抱负出发建立的社会观念仍然不过是站在统治阶级的一己的立场之上。这些人认为辛亥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是导致社会长期混乱的根本原因。殊不知，决定儒家思想文化最终命运的绝非是一场政治革命所能承担的。辛亥革命只是更加暴露出它在汹涌澎湃的时代面前已经无法为历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思想动力，只是显示它必将在未来的一场社会革命中无可挽回地被彻底抛弃。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告诉我们，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诸因素与社会整体形态发展的不一致，不同时期不同范围内存在超前或滞后是一种普遍的客观现象。因此，这个方面不仅对辛亥革命，对以后导致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封建统治思想体系走向灭亡的每次革命所持的反对态度，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另一方面，信奉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认为辛亥革命可以或应该避免。尽管辛亥革命只是一场政治革命，却同时显示出社会革命的未来要求。自然会引起资产阶级的极大恐慌。在世界近现代史上，中外各国资产阶级无不在历次革命中选择最低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纲领。他们更倾向于渐进式的革命，在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总是选择前者。这是由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地位所最终决定的。因为他们占有生产资料，任何剧烈的政治革命更不要说社会革命所必然导致的社会动荡都会威胁到他们的财富。他们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与以往的封建贵族地主阶级也存在本质不同，不是通过武力或思想方面的强迫机制，而是通过商品买卖这一看上去平等交换的经济机制，来完成剩余价值在生产和流通两个环节的实现。他们的财富，尤其财富的增值更加依赖于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他们是所有阶级中最怕出事的。胡适“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看上去是学术争论，实际上喊出了资产阶级对社会动荡，更不要说社会革命的恐惧。显然，“问题”比“主义”容易解决。可以在政治改良过程中逐步化解问题引起的矛盾，更深一层的矛盾交由政治革命来解决。而社会革命总是矛盾不可调和的必然结果。那是资产阶级万万不愿看到的。他们更愿意把矛盾只发展到“问题”阶段便解决掉。这种解决方式对他们更为有利。因为资产阶级手中握有大量财富，他们可以凭此直接赎买权力，或者间接雇佣代理人来实现本阶级阶段性的政治目标。

　　全盘西化论者是个庞大的群体，与另一庞大群体的国粹派居于对立的两端，认为资本主义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唯一钥匙。虽然他们对腐朽的封建文化展开猛烈批判，以至陷于民族虚无主义，进而人为地消灭了社会发展和历史演变的文化基础。与其说对国家富强和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形式的强烈渴望令他们全身心地拥抱西方显得有些一厢情愿，不如说他们始终没有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发展，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二者统一。半封建半殖民地广大贫苦农民的基本国情，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外部条件，使中国再走西方资本主义渐进发展的老路没有现实可行性。这一方面不仅对辛亥革命，对以后历次革命运动的反对，在革命高潮时的犹豫徘徊，以及低潮时的背叛，都是基于其阶级立场，为本阶级的根本利益着想所决定的，也是历史的必然。

　　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当时内外部的主客观因素虽然没有形成一场社会革命的历史条件，却由于国家社会危机的全面爆发，一场政治革命，一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488页)

　　五、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

　　辛亥革命的性质和意义，江泽民、胡锦涛曾作过精辟的概括。2001年10月，在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的大会上，江泽民指出，辛亥革命是“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2006年11月，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进一步指出，“孙中山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作为民族民主革命为另一场更广泛更深入的社会革命成果的取得，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打开了道路。它为这一对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影响深远的革命在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尤其意识形态的思想准备上创造了一些条件和基础。这些条件和基础内在的逻辑关系在与“中国-世界”互动框架内部和外部辩证的社会历史关系的共同作用下，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东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在民族革命的意义上

　　辛亥革命唤起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不仅在于面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国家面临生死存亡时危机意识的提高，也不是对满清异族统治简单的历史清算，更在于由此带来的对中华民族主体性意识的提高，尤其是相对于君权思想的庶民政治热情和政治参与度的提升。由于彻底推翻了存续了几千年家天下的政治制度，“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页)因此，国民不再是君王的奴仆，知识分子不再是皇帝的臣子这样的思想认识，润物细无声地逐步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当中。民族自觉意识的提高推动中国走上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发展之路，开始慢慢改变以往政治意识只存在于少数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之中，而与其他社会阶层尤其广泛的底层民众无关的传统。改良主义破产和西学东渐，主观上阻断了知识分子忠君之路，王朝倾覆和科举仕途已断，客观上促使知识分子不得不走出书斋面对社会，进而为他们深入社会发现社会问题引发社会思考提供可能。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中的先进分子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人类的历史既是民族发展的历史，更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发展的历史。任何民族斗争和民族革命既是民族矛盾，更是阶级矛盾激烈冲突的表现。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背后总是隐藏着深刻的阶级根源，总是由阶级斗争以及这一斗争的结果规定其意义。民族革命只有在明确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目标的指引下才会形成一场推动历史变革的社会革命。

　　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因民族范围广而具有普遍的剧烈度，因民族意识浓而具有强大凝聚力，是最容易被发动起来的斗争资源和斗争手段。一方面，不同性质的诸多社会矛盾往往容易，或者说首先表现为民族矛盾;另一方面，许多矛盾也容易被民族矛盾所掩盖。人们更容易忽略的是，在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任何阶级，尤其统治阶级的一切行动都基于他们的阶级立场，首先为本阶级利益考虑。这也是中外历史所证明了的。普法战争期间，梯也尔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出于对巴黎公社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惧，不惜拱手让出巴黎，好让普鲁士士兵屠杀法国工人阶级;曾国藩为清廷异族卖命，双手沾满太平天国农民的鲜血，原因也很简单：在这个汉族大地主阶级的代表眼里，他们不是同胞，而是阶级敌人。

　　因此，在民族革命长远而根本的意义上说，辛亥革命使中国更广泛的社会阶层，首先是知识阶层因民族意识觉醒而阶级意识觉醒，随后产生壮大的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农民阶级，在以后一段时间里在政治上被动员起来，为一场以阶级意识指导的社会革命准备了条件。新的民族危机，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使这一社会革命的进程加快了。这一历史进程是不可避免的，不仅是反抗某一个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民族战争，也是对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压迫中国被压迫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从世界范围来看，是在资本主义上升到帝国主义阶段，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一员，站在社会主义苏联一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伟大革命是辛亥革命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各阶级状况所无力承担的。但是，它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的纪元，是中国近现代史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阶段性的转折点。它的民族革命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其自身的政治革命成果，更为一场社会革命创造了条件，准备了基础。

　　在民主革命的意义上

　　民族革命与民族革命是辛亥革命不可分割的成果，是同一事物不同而相同的两个方面。民族意识觉醒离不开民主革命，民主只有在民族意识觉醒后，国民政治意识随着提高才有可能。

　　就像资产阶级利用“自由、平等、博爱”这一人类精神解放武器，最后摘取本阶级胜利果实一样，他们把代议制民主推崇为人类历史上最佳的政治方式，并想当然视其为本阶级的专利品，恰恰是用来掩盖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最核心本质。如果我们听信了资产阶级的宣传，对理解和认识辛亥革命取得的民主革命的伟大意义就会陷入歧途，走进死胡同。

　　其实，民主只是发动、组织和领导政治力量的一种方式方法。被压迫阶级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过程中，采用民主的方式有利于发动包括其他各阶层在内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力量;有利于政治组织的发展与协调;有利于革命领导集团的内部凝聚力。对统治阶级而言，在统治阶级内部实行民主有利于扩大统治基础;有利于发挥统治工具的效率;有利于协调内部不同利益集团，寻找到利益平衡点以一致对外。民主绝不是资产阶级的发明，以往的统治阶级无时不刻地在使用它、利用它。即便是集权程度很高的强权政治甚至独裁统治之中，也或多或少地利用这一方式方法。只不过由于社会组织结构和政治机制的不同，表面上看其使用的范围小，程度低，但却是与社会形态相适应一致的。

　　资产阶级利用民主推翻封建贵族的阶级统治，也同样把它作为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一切被压迫阶级的实行阶级统治的方式方法。与以往统治阶级不同的是，由于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等一些列经济基础方面的根本原因，其阶级队伍的组成形式与封建贵族阶级以血缘、宗室、教派、君臣等隶属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是以一种资本和商品交换等一些列决定于经济关系，一句话，以金钱为阶级纽带。他们握有可以在全社会流通使用，可以腐蚀和收买任何权力基础的金钱力量，因而尽管并不排除非民主的各种革命方法和统治手段，却无须以暴力或专制一途便可以达到阶级革命或阶级统治的目的。

　　我们既要看到资产阶级民主宣传的虚伪性，也要看到民主革命在反抗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性和先进性，更要看到资产阶级把民主据为己有的欺骗性。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民主。辛亥革命动摇了中国人对两千年封建专制皇权统治的崇拜，是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群众团体纷纷建立，打破了封建时代结党就是营私的思想禁锢，民主思想蓬勃发展。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活动的一系列失败，只是表明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潮流的澎湃激荡召唤着一场社会革命的必然到来。在这场革命中，正是由于无产阶级，尤其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各个阶层发动民主，组织、发动和领导最广泛的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它也是对辛亥民主革命伟大意义的真正继承。

　　做为一场政治革命，辛亥革命为近代中国的历史进步打开了闸门，开启了政治民主与民族觉醒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都是中国人民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社会客观规律的逐步认识和掌握的一系列主动抉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历史必然性的具体体现。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指明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世界各国奔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就是在这样的道路上，中国人民完成了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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