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视剧《辛亥革命》创作看“告别革命论”
时间:2012年01月13日 12时30分 来源:《红旗文稿》 :王朝柱
30多年前，我就想写一部上自辛亥革命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书，并选定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作为这本大书的主人公，先后撰写了长篇史传文学《李大钊》、电视连续剧《巨人的握手》（与人合作）、电影文学剧本《毛泽东的长征》（即后来拍成电影的《长征》）等作品，出我所料的是大获成功。接着，我又创作了《周恩来在上海》、《开国领袖毛泽东》等二十余部史传文学；同时又写了《长征》、《延安颂》、《解放》、《解放大西南》等十八部电视连续剧。有意思的是，我想写的这部大书的开篇《辛亥革命》到去年才搬上银屏，和观众见面。在创作中，我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告别革命论”，二要写出参加辛亥革命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两面性，即革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但他们在革命中的言行和功过又是十分复杂的。
从我对辛亥革命的认知看“告别革命论”
辛亥革命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不仅标志着大清王朝二百六十八年统治的终结，而且也结束了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实行了二千一百三十二年的封建王朝的帝制时代”，“把共和的观念推向全社会，使得封建帝制永不能再行于中国”；同时，还“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变革”。因此，辛亥革命在人类前进的长河中，其历史地位等同于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的革命，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的革命，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革命，真可谓是功莫大焉，将永远彪炳史册！
令人费解的是，近些年来一个学术上的伪命题“告别革命论”大行其道，公然宣判这场终结封建社会的辛亥革命搞错了！在他们看来，历史的前进不是建立在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上，而是建立在他们的主观假设上——尽管他们也知道历史是不能够假设的。由此，他们堂而皇之地说：自谭嗣同到辛亥革命，受激进主义的影响，在我国开启了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阶段，使中国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造成社会动乱，妨碍延缓了中国通过专门的思想启蒙和发展实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由此，他们又进而推论并想当然地认为，假设没有维新变法中谭嗣同的过激主张、没有义和团运动，没有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没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中国将会何等强大。换言之，一切志士仁人为推动历史前进而发动的历次革命活动是错误的；孙中山为推翻帝制、创建共和而建立的同盟会、国民党是错误的；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发动的前仆后继的革命则更是错误的。他们的结论是，革命只能导致社会动乱和生产力的破坏，中国近现代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有了上述一场接一场的革命。
世人皆知，革命一词不是我国近现代革命家发明的，更不是从西方列强诸国传过来的。稍有近现代史常识的人都清楚，辛亥革命的大将章太炎先生就曾说过革命二字的出处在《易经》：“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同时，他在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革命中还向国人高声怒吼：“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真不知那些持“告别革命论”者读了这段话有何感想！更不知他们何以面对那些高喊革命并为之献身的先贤和先烈！
另外，持“告别革命论”者一定知道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的邹容，也一定会记得邹容以弱冠之年撰写的惊世名作《革命军》，如果健忘的话，请再听听他在书中的大声疾吼吧：
“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离满洲人之羁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
请问：清末民初的亿万民众为什么会高举革命的大旗，向着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大道上迅跑呢？是一代又一代高喊革命的志士仁人愚昧无知，还是当前的这些宣称“告别革命论”者是脱离现实的坐而论道或历史虚无主义呢？
清末民初的社会精英、志士仁人为什么要采取革命的手段推翻腐朽、没落的大清王朝呢？换言之，我国为什么不能采取西方诸国君主立宪的手段而保留封建帝制这个躯壳呢？从东西方文化之比较的观点看，英国在完成君主立宪、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之前，欧洲进行了长达二百余年的文艺复兴运动，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舆论准备阶段；与之同时，欧洲沿海的国家随着海盗的兴起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重商思想取代了重农主义，一个强有力的资产阶级随即登上了历史舞台。再者，稍有世界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英国实行君主立宪体制，也是经过了激烈的战争较量、从杀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开始的，绝不是“告别革命论”者所说的没有采取暴力革命手段完成的。
反观我国清王朝的建立，恰好是英国完成君主立宪体制的前后。因此，当时的中国既不可能产生东方的文艺复兴——即取代封建帝制的舆论准备阶段，也不可能形成可以取代封建帝制的强大的资产阶级。自然，从奴隶社会走来的清朝政府也没有坚船利炮，成为外向型的海洋大国，并通过“侵略弱小的国家，掠夺不同民族创造的财富，大量贩卖黑奴，向外国输出鸦片”等手段，迅速完成资本主义社会所必需的财富积累。相反，自鸦片战争之后，我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从此，中华民族在西方列强和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的双重压迫下生活，其苦、其难是可想而知的。再者，清朝末年——尤其是慈禧太后执政之后，对内采取极其残暴的统治手段，血腥镇压全国各地、各民族的起义；对外采取割地赔款、投降媚外的政策，公然宣称“宁赠友邦，不予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签订了一个又一个卖国条约，把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山河割让给了外国！仅一项庚子赔款，金额就高达4.5亿两白银，平均每一个中国人要付白银一两，如果再算上39年的利息，每年都要付出1800多万两白银。更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是，慈禧太后为了满足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竟然把建设海军的军费用来修建颐和园！对此，章太炎当时写了如下这副名联：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全逢万寿祝疆无！”
这就是腐朽、没落的清政府末年的真实写照！
持“告别革命论”者为什么还要坚持保留这样腐败、无能的清王朝的躯壳呢？
另外，持“告别革命论”者还竭力推崇康有为、梁启超以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认为他们不仅反对暴力革命，而且引进西方的先进思想，唤醒了我国政体变革的启蒙时期，并导致了实业救国的洋务运动。换言之，中国假设照此路走下去，一定会避免暴力革命，且很快会像欧美诸国那样强国富民。我们姑且不论中国人民为什么不走他们指出的这条“假设”之路，还是让我们回首这段清朝末年真实的变革历史吧！
我国自鸦片战争之后，出现了“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公开承认我国落后了；接着，魏源等先知先觉举起“师夷长技以治夷”的大旗，从理论上开启了洋务运动。但是，时人和后人都清楚发动洋务运动的主将是军政大权操于一手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清朝末年的重臣。他们的思想核心是忠于朝纲，他们的行为准则是维护帝制，是清朝末年名副其实的所谓中兴大臣。公平地说，他们开启并推动、领导的洋务运动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在我国近代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我们用唯物史观去分析，他们搞洋务运动的真实目的不单单是为了强国，还要镇压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的造反和东、西捻军的起义。再如，左宗棠开办了船政学堂，创办了建造军舰的造船厂，为我国培养了第一代海军，功在当代！可是在只知靠卖国求荣的清朝政府的统治下，即使中法之战后期在台湾、越南的作战打败了法国，作为战胜国的大清王朝照样向战败的法国割地赔款；再说李鸿章倾半生之力创建庞大的北洋水师，结果一场甲午海战全军覆没，无数的英勇水师官兵葬身大海，把国家推向了亡国灭种的边缘。请问，在此国将不国的危亡之秋，国人奋起救国有什么错？持“告别革命论”者责难国民救国压倒了启蒙其真正目的何在？难道为了所谓救国不能压倒启蒙的理念让国人当亡国奴就是正确的吗？
就说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的公车上书吧，他们的本意是想通过和平的手段、借用光绪皇帝的权力达到维新变法的目的。一言以蔽之，康、梁变法的终极目的是达到“皇位永固”，“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其性质是改良主义的。即使如此，慈禧太后也不允许，在袁世凯等“后党”军政要人的支持下，维新变法未过百日就遭到了血腥镇压。结果，谭嗣同等慷慨就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于惶恐之中逃离北京，长年流亡海外。请问，持“告别革命论”者为什么不谴责投降卖国、残杀革命志士的清朝政府，反而大加责难谭嗣同等先贤从容就义的壮举是救亡压倒了启蒙，并开启了暴力革命呢？再设问：一个连搞点改良主义的维新变法都不允许的清朝政府，会恭手让出皇权、实行民主立宪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另外，我们再看看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和瑞典等国家，全为争夺海上霸权、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所必须占有的财富，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相互发动了数以百计的大小战争，却没有一个西方学者把启蒙和救亡截然分开，也没有一个学者责难自己的国家救亡压倒了启蒙。如果我们再想一想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布鲁诺和大科学家伽利略的命运，再想想法国大革命前的大思想家狄德罗和卢梭的命运，不就更加证明持“告别革命论”者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说也是一个伪命题吗？
简言之，清朝末年的国家机器是腐朽没落的独裁专制王朝，必须采取革命的手段彻底摧毁它。另外，在中国日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历史已经证明，打着洋务运动的旗帜从事实业救国之路是行不通的；试图通过维新变法达到改良主义的君主立宪也是死路一条。自然，“告别革命论”这个伪命题也就不攻自破了。
结论：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正确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
这也是我创作电视连续剧《辛亥革命》的戏魂。
如何正确认识和艺术地再现辛亥革命
对剧作家而言，所谓正确认识和艺术地再现辛亥革命，就是利用戏剧这一载体，正确和艺术地把历史上的辛亥革命化作生动感人的剧作。对我而言，就是要把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的历史，写成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电视连续剧《辛亥革命》。因此，它要求剧作家在进入创作的时候，还必须刻意地去完成历史真实向艺术真实的转化。
从严格的史学意义上讲，求得历史的真实是史学家的职责，而如何解读真实的历史，又是受着不同史学家的史学思维决定的。就艺术创作规律而言，所谓艺术真实是通过艺术家的创作完成的。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种创作必须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受历史真实的制约。否则，剧作家笔下的艺术真实就是虚假的。为此，剧作家首先要吸收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其次还要完成由史学思维向艺术思维的转化。唯有如此，剧作家创作的艺术真实才不仅具有史学品格，而且还能超越历史的相像真实——进而揭示历史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规律。
1、全剧的风格和布局
说到《辛亥革命》全剧的风格，我的定位是史诗品格的长篇电视连续剧。所谓史，就是要求《辛亥革命》以宏大的历史视野，“正面地完整地真实地形象地再现从1905年到1916年以辛亥革命为核心的历史风云”，“对历史背景的交待，对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的描写，其基本尺度和主要情节都能经得起与基本事实的认真的对照”（李准语）。诚如前文所述，我写的辛亥革命是在完成了历史真实向艺术真实转化之后，又根据“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进行艺术再创作。所谓诗，就是要求我写的《辛亥革命》是一首戏剧化了的长诗，全剧的描写应尽量做到用诗化的语言，主要人物的对话不仅要有特定的时代感，而且还要有诗人的激情。唯有如此，才能写出一部史诗品格的电视剧《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从何时算起，史学家并无定论。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为了剧情的集中，电视剧《辛亥革命》从发起、成立同盟会写起。辛亥革命到何时结束？史学家认为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就结束了。但是，为了完成推翻帝制、反对复辟这两大主题，我有意写到袁世凯之死。我历经长时间的酝酿、痛苦的思索，这12年风云激荡的历史逐渐在脑海中形成了如下的结构和布局：
第一集是全剧的序，写出中国已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全国各地的反清团体没有统一的组织，也没有统一认同的革命纲领，急需去日本寻找孙中山先生。
接下来，我又多次审视辛亥革命的主体，竟然发现是一首浑然天成的五言或七言绝句，十分自然地分成起、承、转、合四大部分。
起篇：围绕着同盟会的成立、内部的纷争、回国发动起义以及徐锡麟、秋瑾等壮烈殉国的革命事件展开；
承篇：着笔写出镇南关起义、马笃山战役、广州起义等重大事件，不仅要再现全国风起云涌的革命大势，更重要的是要完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英雄群体的塑造；
转篇：以武昌起义、阳夏保卫战、南北议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为中心，写出全剧的革命高潮；
合篇：围绕清朝退位、孙中山交出临时大总统、刺杀宋教仁、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登基而死的真实历史，艺术地点出：“封建帝制永不能再行于中国”；
束前的画外音，点出新文化运动业已拉开帷幕，中国共产党即将登上历史舞台。
2、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当然领袖
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舞台上，各个阶级、各种势力的代表人物粉墨登场，淋漓尽致地表演着他们不同的诉求。但就其社会主要矛盾而言则是两大派，一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再是以袁世凯、载沣等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阶级顽固派。孙中山何以成为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领军人物呢？请看如下事实：
清朝末年，危机四伏，大江南北燃起推翻清朝的烽火。正当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的维新变法遭到残酷镇压之时，孙中山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他“上书李鸿章失败之后，自认改革之路化成泡影，毅然决定甘冒杀头危险，领头革命”，并在檀香山建立第一个“振兴中华、维护国体”的革命组织兴中会，且向中外昭示兴中会的政纲：“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实事求是地说，孙中山不仅在清朝末年第一个建立推翻帝制的革命组织——兴中会，而且还是提出走向共和政纲的第一人。因此，他无可争议地站在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制高点上。
随着八国联军在北京血腥的屠杀，同胞的热血擦亮了先知先觉们的眼睛，各种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影响较大的有湖南的华兴会、浙江的光复会、安徽的岳王会等。待到《苏报案》发生之后章太炎、邹容等被捕，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发动长沙起义失败逃到日本之后，中国革命又陷入迷茫时期。
恰在这时，孙中山来到了日本，迅速把这些革命的迷茫者集聚一起，发起成立统一的革命组织“同盟会”，提出十六字政纲：“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接着，他又提出三民主义，并写进“同盟会”时期的《建国方略》。这时的孙中山是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
孙中山一生发动过十次反清起义，除去镇南关起义以外均未亲临战场指挥，这是因为清朝政府对孙中山死令通缉不准回国造成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每次起义的思想灵魂和具体部署都是孙中山的。起义所需的经费、军火以及失败后的善后款项，也全都是孙中山向海外爱国华侨募集的。广州起义失败之后，黄兴等面对反动统治阶级的疯狂屠杀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身在海外的孙中山很快擦干悲愤的泪水，向爱国华侨募集到掩埋七十二烈士以及善后所必需的经费。同时，他非常乐观地向处于革命低潮的同志们指出：失败是成功的种子，推翻反动、腐朽的清政府的日子不远了！实践证明，不到半年时间，埋葬清朝的武昌起义爆发了。这说明，孙中山有着超越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家的政治预见。
如果再联系就任临时大总统、设立防范袁世凯复辟的《临时约法》、二次革命、组建中华革命党等，可以充分证明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真正的主要领导者。
3、浓墨重彩地塑造孙中山革命家的形象
就艺术创作规律而言，一部作品写得是否成功，关键要看其主人公塑造的是否完美。因此，孙中山作为电视剧《辛亥革命》的当然主角，我必须倾其全力且浓墨重彩地塑造好孙中山革命家的光辉形象。
孙中山是一位大爱无疆的革命家。用一位艺术家的话说，孙中山先生无疆的大爱含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爱江山，再是爱美人。从广义上讲，所谓爱江山，是指爱伟大的祖国；所谓爱美人，是泛指爱不屈的同胞。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种无疆的大爱又是密不可分的。细心回顾以往同类题材的许多作品，要么是把孙中山当作一个符号，图解辛亥革命中的战例或事件，要么有意贬低或歪曲孙中山先生的形象。前者是违背艺术创作规律，后者则是用心不良。我认为，作为艺术创作，除却正确的写出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外，还必须从鲜活的细节入手，才能真正写出孙中山有血有肉、大爱无疆的革命者的形象。
孙中山出生在翠亨村一个农民家庭，跟着兄长孙眉在檀香山茂宜岛长大。他受过完整的美式教育，在当时名气很大，收入颇丰。当他看到苦难的祖国被西方列强瓜分的悲惨现实，遂毅然投身革命，变卖医院充作革命的经费。随着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革命深入发展，孙中山又动员兄长孙眉卖掉茂宜岛的农场，无偿地捐献给革命事业。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以后，兄长孙眉希望弟弟孙中山把广东都督一职交给他当。孙中山听后十分痛苦，严厉地批评兄长孙眉这种封建世袭、分封的思想。兄弟二人发生激烈争吵过后，孙中山说了这样一段史有所记的话：“在家事上你是我兄长，应该听你的。在国事上我是总统，你听我的。”接着，他拿出一幅“天下为公”的字轴送给兄长孙眉，希望他能真正做到“天下为公”。
这时，昔日的战友、盟弟章太炎业已站在他的对立面，公然宣布退出同盟会，不遗余力地撰文批评南京政府。可是时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依然提名章太炎为教育总长。在提名被否决之后，他还是任命章太炎为枢密院顾问。在他看来，章太炎不仅曾是战友，而且在历史上对革命是有过大功的人，应当给予肯定。
两相对照，可知孙中山的无疆大爱是有着特定内涵的，那就是爱江山是第一位的。如果再看看历朝历代的皇亲国戚争权夺利，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进而危害国家，就越发地感到孙中山的精神品格是何等高尚啊！
孙中山在领导辛亥革命的全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向海外华侨募集革命所需的经费。在“国内人民流血，海外侨胞捐钱”的号召下，筹募到了数十万美元。令人震愕的是，他竟然把每一笔捐款以及用项写得清清楚楚，没有一文钱落入私囊。他还经常把自己的钱拿出来一解燃眉之急。就是被同志们误会了，他也从不解释。这是何等宽广的胸怀！为此，我有意把这些生动的情节放到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下去展现，越发地增加了全剧的艺术感染力。
为了真实地再现孙中山的情感生活——或曰大爱无疆的爱美人，我选择了与孙中山有关系的三位女性：一是元配夫人卢慕贞，再是忠诚的战友陈翠芬，三是革命伴侣宋庆龄。虽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最难写的是领袖们的爱情生活，一度被剧作家视为禁区，经常是避开不写。我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在写电视剧《辛亥革命》中敢于闯爱情的禁区。应当说这三位不同的女性——尤其是陈翠芬的形象塑造得比较成功，为观众所喜爱。
4、写好黄兴等革命家的众生相
辛亥革命是一场非常特殊的革命，从发动到发展，其核心成员、基本队伍都是清末民初那个时代的精英，他们每一个人也必然会在这场革命大潮中得到洗礼。请看：
黄兴自始至终都是辛亥革命的指挥者，他的忍辱负重的高尚品德为战友称道，同时也弥补了孙中山性格上的不足，对团结大多数同志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孙、黄二人终因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道不同，不相为谋”等原因分手了，这对时处艰危的革命是个重大的损失，他们二人对此也是非常痛苦的。就要分手了，孙中山给黄兴送来一幅对联：“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若来时要共尝。”他们二人看着这幅对联许久难语，最后淌下了感情的热泪，并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宋教仁是一介固执的革命书生，同时又是一位“议会迷”。因此，免不了和孙中山的意见相左。可是当宋教仁为其迷信的议会道路付出生命的时候，孙中山送了一幅挽联，高度地评价宋教仁的历史功勋：“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再如章太炎，他早期不仅与孙中山结为金兰之好，而且还写出轰动一时的《驳康有为书》。由于他性格的原因，经常站在对立面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作为编剧，我不仅要写出章氏特立独行的性格，还要写出国学大师的风采。比如他被袁世凯软禁在京城，依然是在墙上提诗骂袁：“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谁道江南徐骑省，不容卧榻有人鼾。”
为革命捐躯的方声洞、林觉民等先烈们都是二十几岁的留学生，他们为了革命的理想和信仰，心甘情愿地献出宝贵的青春。为此，我要用艺术之笔为他们树立一座革命的丰碑！
至于被后人引为文化大师的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人，我只能以敬畏之心评价他们的历史功过。这既是电视剧《辛亥革命》绕不过去的难题，同时也是这部电视剧的一大特色。
自然，对叛变革命的刘师培、孙毓筠等给予严肃的鞭笞。对胡瑛、李夑和等革命者变成筹安会六君子，支持袁世凯复辟、称帝，就少许给些批评的笔墨。
5、重笔写好袁世凯的艺术形象
袁世凯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不可或缺的历史人物。他不仅几度左右清末民初的历史进程，而且他的身上还积纳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治国之道——或曰倡行数千年的权谋文化。因此，写好袁世凯的艺术形象同样有着很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历经深思熟虑，我决定从顺势而为——静观待变——借势而上——造势抢权四个方面着笔完成袁世凯艺术形象的塑造。我的本意是：希望今天的观众从中悟出更深层次的治国道理来。
当年，司马迁讲到《史记》的创作时说，他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积30年之写作经验和教训，时刻在参悟太史公的思想胆识，感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创作，最难的是打通历史和今天的时空，让今天的观众从感知历史的真谛中进而解读现实。换言之，剧作家必须把历史当作逝去的桥墎，把现实当作今日的桥墎，在空中架起一座穿越时空的精神大桥，艺术地完成历史和现实的沟通。好在电视剧《辛亥革命》播出之后，各界人士对此都发表了高见，我就不再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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