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孙中山等人所推动的辛亥革命，还是毛泽东等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在中华民族处在民族危亡的最紧急关头开始的，都是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而茅于轼等人不顾廉耻，不择手段地妄图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历史，否定中国人民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甚至就连“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也要一同否定掉然，然而中华民族用鲜血、特别是用中国社会底层人民大众的鲜血写就的历史，又岂能为谎言加无耻所颠覆？

联想一下邱会作回忆录中所说，在庐山会议之前酝酿的四届人大会议上，新成立的政府中，林彪是国家副主席，黄永胜是副总理，吴法宪将会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作鹏和邱会作也会在政府系统担任职务。这样的格局是什么样的格局，难道不是一个军人政府么？如果他们成功了结果会是什么。而这正是毛主席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他们都说，毛主席对军队的控制是始终不忘的，是绝对的，但他们没有提到，如果他们政治上的对手不存在了，毛主席是什么，泥菩萨？让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的敏感，恰恰显示出毛主席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本能，知道什么原则是不可触动的，什么结果是必须防止的。

没有人民，不会有共和国，也不会有中华民族。我们会怀念那些在漫长征途中用自己的奋斗和生命为我们试验了每一条道路的前辈先烈，也会宽容他们出于公心而犯下的失误与过错。但我们深知，历史前进的步伐不会后退，任何对过去的怀念仅仅只应是感情而不是理智的选择，在他们一代代前行的足迹上找到正确方向的我们，没有理由去哀悼那些逝去的贵族和老爷们津津乐道平民百姓却苦不堪言的生活，而应该用我们自己的双脚去走出我们自己的道路，因为我们，就是人民。

对毛泽东的了解越多，对毛时代与现代社会的认识越深，越无法不崇敬这位革命领袖，革命导师。80年代以来，一直有人不断向毛泽东泼污水，很多谣言影响很坏。真正了解毛泽东，能还原历史真相的人，是从那个时代走过，与新中国一起经历风风雨雨的人，尤其是主席身边工作过的人。基于这样的意识，我们寻找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有幸采访到了中南海文工队的吴凤君女士。她说：“你们要尽量淡化我的个人经历，我就是一平凡普通的老人，也没做多么了不起的事，你们讲我的要少一点，多写写主席。现在老了，我担心一直不说，以后脑袋不清醒就没法说了，要是哪天死了那就更没人知道了。事实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只想告诉大家真实的历史，还原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内政外交相当困难，国内刚刚度过经济困难时期，人民温饱不足，形式上的思想统一难掩政策上的分歧，“文革”风暴已在酝酿之中；国际上，中国被美苏孤立，毛泽东形容“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不是说弱国无外交吗？中国是怎么以弱国身份，毛泽东是怎么以英雄暮年，竟然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纵横捭阖，在困境中做到这一切的呢？40年前，不可一世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能够为了战略利益，要里子不要面子，放下身段，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到菊香书屋，与毛泽东会晤。君不见，正是在那之后，一时间西方各国的“冠盖使，纷驰骛”，穿梭也似地访问北京，纷纷与中国建交，成为20世纪外交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中国为何能以一弱对两强，做到这一切，答案主要是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和实践……

毛泽东关于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又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中国新鲜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通过中国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在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同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或管理者，其中有重大贡献的人还被选为各级政府乃至国家机关的领导人，如上海的荣毅仁，先后任副市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家副主席等职务。这在中国历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

在针对国内外如何评价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看待国共两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贡献时，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人民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主力军，中国抗日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坚力量……习近平同志最近也强调，领导干部要学习历史，要注重学习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深入了解我们伟大祖国经历的刻骨铭心的磨难、我们伟大民族进行的感天动地的奋斗、我们伟大人民创造的彪炳史册的伟业。

1959年至1960年毛主席先后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和批注，是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探索。结合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结合1959年以后的实践和现实的情况进行检验，看毛主席那时讲的这一套，哪些讲得对，哪些讲错了，哪些站得住，哪些站不住，给我们揭示了哪些问题，提供了哪些见解，可以给我们启示，值得长期思索、考虑，实践、探索。

七十年代是六十年代的延续，是在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结束、中共九大胜利召开的大背景下开始的。看着九大主席台上赫然坐着陈永贵、王进喜、孙玉国等代表人物，工人农民心里想的估计和精英们会有很大差距；李凌先生说，“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这话很经典，但他只是说出了一种趋向。如果我说七十年代是两种思想的激烈搏斗，大概也很少有人反对。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同斯诺谈话中就说：“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

历史人物能否成为历史英雄，不要看社会地位，要看对后世的影响。所作所为有利于国家崛起、强大、统一、人民幸福安康，则是英雄。如导致衰败、分裂、腐败、内乱、阶级分化、外辱，则无论有什么说辞，未来的现实都将给出恰当的评判。实践检验真理，在这里也适用。而在历史上，强大的中国有过几次大衰败。究其原因，概源于数十年不动摇。秦始皇以法治国，霸道严苛，有虎狼之威，久了，人民与诸侯一起造反，二世而亡。唐王朝依仗藩镇，百余年不动摇。结果藩镇坐大造反。宋徽宗，书画俱佳，以文治国，莺歌燕舞，绥靖政策，投降主义，久了，自己也变成俘虏了。乾隆帝，好大喜功，奢侈浪费，久了，国库空虚，落后挨打。百年兴衰且如此，何况几个应景应时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