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９６８年7月2１日，在全国山河一片红，全国人民喜迎党的“九大”胜利召开的新形势下，毛主席站在社会历史的制高点上，发出了高教改革的重要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和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毛主席的这一光辉指示，如春风，似雨露，滋养和吹开了植根于社会主义土壤中的教育革命的新芽，“七·一二”工人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以及经过洗礼改进后的各类社会主义新型大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一批批来自农村、厂矿、部队的工农兵学员，迎着灿烂的阳光，肩负党和人民的希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继续革命的新战场，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何方同志的《一定要解决好民主化问题》一文开头便说：“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开始的1942年说过，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两个生动活泼时期，一个是五四运动到大革命，一个是遵义会议到现在。”、“第一个时期的总书记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第二个时期的总书记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张闻天。”，并把二人说成“尽最大力气发扬党内民主”。陈独秀、张闻天真的是“最大力气发扬党内民主”吗？还是何方想说明的是毛泽东破坏了党内民主？实际上毛泽东不但是指出和使用“党内民主”一词的第一人，更是党内民主始终如一的践行者。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就热情赞扬的农民运动，而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固执己见，不愿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说工农运动是“过火”、“妨碍统一战线”。毛泽东经过32天的考察，写下那篇著名的《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称赞农民运动“好的很”对陈独秀的错误意见进行抵制……
 

苏联的演变和解体是从否定斯大林来扰乱和瓦解苏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西方资产阶级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大规模地搞思想文化渗透。戈尔巴乔夫之流与之相互策应，全盘否定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全盘否定苏联的历史，谴责苏联建立的是“极权官僚主义制度”，是“兵营式的共产主义模式”，要予以“摧毁”﹑“打碎”，“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同“万恶的过去”“彻底决裂”，提出要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就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瓦解了党的凝聚力，也为敌对势力逼共产党下台、夺权改制提供了口实和条件。否定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否定党的领袖和党的实际活动，就是把自己摆到了接受审判的被告席上，必然会毁掉共产党赖以生存发展的思想理论基础和社会政治基础而垮台。苏共亡党亡国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社会主义社会演变﹑复辟﹑倒退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图景，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有了一个真实的感受和全新的认识，特别是对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在基本上改造了﹑消灭了历史上的即来自旧社会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之后，在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里是如何重新产生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里的资产阶级是如何产生﹑形成﹑发展壮大，直至重新夺取政权的，由此建立起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整套的新的思想理论。

近些年来，作为共产党员、退休军人的宋科，以辛子陵的笔名在《炎黄春秋》一类的刊物、网站和某些沙龙式的讲座上，在所谓“救党”的名义下，发表了大量言论，毫无顾忌地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要求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道路。从他的言论中明显地看到此人的思想轨迹：从攻击、抹黑党的领袖入手，继而否定党的历史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再到从根本上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全面颠覆党的理论基础。为此，他不惜夸大事实，伪造历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其用词之尖刻、阴毒，达到了令人难以复述的地步。对于这位还顶着共产党员招牌的人来说，如此践踏自己的入党誓言，背弃党的纲领和章程，违反国家宪法的行为，是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某个人的罪孽，而是深刻地反映了一种历史现象：是在社会主义低潮情况下要另找出路的一种社会思潮，是表达了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始终存在着的逆向发展的要求……

为什么五千年传统文化和百年革命文化可以共同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核心资源？因为二者在精神内核上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反对惨无人道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革命实践中诞生的，它的价值目标是全人类共同拥有天下的资源，共同创造并享用社会财富，实现最大的平等和公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在这里，中国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是天下为公，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从夏商周三代以及更远的原始社会的状态，描述出一个大同社会，用这个理念来指导中国社会的运行，同时也用这个理念来影响中国社会控制集团的行为选择，要求他们遵守礼制，克制贪欲，不要过分剥削与掠夺。这与马克思主义的主旨天然相通。如果我们对历史上这两种否定中国主流文化的思潮缺乏认识，就会卡在“文化瓶颈”中无法脱颖而出，在文化交流上就会一直处于被动地位，文化认同上就会遭遇混乱和危机。只有伴随着这些命题的研究和澄清，以“两个回归”纠正历史原因造成的偏颇思想，我们的民族复兴与和平崛起才是有保障的。

黄万里先生出名不是因为什么伟大的学问，也不是因为什么具体的伟业，主要是两点，一是因为他是毛泽东钦点的右派，因为毛泽东而出名；二是因为反对了三门峡水库工程，后来又反对了三峡水库工程。黄万里一生因江河——具体是反对大江大河建大坝——而得“江河万里”之美名，美名将随历史而被湮灭，然而，那些为我国水利发展做出实际贡献的有名、无名的英雄的伟业，将不会被历史淹没，我国的万里江河，长江也好，黄河也好，吞古纳今，延绵万里，无论怎样程度上正遭受大坝的创伤，都将带着这些英雄们的伟业，承载着中华文明走向未来。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我们的事业就会前进，就会取得胜利，反之，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这是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提供的一条根本性经验。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统一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蕴含着在这方面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历史启示，所以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而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关键是要把我们的思想方法搞对头；第二，必须把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为指导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紧密地结合起来。第三，必须把调查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中间环节和桥梁。这三点实际上构成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内涵，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题中之义。

改革开放时期，由于资改派们对大跃进作了不适当的批判，将查找大跃进工作方法的错误片面扩大到对人们工作热情的否定，并将纠正正常工作中的失误这样的“对事”上升为追究毛泽东等人左倾错误责任的“对人”，使得大跃进批判偏离了原来的预定航线，不再是总结经验的反思活动，而不断演变为清算毛泽东“左倾错误”的情绪发泄与人身攻击。那么，是否大跃进的责任都归于毛泽东？当年毛泽东主动承担失败的责任，原因就在于像大跃进这么影响深远的运动，只能是共产党的政党集体行为，是党中央集体决策、推动并实施的。这个责任，特别是领导责任只能由党来集体承担，因为毛泽东是党的领导人，因此代表党主动承担了这个责任。当后来人们再重新评价这个运动时，有谁能想得到这个运动还是一个政党的集体行为，想到这个责任应当由它的负责人来承担呢？

毛泽东逝世15年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揭开了他一生“两件事”的内涵深意。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恩格斯从哲学高度拎出“两大发现”的武器，让人去认识社会，改造世界；毛泽东从革命与实践的角度将无产阶级革命归结为“两件事”，即“夺取政权”与“保卫政权”。旨在告诉后人，革命武装夺取政权之后，仅用武装来保卫政权是不够的，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在于消灭剥削，不仅要革剥削阶级的命，还要通过“斗私批修”的自我革命，在思想文化上筑起“反修防修”的长城。这是无产阶级的性质决定的。毛泽东把这种自我革命定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通过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思想革命（灵魂革命）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所以将一生定为“打蒋”与“文革”两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