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知道黄万里的名字是上世纪80年代，官方对毛泽东搞“实事求是”“盖棺定论”最热闹的时候。那时候，批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包括大跃进和WG,，其中就有三门峡水库的决策错误，说当时有黄万里坚决反对，但反对无效，三门峡水库还是动工了，建成后，问题重重。后来，还知道黄万里原来是黄炎培的儿子，因为对三门峡水库项目持反对意见，还在1957年所谓毛泽东“引蛇出洞”的时候，写过“静悄悄，微言绝”这样的辞句，终被打成右派。
那时候，对这样的简单逻辑关联，是深信不疑的，对三门峡水库决策中的不民主也是深信不疑的，黄万里和其他如马寅初这样的被人为拔高的知识分子一样，在我的心里也成了完美知识分子的象征。再后来，随着自己年龄的增大，阅历的丰富，拥有的资料的增多，尤其是对现实里“政治”二字理解加深，黄万里的高大形象开始模糊。2002年《读书》8月号，开篇即是一曲黄万里的颂歌：《江河万里》。老调重弹，批反右，批大跃进，批毛，赞黄万里才气诗情，铮铮傲骨。那年，我读到的时候，就很有些反感了。
最近在网上读到原载于2009年《读书》10，11月号上的一篇文章(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2/214140.html)是前水利部长钱正英谈关于我国60年水利建设的。其中也谈到了这个三门峡水库的决策过程。采访钱正英的人，显然是带着历史的刻板观念去发问的：
『马:三门峡是不是“大跃进”的问题?
钱:不是。相反，三门峡是迷信外国，缺乏自主创新的问题。
马：在三门峡问题里面是不是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一个是科学问题，一个是民主问题。
钱： 我认为主要是科学问题，三门峡工程经“人大”讨论通过，不能说不民主。多数人，包括我们这些人，是一个知识水平的问题。三门峡的经验和教训都很大。解决三门峡问题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我们从此扔掉了洋拐棍，开始独立思考。』
钱正英在WG中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几十年后，不满情绪还带到了这篇文字里，表现在她对毛泽东和对帮助过她的周恩来，李先念，李葆存等人的决然不同的态度上。这里，她也不是要为大跃进或者毛泽东辩护，大概只是本着一点点科学的精神，同时也是为了表述自己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伟大功绩，就不自觉的揭示了一点点历史真相：三门峡抉择不是民主问题，不是大跃进的问题，不是独X裁X专X制的问题，而是个纯科学技术问题。
这个并非不民主的问题，不只表现在“人大”通过这样的“程序正义”上，还表现在有众多知识分子参与论证的实质内容上。据上文提到的2002年《读书》8月号上《江河万里》一文说：“在有七十多名专家参加的三门峡工程设计方案讨论会上，黄万里孤身一人力排众议，反对大坝上马。 黄万里先生回忆道：‘当时有一位青年技术员，叫温善章，他反对修高坝，主张修低坝。人微言轻，又跟苏联专家的设计唱反调。当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段文字，传递的信息就更丰富了：第一，尊重科学。当时苏联的科学不知高出我们几多，所以，尊重科学的具体表现，自然是要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这就好比，在水利问题上，要尊重黄万里，而不是我右而左，而在我的专业领域，就该是黄万里尊重右而左，不是我右而左尊重黄万里一样。第二，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这是后面的年代的自我标榜的治国方略之一，也是后来人诋毁前面的年代最重要的武器之一。但是这是多么站不住脚，这里清楚的表明，在我们的技术落后的时候，在遭受西方集团封锁的时候，我们开放，很大程度上，只能是对苏东集团开放，我们做到了，我们引进技术，也只能是从先进的苏联去引进，我们也做到了，我们不是合计总共有157个苏联援建项目吗?第三，民主原则。在70多个专家里，只有一个黄万里反对。民主原则就是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如果只尊重孤家寡人黄万里的意见，那不成了反民主，搞独X裁X专X制了吗?
钱正英上述的回忆，其实还值得放在“中苏关系破裂”的历史事态中，做进一步发掘。她说，解决三门峡问题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我们此次扔掉了洋拐棍，开始独立思考。就是说，毛泽东当年要和赫鲁晓夫翻脸，除了政治因素，应该是还含有这些具体的技术援助的失败因素在内。我们照搬他们的技术，搞出的三门峡水库，3年后竣工，是如此一个问题重重的东西;我们1955-1957独创“三大改造”，搞自己的一套社会主义，包括后来的大跃进，都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没有跟从他们的指挥棒，他们一直就不满。这些正反的经验都决定我们不能只凭意识形态同源性，就放弃主权原则。服从了苏联的修正主义化帝国主义化了的意识形态，最终必然要成为其附庸(这也从今天我们基本接受了美国的意识形态之后出现的后果中得到证明)。毛泽东主持九评苏联，可不是和赫鲁晓夫争意识形态的闲气，他根本的目标是真正独立的国家主权。如果一切听了赫鲁晓夫的，就等于中国做了苏联的附庸。几十年革命，就是要完成民族真正的独立。从一群帝国主义铁蹄下解放出来，投入到一个社会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去遭受践踏蹂躏，这绝不是中国革命的目标。所以，毛泽东就那么旗帜鲜明的和赫鲁晓夫展开，以意识形态为形式，以主权为实质内容的所谓“闲气”之争!老人家这种战略眼光，那里是后来治国者能认清的，要不就是他们恶意的故意诬蔑。50年代初抗美援朝来武的，得罪了西方集团，60年代初意识形态来文的，得罪了苏联。国家大门就这样从外边被彻底封锁了。这种为民族独立为国家主权独立的“文攻武卫”，被后来人诬蔑为闭关锁国。
言归正传。钱正英是水利专家，又是水利部长，又是个女士，我记得在我当年进到北京的时候，听得最多的名字之一就是钱正英的名字。70年代初，老家家家户户都有了有线广播，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叫“天气预报和水位公报”(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每天中午12点半播出。父亲是生产队长，天天最关注的就是这个节目，因为他要组织生产的。70年代初，我半大不小，只要在家，就天天中午跟着父亲听这个节目，天气预报听的懂，而水位公报，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现在播报长江航道渠水位公报”，“……汉口，汉口， 13.28米，13.28米……”(此处数字为假设，不可能记得当时的数字)。水位公报要从长江航道渠的起点一直报到入海的地方，每个地名和水位都要重复报出，时间很长。我当时地理知识不够，普通话也不好，所以，许多的地名，听了很多遍，也还是不知所云。老家湖北，离长江只有几十公里。儿时，总是听父母讲到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水淹到家门口。大概就是这个惨烈的灾害记忆，我父亲对天气预报和水位公报，重视到了迷信的程度。也正因为父亲的原因，我对于水灾和水利建设，尤其留意。80年代钱正英的名字，对于我特别的记忆深刻，就是有这样的历史背景。
钱正英1988年从部长位置下来，去政协就虚职，意味着毛泽东水利时代的余音不再。那时候她这样级别的干部退休好像还没有现在的年龄杠杆刚性限制，所以她的名字的消失，我曾感到过突然。看了她这个谈话，才知道其中还是很有隐情的，毛泽东批评过她，她不怎么感冒毛泽东，可是新时代的人，好像也和她和谐不起来：
『钱：如果说“文革”前后是水利的一个高潮的话，那么到八十年代初期水利又进入一个低潮。
马：这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为什么水利反而进入一个低潮了呢?
钱：“文革”后，一些部门埋怨水利花钱多了，埋怨水利是无底洞。地方上有些省份也有意见，批评我们在冀、鲁、豫花的钱太多。……
马:当时社会上以至政府内部,都对水利有怀疑的声音,个别中央领导人似乎也对水利有些看法?
钱:对,当时中央个别领导人反对修水利，认为是“左”的产物……一九七九年有的同志给中央写了一篇报告,说水利是“左”的产物……八十年代有几年，每年都要发“一号文件”。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是杜润生，有一次他一个人给领导同志去汇报工作，回来后把一个笔记本给我，我翻开他的笔记一看，把水利说得一无是处，如果这样下去，根本不必搞水利了……，:所以,在八十年代国民经济的调整过程中，水利又一次下马，水利资金被大大削减，中央划拨到各省的农田水利资金很多都挪到别的方面去了。』
从以上话语里，我们看到1979年后，钱正英的官场失意，也看到了中国水利事业遭受的挫折。1979年之后，与毛泽东专X制X独X裁相反的“民主气氛”，在小平同志的带头之下，已经形成了，并因此开始了一个“不换思想就换人”的时代。因此，这里“个别领导人”的含义，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它代表的还是集体。今天的水旱灾害肆虐，和这个拨乱“反左”，消除水利建设上的“左害”，有无必然联系呢?无论回答是还是否，都是要冒很高的政治风险的，所以，我估计主流知识分子和官场的人，一般是不会正面回答的。
或许最好的回答还是来自历史。
『钱正英: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以前的一百年，国势极度衰落。从江河格局来讲，一八五五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以后,黄河由夺淮入海改从利津单独入海，黄河南北的淮河和海河都摆脱了历史上被黄河夺走出路的干扰，但原有的水系已被破坏。一八六○年和一八七○年长江大水，向洞庭湖冲开了藕池口和松滋口两个大口子，形成了四口入洞庭湖的局面，江汉平原灾害有所缓解，但洞庭湖淤积、围垦、防洪压力越来越严重。长江、黄河在一百年中格局有了这么大的变化，照说水利应该相应地跟上, 但是那个时候水利建设基本上停滞，水旱灾害频繁。从二十世纪数过来，一九一五年珠江大水,淹了广州，一九二○年北方大旱;一九二一年江淮大水，一九二八年华北、西北、西南大旱;一九二九年黄河流域大旱;一九三一年江淮大水,淹了武汉,南京也淹了半个城;一九三三年黄河大水,黄河两岸都决了口;一九三五年, 黄河南岸再次决口,同时汉江和洞庭湖的澧水发生大水灾;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挖开花园口;一九三九年海河大水,淹了天津; 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华北大旱, 广东也大旱。连年的水旱灾害，每次受灾人口都达千百万。可以说，严重的水旱灾害,已经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基础』。
从钱正英这段总览看，我们不看远的，单看“20世纪数过来”，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数十年里，短则一两年，两三年，长则三五年，七八年就有一次特大水患，其间是旱灾。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仅隔8个月龙王爷就给新中国一个下马威：1950年的6月底7月初，淮河流域连续降雨，淮堤决口，酿成大灾。 7月20日 ，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淮河大水受灾情况的电报送达毛泽东。
毛泽东在审阅时后当即批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问题。”
“左害”从此发端。
8月5日 ，中共安徽省委关于淮北遭受洪灾情况的报告的机要急件送到了毛泽东手中，电报中说：“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来所未有。淮北20个县、淮南沿岸7个县均受淹……其中不少是全村沉没。由于水势凶猛，群众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489人，受灾人口共990余万，约占皖北人口之半……，由于这些原因，干群均极悲观，灾民遇到干部多抱头大哭……”
史载，毛泽东阅读这封电报时难过地落了眼泪。随后责成周恩来着手治淮准备。9月政务院出台《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1951年5月，毛泽东还亲自到淮河视察，并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指示。此后至1957年，我国对历史上水患频繁的淮河进行全流域，多目标的治理，取得根治淮河第一步成就。(以上参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和其他有关文献)。
后人看到的是结果，历史也只记载着伟人们的言行，那些具体的组织者，领导者，协调者，退到了历史的深处，不见了踪影。他们是如何把“千百万小农们”组织起来，完成这个任务，当时有怎样的恢宏的场面，我们不得而知。大约3年前，我曾在大院里散步，遇到同院一位90多岁的高龄老人，得知他当年参与过治淮报道，不觉肃然起敬。老人耳朵背了，说话口齿不清，在谈到过这段历史，老人还是那么激动，当我说到现在还有人指责毛主席，要否定毛主席的时候，老人家以为是我自己说毛主席的坏话，挥动拐杖，就朝我砸来。于此，我更相信了纸上写满了关于毛泽东的谎言。
同样的老百姓，同样的水患。蒋介石政府走了，毛泽东政府来了。水患就被老百姓基本降伏了。当今天的人们，空洞的喊着民主自由，而诅咒着这些降龙伏虎的伟人们的时候，不知道他们是否只是完全因为无知。他们的目光，更需要去凝视历史在深处的跳动。
治淮只是新中国水利建设的发端， 1957年治淮取得第一阶段决定性胜利，此时国家对手工业、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史称“三大改造”)，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958年“大跃进”因势而出，水利建设也融进了历史的大潮。
『 马：建国初期兴修水利的热情高涨，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就发展到了高潮。
钱:：但是这种高潮有些离谱了。典型的指导思想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出现了许多“左”的提法和做法。在水利上比较有名的就是“三主”方针,即“以蓄水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群众自办为主”，简称“蓄、小、群”。与之对立的是“排、大、国”。说“蓄、小、群”是“无产阶级的路线”,“排、大、国”是“资产阶级专家的路线”。
……
马: 有个问题要向您请教。如何评价“大跃进”期间的大修水利?至今仍然对这个问题有争论，有的全盘否定，有的则完全肯定。
钱:：“大跃进”对有些地区危害很大，但也推动了山区的水利建设，在山区，以蓄为主，修建水库，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一些中小型地方办的水库，基本上都是那时搞的,许多水库至今还在发挥作用。但是，那时的许多水利工程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质量问题。以后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改进、加固，还是起了很好的作用。』 ..
这里钱正英是不是为了政治正确性，牵强附会，不好置评。我理解钱正英必须保持固有的政治矜持，“但是”一番总比彻底否定来得客观和尊重历史一些。一场数亿人口参与的没有先例的伟大创举，且是面对大自然作战，不出现差错，是不可能的。上帝制造出人来，却把贪婪和编织谎言赋予在人性之中，难道不是一种差错吗?历史的教训需要总结，.如果在当时的氛围之下，这个总结不能做得很好，那么几十年后的治国安邦者，是不该以政治偏见而拒绝面对当年的历史成就和任何可借鉴的合理的政策和策略的。当时的工业基础薄弱，不可能造出三峡这样的大坝，但三峡也还是“蓄”的思路，结合现在“小”和“群”的不再，今天一句“蓄小群”是“左”，代表了当时的错误路线，就可以真的完成历史的总结吗?历史不应该被掩埋，更不容诋毁，否则就是对历史的反动，更是对那些付出了汗水和鲜血、无论局部是对还是错的一切普通的历史创造者的背叛。
两年前，我和一位浙江台州的企业家闲聊，说起黄岩古镇，在明朝就已经是响当当的，顺着话题就谈到台州的发展，就谈到了长潭水库。他说，老书记(当时没有记住名字，刚才网上查了一下，应该是吴书福)过世，台州老百姓自发十里相送，理由只有一个：他1958-1960年带领了黄岩人民修建了长潭水库，这个水库至今还担负着椒江、路桥、黄岩、温岭和玉环五个县市的生活用水，号称台州的大水缸，同时，对台州的工农业生产也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作用。我曾去台州几次，没有时间参观该水库，实在遗憾。这位企业家最感概的是，这么大的长潭水库工程，在当时的条件下，怎么建得那么好。
长潭水库(详见 http://baike.baidu.com/view/1761609.htm)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 正式开工修建。一九六O年 二月二十一日 ，大坝合拢。一九六O年三月上旬，水库大坝建成。以黄海高程计算，坝顶高程43米，坝底高程7.5米，坝实高35.5米，防浪墙高1.2米，坝顶长 506米，坝底长333米，坝底宽293米，顶宽6米，用粘土砂砾石填筑，但基础系砂卵石覆盖层，最大厚度43米。水库设计正常蓄水位36米，相应库容4.60亿立米，蓄水面积35.5平方公里，总库容6.94亿立米，电站最大工作水头30米，最小工作水头21.3米，设计水头35.2米，库内集雨面积441.3平方公里。
总投资2507.92万元(不包括黄岩县负责的移民费用和淹没的28000多亩耕地赔偿费)，其中枢纽工程投资1105.55万元， 电厂659.05万元，灌区469.44万元，全部由国家投资。水库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动工兴建到一九六七年竣工， 共投放 850万工日，完成土方374万立方米，石方6 1万立方米 。
在水库工程施工期间，正遇国家困难时期，工地施工条件极差，施工经验缺乏，民工生活困苦，但工地上出现了“十八勇士”、 “一百零八将”、 “铁姑娘队”等先进集体和个人，他们多次抗洪抢险，水下作业等，在施工中有26名民工因工死亡，如工地抽水机组长张桂行，牺牲时是年仅2 1岁的共青团员，有28名民工因工伤或积劳成疾急病而死;还有62名民工因工致伤致残。他们为长潭水库建设作出的贡献，永留史册。
动员：全民大动员，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民工编制：以人民公社(相当于区)为单位成立民工团， 以生产大队(相当于乡)为单位成立民工营，以原高级社为单位成立民工连。每团人数1000至 1500人，每营300至500人，每连100至120人。
民工条件：年龄在18～50岁之间，身强力壮，青年妇女可占20%。地、富、反不许参加。
干部配备：各民工团设政委、正副团长、文书、通讯员各一人;每营设教导员、正副营长、文书、司务长、文化教员各一人;每连设指导员和正副连长各一人，并配文书和记工员各一人，每排设正副排长各一人，每班设班长一人。为了加强对民工的政治思想教育，保证工程质量，规定营以上干部必须配备脱产的党员干部担任。
民工工具：由于水电站工程巨大，需用物资项目数量繁多，而市场及国家供应又不能充分满足，因此要求小型工具一律自带。山区、半山区(宁溪、乌岩、头陀三区)每三人带铢锄二把，每人带锘锄一把，每三人带钉耙、锄头各一把，每人带担箕一担，扁担、担勾一副;平原地区每二人带钉耙一把，每三人带锄头一把，每五人带铢锄一把，每人带担箕一担，扁担、担勾一副。所带物资因工损坏，由工地负责修理。因小雨不停工，每人须带雨具一副。
民工生活安排 ：民工生活方面必须带足一切炊事有关用具，配齐炊事人员(以3%左右为宜)，以连队为单位开伙，每人应带一个月的口粮、菜金(4元左右)，由于山区无法大量供应蔬菜，各区应尽量发动民工自带菜蔬。被服、 草席、垫铺稻草等日用品必须全部带齐。连以上干部及炊事员于九月二十九日报到，以便划分工区，安排民工住宿及生活等问题。
我在这里掀开的只是整个“大跃进”时代，无足挂齿的一页。它是当时“小”和“群”的一个，不管当时用了怎样的意识形态语言，来坚持工程立项和建造，但现在看来代表的绝不是“左”的错误。其特别的逻辑意义，不仅在于此，更在于它足可以推翻“饿死3千万”的谎言。
“大跃进”之后因为自然灾害的连发(上文提到我老家离长江几十公里，大水也淹到了家门口)，加上一些地区干部的胡作非为，如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造成的恶果显现出来，局部地区饿死一些人，应该是可信的(我记得几岁的时候，还看到过河南信阳的妇女到我的老家要饭，显然是因为那时信阳当时饥荒还没有完全消除)。但是，“饿死3千万”，无疑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谎言。就说长潭水库这个工程，总耗时长达5-6年的时间，跨越了整个的所谓“饿死3千万”的饥荒年代，大坝合拢还是在饥饿高峰的1960年。我相信——虽然我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同期全国在长潭水库先后开工、先后竣工的类似工程是不计其数的。如果“饿死3千万”成立，那么，完成无数个这样的工程的民工从何而来?如果这些民工最基本的食物都无法保证，他们又怎么可能完成这样的工程量?如果“饿死3千万”的悲剧确实发生，那么可以肯定，在“大跃进”中开工，延续到“大饥荒”年代的工程，一定是全部停工，我们现在就不可能看到长潭水库这样的工程存在!但这样的工程实际上到处都是，就连这个钱正英前部长也是承认的!这就是说，“饿死3千万”之说，除了谎言，还是谎言。
如果说“饿死3千万”是一个根据河南、安微等局部死人事态编造的谎言的话，那么“WG中，中国经济到了奔溃边缘”就是一个毫无事实依据的彻底的政治谎言。这个谎言也被钱正英无意中揭穿了。
『“文革”中的超常发展
马：在“文革”那样混乱的年代里坚持原则不容易,水利工作更难搞吧?
钱：有意思的是,“文革”给了水利一个机会,大发展的机会。
马：这是怎么一回事?
钱：“文革”中间我们吃“小灶”了。“文革”时候什么都不干了，中央有点钱花不掉，结果去搞了水利。……一九六八年，当激烈动乱中刚出现一点可以工作的机会时，国务院全面部署了华北地区打机井的工作,并以此作为扭转南粮北调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水利还干了一件大事，就是根治海河。历史上，海河流域洪涝灾害频发:一九一七、一九三九年两次水淹天津市区。五十年代初，从上海坐火车来北京,天津到北京中间的永定河泛区是一片水。一九六三年特大洪水，平地行洪百里，海河平原一片汪洋,受灾市县百余个，受灾人口达二千二百余万,京广铁路因灾中断二十七天。大水之后，搞了规划，当时根治海河深得河北人民的拥护，两派打仗都不敢干扰根治海河，车上挂了根治海河的牌子谁都不敢动。记得当时我在北京挨整，海河治理指挥部的一位同志就悄悄对我说，你在北京日子不好过,你到我那里去，我那里没人敢干扰。所以根治海河照样进行。
马:根治海河一共奋战了十年, 出工五百多万人次,土方总量十一亿立方米。
钱:再一件就是以“农业学大寨”为契机，搞以治水、改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小型水利，坡改梯，平整土地，搞了好大的规模。
马:“农业学大寨”在水利上也有正面的效应。
钱:“农业学大寨”当然有它的问题,但是在水利方面,我们借助“农业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到现在许多地方由山坡地改造成的梯田,就是那时完成的。
华北平原打机井、根治海河、借助“农业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在这几件事的基础上,我国在七十年代末扭转了历史上长期南粮北调的局面。当然这是依靠农业的综合措施，包括种子、化肥、农药等等,但是水利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到七十年代后期，在李先念同志的主持下,大型水利、农田水利，总共每年的水利资金达到一百多亿元,在各个行业的计划中是相当突出的。这又是一个兴修水利的高潮。
马:看来,在“文革”中水利的建设资金是有保证的。
钱:那个时候，我们水利的经费是最有保证的，水利实现了一个大发展。当然，其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在农田基本建设中,有不少形式主义和瞎指挥,造成浪费。许多地方的农民劳动积累过多，影响了生活的提高。也有一些地方的水利建设再次违反了基本建设程序，造成新的遗留问题』
看官留意了，以上『』中的引文，是我已经压缩了大量官话套话感恩话之后的干货了。而以上红字中的黑字部分，才是真正的干货。为了大家看起来方便，我干脆重复如下：
『钱：有意思的是,“文革”给了水利一个机会,大发展的机会…… ，中央有点钱花不掉，结果去搞了水利。……水利还干了一件大事，就是根治海河……两派打仗都不敢干扰根治海河……记得当时我在北京挨整，……根治海河照样进行。
再一件就是以“农业学大寨”为契机，搞以治水、改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小型水利，坡改梯，平整土地，搞了好大的规模。
华北平原打机井、根治海河、借助“农业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在这几件事的基础上,我国在七十年代末扭转了历史上长期南粮北调的局面。……到七十年代后期，总共每年的水利资金达到一百多亿元……这又是一个兴修水利的高潮。』
钱正英不管怎么掩饰，这里透露出的信息实在是太具有杀伤力了。“历史知识”告诉我们，文革中我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可是，历史的具体创造者之一钱正英却说，“中央有点钱花不完，就去搞水利”，到70年代后期则是“每年总计投入100多亿”。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我国一无内债，二无外债，通货不膨胀，人民币稳定，最大面值10元(合计面值18元8角8分。记得小时候听老人讲故事，说周恩来足智多谋，外国人觉得中国穷，恶心他，问中国有多少钱，周恩来答：18元8角8分，羞辱者自取其辱)。如此看来，钱正英“中央有点钱花不完”，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近年来还传出毛泽东时代留下多少吨黄金，一直没有正面直接证据，现在钱正英至少提供了一个旁征：中央钱花不完，买点黄金压国库底，完全符合逻辑。
100多亿是什么概念，乘100折合现在币值，一点不过分吧?那就是说文革结束之后(“70年底后期”自然是1976年之后)，每年有1万多亿投在水利建设上。换句话说，文革开始只是有点钱花不完，而到后来，就是钱堆积如山，以致于“当然，就瞎指挥，造成浪费”。
我们到底信“历史知识”，还是信钱正英呢?这应该不是个问题。容我再深入一点。钱正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发言模式，她说“文革时候，什么都不干了，水利就开了小灶……到了70年代后期，一年100多个亿”。当时，中央有20-30个部(未查具体多少，抱歉)，如果每个部长，在回忆自己的丰功伟绩的时候，都按照这个模式说，那么我们得到一个什么印象?
前重工业部长说：那个时候，中央有点钱花不完，就去搞重工业，给重工业开小灶，70年代后期……每年总计达到100多亿，我们就搞出了……(具体成果)。
前化工部部长说：那时候，中央有点钱花不掉，就用来搞化工，给化工开小灶，70年代晚期，一年总计达到100多亿，我们就搞出了……(具体成果)
前核工业部说：那时候，中央有点钱花不掉，就用来搞核工业，给核工业开小灶，70年代晚期，一年总计达到100多个亿……(具体成果)
一机部，二机部，……二三十个部(除了搞民用产品的部之外)，都如此这般，会是个什么结果?当然，各部在国民经济中的分量的确不一样。我们姑且承认水利部开小灶成立，钱才用不完，那么其他部不开小灶，资金投入折半，或者1/10该有吧，那总起来也是不得了的!看官说说，这个文革经济崩溃说，经得起一口蛤蟆气的冲击力吗?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信息：华北打井，根治海河，学大寨带来的水利基本建设，以这三项成就为基础，解决了南粮北调!!!!这是什么概念，一般是说，湖广熟天下足。湖广(两湖两广)的粮食不需要北调了，意味着全国在文革中，就解决了吃饭问题!!!!小岗村挨饿真是个奇怪的事情。我1984年到过合肥，马鞍山等地方(遗憾没到凤阳!)。所到之处，欣欣向荣。我记得我对一起出差的领导说过：安徽人是不是很懒?这么好的土地，居然还挨饿?当时，我们家乡吃穿不愁，年底分红，工分多的一家分个200来元，工分少的也百八十元的。那时小岗已经红遍了大江南北，所以我才对领导发这样的问。
若说以上是强词夺理，那么我再退一步看钱正英的话。先假定“什么都不干了只干水利”成立。水利是一个孤立的产业吗?虽然当时许多小水利工程土方占主要，但是水利是不可能只靠扁担锄头铁锹箩筐就可成大业的，必须要其他产业的配合，这就是说，其他产业必须跟着发展。这就是说，“什么都不干了，就干水利”是个假命题，纯粹是胡扯，自欺欺人!一个水利专家出身的部长，居然如此为了政治正确而不惜放弃科学原则，信口雌黄，实在令人发指!如果逻辑上推翻不算，那么看事实吧：中国的万吨轮，自卸载重汽车，原子弹，氢弹，胰岛素技术，都是文革中完成，石油工业，煤炭工业，钢铁工业，电子工业，航天工业，以及多少其他民用和军用工业，都是在文革中飞速发展的，这是能够用瞎话否定的吗?钱正英不是也说了“即使两派武斗，海河治理也不受干扰”，这其实就意味着，其他主要生产领域也同样不受干扰的，局部的乱象，没有干扰生产。“抓革命促生产”，抓了革命，促了生产，这才是最本质的文革真相。
钱正英继续为了政治正确性，就“八股”了一个“当然”：
『当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有不少形式主义和瞎指挥,造成浪费。许多地方的农民劳动积累过多，影响了生活的提高。也有一些地方的水利建设再次违反了基本建设程序，造成新的遗留问题』。
说句不敬的话，这个“当然”，就像是大便秘结，只好硬挤。
关于文革和毛泽东时代的谎言何其多啊!随便从一个当年创造历史的人嘴里，还是负面评价文革和毛泽东时代的人的嘴里，居然就能看到这么多和“历史知识”不符的真相。
这里还不得不提一下这个马国川。马国川给这一节的标题加了 “超常”二字，这个“超常”是明显具有贬义的;他先入为主，以为文革“混乱”年代，“水利工作更难搞吧”。农业学大寨，对水利不该“也有正面的效益”，不料，答案都出乎他预想，与他的“历史知识”显然不符，于是就来了个“超常”。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果然不错。如果钱正英不是当时最重要的水利建设主导者之一，那么历史在他的笔下会是什么样?现在大家已经对那个年代知道的很多了，还敢如此春秋笔法，那么，1978年后，政治家合同不良文人搞的那些春秋笔法，到底值几文钱?
左害”消除之后，我们看到了什么?
『马:水利又怎么样呢?
钱:水利面临两个危机:工程老化失修,效益衰减;北方水资源紧缺，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
马:难以为继了。 』
于是，我们看到最近20年的洪涝灾害之频繁，对老百姓危害之大，差不多又跟1949年前一样了：
最近20年经济损失排前十位自然灾害
位次 年/月/日 损失(亿)
1地震 2008/05/12 8451
2洪涝 1998/07 2100
3冰冻雪灾 2008/01/10 1477
4旱灾 1994/01 963
5洪涝 1996/06/30 882
6洪涝 1999/06 567
7洪涝 2003/06 552
8洪涝 1991/06 525
9洪涝 1995/05 470
10洪涝 1996/08 442
最近20年重大自然灾害死人数据一览
位次 年/月/日 死亡人数
1地震 2008/05/12 87150
2洪涝 1998/07 3650
3洪涝 1996/06 2775
4洪涝 1991/02 2000
5洪涝 1991/06 1729
6洪涝 1995/08 1437
7洪涝 1996/08 1200
8台风 1994/08 1174
(数据来源张东伟姚建义等《我国近20年自然灾害回顾分析》http://wenku.baidu.com/view/1f49d320aaea998fcc220e92.html
这不仅是一个“洪涝灾害”的时代，也是一个“秀灾”的年代，政治家都在秀自己，秀历史，秀现实，秀一切虚伪和丑陋，秀怎样编制谎言……。“秀”是这个时代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可惜和灾字结了亲。
鲁迅曾借夏禹治水的传说做小说《理水》，赞治水的英雄，讥讽假学问家和真官僚老爷。
“灾荒的久了，大学早已解散，连幼稚园也没有地方开，所以百姓们都有些混混沌沌。只有在文化山上，还聚居着许多学者，他们的食粮是都从奇肱国用飞车运来的，因此不怕缺乏，因此也能够研究学问”。
……
“禹来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鯀的儿子的话，”一个拿拄杖的学者说。“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这就叫遗传学。所以，鯀不成功，他的儿子禹一定也不会成功，因为愚人是生不出聪明人来的”。
……
“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即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鯀也没有的，‘鯀’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说到这里，他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鲁迅笔下“这位拿拄杖的学者”讽刺的就是鼎鼎大名的优生学家潘光旦，是和马寅初一般有大学问的学者。而“吃吃”的学者，讽刺的正是重又被现在的史家们奉为高山的顾颉刚，他根据《说文解字》对“鯀”和“禹”的解释，认定鯀是鱼，禹是蜥蜴。于是鲁迅就根据顾颉刚的顧(繁体字“顧”)，学着他从《说文解字》里考得“雇”是鸟名，“页”本义是头，就给了顾颉刚一个“鸟头先生”的绝妙名字。
“拿拄杖的学者”和“鸟头先生”，从来就没有绝种。只不过，如今这些学者在“文化山”上读的不再是《说文解字》，而是《决议》，于是就认定毛泽东这农民的儿子，恐怕连禹是也不如的，不但干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来，干出来的事，当然就是“左害”了。这些人的学问真的经得住一驳吗?鲁迅在《理水》还安排一个很特别的角色，就是“乡下人”：
“人里面，是有叫做阿禹的，”乡下人说。“况且，‘禹’也不是虫，这是我们乡下人的简笔字，老爷们都写作‘禺’，是大猴子……”
“人有叫做大猴子的吗?”学者跳起来了。
“有的呀，连叫阿猫阿狗的也有。”乡下人说。
“鸟头先生，您不要和他辩论了，……乡下人都是愚人。拿你的家谱来，我一定发见你的上代都是愚人……”
“我就从来没有家谱……”
“呸!使我的研究不能精密，就是你们这些东西可恶!”
“不过这这也用不着家谱，我的学说是不会错的。”鸟头先生更加愤愤的说。“先前，都有很多人来信赞扬我的学说，那些信，我都带在这里”。
“不不，那可应该查家谱……”
“但是我竟没有家谱，”那“愚人”说。“现在又是这么的兵荒马乱，交通又不方便，要等您的朋友来信赞成，当作证据，真比螺丝壳里做道场还难。证据就在眼前：您叫鸟头先生，莫非真的是一个鸟儿的头，并不是人吗?”
“哼!”鸟头先生气愤到连耳根都发紫了。“你竟这样的侮辱我!说我不是人!我要和你到皋陶大人那里去法律解决!如果我真的不是人，我情愿大辟——就是杀头呀，你懂了没有?要不然，你是应该反坐的。你等着罢，不要动，等我吃完了炒面。”
看官，这些连阿猫阿狗大猴子都不如的教条主义鸟学问家的学问大，还是乡下的“愚人”学问大?当今之下，“愚人”是越来越多了，文化山上的学问家，是越来越不好混饭吃了。这个时候，“不争论”就更其重要了，而皋陶大人(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长?)，总是要保证官司都是学问家赢的，就尤其重要了。
再回到开篇的黄万里，我从来不想贬低任何一个人的人格。这个完美的知识分子，在许多文化山上的文人眼里，依然还是那么的完美，我历来也还是敬重他的。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黄万里先生，出名的不是什么伟大的学问，也不是什么具体的伟业，主要是两点，一是因为他是毛泽东钦点的右派，因为毛泽东而出名;二是因为反对了三门峡水库工程，后来又反对了三峡水库工程。我也并不是赞成一切的水利工程，但是，如果一个人，自己实际没有什么学问，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伟业，就是一生什么都反对，我想这和一个一生爱好买彩票的人，就没有什么两样，总归有一回两回是反对对了的，就是中彩了，如果一个人一生买彩票，一生都不中，这个人也就太背运了。我想，这该不会对黄万里先生有什么人格侮辱吧!也该不至于引起误解，以为我就赞成一切的水利工程吧!
黄万里一生因江河——具体是反对大江大河建大坝——而得“江河万里”之美名，美名将随历史而被湮灭，然而，那些为我国水利发展做出实际贡献的有名的无名的英雄的伟业，将不会被历史淹没，我国的万里江河，长江也好，黄河也好，吞古纳今，延绵万里，无论怎样程度上正遭受大坝的创伤，都将带着这些英雄们的伟业，承载着中华文明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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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而左 2011-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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