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把井冈山斗争时期牺牲的烈士及其付出的生命和鲜血代价，看作是一种“心理负债”，看作是生者对死者无可改悔的承诺。所以，无论有多少人反对他，他依然坚持继续革命——继续革命者的理念并继续革命者对于人民的承诺。还有一种人把烈士的鲜血看做是自己的“政治资本”，由此他就获得革命的当然代理人资格，以党的化身、政府代表、人民利益的当仁不让的代理人自居。这样，革命和牺牲就成为这种人完成政治资本积累的一个自然过程，把历史粉饰、虚饰成为代理人的英明伟大成为唯一选择。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制度下有着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这体现的是资本家群体对于货币资本积累的无限欲望，一些人既然把革命历史想象为政治资本的积累过程，就必然地与资本家的积累逻辑具有可比性。相应的，非毛化时期这一社会现象的背后，有着重大的政治历史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阶层中间的“债权人共识”，这种债权人共识渗透到精英新时代的一切历史叙述中间。

《钢的琴》是中国近期最好的一部电影，此电影好就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真相、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真相。如《钢的琴》所展示的，毛时代中国的工人阶级是最勤劳、最辛苦的阶级，所谓懒汉仅仅是极少数人。改革开放后，改革派按照新自由主义思维搞国企改革，认为人都是自私的，要靠物质刺激激励国企官员们的积极性，先是扩大了厂长和管理层的权力，提高管理层官员和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而工人的民主监督被取消，鞍钢宪法（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被废除。结果，一些国企的官员权力大增、待遇大增，而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性反而没有提高，他们想的是如何个人暴富，于是大搞腐败，自己到外面搞个人企业，把国企资源转移到个人企业里，掏空国有企业。而后国企由于管理不严、逐渐衰败。

那些真诚的灵魂，那些为祖国焦虑，奋斗，奉献，流血牺牲的灵魂，日日夜夜都和我们在一起。过去在一起，今天依然在一起。这是理想的灵魂，这些灵魂深爱着这片故土山河，深爱着血脉相连的历史文化，深爱着在这片土地上辛苦劳作的迭经苦难的人民。他们不会计较个人恩怨，或者纠缠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因为他们不是为任何个人在工作，他们做一切事情都是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就在历史中并且创造着历史，困难、挫折、失败、幼稚、误解、委屈和打击都是经常要发生的，他们不会因此怨天尤人放弃担当，所以才如此真实地和我们感同身受。他们才是大写的人，由于他们的存在，人性才被重新度量，推上了极至，动物性和低级趣味才越来越少，高傲奇崛浪漫美丽的花朵才越来越多。这样的人性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这样的大爱从来都是具体的真切的：它就在方志敏的清贫里，在赵一曼的坚贞中，在渣滓洞的皮鞭下，在刑场上的婚礼时。有这样的人性在前，使我们这些后来人每每自惭形秽。但他们永远活着，我们活着，他们就活着。因为他们活在我们心里，和我们的心脏一起跳动，热血奔流。

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史的视野，如果仅仅聚焦于运筹帷幄的统帅和将军，那么，很容易迷失于某些具体历史过程层出不穷的偶然性，甚至落入西方敌对势力"欲亡其族者，必先诬诋而灭其史"的意识形态陷阱，而一旦将视野拓展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亿万民众，浩浩荡荡历史大潮的必然趋势，也就毋庸置疑地昭然于天下了。

当今我们在文化上的中心命题是：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此锻造出能够指引中华民族复兴与崛起，指导未来国际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谋求中国的民族解放、阶级平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第一步结合而造就的成果。经过六十多年艰苦卓绝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建设，我们已经是国际社会具有独特发展模式、独特政治经验、独特价值立场的大国。我们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力日渐提高。在可以预期的未来，我们所奉行的文化立场、文化价值和文化精神，发挥效用的地理范围和政治范围将会越来越大。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第一步结合，锻造出了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革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步结合，将会锻造出帮助国际社会走向公平、正义、和谐相处的“大同文化”——这就是我们所要寻找和锻造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1967年1月和8月，外交部一些持过激观点的人先后两次篡夺外交部的大权，打倒陈毅外长，拼凑领导班子，妄图推行“左”傾外交路线。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干预下，他们的阴谋最终没有得逞。这些人手握“文革”的重要权力，煽动极“左”思潮，推行无政府主义，促成了运动的消极面，是“文革”的一大祸害。文革运动之所以失败，重要原因之一是来自“左得出奇”、形“左”实右的干扰以及一些别有用心两面派的恣意对抗和破坏。

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万遍就是真理，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谎言漫天飞的年代，我们面临着一场史无前例的“信息心里战”，这场战争直接针对毛泽东，针对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历史，每个人的心理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即便是经历过毛时代的老年人。如弥天大谣言所谓的“大跃进饿死三千万”。国家统计局、国家民政部编写的《中国灾情报告》曾经指出：我国1959-1961年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04万，其中1959年1.8万人，1960年37.5万，1961年64.7万。该书特别说明：“非正常死亡”1959年以前多是冻、饿、自杀等死亡的，1960年以后多是肿病死亡的。当然，饿死一个人也是悲剧。但其责任，在中央主要由狂热鼓吹浮夸风共产风的当时一线领导人承担，而不是毛主席承担，毛主席是最早发现最早纠正浮夸风等大跃进失误的。在地方上，则是由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这类热衷于搞浮夸风共产风的干部承担。有意思的是，像这些大搞浮夸风的干部，都在文革期间受到群众批判，而改革开放后却被平反。大跃进失误的责任则被离奇地推到毛泽东头上……

在蒋正华先生文献【1】—【4】的研究以及近二十年来其他关于中国非正常人口死亡的研究中，完全忽视了我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所出现的史无前例的人口大迁移运动的基本事实和户籍管理制度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完全忽视了这两个重大事件对户籍统计人口的异常变动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比如，由于户籍迁移原因造成1960年至1964年这一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减少2654万，而一些研究却把这样的减少也全部荒谬的归结为数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所以，蒋正华以及最近二十多年来国内出现的其他一些关于我国这一时期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的“研究”没有、也不可能反映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变化的真实情况。

聚敛是导致社会危机的根源。在经济货币化的资本主义体制下，利润极大化机制的聚敛效率远高于历史上的土地兼并。而中国特色的官僚资产阶级，摆脱了内外制约，经济、权力手段两手抓，两手皆硬，其聚敛效率更是超群绝伦。历史上的聚敛往往需要数代人的过程，方能造成社会危机。人们称此为“隔世报”----上辈造孽，子孙遭报。“效率优先”的中国特色官僚资产阶级，无论洋务派、北洋军阀还是南京政府，都面对了“现世报”----当世即遭到历史的清算。史鉴历历，得无秫惕呼？

署名“姜莱”在选举与治理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革有民主，母猪上了树”的毒文，其用混淆视听和谎言欺骗来抹黑了文革时代的社会主义大民主，同时，也完全暴露了姜莱的反动立场。我们并不否认，在人类历史上迄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不可避免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一个要用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人民彻底当家作主制度来取代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是前无古人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这个事业的胜利，是需要千千万万革命者为之奋斗、为之探索、为之牺牲的。甚至是需要若干代人努力的，列宁说的好“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我们坚信：社会主义民主的彻底胜利和一切属于少数剥削阶级的虚伪民主的覆灭是同样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