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饥荒，蒋介石对国民的不负责任，使国民政府在河南很多地方尽失民心。河南大饥荒，事实上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一场大失败。政府派人到乡间逼粮，农民交不出粮食，地方的保丁便到农民家“坐催”，住农民的，吃农民的，逼着农民卖掉所有能卖的东西去纳粮，甚至出现过百姓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服毒自杀的惨剧。当国军部队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整连整连地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

蒋介石已经把河南当成一块随时可能放弃的领土，把河南灾民当成了一个给他带来拖累的包袱，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蒋介石对在河南救灾毫无兴趣，他一方面尽量在河南搜刮，另一方面甚至故意让河南沦陷以便摆脱自己救灾的责任。

和蒋介石不同，毛泽东早就认识到人民才是力量之源，毛泽东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指出“战争伟力之最深厚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并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规定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唯一宗旨。1943年春，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陕甘宁边区，仍然接受了近万名河南灾民，在晋冀鲁豫边区，仅太行、太岳两区的就接受25万多河南灾民。1942年，陕甘宁边区也遭受严重旱灾，受灾面积856185亩，损失粮食79720石，受灾人口352922人，但却完全没有出现饿死人的情况。

没有人民，就没有国家，如果一个政权把人民视为包袱而不是依靠的力量，最终必将走上于人民为敌的道路，并为人民所抛弃。蒋介石以及国军对人民的态度，决定了他们自己的命运。

正在热映的电影《一九四二》，讲述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在1942年到1943年之间，中国河南爆发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3000万人受灾，300万人死于饥饿。通过白修德的眼睛和笔，我们可以看到1942年发生在河南这片土地上的灾难，绝不仅仅是电影开头所说的“吃的问题”。青黄不接的春天，正是灾荒年月最难熬的时候。经历了一年饥荒的难民们，不知能不能捱过去。政府救援还是没有到来，唯一的期望就是等着田里的秧苗长出庄稼。，蒋介石早就接到过河南军政官员上报的灾情，但他就是不相信或者干脆视而不见。他关注的一是征兵，二是征粮。

无政府主义并不关注实践的过程和在这个过程中无数可能产生的方向的改变或者性质的转变，它只指向唯一的“目标”——消灭国家。由于国家机器的等级制产生了生产和行政的集中，无政府主义者就希望将这些集中制也一同消灭掉。然而“只有对国家充满市侩‘迷信’的人们，才会把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看成是消灭集中制”，无政府主义越是站在国家机器的绝对反面，就越是暴露出它与作为它所反对的等级制国家机器之间所具有的同构性。

由于这些作品描写的都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和经济建设的现代生活，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政治意义，被纳入了与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的舞台相对立的革命文艺路线，被奉为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的典范。

江青曾经把《红灯记》和《革命自有后来人》两个剧组的人员召集在一起，提出共同改编这个戏。修改是样板戏的一个重要特色，某些样板戏的重新修改甚至导致作品的整体结构发生逆转。这种修改实际上并不仅限于台词，还包括情节、结构，甚至主题。《红灯记》前后改动达200余次，在样板戏的修改过程中，还曾发动群众参与。《红灯记》的修改一直延续到1970年，在这一年出版了演出本。

正如萨特所说，诺奖不过就是几个瑞典老头对文学的评判。萨特当然有资格鄙视它，瑞典没有产生过第一流作家，但他们却把此奖给了许多本国二流诗人，如1916年的得主海登斯塔姆，当时就是一个不出名的民族主义者，晚年更倾向于法西斯主义。

实际上，他们要的不是苦难的感觉，而是东方的陈旧。

所谓“策划”就是先挑可供货的艺人，入选标准首先是针对产品的，中国人以为主要是针对人的，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个标准从不明示只有挑选者心中有数，且跟艺术八杆子扯不上，而是以世界统治集团的战略需要为出发点，不同的国度和地区标准不同，凡是西方视为敌人或对手的国度，被引荐的产品标准就是一个：直接或间接地维持“道德卑贱”感的作品。为此并不需要整部作品以此为主题，那样就让人一目了然了，所有的操纵都来自细节，被挑中的也正是细节，只有细节可以潜移默化、在不宣告中进入人的潜意识。赋予细节如此作用的关键手法是长年有意识地接力，在各种主题、各类故事、各个的“丰富”外表下，是同类细节悄无声息、锲而不舍地在洗涤受众的头脑。这才是西方诸多“自由”神话的秘制方法!这也是作品入选的秘不示人的条件，他们有安插在中国内外的“侦探”深入中国的文艺界(电影、文学、绘画为主)进行细致筛选，活跃于“国际”舞台的出版商、制片人、画商无例外地是为“集团”效力的，可不是各自为阵的商人或掮客，否则进不了这个高度垄断的“艺术国际”。

蒋介石身后，西方原已有盖棺定论，多半确认他是一个失败者，最后将中国大陆的大片江山都丢掉了，于是“那个失去中国的家伙”(the man who lost China)名传遐迩。

陶涵(Jay Taylor)新出的英文蒋传《大元帅：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奋斗》，认为过去的评价过于严苛，甚至扭曲。然陶涵认为蒋之崛起由于“坚毅、忠诚、勇敢、廉洁”，也未免过于溢美;又认为蒋介石没有那么失败，因他在台湾为民主与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大陆的现代化提供了典范，更不免矫枉过正，且与事实不符。

就这次灾荒来说，应该说蒋介石的确做得不怎么样。在灾荒刚刚形成时，河南省就开始不停地往上报告，中央政府也已经派遣大员到河南省去勘灾了。但在整个过程中，蒋自始至终没有把这一事件重视起来，还是不停地强调要征粮、征粮、征粮，这就是很少见了。1931年8月17日，正当汉口市被大水淹没的时候，蒋在做什么呢?当时宋美龄的母亲去世，蒋跑到上海为岳母执绋去了。

国统区和敌占区做得非常不好，基本上以失败告终。抗日边区认认真真地对待了这场涉及自身生死存亡的饥荒，而且把它作为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来解决，成功恢复了正常的生产与生活。一方面边区要对付日本人的扫荡，另一方面要解决饥荒带来的困难。边区政府通过一系列全社会总动员的过程，不但度过了灾荒，也增强了边区总体的实力。如果谈到饥荒与政权的关系，至少在中共这边，中共对饥荒和政治命运的关系，已经做出了他们的一个判断。
面对1942年的大饥荒，三种不同的政治势力向全体中国人民各自交出的答卷，在某种程度上喻示了后来中国政治的基本走向。

50年前的秋天，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熟练地处理了古巴导弹危机。此事被提升到冷战中主要神话的高度。传说赫鲁晓夫放弃了一切，而肯尼迪却寸步不让。所以，此次危机被吹嘘成美国的完胜和苏联的惨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