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学习著作，特别是《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文选》，我的体会是毛主席一生都在践行实事求是的路线，考虑问题、安排工作都是从实际出发的。这就是为什么党史上每一次左倾错误盛行时，毛主席都被做为右倾的典型批判，而当右倾错误泛滥时，毛主席又被指责为极左。实际上，毛主席终其一生既没有过极右，更没有过极左。

2011年12月25日，苏共莫斯科市委最后一任第一书记尤里•普罗科菲耶夫在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刊发《苏联解体20年：谁之罪?怎么办?》一文。文章指出，导致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是三类人：一是苏联党政精英，他们无力应对时代挑战，一些人甚至走上背叛道路;二是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他们从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出发，目的是要摧毁苏联;三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人们，他们不清楚社会政治体制更替会造成何种后果，没有奋起捍卫国家免于分裂。

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都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选民对不称职的代表和工作人员，随时可以提出质询;代表犯有重大错误，只要10个以上的选民提议并经半数以上选民同意，即可以罢免其代表资格。苏维埃民主政治的落实是动真格的，例如1933年冬天上杭县下才溪乡选举时，选民们在事先公布的候选人名单下面，注了“好”、“不好”、“官僚”等很多意见，选举结果有23名前任代表落选。

“尧时有壤父五十人，击壤于康衢，或有观者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壤父作色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击壤歌》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宣言。“帝力于我何有哉!”从根本上否认公权力的价值。

这是一个畏战的政权造成的，这是一个在面对仅为自己7%兵力的敌人的情况下选择“壮士断腕”的军队，而且仅延缓了日军三个月的进攻，淹死自己人89万，淹死敌人7000.国民政府干下的这桩事就是个定时炸弹、是战争时期河南老百姓的催命符。 最让人悲愤的是，河南人民们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牺牲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养活的这100万军队却换来了1944年兵败如山倒的豫中会战（豫湘桂会战），人民最终还是做了“皇民”，日军发现了足够供应汤恩伯20万军队一年的粮食（100万袋面粉），而此前1943年间日伪政权和日军竟然不定期的救济灾民，所以，在豫中会战期间，一件骇人听闻的事发生了：有5万国民党军队被灾民缴械。

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的腐败究竟有多严重?蒋介石应该最有发言权。1948年11月24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党、政、军干部之自私、无能、散漫、腐败不可救药。若要复兴民族，重振革命旗鼓，能舍弃现有基业，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现局之成败，不以为意矣。”其绝望之情，可见一斑。

用大量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详细论证了红四方面军在渡河期间、红西路军西退及在甘西转战期间，两条路线的斗争状况，同时用确凿的文献资料证明张国焘路线是这个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起着主导性作用，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则是这个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起着辅从性作用。这就说明，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做出的“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结论是正确的。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国际歌》被译介到中国以后，这首经典革命歌曲在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大的政治影响。本文考察了《国际歌》首句中les damnés一词的汉译演变，并从文化史的角度揭示出它的翻译实际上是与中国革命叙事的主体性范畴——“受苦人”之间实现文化对接的过程。从les damnés到受苦人，体现了中国革命现代性实践中自外与自内两条文化线路的一次历史交汇。

侠早已成为一种泛化的精神气概与处世风范，沉淀在一代代炎黄子孙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侠文化更是作为中国文化的独特产品而闪耀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侠的人格魅力在当今时代有增无减，这从如今武侠文学、影视的高度繁荣可见一斑。笔者以为，无论是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还是针砭矫正社会时弊，抑或塑造理想人格模式，侠的当代价值都是圭璧连城的。

无论是乱世，还是治世，侠都如影随形地出没世间，与中国历史和文化伴随始终，正如章太炎在《儒侠》中的评价：“当乱世则辅民，当治世则辅法”，侠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中国依然大有可为。

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了强大的文化冲击。本土文化在强势经济的压力下出现了许多问题。后殖民理论用其独特的视角揭示出文化殖民的种种表现。运用后殖民理论不仅有利于更进一步看清“文化霸权”的实质,而且可以帮助第三世界的人们面对现实,夯实民族文化的根基。在文化冲击的态势中应该重视文化、增强理解、提高民族文化认同感以应对文化冲击的挑战。

西方文明的膨胀过程也是一个文化殖民的过程，全球化的积极响应者是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文化,在这场不见硝烟的文化斗争中要步步为营,努力提升民众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要把握分寸,因为稍有不慎可能全盘皆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