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现象——从现象到本质的透视（旧文）

张贤亮现象——从现象到本质的透视

刘贻清

前言

（一）

张贤亮是一个有争议的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有着特殊的典型意义。他自己多次公开宣称：“我的全部小说都是政治小说。”也就是不但公开承认而且公开宣言他的小说无不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这确实符合他的小说的实际。不过，我以为应该指出，截至目前，张贤亮的全部作品，根据其主要特色即政治倾向的变化，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政治大转弯、一个政治立场的根本转变。前期从1979年末到1985年的6年，他发表了一些符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但是到了后期，从1986年到2000年的15年间，他却改弦更张，在作品的政治立场、政治倾向上与前期根本对立、背道而驰，特别是他那些用第一人称写的小说，其主人公其实就是张贤亮自己，其内容则是他的“家仇”和“己恨”的宣泄，具有鲜明的个人家史性、现实政治的针对性和影射性。张贤亮现象的特殊典型意义即在于此，张贤亮之所以成为有争议作家的基本原因也在于此。

张贤亮的创作生涯，有二十余年了。我对张贤亮创作的关注，也有二十余年了。我把这些年来自己发表于各类报刊的关于张贤亮创作的批评文章，整理选编成这部书稿，奉献给读者和社会，以期有助于人们对张贤亮现象的进一步研究、逐渐揭示出这种现象对中国文学发展在正反两方面可能有的意义。

我对于张贤亮前期作品的批评，始于对他的成名作《灵与肉》的评论，在那一阶段，主要着重于对其作品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分析；而对其后期作品，则逐渐加重并侧重于对作品思想政治倾向的探讨。我的批评文章的着重点的这种转移，是伴随着张贤亮在创作道路上作品政治倾向的转变而发生的。在后期，他的“政治小说”的政治性越来越浓烈，其政治倾向越来越出格，越来越让人找不到前期的那个张贤亮。我的批评文章也就不得不逐渐加重了对其政治倾向的讨论，颇有些“寇能往，我亦能往”的意味。这当然不是要说张贤亮好比那个逃窜的“寇”，而是说批评文章的内容往往不得不受到批评对象的某些限定，在某种意义上，这或许会成为批评者的一种尴尬。这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职业性的限制，即使我不想去对政治倾向多加讨论，但我所关注的作家老在政治倾向上闹“出彩”、搞“深化”、耸动社会视听，我也只好跟着“深化”下去，这对我真是无可奈何的事。这些批评文章，如果叫我今天重新来写，也可能会有一些不同吧。但是，它们已经属于历史。保持历史的原貌，即使是保持个别似乎无关紧要的历史资料的原貌，也会有助于人们对历史全貌进行客观的了解、研究和评说。因此，我在整理、编纂书稿时，除个别文字稍有订正之外，对于立论、观点和阐述都未做任何改动和修正。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文学批评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要求批评者要有促进文学健康发展、繁荣昌盛的热情，要有正确的批评尺度和敢于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长处说长、短处说短的勇气。这是我对文学批评的一种理解，也是我进行文学批评实践力求坚持的原则和追求。所以，我对张贤亮的创作进行文学批评，完全是为了文学的是非和社会的道义，即使被批评的作家对我报以某些讥讽贬斥之辞，我也是不改初衷、安之若素。

（二）

从1980年到1986年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张贤亮蒸蒸日上的黄金时期。这段时间的结束，即是他逐步走向反面的开始。其具体标志，就是1986年8月23日他在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报》上发表的《社会改革与文学繁荣——与温元凯书》(简称《与温元凯书》)。这是他第一次公开的政治表态，明确地提出要“给资本主义‘平反”’。张氏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一反常态跳出来赤膊上阵呢?据我了解的材料和分析：一是1983年张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取得了可观的政治资本；二是1984年12月中国作协召开“四大”，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与刘宾雁等人的特殊关系，一夜之间就由一个一般会员被拉进领导班子，当上了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嗣后，中央下文，否定了这次作协“四大”的种种做法)，在文艺界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从此声名大噪；三是打出“拥邓”和“拥改革”旗号的双保险，比如，曾有记者采访他时提问：“为什么那么多人批你，总是批不倒你呢?”他洋洋自得地回答说：

“因为我紧跟邓小平}”“拥护小平同志的‘二次革命”’，自然腰杆硬了起来，飘飘然了；四是对“大气候”的估计，由于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轻率地同意并决定了“两个不提”，即不提反精神污染和不提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加之当时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继精神污染之后发动了一次全面的进攻，大有推倒泰山之势。张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当然也就无所忌惮了。

从全国范围来说，张贤亮是第一个在《与温元凯书》这封公开信中提出“资本主义不可逾越”论、高呼“要给资本主义‘平反’”的。他说：“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种社会形态，它是不可逾越的。……种种强加于资本主义头上的‘诬蔑不实之词’，现在是需要我们理论工大力给予平反的了，给资本主义‘平反’，将会使我们更好地解决我国当前政治、经济、法制改革中的种种实际问题。”“我们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面前并没有成功的样板，而什么是现代资本主义，我们面前却耸立着现成的参照物。”“我们要给资本主义‘平反’，要参照现代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刘按：请注意，这里用的是“改造”而不是“改革”)自己国家的社会——政治体制。”(刘按：这也说明十一年后的1997年，张在《小说中国》中提出要“改造共产党”、“私有制万岁”等口号就绝不是偶然的了)“真正贯彻‘百家争鸣’，就必须允许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言人有公开的发言权。”“资产阶级思想一旦不再成为一种罪名，人民内部和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最后一道心理栅栏方能彻底消除。”张贤亮在这封公开信中还为温元凯出谋划策，明确提醒温不要空谈什么“进行思想观念的深层‘爆破’，中华民族才能前进”的大道理，而应学习“美国人是先干起来再说或边干边说”。这意思是让温不要坐而论道，而要起而行，即付诸行动，首先是破除“已经成了中国国民性构成要素之一，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清谈”之风等等。

在张贤亮发表《与温元凯书》的当时，也正是高等院校多事之秋。温元凯于1986年8月在杭州召开第二届“新技术革命与体制改革”座谈会，鼓吹要做“私有企业的代言人”(后因此被开除出党)。张贤亮这封信是专门写给这个座谈会的书面发言。显然，他将会上的书面发言，同时公开发表，就是要造成南北呼应之势，配合温元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为其制造舆论、加强火力。

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经历了两年多自由化与反自由化的尖锐、复杂的斗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日益猖狂。1988年(“八九风波”的前一年)5月，张贤亮等坚持自由化立场的“精英”们，应法国文化部的邀请，参加在巴黎蓬皮杜中心召开的“中国文学的觉醒”国际讨论会。会上，张说：也许法国的朋友不理解讲真话还需要冲动，“如果有一个三十年没有说真话，光说假话，到了让他讲真话的时候，他就会像我这样冲动。……最近我听到中国提出一个口号：‘允许人们说真话。’全国人民对此都欢欣鼓舞。这一方面说明这许多年来没有允许人们说真话，同时埋伏着也许有一天又不允许人们说真话。所以现在我趁允许人们说真话的时刻来写小说。”(参见本书附录：《1988：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在巴黎》)

作为中共党员作家的张贤亮，竟公然在外国人面前，在国际讲坛上，公开宣布他过去三十年(1957—1988)“没有说真话，光说假话。”如此说来，在此其间，他用假话写的作品岂不是谎言了!谎言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这难道不是彻底的自我否定吗!而且如此造谣中伤自己的党和国家，他起码的爱国心和党性到哪里去了!

打着“讲真话”的幌子说假话，是一切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人惯用的伎俩。1989年1月“八九风波”前夕，张贤亮抛出了所谓“趁允许人们说真话的时刻来写小说”的《习惯死亡》，旗帜鲜明地宣扬“告别革命”论。张贤亮明确提出：“(新中国的)不正常的社会进程(刘按：指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着重号为笔者所加)造成了众多命运的不正常”，而要改变这“众多命运的不正常”，就必须使社会进程恢复到正常的状态。那么“让时光倒退到什么时候重新开始?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六年?抑或一九一一年还是更早一点?索性倒退到戊戌变法时让我们中国人再干一遍”重走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这一段话的意思朗如白昼，张贤亮不仅要全面否定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的历史，而且连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了我国几千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也要被否定!因为“告别革命”论的要害是反对一切“暴力革命”。特别要指出的它也是“补课”论在实践上的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这部小说采用了大量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如主人公的人称我、你、他交替混用，时空颠倒错乱，非理性的自由联想，不讲任何逻辑，等等。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在1957年划为右派，现已走红、正在美国乱搞女人的作家。他所以要堕落，是因为“你(刘按：指主人公)要努力挣脱30多年(1957—1988年)来给你施加的影响和教育，但你无力，只能用堕落来表示你的抗议。”张贤亮说：“主人公经历的大框架，的确和我相同”，并且要求读者“别误会了我的痛苦”(《我必须要告诉你》，见《中篇小说选刊》1989年第4期)。这就明白地告诉人们，主人公的倾向就是他的倾向。其要害是谩骂毛泽东同志和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诅咒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民主政权，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譬如，他骂毛泽东同志是靠《笑话大全》进行决策的玩笑家，像某些人“熟悉男女间调情一样”，“熟悉挑动群众斗群众”，“常常做出些莫名其妙的事”，“我记得我曾爱过我的母亲，但是我的导师却告诫我‘不应该’爱她，按阶级分析法她属于官僚阶级．．…?茫然四顾，只见他说我应该爱他，他是普天之下的救星……由此我的爱就一败涂地，如同患了阳痿症，在任何可爱的东西面前都不能勃起。”等等、等等，俯拾即是。

这部小说确实有些不同于张过去写的小说，确实毫不掩饰地讲出了他心底的一些真话。同年春夏之交，张贤亮则直接参加了北京20位名作家支持动乱、给政府施加压力的签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三）

“八九风波”平息后，张贤亮不得不有所收敛，但只要一有机会，他是无法抑制胸中的“家仇己恨”的。1991年4月5日，在宁夏作协召开的“小说创作研讨会”上，张贤亮肆意贬损毛泽东同志，他公然说：“……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刘按：张说这话是因为会上有人谈起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而引起的)，但他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秦始皇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六国……”作为宁夏文联主席、厅(局)级党员领导干部的张贤亮，“六?四”过去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公开在大庭广众之中，贬损党的领袖，引起一些同志的极大愤慨。我除向主持会议的区文联副主席提出意见：为什么不制止这种错误的发言外，并于会后专门向未参加研讨会的自治区宣传部主管副部长作了反映。结果是不了了之。为不留口实，《宁夏作协通讯》1991年第2期刊登的这次“小说创作研讨会发言纪要”上，编者将张贤亮贬损毛主席的有关发言，悄悄改为“中国到现在，几十年来，出了一个大艺术家——毛泽东。他既是伟大的政治家(刘按：这是截至目前能够见到张贤亮唯一的一次肯定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岂不怪哉!)，又是一个大艺术家。”尽管有人为张贤亮掩盖其公开“诋毁党的领袖人物”，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江泽民语)的错误行径，但是，张又一次公开非毛的事实是无法篡改的，因为有众多与会的人在；更因为除了仅此一次肯定毛泽东之外，再找不到第二次。这就充分证明是弄虚作假，故意掩盖事实真相。

张贤亮除了在宁夏作协召开的“小说创作研讨会”上的发言外，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保持沉默，没有公开发表作品。后来，突然于美国对我国发动“人权攻势”的浪潮中(1992—1994年)，陆续分两次创作、发表了《烦恼就是智慧》上、下部(在出版单行本时更名为《我的菩提树》)。这部作品以他在劳改时的所谓“日记”为内容，采用“注释”的表现形式，编造了一个“人间地狱”的故事，以攻击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权状况”，攻击人民民主专政，攻击人民领袖毛泽东。

我曾撰文严正指出：“张贤亮所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谎言。”由于《烦恼就是智慧》的上、下部一味重弹张在劳改农场里那点陈芝麻烂谷子的老调，实在毫无一点新意。该小说在国内发表后没有产生什么反响，连张贤亮自己也对此感到失望和懊恼。可是却受到西方敌对势力的重视，被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英国《文学评论》1994年4月号发表题为《在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活地狱中》的配合文章，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文章说：“这是一部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羞辱的书。它是中国知识分子默认他们自己的耻辱和受压迫的一个记录。”“劳改营实际上没有内外，1960年(以后许多年)，在中国，人人都判劳改。”恶毒地诬蔑中国是一个毫无人权的大监狱。这就是《我的菩提树》在客观上迎合了西方敌对势力的政治需要所产生的恶劣影响。记得《文学家与企业家》报曾报道过张贤亮乘出访之机，归途特转道英国安排该书的翻译、出版等事宜。

紧接着，1995年张贤亮在中国作协主办的《中国作家》第5期上推出了中篇小说《无法苏醒》。编者说这部小说“艺术上的荒诞却表现了现实的真谛”。张以荒诞的表现手法，通过主人公赵鹫(“照旧”的谐音)所做的一场噩梦来影射改革开放的现实，诬蔑当时社会已经“极‘左’回潮”了，中国又回到了“文革”时期，一切又都“照旧”，无法苏醒了。对于这种恶意的攻击，敌对势力一片喝彩。香港反共刊物《争鸣》的题为《改革回头路的死亡信号》一文的“导言”这样写道：“张贤亮的新作《无法苏醒》，是他创作的一大飞跃。他探索出人们灵魂深处根深蒂固的极‘左’，观念，让人们看到只要有适当的政治气侯，‘左’就会兴风作浪，‘改革不可逆转’只不过是神话而已。”

张贤亮的作品，为何如此受到境外敌对势力和反共报刊的青睐和吹捧，难道还不值得善良的人们深思吗!

除政治倾．向上的上述等问题外，张贤亮的作品，还充斥着大量的色情渲染，尤其是《早安，朋友》，．专写中学生的早恋和性心理，把当代中学生丑化成一群小流氓。发表、出版后，激起了宁夏教育界和学生家长们的强烈愤慨，普遍指斥张贤亮是个“流氓作家”，群起而攻之，并纷纷上书中央有关部门。此书终因社会舆论反对强烈而被查禁。

张贤亮对妇女的看法和言行，是颇成问题的，1994年，他作为中国作家的领队在以色列访问期间，一个女学生问：你认为什么样的女人是最理想的女人?他回答说：“上床是将军(刘按：指像拿破仑将军那样勇于拼搏，不怕死)，下床是奴隶。”(张同吾：《海涛?玫瑰?张贤亮》，见《作家》1994年第7期)，在国际上造成极坏影响。

上海有一个叫江迅的女人，因向港商和外国人卖淫被劳教两年，后定居香港，更名宫雪花。张贤亮居然在《广州文艺》1996年第4期上公开发表题为《宫雪花现象》的文章，饶有兴味地向世人详细披露他与宫雪花从相识、相知一直到住进她家的过程，竟把肉麻当有趣。比如张说：“一个男人(刘按：指张自己)住进一个既漂亮又有性感的女人家，而且这个女人再三声明这个男人是第一个得此荣幸的男人，就很难不让这个男人有非分之想”。“你真是个‘妙人儿’，如果我是个亿万富翁，一定包下你来做香港的‘二奶’!”此文一出，舆论哗然，海内外十几家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或“读者来信”提出批评。即使是张的好友，对此也有微词。丛维熙说：“北京朋友李国文和天津冯骥才，在与我通电话时，都提及他的这篇奇文，认为散了神儿。”(曹继军：《文化人，当给不良文化亮红牌》，见1996年7月3日《光明日报》)。一个党员作家，竟将自己见到“既漂亮又有性感的女人”就生“非分之想”，并有想“包下来做香港‘二奶”’的隐私，津津乐道地公之于众，其坦率固然可嘉，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却极为少见!

（四）

继《无法苏醒》出版两年后的1997年，张的一部20万字的政论专著《小说中国》出版了，这部书的奇谈怪论颇多，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张贤亮提出要按照他的理念和设想“改造共产党”，他说：“在历史的新时期，当务之急是改造中国共产党。”他还说：“在市场经济逐渐成为社会主要经济体制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再是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政治组织，而是应该代表包括资产者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和各种利益集团的议会式组织，将所谓的‘党内斗争’，转化为‘调解、综合、归纳各种不同意见’的党内民主，从而彻底实现政治民主”。这部政论专著不仅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全方位地否定社会主义，呼唤资本主义，他还提出，不但工人阶级要在现代企业家的统治下老老实实地干活，而且还要“革”我国工人阶级的“命”了，他说：“我们还面临着资本的积累过程，这个过程有一定的残酷性。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而且应该尽量减少其残酷性，却绝对做不到让工人群众都高高兴兴地在生产力还不允许的情况下，继续享受‘不当利益’”。“工人享有的特殊优越的地位当然属于改革的范围。”这就是说，建国后工人阶级翻身做主的社会地位和创造性劳动应得的报酬是一种“不当利益”!即工人享受到的利益超过其所做出的劳动贡献的价值。这种“特殊优越”的不应当得到的“不当利益”，不能再继续享受下去了，应该改革掉!张贤亮已经公开站在工人阶级的对立面，磨刀霍霍，向工人群众开刀了!否定我国工人阶级的劳动价值，他要“革”工人阶级的“命”，已经昭然若揭。

《小说中国》是党员作家张贤亮发自灵魂深处的具有体系性的不同政见的自白，是他要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变共产党为社会党，变国家主人为雇佣奴隶的立场观点的全面性的阐释。全书围绕“私有制万岁”这一主题，提出一整套具体的实施方案和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其要害是：首先重提为资本主义“平反”和资本主义“不可逾越”的老调，旨在从理论的根本上否定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彻底清算那段(刘按：指我国社会主义的前三十年)历史”；进而具体解决如何“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问题，而其关键在于“呼唤‘精神贵族’”(张说：“产生不了‘精神贵族’的国家是可悲的”)来“改造共产党”的性质，以达到中国全盘私有化的目的。这就是二十万言《小说中国》的基本要点。可以断言，张贤亮的《小说中国》是他向共产党的阶级性质、执政地位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发出的公开挑战书，也是他的政治纲领的具体说明书。

《小说中国》发表两年后的1999年，张贤亮在《收获》第6期上发表了他的二十世纪末最后一部“封箱”之作的自传体小说《青春期》，这是一部绝妙的自我“平反”书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控诉。这里，只先谈其中的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是描写张贤亮他手拿大哥大，俨然一副新贵加黑社会龙头老大的神态，训斥、吓唬他“出卖荒凉”的杰作——“华夏西部影视城”附近的农民：我冷冷一笑：“好，没有人领头就是你领头，我今天就认你一个人!要法办就法办你!你看我拿手机是干什么的?我打个电话下去，就能叫一个武装连来!……我能让这一带繁荣起来，我也有本事让一家人家破人亡!……明天要是我还看见你们在这里，你告诉你‘上面’那个人，他家里有几口人就准备好几口棺材!谁都知道我劳改了二十年，没有哈坏点子想不出来!……”(见《收获》1999年第6期第20页)

张贤亮通过这一细节把他的化身“我”呼风唤雨，为所欲为，黑白两道浑然一身、新贵加流氓的“霸天”嘴脸，描绘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窥一斑而见全貌，仅此就可见．这个“我”，灵魂深处究竟是些什么。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的五年中，张氏只发表一部政论专著《小说中国》和一部自传体小说《青春期》。与他前期发表的作品相比，这是他创作的减产歉收期，就连预告在1995年出版他“下海”的《钱歌》也恐怕会和《唯物论者的启示录》一样，是放了一枚“空炮”。新世纪以来，再未见张贤亮有新作发表，不知是江郎才尽抑或令有难言之隐?不过，我还是真诚地希望并欢迎张贤亮以彻底不同于过去的全新面貌出现在新世纪的中国文坛上。毕竟他是曾写出过好作品的作家，只要是他能转变观点立场的话。

（五）

最后，要谈谈有关张贤亮著文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的问题。本来这是我和张贤亮因意识形态的立场、观点的不同而产生的原则性的大是大非的矛盾。但这一矛盾却被张氏故意扭曲为我和他个人之间小是小非的恩怨问题，而且是他首先通过他的作品以造谣、诬蔑、谩骂的形式公之于众的。因此，在这里谈论它，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可以让广大读者来评判是非，以正视听。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99年9月24日，我去北京展览馆参观“光辉的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成就展”，看到“宁夏馆”在显著的位置展出了张贤亮的0.55米×1.2米的巨幅照片。当即就在留言簿上写下了我的意见：建国50周年成就展“不宜展览张贤亮”。因为把这样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作为建国50周年的“成就”参加在首都的展出，会造成极坏的影响。而且，参展的全国各省市中，唯独宁夏把一个很有争议和问题的作家作为建国50周年建设的“成就”参展，实属咄咄怪事。我在列举张贤亮长期以来诋毁人民领袖毛泽东，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呼唤资本主义的具体事实后，“要求拆除张贤亮个人的巨幅照片，不要再给宁夏丢人现眼了，不要再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光辉的历程’抹黑了!”嗣后，我又将此事上书中央和地方的有关领导同志。

张贤亮在得知我上书反映此事后，十分恼怒，专门撰写了一篇题为《请用现代汉语及现代方式批判我》的文章，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发表在他控制的宁夏文联机关刊物《朔方》2000年第3期和他的好友冯骥才创办的天津《文学自由谈》2000年第2期上。两文不同之处是后者删去了我给有关方面写的信——“我的意见”和一些太不像话的谩骂、侮辱性词语。这篇文章未征得我的同意就擅自将我写给党内有关方面领导同志的信件内容，全文公开发表。尤其恶劣的是，张氏得了便宜还卖乖，硬说我的“信中并未注明‘未经同意不得发表转载引用’等字样，这就在法律上给我(张贤亮)钻了空子……。”(天下有谁给组织和领导写信，会作如此之注的?这简直是最蹩脚的无赖式的诡辩!)但对我上书反映的具体事实却只字不提，不作任何反驳(他根本无法反驳，因为都是铁的事实)，只能采用“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故伎，回避我揭露的问题，并转移视线，讥讽我刘某人是个“批张专业户”，想要以“批”他这个“名人”而“扬名”，“成为文坛上的一匹老‘黑马’，在宁夏，这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而且，我和他又并非同一重量级的、站在“同一个拳击台上”的“对手”，等等。倘若能把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的关系界定为拳击比赛的话，这就等于说，我这个小人物根本就没有资格批评他这个“准诺贝尔奖”的大作家。更有甚者，张氏竟不择手段，编造事实，诬蔑我的人格，造谣说他在宁夏文联“当权”后，我专门去文联求过他“帮忙”，结果忙也帮了，我却反而对他愈批愈烈，“达到了批判的顶峰和极端”，且是个“疯疯颠颠的老者”，“擅长反啮好意帮助过他(刘按：指我刘某)的人”，“本身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明确的观念’，“北京某些文艺界的前辈及同行”是我“后面的人”．并威胁所谓我“后面的人”，千万不能支持我这个“到处散发‘小字报’的文人”，否则将“名誉扫地，晚节不保”。张氏并坚决表示，他要“继续向刘某人深恶痛绝的道路走下去”。(我刘某所深恶痛绝的道路是“资本主义道路”)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向有关方面直至党中央写信反映个人意见，这是党章赋予党员的权利。张贤亮竟然把我这个光明正大地行使此种权利的党员称之为“向领导告黑状”的小人。没想到一个颇有知名度的“大作家”，竟如此霸道，蛮不讲理，甚至造谣诽谤，以售其奸，真乃罕见。

对于张贤亮不择手段公开造谣诽谤我的人身攻击，我不能不做出应有的反应来以正视听。所以，写了一篇题为《张贤亮的又一次自我暴露》的答辩文章，为了不分散笔墨，没有纠缠在他造谣诽谤我的人身攻击这一点上，只就几个原则性的问题，谈了点自己的看法，投寄《朔方》，要求发表，以便平等争鸣。但时隔半年，却是泥牛人海，查无音信。无奈，只好投寄《中流》，请他们考虑刊载。所幸《中流》主持公道，于2000年第9期发表了我的答辩文章，否则我辈平头百姓可真没有说理的地方了。

2000年12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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