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情系嵇康
李文生
读鲁迅,得读嵇康。因为鲁迅校辑的《嵇康集》印在一九三八年八月编印的《鲁迅全集》第九卷中。鲁迅自一九一三年九月至一九三六年去世为止,陆续校勘《嵇康集》十多次,长达二十多年之久,几乎贯穿了他文学写作生涯的全部时间。在鲁迅校辑的古籍中,精力耗费最多,时间延续最长的当数《嵇康集》了。鲁迅为什么这样倾心地沉浸在《嵇康集》的校阅整理之中,并乐此不疲呢?
有人说,嵇康祖籍在绍兴,鲁迅是把嵇康当作吴越先贤看待的,也许有这方面的因素;还有人说,在民国初期,鲁迅在教育部任职,袁世凯专制,消极度日的鲁迅,以读古书、抄古碑为事,以图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查鲁迅这一时期的购书账,所购的不少书,均为古书,这也算找到了此说的佐证。
但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竹林七贤”中的第一名士嵇康,具有卓越的才华、高洁的品格,其愤世嫉俗的反儒道传统的战斗精神和“魏晋风度及文章”,赢得了鲁迅的由衷的敬仰及心灵上的呼应共鸣。嵇康的悲惨遭遇,更引起了鲁迅的强烈同情。鲁迅情系嵇康,成了二十世纪嵇康的第一知己。两颗不屈的灵魂,在长期无言的默默交融中,息息相通。
嵇康生活在魏晋的“易世”时代,司马昭一心想篡夺曹魏政权,已为路人皆知。他不仅大造舆论,鼓吹儒道名教,宣扬以孝治天下。还积极培植势力,网络人才,扩大阵营。大名士大作家嵇康,英俊潇洒,还娶了当朝的沛王曹林的女儿长乐亭公主为妻,名气震动全国。司马昭朝思暮想,急着要把嵇康纳入麾下。就在公元二一六年,司马昭授意已高升的山巨源举荐嵇康继任吏部选曹郎。按照魏制,该官职为六品,是负责全国县级以上官员的选拔任用,很有实权的。如果搁在今天,我们的一些“躲避崇高的大作家”早就拦个面的,颠儿颠地报到去了。
但是,嵇康先生,就是不买司马家的账。面对这个“肥缺”,他竟视之为“死鼠”、“膻腥”。挥手拒绝后,他还不解气,又亮出一招“撒手锏”,写了封《与山巨源绝交书》。这山巨源又名山涛,年轻时是嵇康的一个哥们,竹林七贤之一。在曹魏的实权落在司马氏手中的时候,他随波逐流,投靠了司马昭,官位不断升迁。要说,你想干不想干,朋友间好商量,何必要绝交呢。可实际上,嵇康不满司马氏擅权久矣!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是借机会发表不与司马氏合作的声明。
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指桑骂槐,讽刺挖苦,含沙射影地揭露庸俗世态、虚伪礼教、功名利禄的假面具。同时,一口气列出“七不堪”和“两不可”做官的理由(共九条):
一、喜欢睡懒觉,官差呼之不理;二、好抱琴行吟,喜射鸟钓鱼于草野,有吏卒在旁不自在;三、因为服五石散,身上虱子多,常把搔不住,如果穿上官服,端坐公堂,揖拜长官,是不能忍受的;四、平时不喜欢书写,官府事情多,文件堆案盈几,酬答麻烦,欲自勉强,则不能久;五、不喜为人吊丧,而人间世俗看重此事,过去我已经因此得罪不少人了,如果让我降心顺俗,做不到;六、不喜欢与俗人共事,更不愿百态千变地在人的眼前周旋;七、性子急,做事无耐心,而官事繁忙,累神伤虑,真受不了;八、常常口出狂言,非议汤、武,鄙薄周、孔,为当世礼教所不容;九、自己“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这更是不能出来任职的。
绝交书文采飞扬,嬉笑怒骂,痛快淋漓。今日读来,还令人忍俊不禁,确是解放思想的奇文,更是一篇反礼教的宣言。可是,当权派司马昭读到“ 每非汤、武而薄周、孔”时,却勃然大怒,切齿发恨,这可了不得。
非议商汤、周武王、周公旦、孔丘,在今天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事关重大。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佐周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的,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氏篡位的时候,怎么办呢!因此,曹家的上门女婿就非死不可了。终于,在公元二六三年,司马昭借吕安事件诬陷嵇康作伪证罪,将其杀害于洛阳东市,用魏晋名士代表的血祭洒了司马氏“禅代”的殿堂。
因乱发“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议论,让血洒在刑场上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概是千古一人吧。嵇康用生命写出的不朽丰碑,深深地震撼着一代文化巨匠鲁迅。多年来,他倾尽心血对嵇康的著作精心钩沉,以求全壁。在阅读理解《嵇康集》中,他渲泄着生命的苦闷,抒发着内心的愤懑,以寄托自己的政治情怀。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六日,鲁迅在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演讲自己的学术成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论述嵇康、阮籍等魏晋时代的文人们的生活、思想和作品,并为被骂了一千多年的嵇康、阮籍等“反礼教”的文学家、思想家翻案,表现出了惊人的反传统的叛逆精神。
其时,正值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发动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鲁迅当时任国民党中山大学的文学院长,为了营救被捕的学生,他愤然辞去大学的一切职务,以示抗议。
在这次学术演讲会上,不少人发表反共演说。鲁迅名义上谈的虽是魏晋的事,指斥司马氏以 “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罪名杀嵇康,实际上骂的却是蒋介石和汪精卫以“反对三民主义”的罪名杀戮共产党人,借用魏晋时期的酒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
一九三三年二月,鲁迅为纪念五位青年作家李伟森、柔石、白莽、冯铿、胡也频遇害两周年,而写《为了忘却的记念》,又勾起了他的嵇康情结,文中以嵇康之死来比拟“五烈士”的牺牲: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
写《思旧赋》的向子期,又叫向秀,是嵇康生前的好友——“竹林七贤”之一 。他在严重的政治恐怖气氛下写了《思旧赋》,悼念自己的老大哥、文坛盟主嵇康,也暗寓对司马氏篡权的不满。但是,向秀最终还是屈服了司马氏的屠刀,被迫当了晋朝的官。鲁迅却迎着国民党的子弹,“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跃身抽笔,满腔悲愤地控诉屠夫独裁者的罪恶,这和嵇康临刑前弹奏的《广陵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特别提出:“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却道,人是并不好学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这“师心使气”,通俗一点说,就是冲破一切拘束,全力张扬自己的个性。具体到嵇康身上,就是反抗虚伪礼教的战斗文章和不惜身的“狂人”精神以及硬骨头气概。同样也是生活在“易代之世”的鲁迅,对此是心驰神往的。他为这种战斗精神在文学史上销声匿迹而扼腕不已,决心继承发扬光大“现代的魏晋风度及文章”,并为之奋斗了一生。鲁迅的生命没有虚掷,他在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累累硕果。作为俗人如我者,对于“师心”和“使气”不仅不敢想,更不敢做,只有心向往之的份了。
鲁迅还很欣赏《嵇康集》的编排样式,并在《题未定草八》中说:“现在还在流传的古人文集,汉人的已经没有略存原状的了,魏的嵇康,所存的集子里还有别人的赠答和论难,晋的阮籍,集里也有伏义的来信,大约都是很古的残本,由后人重编的。《谢宣城集》虽然只剩了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赋咏的诗。我以为这样的集子最好,因为一面看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见他和别人的关系,他的作品,比之同咏者,高下如何,他为什么要说那些话……”
鲁迅编排自己的杂文时,也常采用这种方式,把与自己杂文有关的文章(包括对立面的)一起编印进去,聊为备考。这样大约可以反映出当时论辩的情景,显示出一些时代的眉目,让人在比较中得到更多的思考和启发。我们今天读鲁迅的杂文,就好象觉得在读那个时代的“诗史”。
如果有时间仔细地阅读鲁迅的著作,特别是那些纵横壮丽、所向披靡的杂文,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一生对于儒家传统及其思想体系的激烈批判,对于旧的时弊的针砭,对于那些权贵和权贵的帮凶、帮闲们的“连眼珠也不转去”的蔑视,还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壮语豪情等等,说其中有《嵇康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则当是无人批驳的吧。难怪当年一些与鲁迅共事的“正人君子”们看到鲁迅正色,总会悻悻地说,先生“又发名士脾气了”。
二〇〇九年九月
于河南平顶山市滍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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