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华国锋、张春桥、汪东兴等谈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多么重啊!在73岁时的1966年,他抱着“跌得粉碎”的决心,发动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搏击,十年凯歌。1976年9月9日,他撒手尘寰,告别了人间。
毛泽东的谢幕,不仅带走了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还让他的夫人、侄儿和一大批战斗在各个岗位的积极分子遭到了坐牢、判刑、开除、免职、降级等处置。风云难测,道路曲折。
但是,对这场由亿万人民踊跃参加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认识,不是用行政法律手段就可以很快解决了的。几十年来,在国内国外、党内党外、政府民间等围绕着他干的第二件事的认识,发生着严重的分歧,产生着很大的争论,可能会像秦始皇的郡县制和焚书坑儒一样,要在后人的中间长久地争论下去,不断地影响着中国,影响着世界。
在华夏大地,被誉为“红太阳”、旗帜和灯塔的毛泽东,为什么要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甚至耗尽精血仍不终止,并坚持把它作为遗产交给后代子孙呢?这个提问是惊天的,好似黄钟大吕的震响,可以触及人们的灵魂。在时针嘀嗒的几十年中,却是一人一解,百人百议,也是分歧大,争论多。我们认为,以目前的情况看,要想破解这样的疑问和难题,只有从毛泽东最后十年的讲话、谈话、批语、电报、书信、诗词、题词等珍贵文献中,才能探寻出比较全面、正确、权威的解答。因为,他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计,说的每一句话,写的每一句批语,作出的每一首诗词,发出的每一封电函,都是他真实思想的表达。从这里,我们不仅能看见一颗博大而赤诚的爱国爱民之心,还能深刻地领悟到他为什么要搞这场浩瀚运动的根本原因。
为了让读者能够全面系统真实地读到毛泽东的这些文献,我和同伴们几十年来像蜜蜂采花一样,不辞劳苦,到处奔波:1,常跑图书馆,大量翻阅图书、报纸和期刊,收集抄录。2,常利用网络,在电脑和微信中搜寻。3,不断走访众多的藏书家,获得所需。4,不时光顾书店、书摊和网上的新旧书店,选购可用书刊。5,悉心购买稀缺的内部资料和当时的绝密文件。
对收集到的所有资料,我们都认真多次地讨论、甄别和考证,才把它们列入应在的年、月、日中。经过年复一年的冒严寒、顶酷暑,日夜笔耕,精心选用,细心编排,终于汇集注释出了这部多卷本的“文革第一书”。
特别珍贵的是,书中保存着一些原汁原味体现毛泽东晚年文献的真实文字,校补了许多所谓正史、实录类书刊修剪隐抹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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