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诗国的夜空中，第一颗璀璨耀眼的明星，是楚国人屈原。他大约出生在公元前340年，农历正月十四日，是楚国宗室贵族。其故里和祖籍，颇存争议，有多种说法：一说在湖北省秭归（今宜昌市），又说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再说是在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等多个地方。
自幼聪慧好学、志向远大的屈原，20多岁时就学识渊博，明于治乱，善于辞令，担任了楚怀王的左徒（仅次于令尹的官）。对内与怀王商议国事，制定政策，发布号令；对外则接待宾客，应对诸侯。他的朝夕理想是辅佐怀王，改革政治，举贤任能，富国强兵，联齐抗秦，统一中国。
不料，这却招致了旧贵族集团的强烈反对。他们不断地在怀王面前诬陷谗毁屈原，终使怀王罢了屈原左徒的要职，任为三闾大夫。
公元前313年，楚秦修好，屈原第一次被逐出郢都，流放到汉水以北，就是现在的南阳市的西峡、淅川及平顶山市的鲁山县一带。因为，这里是楚国西北部的边陲。
在这里，他不停地漫游于广漠的山野和荒村，好像从南边飞来的一只孤独鸟。他北望高山，南望郢都，伤心楚国政治腐败，内外交困，日趋危殆，还愁苦理想无法实现，就紧握忧愤的笔，写诗呐喊！
后来，楚秦交恶，屈原被怀王召回，出使齐国，行“从亲”（联盟）之约。
公元前299年，秦王邀请怀王赴秦会谈。屈原谏阻，说秦是虎狼之国，不可信。但是，怀王不听，执意前去。结果，他不仅做了三年俘虏，还客死秦国。
公元前296年，怀王的长子顷襄王忘记父仇，仍奉行亲秦路线，并听信令尹子兰等人的谗言，将坚持抗秦的屈原放逐到江南的荒僻地区。尽管颠沛流离了许多年，他仍然不停下抗争的诗笔。
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率兵南下，攻破郢都。这年的农历五月五日，仍在流放中的屈原目睹国将亡家已破，悲报国无门，哀救国无望。悲哀愤慨中，他以沉痛申讨昏君奸侫之笔，写下《怀沙》这首绝命词后，身系大石头跃入汨罗江，以死明志，以身警世，仅活了62岁。
屈原的九死未悔、临难不屈、一身硬骨、一腔正气，深深地震撼了毛泽东，屈原开创的浪漫主义的新诗之路，更让他仰慕和赞叹。
屈原一生大约创作了25首被后人称为“骚体”的诗歌，就数《离骚》最著名，是中国最早、最长、最宏伟的浪漫主义抒情诗。
它共有370多句，2400多字。诗人展开浪漫主义的翅膀，驰骋瑰丽的想象，运用绚烂的文字，叙述自己的身世、品质、修养和抱负，倾吐自己“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的“美政”理想，申诉自己辅佐楚怀王进行政治改革的斗争和遭受的冤屈，表达对昏庸王室和腐败贵族的憎恨，表明自己决不同流合污的政治态度和“九死未悔”的坚定信念。他还从历史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中肯定自己的主张，进而神游天地、涉水登山，上下求索。结果，他欲见天帝而不得，欲求“美女”（君主）而无获，只好听从灵氛的劝告，乘龙驾车，去国远游。飞翔中，他忽然透过阳光，望见了楚国故土，不忍离去，决心以死来慰可爱的祖国，来殉自己的理想。
它是一个崇高灵魂向人世间的告白。
它是一篇讨伐丑恶黑暗势力的檄文。
它是一曲穿越时空的理想殉难曲。
它是一首义薄云天的爱国英雄主义的悲壮战歌。
它是一块几千年来令无数仁人志士高山仰止的丰碑。
它是一股翻江倒海的骚风，激荡着文坛，给浪漫主义诗歌闯出了一条新路。
毛泽东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就阅抄《离骚》等作品。几十年来，他都把屈原的作品放在身边，常阅读，常品评，常引用，还写诗歌颂。可以说，他对屈原和《离骚》钟情了一生。
1913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时，将自己听课和读书笔记装订成册，题为《讲堂录》。全册47页，前面11页都是他用工整的小楷抄录的屈原《离骚》和《九歌》的全文。在《离骚》正文的天头，又写有自己对各节内容的概括。
1915年5月，毛泽东写《征友启事》结识了罗章龙。他们第一次会见于长沙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海阔天空地谈了两三个小时。谈话中，他们都对《离骚》感兴趣，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罗章龙归后，还写《定王台晤二十八画生》诗一首：
白日东城路，琅嬛丽且清；
风尘交北海，空谷见庄生。
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
风流共欣赏，同证此时情。
诗的“策喜”一句，指贾谊的《治安策》；“骚怀”一句，说的就是屈原的《离骚》。
1918年春，毛泽东写给罗章龙的七言古风《送纵宇一郎东行》的第二三句是：“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表达了他对以屈原、贾谊为代表的湘楚浪漫主义文化精神的自豪和仰慕。
抗日战争时期，遍地烽火。住在延安窑洞中的毛泽东，常忙中挤空儿，阅读以屈原作品为主的《楚辞》。
1936年2月，毛泽东填写的《沁园春·雪》中，有“稍逊风骚”句，其“骚”字，便是指屈原的《离骚》。
1949年12月，毛泽东坐火车去苏联访问的途中，多次邀请苏联翻译、汉学家费德林到自己的车厢里交谈。其中，几次谈到了屈原。
费德林说：“据中国文学史上说，在《诗经》的无名之后，首屈一指的该是屈原了，他是第一位有创作个性的诗人。”
毛泽东说：“哦，这是你喜欢的题材啦，不过这个问题谈起来就不那么简单啰。对，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也是我的家乡嘛，所以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就生活在他流放过的这片土地上，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切。不过，现在的人就未必啰，他们不一定理解屈原的伟大功绩。”
费德林说：“我想，由于乡土关系，同乡人哪怕隔了许多代，对屈原有一种直接的感受，他们对诗人的评价就更有说服力。”
毛泽东说：“可是，家乡人对屈原的纪念是很微不足道的。何况诗人的时代距今已经两千多年了，对于他的命运，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费德林说：“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变革都会产生一段悲欢离合的故事。至于屈原，政治变迁是他个人的不幸。屈原艰苦地走过他的时代。他忧国忧民，力求挽救楚国的危亡。”
毛泽东说：“连年战乱使国家凋敝，民不聊生，楚国灭亡了，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接着开始了另一个历史过程，就是把那些分散的、互相争权夺利、争战不休的诸侯王国统一起来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后，它以秦始皇统一中国而告终，从而形成第一个集中统一的帝国。这对中国后来的命运产生了重要作用。这是事情的另一个方面。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要专门来谈。”
毛泽东又说：“是的，这些都发生在我的故乡湖南，发生在屈原殉难的地方——长沙。因为这缘故，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费德林说：“现在，我们苏联读者也能看懂屈原的诗了。我们知道，屈原是很久以前的诗人，但也是属于未来的诗人，他用诗歌来表明自己的心迹，表达自己的真情。他的《离骚》向我们说明，有了生活体验才能写出诗来，只有认识自己，才能改变自己。”
毛泽东说：“是啊，屈原的功勋并不是马上就得到人们的承认。那是后来过了不少日子，诗人的品格才充分显示出来，他的形象才真正高大起来。屈原喝的是一杯苦酒，也是为真理服务的甜酒，诗歌像其他创作一样，是一种精神创造。”
费德林说：“屈原忧天下之忧，痛人民之痛。老百姓爱戴他，崇拜他，这也算是一种个人崇拜吧。”
毛泽东说：“是啊，这种崇拜不是屈原自己制造的，而是爱戴他的老百姓自发产生的。这种崇拜一直延续到现在，难道能怪他吗？我们不能为别人负责，老百姓树立他们所需要的权威和偶像，这是他们的事，我们不能对此负责。我不认为这是他的错。”
有一次，毛泽东还对费德林称赞郭沫若1942年创作的话剧《屈原》：“当时，重庆演出的话剧《屈原》，在全国引起了震动，我们在延安听到这情况也很受鼓舞。革命胜利后，我在北京见到郭沫若，还谈到这一点呢。”
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外交部首批驻外国大使学习班成员，并同他们亲切地交谈。他走到黄镇面前问：“你原来那个黄士元的名字不是很好吗，改他做什么？”黄镇答：“我的脾气不好，遇事需要提醒自己镇静。”毛泽东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毁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
1951年7月7日，毛泽东约周世钊、蒋竹如两位老同学在中南海划船时，谈到了《左传》和《楚辞》。说起屈原与屈瑕（楚武王封子瑕于屈，即为屈瑕，其后人以“屈”为姓，屈原便是其后裔）的世系关联，毛泽东说：“《左传》和《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
1953年是屈原逝世2230周年，经毛泽东提议，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向世界和平理事会大会赠送一幅屈原画像；会上，确定屈原为世界文化名人。从此，屈原的名字和事迹在世界迅速传播。
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会见访华即将回国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引用屈原《九歌·少司命》中“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接着，他向客人介绍说：“屈原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在两千多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就把他死的这天作为节日，就是旧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人们这天吃粽子，并把它投到河里喂鱼，让鱼吃饱了不再去伤害屈原。”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出一些《草木篇》（作家沙流河写的一组散文诗）就那样惊慌？你说《诗经》《楚辞》是不是也有草木篇？”
同年5月11日，毛泽东填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中，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句。屈原的《九歌·东皇太一》中，有“尊桂酒兮椒浆”句。毛泽东的“桂花酒”是不是受到了“桂酒”的启示了呢？
同年12月，毛泽东要身边工作的几位同志把各种版本的《楚辞》和有关《楚辞》及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逄先知专门请何其芳列了一个目录，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把古今有价值的各种《楚辞》版本和有关著作收集了50余种。在那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
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离骚》给与会者。
同年1月12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说：“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同年1月16日的讲话提纲中，毛泽东还写道：“学楚辞，先学离骚。”
同年1月18日夜里，空军雷达部队发现了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全城实行灯火管制。为了安全，卫士让毛泽东进防空洞。可他不仅不去，还让卫士点燃蜡烛，继续聚精会神、津津有味地看《楚辞》。
同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中“文件的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一条里，引用了《离骚》的一些词语和诗句来阐明文件写作的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他写道：
“例如：皇考是远祖，还是祖父，还是父亲？三后是楚国的三后，还是禹、汤、文，还是颛顼、帝俈、轩辕？兰是现在这样的兰？还是另一种？以上是概念问题。
“例如：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以上，是判断问题。”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屈原作品的娴熟和运用的灵活。
同年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说：“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于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
同年8月16日，毛泽东在审阅和修改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加写了一段“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一面”的话，其中有屈原的“批判君恶”。他认为，屈原“批判君恶”是有人民性的表现。
同年9月，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去南方视察，到了合肥，毛泽东向省里借来《安徽省志》、朱熹的《楚辞集注》。
他问张治中：“你读过《楚辞》吗？”
“未读过。”
“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
两人由《楚辞》谈到朱熹的《楚辞集注》。他还对张治中说：“朱夫子是你们安徽人。”
1959年7月至8月的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叫秘书林克编了一本评价和研究《楚辞》的几十种书刊目录，经他审定后，印发给了全体代表。
会议中的8月16日，毛泽东在《关于枚乘〈七发〉》的批语中写道：“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据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我少时读过此文，四十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曝之诚，赠之于同志。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三国时魏国诗人）《七启》，张协（西晋文学家）《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
在一本明朝人陈第写的《屈原古音义》中，毛泽东用红蓝两色铅笔，对《离骚》中的很多句子作了密密的圈画。如：“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同年10月23日，毛泽东要外出，在指定带走的书目中，便有朱熹的《楚辞集注》、陈第的《屈宋古音义》。
同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1961年6月16日，毛泽东特别指名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宋版的《楚辞集注》。
同年，毛泽东写的《七律·答友人》，可能化用了屈原《九歌·湘君》《九歌·湘夫人》《九歌·东君》中的神话故事。诗的前四句是：“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九歌·湘夫人》中的首句是“帝子降兮北渚”。“帝子”即“湘夫人”。在《九歌·湘君》中所描写的“湘夫人”是恸哭过的，“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悱恻”。而在毛泽东的笔下，“帝子”的心情则是欢快的，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气息。“红霞万朵百重衣”句，似乎与《九歌·东君》中的“青云衣兮白霓裳”句有点关联。还有，诗的第五句“洞庭波涌连天雪”，毛泽东自己说：“洞庭波，取自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洞庭波兮木叶下'。”
同年的9至10月间，正值新中国内外交困的多事之秋。在对付多种压力和挑战的时候，毛泽东又读《离骚》，情思遨游，引出诗兴，提笔写下了一首《七绝·屈原》：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这是毛泽东送给屈原的至高无上的礼赞！引申一下说，也坦露出他的临变不惊、高压不垮的英雄心迹。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几位哲学工谈话时说：“柳宗元的《天对》，从屈原《天问》产生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一个人做了这么一篇。到现在《天问》究竟讲些什么，没有解释清楚。《天对》讲什么，也不清楚。读不懂，只知其大意。《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1965年2月，毛泽东创作的《念奴娇·井冈山》词中，有“九死一生如昨”；屈原的《离骚》中，有“虽九死其犹未悔”。这“九死”一词虽然相同，用意却大不一样。屈原用以表示修身洁行、追求理想的决心；毛泽东则用以形容自己冒着生命危险闹革命。
同年5月，毛泽东创作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词中，有“可上九天揽月”；屈原的《离骚》中，有“指九天以为正兮”。古代传说，天有九重，两者的“九天”均指天的最高处。
同年6月20日上午，毛泽东在上海同复旦大学的刘大杰、周谷城谈话时说：“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在王安石之前，已经有人提出过反对天命，反对封建的思想，比如屈原、王充。屈原的学问是深奥的，多元的。”
1972年9月27日晚8时半，79岁的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说：“我喜欢读书，中了书的毒了，离不了书。知道对身体不好。不读，睡不着觉。你看（指着周围书架及书桌上的书）这是《稼轩》，那是《楚辞》。”
田中角荣等日本客人都站起来，看毛泽东几个书架上的各类书籍。
毛泽东拿起桌上的《楚辞集注》，共6册，递给田中角荣说：“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送给你。”
田中角荣慌忙接过书，向毛泽东深深地鞠了一躬，连说：“多谢，多谢。”
把以屈原作品为主的《楚辞》作为国礼送出，可看出屈原等先哲在新中国领袖毛泽东的心中，有着多么重的分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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