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写小说《测字》
企业破产后，我的内心没有平静过，特别看到那些皱纹满脸的老职工在西下余晖的笼罩下揭开垃圾桶翻找可以卖钱废品时，心头有一种滴血的疼痛。我能为这些共和国的创造者做些什么，这是盘桓在我思维中而且拷问我良知和勇气的问题。沉默后，我打开了电脑，开始了我以西北国棉一厂为背景的小说创作，先后写出了《生命在爱女手中消失》、《年殇》、《买房》、《通缉犯》、《玉坠儿》。一天午夜，睡梦中的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惊醒，拿起电话的那一瞬间，我的心坎盈满了一种兴奋，原来一位退休的老职工表述她阅读我的小说后的感受。放下电话后，我失眠了，当然这样的失眠是一种幸福的失眠。
随着我写作生涯的延续，我越来越感觉现实社会渴望表现底层生存文学作品的出现，正是这种感觉，促使我在这条充满无奈、彷徨、怀疑的文学小道执着前行，尽管时常散发着失败的情绪，但只要走出家门，看到那些沧桑的老人，我就羞愧，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我的创作就是这样交错向前。
小说《测字》是我正在苦写的一个中篇。小说主人公王维同样是一名破产企业的下岗工人。他不同于《通缉犯》的张晓钢，他能说会道，不是那种离开自己的职业一事无成的老实工人，但他的命运同样充满了一种变数和辛酸。我有时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企业破产后，那些原本受人尊敬的劳动者很难融入这个社会，是他们出现了问题，还是这个社会出现了问题。面对这样的思索，于是我有了创作《测字》的冲动。
小说《测字》构思已经完成，写作也已过半，从完成的篇幅来看我当初的想法远远没有达到，可喜的是这部小说暗示了我叙述语言的变化，用行家的话讲，语言小说味更纯了。从谈歌的《大厂》到王梓夫的《死也无门》，展示了现代工业题材变化的趋势。从企业破败到企业员工个体生存展示，现代作家对这类题材深思熟虑后采取的一种无奈选择。底层写作，应该是文学作品表现的一个常态。下岗工人是所谓改革攻坚后出现的一个弱势群体。这个群体心理的落差，精神的失落，生活的艰辛应该说是别的群体所不具有的。他们的一举一动成为社会稳定和谐的风向标。可能再过若干年，下岗也许成为一种常态，但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关注这个群体实际在为蕴藏重大危机的社会寻找一种释压器，具有社会认知功能和阅读功能文学作品，就必须担当起这样的责任。
可能我上面的文字在有些人的眼里看来，还没有摆脱对于文学作品的惯有思维。我不管别人在说什么，把心思用在写《测字》上，我在叮嘱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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