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龄：驳彭明道栽污毛泽东的婚外恋情
自打《建党伟业》以汤唯饰演毛泽东情人的新闻传出后，毛泽东与陶斯咏的婚外恋情越传越神。可以肯定，从现在就开始抄作的“毛杨陶”三角恋故事，在明年的某一天必定会成为此片的一个“感动点”和票房的卖点。作为制片商来说，有此足矣，何问其他！
而我们，作为《建党伟业》的一名观众，却不得不问一声：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伟业，确曾有过“毛杨陶”三角恋的“伟业”吗？
回答是子虚乌有！子虚乌有而成了“伟业”，究其根源，应该归功于彭明道“集十数年努力”打造出的一篇大作——《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下面让我们来对彭的此文逐条驳之：
一、 彭所收集的资料无一可以证明毛陶之间有恋情
为了证实毛陶的恋情，彭明道做了不少的工作，湖南省档案馆、长沙和湘
潭的党史办、史志办以及周南学校的档案室都被他查遍了。被他找到的史料有：
1、 1919年11月16日 ，一张新民学会的部份会员在长沙周南女校的合影。
这张照片虽然毛、陶也在其内，但这是一张40来人的集体照，相信世上不会有这样的傻瓜蛋，将一张集体照拿来作为毛陶二人恋情的证据吧！
2、易礼容（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等人在长沙大公报上登广告，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主要是卖一些进步书籍）。陶斯咏加入了书社，并出了10块光洋。毛泽东也出了10块光洋。出10块光洋的有3人。
如果有人以都出了10块光洋作为他们恋情的证据，不用我说，谁都会认为此人肯定是个傻瓜蛋。
3、在1918和1919年毛两次离开长沙的时间，曾给陶写过一些信，现在能查到的有五件，内容只是片断。
这些信件的片断，彭明道没有认定是情书，却用了个“只是片断”打下埋伏作暗示，也可说是给了听众一个自由猜测的空间。不过，如果真是情书，那就应该字字句句都是含着情的，岂有五个片断而不能作出判断之理？如果是彭明道自己才疏无能作出判断，何不将这些片断公之于众，延请高人研究？那就一定会有个结果的。数千年之前的甲骨文碎片如今尚有高人能将它们整理成文书。何况毛的书信片断都是用的现代汉字呢！
4、1921年，毛泽东在上海开会返回长沙途中，特意绕道看望了在南京进修的陶斯咏。
据彭在此文中所说的“当时的邮程或信使的行程（因浙赣线尚未修通）由上海至长沙必须从武汉转水路”看来，毛从上海返长沙经南京并不是绕道，只是顺道在途中下了一次船罢了。顺道看望一位曾经是同志的朋友这不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嘛。怎么就和恋情扯到一块了？说不定他是想前去做陶的争取工作呢。（此时陶的思想是否与共产主义完全背离，未找到有关资料。如仍属同志，顺道探视更是情理中事）
二 《贺新郎》词的标题“别友”不是什么怪事
找不到“毛陶”恋情证据的彭明道，就把全部心思集中在毛主席写给杨开慧的《贺新郎》词的“考证”上，下决心非要从其中论证出一个“毛陶”恋来。他的主攻目标第一个就是这首词的标题“别友”。此词在毛去世后曾由人民日报发表过两次。第一次无题。第二次标题为“别友”，原因是在新找到的一份毛主席亲自校订过的手稿上有此记载。彭明道像是发现了地下宝藏一样的兴奋，大呼小叫：
“这里有一桩天大的怪事：经过毛本人亲自“校正定稿”的原稿上，明明写的是“别友”。而《文献》版的注释却说“这首词是写给夫人杨开慧的”。以毛氏的文字功力与行事的精细，怎么可能把“妻”与“友”混淆不辨！这就出现了麻烦：这首词，到底是赠给谁的？”
哪来的什么怪事！哪来的什么麻烦！
究其实，“妻”这个名词只是婚姻关系中与“夫”相对的一个概念，与感情没有必然的联系。有的夫妻，终其一生，只有婚姻而无情爱，所以，在我们的汉语中，出现了一个成语，叫做同床异梦。这是对没有情爱的夫妻的最生动描写。
尤其是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妻”是“夫为妻纲”的夫权下的一种附属物。对于广大妇女而言，就是屈辱的代名词。
友则不同，它建立在志趣相投的友情友爱的基础上，不爱任何力量的干预和约制。没有友情友爱，也就没有友的存在。
毛主席的《贺新郎》词，原稿应是送给杨开慧了，当时的标题是什么，无据可考。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在晚年整理此词稿时，对标题是进行了再三斟酌的。所以才有了两个校订的手稿前稿无标题而后稿用“别友”作标题。
用“友”不用“妻”，正是从“妻与友”的内涵着想，所表示的正是他与杨开慧不同寻常的挚爱。
何况，毛主席的婚姻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先后有杨开慧、贺子珍和江青三任妻子。而“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这样的知心女友却只有杨开慧一个。所以，词题不用“妻”而用友也从另一个角度，表现出了毛主席思考问题的精明之处。如用“别妻”为题，不但显得俗气，也不能反映出他与杨开慧相交以心的挚爱，同时还产生了无专指之嫌。
三、 改后的词非常切合晚年毛泽东的个人情感
据彭明道称，该词最初稿为：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重感慨，泪如雨。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恁割断愁思恨缕。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山欲堕，云横翥。”
其后经过了多次修改，最后一次修改的时间引起了彭明道的极大兴趣和诧异，这个“竟是在全面内战，乱得不可收拾的一九七三年”，使得他又引出了关于文革时期的诸于“国民经济全面崩溃”之类的一长串文字。可见这位 彭明道 先生的胡扯功夫非同凡响，也可以说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吧。于是乎，毛主席几十年前的这首小词由他作中介就与文革攀上“亲戚”了。用他的话说，是“充满了‘革命豪情’的句子……带着典型的‘文革’印记。”
究竟什么句子充满了革命豪情打上了文革印记呢？这就是修改后的“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
原来，彭明道理解的“要似昆仓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两句，竟然是“摧毁旧世界，解放全人类”的意思，所以，就被他认定是带着“一个大政治家的口气”发出的 “革命壮志冲云天”的豪言壮语，是一种“狂热的‘世界革命’思想”。
观此一语，我们不得不对这位毛泽东诗词研究专家刮目相看了。原来此君是一位古诗词的门外汉！当然，本人也只是一个门外汉而已。不过，我这个门外汉听他这个门外汉在门外的这一通嘶叫以后，忽然悟出了这个隐藏门内的“秘密”来了。
顺便说一声，像这种两个人之间的赠答诗词，很多词语涉及的是两人之间的私事和私情。如不加注释，局外人有时确实是很难看得懂的。那么，毛主席这两句词中的“秘密”又是什么？说起来，其实无“密“可言，意思明白得很，与彭明道所说的原词比修改词“读下来，就顺畅多了。不论是讲人情，感情，还是爱情，都少了许多矫柔做作，多了几许真情”的结论恰巧相反。
原词中的“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前一句直译为“我要以四海为家”，后一句直译为“更不会学小儿女态作昵昵情语”。这不就是当年的毛泽东表达出来的“不恋儿女私情而以四海为家”的革命豪情和远大志向吗！为什么要这样做？下面作了注释：“山欲堕，云横翥”——当时的国家形势是江山摇摇欲坠，个人想作双飞的乌儿不可能，天上有满天的乌云横阻着。
修改后的“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我们先来看一首古代情歌：
枕前发尽千般愿。
要休且待青山烂，
水面上秤砣浮。
直待黄河彻底枯。
休即未能休，
且待三更见日头。
诗中用“青山烂、秤砣浮、黄河枯、三更日”这些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事作为誓言歌颂爱情的长久永恒。“昆仑崩绝壁”就是“青山烂”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台风扫寰宇”中的“扫”是扫荡扫平消灭的意思，如“横扫千军如卷席”就是此意。这里的“台风扫寰宇”可以理解成毁灭寰宇，同样是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事。表达的也是一种誓死不渝的忠诚情感。彭明道却将“扫寰宇”理解为解放全人类的“世界革命”的狂热来了，不可思义。
毛主席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修改，这和他晚年的心境有关。人到晚年都会怀旧。浮现在毛主席记忆中的为革命壮烈牺牲的杨开慧使他感到，虽然彼此有海枯石烂之约，但自己在情感上欠她的实在太多。于是，修改后的词便打上了他当时的情感“烙印”，诗人在向冥冥中的杨开慧细细诉说：“重比翼，和云翥”——来世再做一对在云彩中比翼双飞的鸟儿吧。当然，这个“重”也可以理解为重视、重要的、最要紧的。在“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的誓言以后，进一步表示，要做一对在云彩中的比翼双飞鸟！
我不敢肯定自己对这首词的意境理解完全正确。但是，对一首情诗的分析，必须从情感入手，这是不容置疑的。别有用心的非要拉扯上政治，其结果必然会弄得面目全非，牛头不对马嘴。
彭明道认为：“‘人有病，天知否？’接不上‘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这种两情缱绻的思绪。” “好像是屈大夫当年自沉于汨罗江前痛心疾首的“天问”，或是革命导师面对一大群热血青年的激情宣传。对着老婆或情人无端发出这样的嚎叫，真是离谱得很呢！
评词品诗的学者用“嚎叫”之类的恶语攻击，又一次暴露了彭心中的阴暗。我们能指望有着这种阴暗心理的他会品出什么诗味来吗！
他的此语又是简单的“以字论诗”闹出的笑话。此句可以理解为“我的疾苦别人会知道吗？”隐含的意思则是“我的疾苦只有你时刻在关心着！”这不正是“算人间知己吾和汝”的注脚！1973年的毛泽东已至晚年，身体状况不佳，而且在外面还必须强装着没事尽量不让外人知道（即天知否）。在这样的心境中，倍加怀念杨开慧这位人生知己，从而发出这样的感叹，正是情理中事。怎么会是“离谱得很呢”！
彭明道在歪解了这首词以后，又发了一通高论：“在这样乱糟糟的日子（指文革）里，毛泽东真是心劳力绌，焦虑无穷。他有没有心情去修改他五十年前的一首风月骚词，是实在令人怀疑的。这里存不存在另一种可能？是毛的某一位诗友，或为受毛之托，或为自作多情，将词中颇有点凄凉（重感慨，泪如雨）和有点灰暗（我自欲为江海客）等句子，改成“豪情壮志冲云天”的样子。毛对此也未置可否，只是交“保健护士”抄正了事。”
我们不知道彭明道是不是一个曾经请人滥写过情书的角色？如果是，那就无话可说了。因为，他在将自己比别人，好像别人也和他一样，把情书当作了玩弄女人感情的把戏，可以随意的花言巧语，也可以由别人代为花言巧语。
但是，我们深信，毛主席绝对不是一个这样的人。这首词是真情大爱驱动下吟出的一首绝唱，没有真的情爱绝对写不出这样的好词。也是由于真情大爱的驱动，才使他在五十年后想起为这首词再次润色。试想，他有可能会容许词中掺杂进他人的情感吗？如果有这个可能，就不会有这首词的再次修改！既然把它看得如此轻淡，那就早把它扔进垃圾桶里去了。
四、1923年12月底毛主席为什么不可以在长沙
彭明道说：“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断定（只要没有掩盖事实真像的意图），在1923年12月底，毛泽东和杨开慧夫妇二人，都不在长沙。这个时候，他和她没有“见面”的机会，当然也没有“分别”。由此可以断言，杨开慧送丈夫远行，毛泽东赋词相赠的美丽神话，原不过是子虚乌有的欺人之谈而已。”
1923年底毛不可能在长沙，这是彭明道找出的又一个毛泽东婚外恋证据。
《毛泽东年谱》记载的1923年毛的行踪：
4月：离长沙去上海，到中央工作。
……
9月16日 ，回到长沙……
11月24至2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
12月底：奉中央通知离开长沙去上海，准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作《贺亲郎》词赠杨开慧。（词略）
《年谱》未明确交代毛泽东是否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三届一中全会，彭则肯定毛参加了这次会议。理由之一是毛当时已是党内的第二号领导；理由之二是他推定这次大会应该由毛起草报告并向大会作报告。
他认为：“毛不参加“三届一中全会”，殊难令人置信。反之，则他11月已在上海。接下来又是党中央准备遴选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中共代表的重要会议，则毛泽东是不可能于12月还在长沙了。”
不过，我们从毛4月到中央工作9月又匆匆返回长沙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长沙的工作很需要他。所以，他没有参加“三届一中全会”是完全有可能的。陈独秀不是连“一大”也没有参加嘛。至于在大会上作报告，陈独秀应该是不二的人选。既然陈独秀出席了大会，作报告的事恐怕还轮不上毛泽东的。如果报告一定要由毛起草，他不是也可以事先在长沙写好派人送达中央吗！
即使毛泽东参加了“三届一中全会”，12月底他也可以在长沙。因为这个会议已于11月25日结束，接下来的“遴选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中共代表的重要会议”要开多久？“三大”也不过开了8天，三届一中全会才开了两天。莫非这个“重要会议”要开一个多月不成？再说，十二月底通知的那次会议是后来确定的。难道开完这次“重要会议”的毛泽东应该在上海坐等下次那个未来的会议而不应该火速赶回长沙开展工作！
所以，无论毛泽东是否参加了三届一中全会，12月他都可以在长沙也应该在长沙。
为了证明毛泽东12月底不可能在长沙，彭明道还提出了两条佐证：
一是《年谱》提到11月下旬毛泽东在长沙致信夏曦却没有提供信的原件。
彭认为这是 《年谱》编者在这里使了一个小小的“障眼法”显示毛当时在长沙。好像这位编者事先已经知道后来会有一位大学者要找《贺新郎》的麻烦似的，所以预先作好了防范。如果没有这个先见之明，他使这个障眼法究竟是防什么呢！
二是“中共中央关于“通知各省党组织选派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的“十三号通告”，是1923年年12月25日发出的。当时的中共湘区委员会，还没有配置秘密电台的记载，用明码发送也不大可能。以当时的邮程或信使的行程（其时浙赣线尚未修通，由上海至长沙必须从武汉转水路），毛泽东是不可能在五天之内（即 12月30日 以前），接到这个“通告”，并立即动身赴沪的。”
我要告诉彭明道的是：为什么就不可以用明码发送？难道这个以国共合作为主题的“十三号通告”还怕国民党窃密不成！
而且，据你所说，当时的毛泽东是党内二把手，职务是“中央局秘书”，负责处理“党内外文书……，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文件概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既然如此，难道这个“十三号通告”就没有可能是由毛泽东本人经办并由他从长沙发出去的吗！
还有，杨开慧在娘家生岸英以及《年谱》没有记载毛泽东对岸英出生的表示，也成了他妄断毛泽东当时不在长沙的佐证。他认为毛在长沙杨开慧就不会去娘家生孩子。也一定会对二儿子岸英的出生有所表示的。
生孩子的问题，据湘潭的迷信风俗，女儿在娘家生孩子是不吉利的事。我的二表弟就是姑妈一次回家小住突然发作在我家生的。故听母亲谈及过这种风俗。出嫁的女儿也不能死在娘家，马上要死了也会伧促抬到外面去咽气。
由此风俗，我揣测杨开慧很可能也是回娘家小住突然发作生下岸英的。过去不像现在，孕妇老早就会到医院检查，确定预产期。而且婴儿早产也是常有的事。
至于岸英出生没有记载毛泽东有所表示，一是可能有所表示而没有留下记录；二是客观上讲，岸英已是老二了。农村风俗，庆贺最隆重的是长子的出生。其后就渐趋平淡，愈靠后的庆贺愈平淡。所以，在外忙于工作的毛泽东没有表示也不足为怪。
另外，彭明道还把美国人R.特里尔在他写的《毛泽东传》里说的“毛通过信件，得知他的第二个儿子来到人世……取名‘岸青’”也搬出来作为证实毛泽东当时不在长沙的证据。这就显得很无聊了，也可以说是自己在作贱自己嘲弄自己。你的一个研究专题无法自圆其说，却借助于一个没有对此问题作过专门研究的人。 何况此 君还是一个与毛泽东非亲非故的外国人！
作为一个学者，你为何就不考证一下这个美国人的“证据”又是以什么作的证据！
五、“长亭送别”为何不可以是杨开慧
彭明道认为：“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这是一幅古典的“长亭送别图”。但是，他又断言，这个在长亭送别的女主角肯定不是杨开慧。因为，他想像的“长亭送别图”中的“男女主角，应是一对年青的恋人，或情人，要不便是一对新婚夫妇。”
可是，毛杨两人不符合这样的条件。彭明道的两点理由：其一是毛杨结婚四年，感情已经陈旧。其二是两人已有过多次离别，对此已经适应。所以，即使杨为毛送别，也不会产生出“长亭送别图”式的激情。
我们先看这个结婚4年是怎么来的吧。彭说：“从1920年1月17日， 杨昌济 先生在北京病逝，毛杨相爱同居算起，到这个‘一九二三年底’毛氏写此词时止……”原来彭计算的毛杨四年婚龄，包括了婚前的一段同居在内。这个同居说起来就有点麻烦了。《年谱》载有毛给夏曦写信一事没附原件，你彭道明就不认账。现在你说毛杨于1920年1月17日开始同居，为何不把“原件”也附上来！？
没有“原件”你凭什么污人清白，给他们安上一个同居的罪名，把杨开慧污为这样的烂货色，父亲刚好闭眼就像脱了缰的野马似的狂奔乱跑！你这张嘴还有个遮拦吗？居然说得如此的活灵活现的，时间精确到了1月17日！你这是在论词还是在泼粪？！
实际上，他俩结婚刚满三年，虽然生了两个小孩，那是因为杨开慧生小孩的间隔时间短，岸青比岸英才小一岁零一个月。而且，此时的杨开慧才二十二岁。二十二岁不正是女子多梦的青春年华嘛！莫非二十二岁的杨开慧已是老妇人不成。
至于“适应”了离别就不会有离别的伤情，应该是缺少情感的人发出的谬论。记得小时到三十多里外的初中学校上学时，每次与父母的离别时间最多也就一个学期四个多月，实际上大都只有两个来月的时间，因为上学期要放一次插秧假，平时只要有两天假就一定会赶回家。可是，每次离家时，父母亲（不是父亲就是母亲）总会将我送过隔家200来米的一座独木桥，一边走，一边千叮咛万叮咛的嘱咐着。每次我都看见母亲的眼里挂着泪。每次走到很远的拐弯处，我都会回过头来看一眼，每次我都看到父亲（母亲）还在紧紧地盯着我。
这就是大爱在父母心中引发出的离情，从来没有因为“适应”而淡化过。
彭还认为：“‘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的，也不会是杨开慧”，因为他把这个“苦情”理解为前番的误会之苦。在他看来：一次已经消除了的误会，诉过一次不就得了。怎么还诉第二遍呢？何况这个“重诉”还可以是诉多遍呀。
然而，彭道明却不知道还有一个“苦”，叫做相思苦。难道说，离人相对，这相思之苦，上次诉过了，这次就不应该再诉了吗！
至于那个误会之“苦”，随着误会的烟消云散，早已转化成了“甜”，哪里还有什么苦可以诉的！
彭还认为：“‘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也不像（毛泽东）对开慧说的话。”理由是：“友谊和爱情，但凡有个圆满结局的，便不该发出这般感慨。这话儿，很明显地带着一丝遗憾。是那种对旧日情爱的结局差强人意的遗憾。所以才有‘重感慨，泪如雨’的下文。如果是面对妻子，那‘遗憾’就没来由得很。”
我认为，彭在这里又犯了个断章取义的错误。他把前面那句“知误会前番书语”给弄丢了。检回来以后的“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的意思是：前番书语上的误会像过眼云雾一样烟消云散了。使我们真的成了心心相印的爱侣。
“重感慨，泪如雨”则是面对着“知己”感动兴奋而流出的幸福泪花！何来什么么遗憾呢？
六、凭什么断言杨开慧没见过《贺新郎》
杨明道说：这首词“ 非但不是赠她（杨开慧），而且可以断定，杨开慧到死也没有见过这首词。”
那么，他的这种绝对肯定的证据是什么呢？又是一个笑话。请听杨明道说的：“开慧生前惟一一次提到毛泽东赠她的诗，便是向李淑一说过的那首《虞美人》（堆来枕上愁何状）。”言下之意是：杨开慧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毛泽东赠她的这首《贺新郎》，所以就可以断定毛泽东没有向她赠送过《贺新郎》！
荒唐之极。可笑之极。
我们不知道杨明道也给妻子写过信写过诗没有？如果也写过，那么，要是你妻子没有向人提起过，是不是就证明你没有写过呢？这个问题，想来不应该要别人教你怎么回答吧。
请问：你妻子有义务把你给他写的诗和信都向别人（好友）公开吗！你妻子有可能会把你给她写的诗和信都向别人（好友）公开吗！
同理，杨开慧也没有这种义务，也不存在这种可能。她没有向人提起过毛泽东写给她的这首《贺新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怎么可以用来作为毛泽东没有写给她的证据呢？
不错。杨开慧是向好友李淑一提起过毛泽东给她的那首《虞美人》。那么，她为什么只向李淑一提起《虞美人》而没有提起《贺新郎》呢？一是因为1920年杨与李是长沙福湘女中的同学和同室好友，具备相互交流的客观条件。而到了1923年，两人已经各奔东西，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互相交谈不再有当年在校时的方便条件。
第二个原因是关键的：这两首诗的内容起了决定的作用。
《贺新郎》的内容前面已概要说过了，它表达的是两个人在一场误会过后感情甚深时面对着离别流露出的伤感。夫妻之间的矛盾，无论男方女方，不是到了决裂的程度一般都不会轻易告人的，尤其是女子。所以，杨开慧没有将此词向任何人提及完全可以理解。
而《虞美人》就不同了。其内容和格调与《诗经·关睢》非常相似。我们先看《关睢》：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这是一首男子向淑女求爱的情诗。“求之不得”四句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情形描写这位年青男子对于心中淑女的刻骨相思之情。我们再看毛泽东的《虞美人》 赠杨开慧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烬，
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很明显，此词的上阙是借用了《关睢》中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寓意。下阙则用天地仿佛不再存在的一幅词人面对残月和心中的“离人影”泪流满面的画面进一步刻划了词人对离人的思念。
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当杨开慧从词中发觉自己在毛泽东心中占据着如此重要地位的时候，她的心里有多么高兴和幸福。这是她向同窗好友李淑一出示此诗的根本原因。
彭明道有文论及《虞美人》写于1921年是毛记错了时间。正确的时间是1910年。是毛思念死去的罗氏而作，后来在与杨交往时又转给了杨以显示自己对杨的坦诚。此论应是无稽之谈。毛泽东再坦诚也不至于把如此刻骨思念别人的一首词送给自己心爱的人吧。难道他就不会考虑杨开慧的感受！
再说，即使杨开慧胸怀若谷，她也不会拿着毛泽东思念别人的一首词到好朋友面前去报喜的吧。如果当时杨开慧不是在李淑一面前报的喜，知道了是毛泽东送罗氏“真相”的李淑一就不可能在几十年后写信向毛泽东索要这首词的了。
此词写于毛与杨结婚之前的1920年，则应该是可信的。有可能确实是毛记错了一年，而记错十来年是不可能的事。
七、彭明道无法理清的糊涂账
彭明道在“毛泽东眼前的倩影是谁”一节里说了半天，说来说去一句话，就是断定杨开慧不是这个倩影。然而，究竟谁是这个倩影，他又说不出来了。
倩影没办法找出来，换个“毛泽东当年将此词赠予何人？”的题目，他又来了一通自问自答。实际还是这个扯不清的“倩影”是谁的问题。
他在这一节里说：“时过境迁，星移斗转。事情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当事人都已作古。要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实在是‘难于上青天’。”
这就像一道别人已经做出答案的数学题，明知拿不出否定的理由（难于上青天）却非要否定它一样，岂不是庸人自扰，把个好端端的东西搅成了一笔糊涂账，自己作孽寻烦恼。
糊涂你就认个糊涂也罢了。可是，面对着这个“糊涂”他却露出了发现新大陆的喜悦。请听他说的：“然而，笔者经过十数年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一虚一实两个答案，可作为研究毛泽东诗词和生平的重要参考。”
毛泽东的一首情诗居然送给了一实一虚两个情人了。这就是彭明道集十数年之力得出的成果！还好意思让人拿去作“重要参考”，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虚和实是两个相对立的概念。虚是指空的假的，实是指真的客观存在的。毛泽东的这首情诗只能有一个“实”的倩影，怎么可能还有一个“虚影”与“实影”并存呢！
彭明道所谓的“虚影”是谁？“实影”又是谁？
他所谓虚的是前面提到的陶斯咏，因为他没有找到毛与陶有私情的任何真凭实据，却又非要认定陶也是一个“倩影”，所以只能算是“虚影”了。
他所谓实的这一位叫丁玲。之所以称为“实”，是他掌握了毛泽东于1937年曾将《贺新郎》一词抄送给了丁玲的这个真凭实据。而且据他说，早在二十年代毛与丁的关系就相当好。1937年丁来延安后，两人的关系更是不同寻常。照他这样说来，丁玲应该就是毛泽东真实的情人了。
不过，我以为，他的这个“虚实观”又犯了一个原则性的错误。此词明确无误的已知是写于1923年，如果毛泽东不是写给杨开慧的话，那就肯定是写给陶斯咏的，肯定是向陶斯咏传情的了。所以，这个“实”非陶斯咏莫属，哪有丁玲的份！如果是向丁玲传情，怎么当时不将原词给她却在十多年后给了她一个抄件呢？
可以肯定，现实中将一束鲜花送给情人后再回收送给另一个情人的怪事绝对不会有！何况毛泽东出口成章，腹中不花钱的才思多的是，即使陶、丁两人都是情人，他也犯不着给丁玲一个“二手货”，抄送一首早已送给过别人的词吧！
这就是说，出现在《贺新郎》面前的倩影肯定只有唯一的一个，不会有第二个。因此，在你杨明道排除了杨开慧这个倩影以后。我们有理由要求你，必须找出另一个切切实实的“倩影”向大家作个交待！否则，你就必须把自己这张没遮栏的嘴巴老老实实的闭起来！
八、陶斯咏、丁玲有可能当第三者吗
上世纪二十年代，我们国家几千年的封建历史还刚结束不久。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人民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重压之下。妇女比男子承受着更重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多重压迫。尽管当时已经开始了妇女解放运动，但是，这个运动还面对着一股强大的阻力。
杨开慧、李淑一、丁玲、陶斯咏等虽然取得了与男子一样上学的权利（他们只是当时女子中极少极少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上的都是女子学校。由此可见，当时的封建礼教对于妇女的束缚对于妇女解放运动的阻力的顽固和强大。
丁玲、陶斯咏都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先行者，也是当时较有名气的公众人物。其言行时刻受着舆论的关注和监督。稍有不慎，便会招致来自各方面的攻击。不但会给个人的形象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尤为要紧的是会给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在婚姻问题上，自主婚姻的倡导那时还只是刚刚开始。而性解放、性自由的时髦名词在我国直到改革开放很久以后才出现。即使是今天，这种观念亦然遭受着绝大多数国民的怒斥与声讨。可以想见，丁、陶所处的那个时代，社会对这种行为有多大的容忍度！她们所在的学校肯定是零容忍度！
杨开慧在福湘女中只是不读《圣经》、不做礼拜，即被视为亵渎耶稣，破坏校规。受到了学校的严厉训斥。那些在男女关系上的越轨行为，学校有可能容得下吗！
所以，丁、陶即使不顾及所追求的事业，她们也必须顾及自己的身败名裂。她们不可能在人生的起点，事业的起点上作出这些不能为社会接受容忍的行为！
而在彭明道的眼里，那时的妇女解放运动与性解放好像早已一步到了位似的。所以，他要集“十数年的努力”，非得“考证” 出那些走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前列的青年男女，一个一个都是性解放者、性自由者！
九、毛泽东有可能将赠给“第三者”的情诗留存于世吗
其实，当时在中国政坛崭露头角的毛泽东与丁、陶一样，在事业和私欲面前，也有一个正确选择的问题。同样，我们也可以断定，毛泽东绝对不会选择放纵私欲、恣情女色而使自己在世人的眼里留下一个情场老手的形象。因为这样做很有可能给自己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并且会给党的事业造成危害和损失。
现在，我们假定毛泽东就是彭明道所说的那种人，假定《贺新郎》词就是写给陶斯咏或是丁玲的。那么，时过境迁之后，毛泽东对这件风流韵事和这首词会作何处置呢？处置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将《贺新郎》消毁，二是将《贺新郎》保存。两种处置带来的两种结果是：一是这宗风流韵事随着《贺新郎》的消毁而带进自己的棺材，二是随着《贺新郎》的公示而使这宗风流韵事“流芳千古”。
在二者之中，该作何选择？
按照彭明道说的“在中国的历史上，只要是大人物，帝王将相也罢，才子名流也罢，他们的风流韵事，老百姓总是把它当作一段佳话，添枝加叶地传颂的，并未见损害过他们的文治武功”的逻辑，肯定是应该选择后者的，因为这样做可以给老百姓留下一段佳话。
彭明道虽不是什么大人物，应该也可以算个小小的才子名流罢。如果也曾有过风流韵事，想来他一定会载之家史，以传家风，同时也为子孙留下一段佳话。
不过，毛泽东的处境却与彭明道不同。在他的面前，有一个“为了丈夫，为了名节，为了主义，为了信仰而坚贞不屈地付出年青生命的杨开慧”无论如何绕不过。当年杨开慧在世时，即使有风流韵事，人们可以原谅也可以当作佳话。可是在杨开慧为革命壮烈牺牲以后，如果心还在那些风流韵事上而没有半点在杨开慧身上，就不行了。无情无义如此，还能算是人吗？！估计很可能这就是彭明道所要论出的最佳结果！不管彭明道有无此种居心，但世人必定会如此骂的。他的子孙后代也一定会如此骂的。
我们从彭明道“以毛氏的文字功力与行事的精细，怎么可能把‘妻’与‘友’混淆不辨”这句话里看出，彭对毛的“行事精细”是十分佩服的。如果把毛的“行事精细”用之于《贺新郎》，我们也可以向彭提出一个问题来：以毛氏行事的精细，怎么可能把“流芳百世”与“遗骂万年”混淆不辩呢？
毛泽东有可能在那个“充满革命激情”的1973年把一首描写婚外恋且有愧于杨开慧的情词煞费苦心的翻出来给后世留下一个遗骂万年的“佳话”吗！绝无这种可能。所以，我们可以断言，《贺新郎》词肯定是毛泽东写给杨开慧的。否则，我们就绝对无缘在《毛泽东诗词》中看到《贺新郎》了。因为他会被毛泽东带进棺材里面去。
让彭明道的那些连篇鬼话见鬼去吧。只有傻瓜才会信你的！
十、也说几句题外的话
彭明道在“题外的话”中说：
“问题是一些“学者”们，有一种顽固的“阿Q情结”。他们总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千方百计地“为尊者讳”。……但是，无论如何，为它作注的专家学者，为了一个不大好摆到桌面上的理由，把一首本来是赠给别人的词，硬栽到一个为了丈夫，为了名节，为了主义，为了信仰，而坚贞不屈地付出年青生命的女*****员头上，是不是有点太过分呢？”
我们不禁要问：你彭明道为何没来由的把毛泽东送给“一个为了丈夫，为了名节，为了主义，为了信仰而坚贞不屈地付出年青生命的杨开慧”的一首词和无穷的爱意无尽的追思非要生拉硬扯“割让”给另外一个不相干的女人呢？你就不觉得自己太过分太残忍了吗！若杨开慧在天有灵，我想，她一定会恨不得食你之肉寝你之皮的。
你不惜“费十数年之力”千方百计“造尊者谣”又是为什么呀？不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未必会是从文学需要出发！或者是从你的本性需要出发！
你这又是一种什么情结呢？不说了。留着你自己去想吧！
附：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
：彭明道
一、问题的由来
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必得先重温一下毛泽东的原词： 《贺新郎·别友》(一九二三年)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虚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恁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这是已知的毛泽东最早的诗词作品。在毛逝世后出版的多种版本《毛泽东诗词》中，这首词毫无例外地排列于卷首，由此可见它在毛氏诗词中的重要地位。在此之前，《人民日报》曾经将这首词发表过两次。一次是毛逝世两周年的时候即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另一次是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即毛诞辰101周年纪念日）。这样的情形，在毛去世之后，（即对毛的造神运动结束之后）是罕见的。
这首词从发表到出版，有一个细微的差别，不知为什么没有引起国内的读者和学人的注意。这个差别就是：发表时词牌下无标题，而在由最权威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以下简称《文献》版——彭注）中，在词牌下却加上了“别友”二字，正式作为这首词的标题。出版者还郑重声明：“本词最近发现有一种手迹，标题为《别友》。”《文献》版并且郑重其事地将过去已经公开发表和经过毛本人“校订定稿”的作品，作为“正编”，而将虽然广泛流传，但尚未经毛亲自校定的，列为“副编”，以示区别。这也无可辩驳地说明，毛本人对这首词是何等珍爱，在晚年还对这五十年前的旧作（虽未公开发表），慎重地进行过“校正定稿”。
然而，这里有一桩天大的怪事：经过毛本人亲自“校正定稿”的原稿上，明明写的是“别友”。而《文献》版的注释却说“这首词是写给夫人杨开慧的”。以毛氏的文字功力与行事的精细，怎么可能把“妻”与“友”混淆不辨！
这就出现了麻烦：这首词，到底是赠给谁的？
二、“校订”乎？“修改”乎？
毛泽东诗才横溢，是无容置疑的。他的诗词，在正式发表前，都曾经过反复的推敲、修改，当然也包括和他的诗友（如郭沫若、臧克家、胡乔木、陈毅等）讨论切磋。大抵是修改后显得更具光彩，更显精绝。如“水拍”与“浪拍”，“杨花”与“骄杨”等皆是。
《贺新郎·别友》却是惟一的例外。词中的很多句子，在当时的情境下无法解释；另一些句子，又充满了明显的“文革风味”。一般的读者拜服于毛氏的政治权威和诗名之下，不敢仰视，是可以理解的。堂堂的研究机关和权威的出版社的“专家学者”们，要说分不出“别友”与“别妻”之间的差异，看不出这些“马脚”，那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首先看看这些无法解释，或无法连贯的句子：
“人有病，天知否？”怎么能接得上“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这种两情缱绻的思绪呢？
“要似昆仓崩绝壁”两句，倒确像一个大政治家的口气。然而，一九二三年以前的毛泽东，还没有生发出他在六十年代中那种狂热的“世界革命”思想和蓝图。遍查毛氏此前的著作，也找不到类似的遣词造句的先例。而且，这充满了“革命豪情”的句子，从诗词的起承关系而言，与整首词以及下阕的意境，也是风马牛互不相及的。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句子带着典型的“文革”印记。这又如何解释？
原来，这首词在七十年代修改过多次。而最后的一次修改，竟是在全面内战，乱得不可收拾的一九七三年。词的本来面貌是这样的：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重感慨，泪如雨。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恁割断愁思恨缕。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山欲堕，云横翥。”
照原词读下来，就顺畅多了。不论是讲人情，感情，还是爱情，都少了许多矫柔做作，多了几许真情。照《文献》版的注释者说法，这首词有两件手稿，不同之处即有无“别友”二字标题。事实是不是这样，外人就无从了解了。据有关人士透露：毛泽东于一九六一年曾将此词亲手书写，交给贴身卫士张仙朋，叫他好好保存。十二年之后的一九七三年冬天，毛又将修改后的这首词，加上“别友”的标题，交给保健护士 吴旭 君抄正保存。两种抄件中的词句是否完全一致，不得而知。但一九七三年交吴抄正的内容，即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内容，却是无疑的。
一九二三到一九七三，整整五十年了。看来当时毛并无发表此词的意思。因为一九七三年是“文革”中期政局最混乱最危急的关头，也是毛泽东最心烦意乱、焦躁不安的时候。了解“文革”史的人大概不会忘记接二连三发生在那几年的大事：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
一九七二年，周恩来发现癌症，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一九七三年，江青利用公布毛在滴水洞给她的信的机会，抬高自己，大造舆论；张铁生、黄帅等造反英雄跳出来“反潮流”；毛氏自己提出“批孔”，开始批周恩来；“十大”召开，王洪文和大批造反派代表人物进入中央；江青找毛泽东要钱，气得毛泽东掉泪……。
在这样乱糟糟的日子里，毛泽东真是心劳力绌，焦虑无穷。他有没有心情去修改他五十年前的一首风月骚词，是实在令人怀疑的。
这里存不存在另一种可能？是毛的某一位诗友，或为受毛之托，或为自作多情，将词中颇有点凄凉（重感慨，泪如雨）和有点灰暗（我自欲为江海客）等句子，改成“豪情壮志冲云天”的样子。毛对此也未置可否，只是交“保健护士”抄正了事。倘非如此，他老人家既然如此珍爱此词，为什么不用那龙飞凤舞的笔写一横幅，或是将他修改过的原稿交给秘书存档呢？
虽然毛泽东对这首词的处置有些反常，有违常理，也有违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保存党和国家领导人文稿的规定，但在旁人，却只是一种分析和猜测。
三、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毛在何处？
既然《文献》版的注家肯定这首词的写作时间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那么，我们可以考证一下，此时，毛泽东究身在何处？他的妻子杨开慧，又在哪里？也就是说，“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这对恩爱夫妻，是否曾经有过这样一场情绵绵的别离？
毛氏早期的行踪，暂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年谱》为准。查《年谱》中的一九二三年，有如下一些记载：
四月：离长沙去上海，到中央工作。
……
九月十六日，回到长沙……
十一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
十二月底：奉中央通知离开长沙去上海，准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作《贺亲郎》词赠杨开慧。（词略）
由于《年谱》和《文献》版两书出自同一编者，对这首词的写作时间铆合得很严密。但仔细推敲一下，就发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漏洞。
首先，毛是否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三届一中全会？《年谱》未作明确交代。会上代表“中央局”作报告的人是谁？也是含糊其词。据查，此前不久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上，毛泽东不仅进入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且还选入了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局”，位置仅在委员长陈独秀之后，职务是“中央局秘书”，负责处理“党内外文书……，管理本党文件。”而且，“本党一切文件概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当时，毛泽东确已成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因此，随后在上海召开的“三届一中全会”，很难设想毛可以缺席。另外，这次会上中央局所作的《工作报告》，其内容是“湖南正在进行组建国民党的工作和湖南衡山的农民运动情况”。这两件事恰好都是毛泽东直接的工作成绩。“中央局”的五个成员中，陈独秀没有到过湖南；罗章龙早期参加过新民学会，但一直未涉足工运和农运；蔡和森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任《向导》主编，主要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谭平山是广东人，他从未到湖南作过组建国民党和工农运动之类的事。
如此看来，毛泽东当然是代表中央局起草并在会上作报告的最合适人选。质言之，毛不参加“三届一中全会”，殊难令人置信。反之，则他十一月已在上海。接下来又是党中央准备遴选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中共代表的重要会议，则毛泽东是不可能于十二月还在长沙了。
这个事实，还有两条佐证：
一、《年谱》说，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在长沙致信夏曦。通例，凡《年谱》中提到的，都有原件（哪怕是片断）可证。但遍翻所有迄今公开的资料，就是无此信原文。若无原文，则此条资料何来？这牵涉到此时毛在何处的问题。是否可以说，《年谱》的编者在这里使了一个小小的“障眼法”？
二、中共中央关于“通知各省党组织选派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的“十三号通告”，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出的。当时的中共湘区委员会，还没有配置秘密电台的记载，用明码发送也不大可能。以当时的邮程或信使的行程（其时浙赣线尚未修通，由上海至长沙必须从武汉转水路），毛泽东是不可能在五天之内（即 12月30日 以前），接到这个“通告”，并立即动身赴沪的。
这就确实可以证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毛氏根本不在长沙。这里还有几件事可以说明：一是十一月二十三日，杨开慧在板仓老家分娩，生下了岸青，毛泽东没在她的身边。开慧生岸英时，毛是从清水塘赶到湘雅医院找李振翩来接生的。这一回，如果毛在长沙，她为什么要回娘家去生产呢？而且，长沙市离板仓八十多华里，即使坐轿，开慧也不可弄到临盆时才匆匆回娘家的。由此可以推断，开慧此行，是毛氏九月十六日由上海受命返长之后的某一天决定的。因为毛此次回来，肩负着太多太重的革命大任，自知夙夕无暇，无法照顾即将临盆生产的妻子，因此才有杨氏回家之举。岸青出生，在毛杨的家庭生活中，当然又是一件大喜事，而《年谱》中却不见毛泽东任何有关此事的行动记载；第二，尽管《年谱》从九月十六日起至“年底”这一段，关于毛、杨的行踪故意遮遮掩掩，但美国学者R.特里尔著的《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却透露了一点天机。书中说道，“毛通过信件，得知他的第二个儿子来到人世……取名‘岸青’。”接到这个喜信时，毛已经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的“一大”了。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断定（只要没有掩盖事实真像的意图），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毛泽东和杨开慧夫妇二人，都不在长沙。这个时候，他和她没有“见面”的机会，当然也没有“分别”。由此可以断言，杨开慧送丈夫远行，毛泽东赋词相赠的美丽神话，原不过是子虚乌有的欺人之谈而已。
四、毛泽东面前的倩影是谁？
无论如何，《贺新郎·别友》确是出自青年诗人毛泽东之手。这首词（修改前的原作）情真意切，凄清婉丽，在的诗作中别具一格，确是词中上品。那么，当年站在年青的诗人面前，牵动着他缕缕诗思的那个美丽的倩影，到底是谁呢？——是诗人的妻子杨开慧吗？
丢开上述一切事实不讲，就词中描写的人物、情怀、背景进行解读，这个影子与杨开慧之间，实在有太大的差异。
我们需得作一点假设。此词的写作时间，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而这个时候，杨开慧正在板仓娘家“坐月子”呢！（毛岸青生于 1923年11月2日 ）假如，对丈夫一往情深的开慧，在“月子里”赶到长沙为毛泽东送行，那么，我们的诗人面对着怀抱婴儿的妻子，他该会想些什么？说些什么？他的酣畅淋漓纵横恣肆的生花妙笔，会写些什么呢？
再假如，注释者定的写作时间有误，不是“十二月底”，而是岸青出生（ 11月23日 ）以前。不错，那正是深秋时节，“半天残月”，“霜重东门”，最能牵动离人的一腔愁绪。但是，站在诗人面前的，是一个身怀六甲腆着大肚子的开慧。然则我们感情浓烈的诗人毛泽东，又将会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写些什么？
再再假如，毛泽东走得很急，来不及和他的爱妻告别，就匆匆登上了去汉口的轮船（其时赴上海必需乘船到汉口换船）。那么，作为一位诗人，一位丈夫，在船上面对浩浩洞庭，心里涌动着绵绵思绪，他该会写下怎样动人心弦的诗句？
俱往矣！今天，我们谁也无法取代七十多年前的毛泽东。我们能有幸读到的，只是他留下的这些或凄切动人，或莫名其妙的句子。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这是一幅古典的“长亭送别图”。谁都想像得出，此中的男女主角，应是一对年青的恋人，或情人，要不便是一对新婚夫妇。但毛杨两人，却已经结婚四年，生有两个孩子了。至于这四年中他们夫妇的聚合分离，由于毛泽东为革命奔波，居无定所，已是十分寻常之事。查《年谱》，从一九二○年一月十七日 杨昌济 先生在北京病逝，毛杨相爱同居算起，到这个“一九二三年底”毛氏写此词时止，他们或长或短的分离，就有十四次。可以断言，无论是献身革命的毛泽东，还是知书识礼同时也是*****员的杨开慧，对于他（她）们的革命生涯和家庭生活，都已经非常适应。何况“二三年底”毛的上海之行，正是他迈向政治生活的一个高峰。假如开慧真为毛泽东送行，她怎么会作出“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的那种少女般的娇羞之态呢？
“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的，也不会是杨开慧。“重诉”，着一“重”字，是“诉”过一遍或多遍的了。还有一句“知误会前番书语。”（彭按：原稿作“翻”这个“番”字，是 赵朴初 先生改的）。不管是“前翻”，还是“前番”，联系到前面的“苦情重诉”，看来事情蛮严重的。夫妻间的事，属于隐私，旁人不得而知。但似乎这“苦情重诉”，与那个“前翻（番）书语”有些干系。似乎是一封“书信”之类的什么事物，介入过他（她）们的生活，引起过一场“误会”。但是，以现在渲染的毛泽东对开慧深深的爱恋，真诚，和他的善辩，他向妻子解释并使之冰化雪消，并非难事。而以杨开慧的修养和性格，以她对丈夫的尊重、热爱和信任，还会在这样的离别时“苦情重诉”么？
“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也不像对开慧说的话。友谊和爱情，但凡有个圆满结局的，便不该发出这般感慨。这话儿，很明显地带着一丝遗憾。是那种对旧日情爱的结局差强人意的遗憾。所以才有“重感慨，泪如雨”的下文。如果是面对妻子，那“遗憾”就没来由得很。而那句“人有病，天知否”，则好像是屈大夫当年自沉于汨罗江前痛心疾首的“天问”，或是革命导师面对一大群热血青年的激情宣传。对着老婆或情人无端发出这样的嚎叫，真是离谱得很呢！
至于词中其它一些“离谱得很”的句子，比如对着老婆讲“重比翼”的无端感慨：明知离别不久便可将老婆孩子接去上海同住，却又要发什么“恁割断愁思恨缕”的无奈闲愁；以及什么“昆仑崩绝壁”“台风扫寰宇”之类的无理狂言……都不要去说了吧！
总之，无论从何种角度去分析，去解读，去研究，这首《贺新郎·别友》，都不会是赠给杨开慧的。非但不是赠她，而且可以断定，杨开慧到死也没有见过这首词。怎见得呢？有事实为证：开慧生前惟一一次提到毛泽东赠她的诗，便是向李淑一说过的那首《虞美人》（“堆来枕上愁何状”）。那里面描写的是诗人自己，格调也不高。而这首《贺新郎·别友》，写的却是两人别离时的情状，词中对两情缱绻的情景、意境的描绘，以及通过这些手法烘托出来的格调，都高出那首《虞美人》远矣！有着深厚的古文功底的杨开慧，不可能对此浑然不觉。这样铭心刻骨的旧事，这样缠绵绯恻的浓情，这样凄清婉丽的佳句，必定使才女杨开慧生死难忘。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没见过开慧提及这首《贺新郎·别友》的片言只语。因此可知，毛泽东从未将这首词向杨开慧展示过。开慧生前没有见过这阕绝妙好词，真可谓是她的终身憾事。
五、毛泽东当年将此词赠予何人？
时过境迁，星移斗转。事情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当事人都已作古。要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实在是“难于上青天”。然而，笔者经过十数年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一虚一实两个答案，可作为研究毛泽东诗词和生平的重要参考。
先说那个“虚”的答案。笔者曾经有幸在八十年代见过易礼 容老 先生。易老是当年在长沙和毛泽东一起，搞新民学会，办文化书社的重要人物，对昔年的掌故逸事，了如指掌。易老说到毛主席诗才横溢时提起了它。除了由于年代久远因而有个别字句的差异外，确实就是这首《贺新郎》。易老说，这可能是赠给陶毅的。
陶毅，字斯咏，女，一八九六年生，湘潭人。她于一九一六年考入 朱剑凡 先生创办的周南女子中学师范二班，与著名的女革命家向警予同窗。那时，陶斯咏和向警予一样，是一位思想十分开放激进的女性，也是新民学会中的一员出色的女将，被称为“周南三杰”之一，与毛泽东过从甚密。毛氏创办文化书社时，她是三个拿出十块银元的资助者中的一个（易礼容只拿了一块银元）。在新民学会初期的多次讨论中，她是主张“教育救国”的。后来，她也支持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文化书社成立后，他们在一九二一年元旦有一次难忘的*****，她和毛泽东等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冒着漫天风雪，在周南的院子里摄影留念。这张珍贵的照片，如今还陈列在长沙市周南中学。在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年毛两次离开长沙的时间，毛给陶写过一些信，现在能查到的就有五件（内容当然只是片断）。向警予赴法勤工俭学后，也给陶斯咏写过信，劝她力促北大开女禁，到那里去深造。但陶其时已经在周南留校任教，只在一九二一年去南京金陵女大进修过一次。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一大”后返长途中，还曾经专程到南京停留，探望斯咏，情谊之深可见。此后，毛泽东走上了专职革命家的道路，而陶斯咏则仍回周南任教，两人从此便聚少离多。这首《贺新郎》词，究竟是这个时候，还是稍前的“半淞园*****”抑或是稍后的“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的厚赠，就无从考查了。
陶氏后来一直在周南教书。当时同样是文化书社重要成员的彭璜，疯狂地追求过她，而她却拒绝了彭，终身未婚，不幸于一九三一年早逝。大概由于她始终是个“教书匠”，故留下的资料不多。笔者曾经走遍从长沙到湘潭的党史办和史志办，查遍了周南中学和第一师范（一说陶在南京女大进修结业返长后，曾在一师任学生指导员）的所有资料，所得仅如上述。至于易礼容等当年的旧友是怎么知道这首《贺新郎》的故实的，当然也无从查考了。好在知道这个“孤证”的，还有一位老友。他因为工作关系，也曾拜访过易老。易老也给他讲过这首《贺新郎》的事，与和我讲的完全一致。
至于那个“实”的答案，则是毛在延安时，曾将此词写下，送给了丁玲。丁玲二十年代初期也是周南女中的学生，当年就是毛的崇拜者。丁玲在周南读书时就是很有名的激进女生，曾经带着一帮年龄比她大得多的女同学，冲进省政府面对面地向省长争要女权。毛当年就认识这个小女生的。她从白区奔赴延安时，毛在专为她举办的欢迎会上，写过一首《江城子》赠她。这首词也已收入《毛泽东诗词集》，谁都可以看得到。“纤笔一支谁得似？三千毛瑟精兵”。这样高度的评价，除了女作家丁玲，还没有发现谁有这种殊荣。在延安时期，毛非常欣赏丁玲的胆识才华，她对毛自然也是非常崇敬的。他们之间往来较为亲密，交谈也比与别人随便得多。后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毛又将他的旧作《贺新郎》重新写下来赠给她，却就无从考证了。要说保存了这段佳话的功劳，还得记在五十年反胡风的“肃反运动”头上。事情是这样的：当年丁玲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把这个珍贵的墨宝交给了胡风。胡风历劫时，这张纸也就连同他的所有文稿一起，进了*****部的档案库。直至这段历史冤案昭雪之后，*****部退还了当年没收的所有物件，这件墨宝才被 胡风 先生翻出来，物归原主。
六、题外的话，多余又不多余
“题外的话”，并不是“多余的话”。其实，毛泽东将他的一首词送给谁都无关紧要。即便是送给情人，只要是留下了一首佳作，又能损害什么呢？正如毛一生有四次婚姻〔毛自己不承认早年在韶山的那次婚姻。但罗氏是“明媒正娶”来到毛家，且载入了《毛氏族谱》的。一九五○年毛岸英回韶山时，还曾特地去杨林拜望了外祖罗家，给罗氏之兄送了人民币五百万(旧币)元〕。这些事虽然有点瓜瓜葛葛，但这是历史。在中国的历史上，只要是大人物，帝王将相也罢，才子名流也罢，他们的风流韵事，老百姓总是把它当作一段佳话，添枝加叶地传颂的，并未见损害过他们的文治武功。何况这早期的一首小词呢？
问题是一些“学者”们，有一种顽固的“阿Q情结”。他们总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千方百计地“为尊者讳”。就像阿Q一样，你说他祖上很阔，比赵太爷还阔，他很得意。你如果说他祖上某某也要过饭，偷过南瓜，或嫖过妓，或有过婚外恋，他就会青筋暴突地和你大吵一场，甚或打上一架。其实，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他的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公论，毛泽东的诗词也是如此。他应该是一个诗人，写过一些好诗。但他首先是一个“人”。要重新造出一个“诗神”是不可能的。他的诗词，“史诗”也罢，“不须放屁”也罢，都将放在历史的桌面上，任由人们评说。
但是，无论如何，为它作注的专家学者，为了一个不大好摆到桌面上的理由，把一首本来是赠给别人的词，硬栽到一个为了丈夫，为了名节，为了主义，为了信仰，而坚贞不屈地付出年青生命的女*****员头上，是不是有点太过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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