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龄：驳彭明道《毛泽东的“枕上”“离人”究竟是谁 》
彭明道除“集十数年之力”打造了一篇《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大作，论证此词不是毛写给杨开慧的（本人有《驳彭明道栽污毛泽东的婚外恋情》予以批驳）外，还有一篇大作《毛泽东的“枕上”“离人”究竟是谁 ——〈虞美人·枕上〉探幽 》（以下简称《探幽》），不知是集多少年之力打造出来的，此篇论证《虞美人》词也不是毛写给杨开慧的。幸而毛主席只给杨开慧写了三首词，再多写几首的话，我估计很可能就会把这位 彭明道 先生论死累死的。试想，他能有几个“十数年之力”可以“集”的呢！
下面我们就对他的《探幽》给以逐条驳之：
一、寻常不过的一段所谓“公案”
创办于１９５７年的《诗刊》于１月２５日发创刊号。作为近代中国杰出的旧体诗诗人毛泽东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旧体诗十八首》，这应该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不知何故，也引起了彭明道的大发感慨。开篇就把“政治家毛泽东在最初向全社会显露出诗人面目时”的国内形势如“整风、反右”拉出来凑兴，好像这些就是“毛诗”发表的时代背景似的。
应该说，毛泽东直到这时候才“显露出诗人面目”之说，显露出来的应该是彭明道的孤陋寡闻了。毛泽东早在1945年就发表了惊动全国的《沁园春·雪》，天下文人无有出其上之作，难道还不足以显露出他的诗人面目！彭明道连这个也不懂，不知是如何研究毛泽东诗词的。
接下来，彭还有文章要做：“就在1957年初《诗刊》创刊号发表了毛氏《旧体诗词十八首》之后不久，却毫不经意地引发了另一段公案”。你道是什么公案？原来就是杨开慧的同窗好友李淑一将自己写的一首怀念已经牺牲的丈夫柳直荀的词寄给毛主席，并希望毛主席能把当年赠杨开慧的《虞美人》抄送给她。杨开慧曾向李淑一提及过《虞美人》，但李只记得前面两句，其余都忘记了。毛收到信后，在回信中说了“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并新作《蝶恋花》词一首回赠李淑一。
所谓“公案”，即此而已。
文人间切磋文艺、交流情感的诗词赠答唱和，在我国，古往今来早已蔚为风气，实在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况且还涉及到一个礼节和相互尊重的问题，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李淑一有信和词寄来，毛泽东无信无词送往。行吗？
可是，我们的 彭明道 先生却像太平洋的警察似的，居然从毛李的这次诗词唱和中侦察出一宗“公案”来了。并且集“公检法”于一身，自侦自破自诉自审自断。作出了《虞美人》不是毛泽东赠杨开慧的“判决”！
二、毛泽东怎样答复李淑一是好呢
“开慧所述那首不好，不要写了吧”。这是彭明道侦破“此案”的线索，也是一个唯一的线索。彭明道就是沿着这条线索从“为什么不好为什么不写”这两个方面展开侦察并最后“破案定案”的。
那么，按照彭明道的意思，毛泽东应该怎么回答李淑一呢？是不是应该写成“开慧所述那一首很好，就不要写给你了。因为那是我赠给开慧的，不能赠给你。”这样的句子倒是泾渭分明十分严谨的。可惜的是，除了彭明道有可能写这样的繁文琐句外，恐怕小学生也不会这样写的。李淑一早已知道是写给杨开慧的了，还用得毛泽东再来画蛇添足吗？何况，真要是以这种理由不抄给李淑一，那会大扫李淑一的颜面的。
可见，这样的答复是万万不行的。
还有一个答复就是：“开慧所述那首很好。现在抄来送给你了。”此话虽然非常严谨简练。可是，也不行。幸而毛泽东没有这么说。真要这么说了，彭明道又有文章好做了。由他命题的《虞美人·枕上》说不定就会变成《虞美人·赠李淑一》了。他又会通过“《虞美人》面前的倩影是谁”的自问自答，论证出这个倩影舍李淑一而其谁的高论来。他的理由也会非常的充足：当年在周南时毛和李的关系就特别好。这词本来就是送给她的嘛。她把原稿弄丢了，如今以死无对证的杨开慧曾经说过为托词掩世人耳目向毛再索词稿，希望燃起旧情。不是嘛，毛泽东还真惦着她呢。要不，怎么会给她回信赠词？你们想想看，毛还给哪个当老师的赠过词呢？
这不是在取笑。彭明道真的就有这么厉害。本人绝对不会冤他的。有铁证如山，上得法庭见得官。那个丁玲不就是最好的证据嘛。毛泽东也就是赠了她一首词，并把赠杨开慧的《贺新郎》抄送给了她。于是，在彭明道的笔下，《贺新郎》就成了毛泽东赠丁玲的了，丁玲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了毛泽东心里的那个倩影，而且还是“实影”呢。千真万确的实。（见彭明道《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彭明道还真有一手。幸而他的手上只有一支笔，要是刀，那毛泽东就不知道被他杀死几回了。
三、“开慧所述那首”与“我赠开慧”有何严格区别
毛主席没有按照彭明道的“提示”将《虞美人》抄送给李淑一，既排除了李淑一是《虞美人》的倩影嫌疑，也肯这了《虞美人》不是赠李淑一之作。但是，彭明道并不就此甘休。他仍不认可此词是毛泽东赠杨开慧的。因为，毛泽东没有亲口告诉他：“这首词是我赠开慧的”！
他认为：“毛泽东说话行文，是十分严谨的。他说‘开慧所述那一首’，只能说是当年开慧看过这首词，这与‘我赠开慧’这样的句子，是有严格区别的。”
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位 彭明道 先生，说话确实是十分的不严谨了。因为，抛开任何前提的“开慧所述那首”这句话，表示的意思既有可能是开慧将看到过的一首词告诉了李淑一，也有可能是开慧将毛泽东赠给她的这首词告诉了李淑一。可是彭明道却在这里断定 “只能说是当年开慧看过这首词”，请问，“开慧将毛泽东赠给她的这首词告诉了李淑一”这个可能性，你是怎么排除的呢？即使你在后文拿出了排除这种可能的证据，也不可以在此处下这种断然的结论。
我要告诉 彭明道 先生的是，行文十分严谨的毛泽东在此处的“开慧所述那首”，行文也是十分严谨的。先提醒一下，此话，毛泽东不是向你说的，也不是向任何其他人说的。它有一个特定对象，这就是李淑一。此话，只要李淑一听后不产生歧义就是十分严谨了。
李淑一从没说过此语有歧义的话，可以断定她对此语含义的理解是十分明确的。因为毛的“开慧所述那首”有个前提，这就是李淑一在信中说的话。因没看过李的原信，权且假设她这样说： “开慧当年告诉我，你曾赠她一首《虞美人》，我觉得那首词很好，可惜现在只记得前两句了。能不能请你把它回忆出来送给我呀！”
如果有了这个前提，毛泽东回信中的“开慧所述那首不好”还有什么可以挑剔之处？这个行文已经十分严谨，还有必要强调这是“我赠开慧的”吗？
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前提。我说，肯定有。如果李淑一不提杨开慧向她说起过《虞美人》，她又凭什么向毛道及《虞美人》呢？如果杨开慧告诉李此词是毛写给别人的（彭认为是罗氏），那么，李向毛索要一首毛给一个与她没有任关系的人的词有何意义？莫非她精神失常了不成？而且，据彭明道说，这个《虞美人》的前“受赠者”（罗氏），毛和他的崇拜者都有意无意想要隐瞒的。难道李淑一会如此不谙世事，哪壶不开提哪壶，公然犯毛泽东的忌？
附注，为什么“开慧所述那首不好”将在最后一节论述。
四、革命伴侣的暂别就不会有离愁别绪吗
彭明道在《探幽》中说：“毛杨1921年的生活，“大概是恩爱、甜蜜、舒心、浪漫、充实、幸福 之类世俗的形容词所无法涵盖的。”而这一年他们的离别，最长的时间间也不过两个多月”。所以，彭认为：“以毛杨这样的革命伴侣，这样的短暂分离，哪一次能构成毛泽东‘堆来枕上愁何状’……的情境？”
这话的意思是革命伴侣兼恩爱夫妻的短暂别离不可能引发毛对杨如此的离愁别绪。
革命伴侣有无离愁的问题，我们还是用彭明道自己说的话来回答，他在《探幽》中说：“此时此境，诗人和他的广大读者，便有意无意地共同营造了一种气氛，好像毛 泽东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列主义政治家，是不会有当时被称为"小资产阶级 情调"或"封建士大夫没落情调"的儿女私情的。其时，凡是喜爱或崇拜毛泽东诗词的读 者，大抵对此深信不疑。”
自然，彭明道是不会相信这个“营造”的，他相信毛泽东也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和封建士大夫的没落情调”，那么，有此“情调”的毛泽东在投身革命才几年之久的1921年为什么就不会像常人一样，遥望着离别的爱人，发出“一日三秋”的感慨呢？要知道，对于亲人的思念，是不以离别时间长短为前提的，前提是感情的深度，感情愈深，思念愈切！
五、《虞美人》词的格调能说明它不是诞生于1921年吗
彭明道在《探幽》中说：“从此词的内容、格调上看，也不是诗人1921年之作。毛氏留下的早期诗作不多，但是，从现在公开发表的几首诗来看，大致也可以捕捉到他的思维轨迹。他的诗风始终是高亢昂扬的，哪怕是生离死别，也依然保有独特的沉雄恣肆的高远格调。无论是丧母之痛（见《祭母文》，写于1919年），还是失友之哀（见《五古·挽易昌陶》，写于1915年），抑或是别友之恋（见《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写于1918年），都找不到诗人一丝半缕如《虞美人·枕上》中所流露的那种"江海翻波浪"似的"愁苦"之情，更找不到 "万念俱灰"的痛楚至亟之语。他的思维，他的语言，始终是深沉而昂扬的。
彭企图以此理由证明《虞美人》不是作于1921年而是作于1910年。
如果按彭所说，在毛泽东1915年以后的诗词中找不到“江海翻波浪”的愁情和“万念俱灰”的痛楚便可以证明此词不是1921年所作，那么，要证明此词是写于1910年，就必须在毛泽东1915年以前的诗词中找出一些类似的“江海翻波浪”的愁情和“万念俱灰”的痛楚作为佐证才行。
请问，你彭明道找出了多少佐证？找到了一个吗？一个也没有！
既然也没有佐证，你又凭什么只允许这首词诞生于1910年而不允许它诞生于1921年？这样做，是不是太霸道了！
六、毛泽东有可能将《虞美人》写作时间记错十一年吗
毛泽东此词的手稿上写明是作于1921年，但彭明道认为此词应该是作1910年。是毛记错了时间，记错了11年。他在《探幽》中说：“请不要忘了，毛氏的那份手稿，是他1973年抄写的，当时，他已是80高龄的老人了。而且，老人家把自己的旧作写错年份的事，并非绝无仅有。比如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长沙》，我们现在见到的就有五份手稿。其中有一份他就标明了‘一九二六年作’。这显然错了。”
人到晚年回忆过去的经历，年上年下记错时间的事是有的。譬如彭明道上面举的例，毛主席就把《沁园春·长沙》记错了一年，将1925年记成了1926年。但是自己经历过的尚有较深印象的事情，一下就把时间记错了十几年，这是不可能的事，人的一生才有几个十几年呢！1973年的毛泽东虽然已经80高龄，但还是照常在主持着中央的日常工作，怎么有可能会将这首记忆深刻的词写作时间记错十一年！
附注：彭为何要认定为1910年，是要论证此词是1910年写给罗氏的。
七、遣词著字的“稚嫩”可以推断《虞美人》的写作时间吗
彭明道在《探幽》中说：“就此词的格调、风格而言，与1915年以后《五古·挽易昌陶》等几首诗相比较，就不难发现，这首《虞美人·枕上》，遣词著字，似乎稚嫩得多。……故笔者认为，这首词的写作时间，应早于1915年。”
本人认为：虽然诗词的写作水平和风格与年龄的长幼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由我们主观认定的“稚嫩”来推断一首词的写作时间无疑是十分荒谬的。因为，你认为的“稚嫩”不一定的就是稚嫩！
我们不妨看一眼此词的第一句：“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此句表达的意思是：“堆到枕上的愁是什么形状呢？就像江海翻腾的波浪”。其句式和意思与李煜脍炙人口的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基本相同。其艺术性更有胜之而无不及。因为套用前人已有过的句式表达同样的感情却不留半点套用的痕迹，是一种高难度的写作技巧，没有很高的诗词造诣是绝对办不到的。
彭明道凭什么断言毛泽东在此词中的遣词造句是“稚嫩”呢？
八、“离人”是特指离去的那一个伴侣和情人吗
彭明道在《虞美人》词的“剩有离人泪”一句上做足了文章。他在《探幽》中说：“就字面的常理而论，夫妻或情侣分别，可称‘离人’。古人诗词中，大抵在第三人称的位置上去描写时，他和她都是‘离人’。如果用的是第一人称，写自己对爱人的思念之情， ‘ 离人’指的就只能是远离自己的亲人。如 魏 夫人的《菩萨蛮》：‘三见柳絮飞，离人犹未归’。1921年毛杨几次小别，都是毛泽东离家外出，杨开慧守在清水塘家中。深谙诗词炼句炼字之功的毛润之，怎么会颠倒错乱，自己外出却又将家中的娇妻称为‘离人’呢？”
在第一人称上的“离人”是否特指离去的爱人？否。离与合是一组相互对立的反义词，表示分离和聚合。分离和聚合都不是一个人的行为可以完成的动作，必须是两个以上的人。所以，表示分离的夫妻或是情人的专用名词“离人”，应该是两人的互指，而不是特指离去的那个人。相对于留守的人，离去的人是“离人”，而相对于离去的人，留守的人同样也是“离人”。因为他与离去的人也是处于分离的状态而不是聚合的状态。不称“离人”又称什么人呢？
借用彭明道上面所说“‘离人’ 指的就只能是远离自己的亲人”回敬彭明道：难道留在长沙的杨开慧对于离家外出的毛泽东来说，不是“远离自己的亲人”倒是“近伴自己的亲人”了！
彭明道还有一个“坐标”论。他说：“这里有个‘坐标’，就是‘家’。‘我’在‘家’，离‘我’而去的亲人，才称为‘离人’。而绝不可能是相反。
此种谬论不堪一击。随举一例便无法作解了。譬如一对住在学校公寓的男女教师产生了恋情，而后来双双离开了这所学校，分赴不同的地方。他们没有“家坐标”作参照，谁是“离人”谁不是“离人”呢？说得清吗？都是“离人”抑或都不是“离人”！
张泌的《寄人》诗也给了彭明道的“坐标论”重重一击。其诗曰：
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阑斜。
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
此诗前两句表明，与情人“谢女”相识相交的地方是谢家。按照彭明道的“坐标论”，只能是那位谢家女称张泌为“离人”，可是，离开了“坐标”的张泌却不愿意听从彭的“号令”，他偏要称那位留守“坐标”的谢女叫离人。
按照彭明道所说的“如果用的是第一人称，写自己对爱人的思念情， ‘ 离人’指的就只能是远离自己的亲人”，张泌在这里也“越轨”了。因为离开爱人的正是他自己，他却把对方当成“离人”了。
据此，毛泽东在远离杨开慧的情况下将杨视为“离人”又有何不可呢。
九、如何看待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
彭明道对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特别感兴趣，在2万来字的《探幽》中，关于此次婚姻的论说即有近万字。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进入延安，采访了毛泽东等领导人，写下了《西行漫记》。彭明道搬出了《西行漫记》，他说：“谈到在第一师范求学的这段生活时，毛泽东忽然回忆起他的第一次婚姻。斯诺仍然是用第一人称记下了这段话：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没有想她’”。
就常理而言，毛泽东说的这段话应该是可信的。因为这是毛泽东主动向斯诺回忆出来的。不可能怀有要隐瞒什么的目的。他要想隐瞒什么，干脆不提出来岂不就什么事也没了！而斯诺作为采访者，迫切需要的就是这些不为人知的资料。对于采访对象不需要隐隐的事情，他有可能会代为隐瞒什么吗？
然而，彭明道他就是不信“邪”，居然从毛的话里挑出了两点错误：一是罗氏嫁到毛家只有18岁，不是20岁。二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也不对，罗氏在毛家生活了三年，和毛泽东同桌而食，同室而居，怎么是没有在一起生活过呢！”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啊。毛泽东的此话要表达的意思是父母给他包办了一次婚姻但他自己不认可这次婚姻。这两层意思已经十分明白清楚。年龄究竟县殊几岁在这里并不重要。毛有可能是记错了两年，也有可能说的是“20来岁”而被斯诺当成了20岁。至于那个“生活”，显然是“婚姻生活”被斯诺误听误译了的缘固。如果毛泽东要否认和罗氏有过“同桌吃饭同室睡觉”的生活，绝对不会这样的不明智，主动挑出这个话题来“引火烧身”的。
况且，毛泽东用“从没有和她一起生活（婚姻生活）过”来表白自己不认可这次婚姻，也有事实支撑。他们“同室睡觉”三年时间，罗氏居然没有怀过孕！这种情况在婚居男女中是很少见的。罗氏为何没有怀孕呢？不曾有过婚姻生活是最实际的理由。
可是，彭明道却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又是查《毛氏家谱》，又是走访毛氏老人。非要彻底推翻毛泽东本人对这次婚姻下的结论，“论证”出毛与罗氏的这次婚姻，不但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而且也是为毛本人认可并珍惜的美满婚姻。从而“还历史本来面目——为罗氏正名”，
其实，毛泽东这句“父母给我娶了一个女子”早已把历史本来面目“还”给彭明道了。也把罗氏的“正名”告诉彭明道了。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时代，罗氏肯定是当时毛家合理合法的名正言顺的儿媳妇！这还用得多着你下这么大气力来求什么证！
不过，非要当时的封建礼教叛逆者毛泽东以及今天的大众都按照你的要求认可这宗婚姻的合法性合理性。你就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完成这项封建卫道的使命了。除非你有力量把现代社会拉回到封建社会！
即使是古代封建社会，人民大众也都可以分清这个是非的。《孔雀东南飞》你一定读过的罢。这是一个焦母以及兰芝兄包办的婚姻与焦仲卿刘兰芝的自主婚姻相对抗的悲剧故事。凡有正常情感的人都会站在焦刘一边，颂扬他们的爱情，同情他们的遭遇，鞭挞封建婚姻的残忍。
当然，我也知道，以彭明道的大才，一定会从这个故事中论证出焦母、兰芝兄包办儿子、妹妹婚姻的合理合法性，并且还会论证出焦仲卿、刘兰芝为追求自主婚姻而弃母殉情的忤逆不孝来。
十、毛泽东认可了这次婚姻吗
彭明道在《探幽》中说：“毛贻昌为了这门亲事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他当时为了做谷米生意，经常在外面奔波，妻子的身体不好，家里还请了长工和短工。一家子的大事小事，妻子是难以应付的。所以他必须早早地找一个成年了的、能干贤德的大儿媳，帮助妻子操持家务。选来选去，他选中了勤俭贤慧的罗一秀。作为当时一个在乡里颇称精明的当家人，他确实没有选错。在当时当地，这确实是一桩美满的婚姻。对此，两家《族谱》均记载无误。”
毛泽东的父亲以雇帮工为主要目的挑选了一位精明的当家人兼儿媳妇，竟然使彭明道发出了一句“振聋发聩”的奇语：“这确实是一桩美满的婚姻！”可笑不可笑！可笑的还有：“美满婚姻”的理由还有一条是“两家《族谱》均有记载”！
《族谱》记载了什么？不过是简单的两句话给了死去的罗氏一个毛家媳妇的名份而已。与“美满婚姻”毫无关系！在族谱中，女子只要没被丈夫休掉，哪怕是被丈夫虐待死，这个名份也绝对少不了的。
还有一点，彭明道说：“有意思的是，《韶山毛氏族谱》中在罗氏的条目下，还记载著这样一件事：‘子一：远 智（承夫继配杨氏子为嗣）’”
“子一：远智……”的意思是：罗氏有一个儿子叫远智，是丈夫继配妻子杨氏的儿子过继给她的。
杨明道的这个“有意思的是”到底有多大的意思呢？罗氏的这个儿子，既没经杨氏的同意，也没经罗氏的同意，当然也无需毛泽东本人批准。由族谱撰写人添上一句话就行了。算是积了一个阴德罢。
可想而知，族谱中的这些记载，怎么能作为毛泽东认可这次婚姻的依据呢！
彭明道又从毛泽东本人身上找出了依据。他说：
“据韶山的老人们传说，毛泽东除上述常去岳家帮工，以尽半子之劳外，1911年春去长沙求学时，正是插秧的季节， 毛泽东还到岳家插了一行"直移子"（韶山土话，即在大田中插下直直的四行秧苗）才走 的。1925年他带著开慧和孩子回韶山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段时间里，还曾经去炉门前岳家 拜望过。1927年元月上旬他回韶山考察的那一次，又曾去岳父家住过一晚，而且次日离开韶山，就是从炉门前走的。”
他说：“1950年毛岸英回韶山时，曾受父亲的嘱托，去炉门前看望过堂舅父罗石泉。他叫岸英送给舅父一些钱（一说是旧币500万元，一说200万元，也有说70万元、20万元的。送钱属实，数目存疑。）”
且不说上述这些事情都是出自于老人们的传说，无法信其实。即使百分之百的真实，就能说明毛泽东认可了这次婚姻吗？
我认为，当时，毛没有认可与罗的婚姻关系，但他也没有能力解除与罗的这种关系。维持着这种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对于两人来说都是非常痛苦的，尤其是罗氏。毛泽东深知她是封建礼教的迫害者，对她的同情之心一定会有的。而年长几岁的属于旧时贤妻良母型的罗氏，对于少年毛泽东的关心爱护也肯定会有的。这样，他们完全可以建立另一种关系——一种特殊的姐弟关系！
罗氏在毛家帮助操劳了三年家务。出于姐弟之情，出于对罗氏的报答，毛泽东在家时帮罗家做一些事，后来又没有忘记罗氏的家人，对于一位情感的富有者，不是十分正常的事嘛！
顺便说及毛岸英给罗石泉做的人情。那时的一万元等于不久以后的一元钱，如果是20万元的话，也就是20元钱！
所以，毛泽东是否认可这次婚姻，我们还只能以毛对斯诺所述的为准。因为，彭明道的这些“调查”材料，无法推翻毛泽东不认可这次婚姻的自述。
十一、《虞美人》不是毛泽东写给罗氏的
彭明道煞费苦心非要毛泽东认可与罗氏的这次婚姻，最终的目的是要将《虞美人》从杨开慧手中夺过来交到罗氏的手里。
其实，毛泽东认不认可与罗氏的这次婚姻，于这首词的归属都没有必然的关联。认可了与罗氏的婚姻又怎样？也不能说明这首词就是写给罗氏的！
彭明道在《探幽》的第六个小节“罗氏之死和《虞美人·枕上》”假设出了毛泽东对死去的罗氏的怀念情景，认定这是一首吊念罗氏的悼亡词。
不过，他却忘了，吊亡诗词有它的特色。一般说来，吊亡诗的主调是“哀”而不是“愁”，它的内容多有对亡者生前盛德以及亡者与吊亡者共同生活时的往事追忆。出现在诗词之中的亡者多是“实体”而不是虚影。
下面我们来看几首古人的吊亡诗词：
江城子——苏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鹧鸪天·半死桐——贺铸
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
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
原上草，露初晞，旧栖新垅两依依。
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
《谴悲怀二首》——元稹
其一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家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簪。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其二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尤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这几首诗词，无一例外，进入我们眼里的都有一个清楚的亡者的形象，进入我们心头的都是的哀与痛。“小轩窗，正梳妆。……谁复挑灯夜补衣？……顾我无衣搜荩箧，……昔日戏言身后意……”都是对往日生活的追忆。
我们再看毛泽东的《虞美人》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烬，
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此词虽然结尾也有“泪”，却被开首对“愁”的夸张描写抵消了其哀痛的色彩，致使读者感受到的主要是愁而不是哀。通篇没有明确出现一个被吊的亡者的形迹。一句“剩有离人影”根本无法使人觉察到“离人”即是已亡人。而且，一般“离人”多是指生离者。古诗词中用以指死别者的句子很少见。
罗氏二十一岁暴病身亡，非常可悲可怜。据彭说，其生前又十分贤慧，如果毛罗是恩爱夫妻，毛泽东在凭吊爱妻时，岂有将她的形象掩去，对她往日的音容才德不发一语呢？对比后来写的《蝶恋花》，开篇就是一句“我失骄 杨 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虞美人》词的非吊亡就更显而易见了。
综上所述，加上前面已说过的毛不可能将这首词的写作时间记错十一年，可以认定，此词不是毛泽东于1910年吊亡罗氏的。
十二，此词应是毛泽东于1920年写给杨开慧的
《诗经》有首诗叫《关睢》，其诗曰：
关关雎鸠，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这是一首描写男子向心上人求爱的爱情诗，描述了这位男子因思念恋人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情景。毛泽东的《虞美人》描写的内容与描写手法与其非常相似。分析起来应该是借《关睢》之意向杨开慧传递的求爱之意。这也是杨开慧为什么向同窗好友李淑一展示这首词的原因——她在无比喜阅和兴奋之中，情不自禁的告诉了好友这个好消息。
彭明道认为是毛泽东为了表示自己的坦诚，所以，向杨开慧告知自己曾有婚史后又特意送给她这首思念罗氏的《虞美人》。此论很难成立。表示坦诚，告之已婚就足够了。把一首吊念亡妻的词送给新的恋人是愚昧之举！因为，心胸再开阔的女性也难以容下爱人心中存着另一个人。毛泽东未必连这一点也不明白。
彭明道说是杨开慧可以从中看出毛泽东富有感情。她告诉李淑一这件事也就是告诉李鹏淑一毛泽东是个富有感情的人。如果可以这样理解，那么，换一个角度，杨开慧多一个心眼，不是也有可能觉得毛泽东是故意向她展示的矫情以骗取自己的好感吗！所以，我认为，毛泽东不可能做这种有可能造成杨开慧误会的蠢事。其实，杨开慧也绝对不会做这样的蠢事，把自己深深爱着的人写给另一个女子的情诗告诉别人！
所以，此词真要是毛泽东思念罗氏之作，它就不可能传到杨开慧的手上。即使传到杨开慧手上，也绝无可能传到李淑一的口中。
毫无疑问，此词只能是毛泽东思念杨开慧之作。写于何时的问题，如果是毛泽东记错了一年，那就是写于1920年。此词就是毛泽东向杨开慧的求爱之作了。
如果毛泽东没有记错，此词确系作于1921年，那就是他们在婚后的浓情遭遇别离时，毛泽的思念杨开慧之作了。
这种儿女情长的情调，与彭说的两人是“革命伴侣”毫不相干。因为革命者从没有宣称过自己是无情者。儿女情长与革命并不是相克相敌的。
何况，词中的“晓来百事皆灰烬”并不是真的就把什么事情都不要了，这是描写思念之深的一种夸张手法，与把“愁”夸张描写为“江海翻波浪”是一回事。试想，一个人的愁再多，有可能会翻波浪吗？
十三、为什么毛会说“开慧所述那首不好”
“开慧所述那首不好”并不是彭明道理解的那首词是毛泽东写给罗氏的缘固。本文也论证了此词是毛写给杨开慧的。既然是送杨开慧的，那么，它又有哪点不好呢？
答案是，作为向李淑一的“答词”很不适宜，所以称之为“不好”。
李淑一是以杨开慧的同窗好友给毛泽东写信并寄词的。由于地位的悬殊，李淑一不好开口请毛回赠答词。所以，只是提出向毛讨要《虞美人》的抄件。而毛虽然身为国家主席，面对的却是爱妻杨开慧生前的同窗好友，又是革命烈士柳直荀的遗孀。他深知，对李淑一的尊重也就是对杨开慧的尊重对革命先烈的尊重。所以，李淑一这首词，他必须作答，不答，就是失礼，就是不敬。这不仅是对李淑一的不敬，也是对杨开慧和柳直荀的不敬。
这就是毛泽东认为“开慧所述那首不好”的根本原因：“我抄送你一首旧作不好。应该作一首新词回赠你才行。”
而且，这首旧词是在杨开慧生时毛向她表示的思念情感。如今杨开慧早已为革命牺牲了，今日的思念之情也不同于当年了。再用陈词，怎么行呢？这是第二个不好。
还有，李淑一的词是怀念丈夫柳直荀而作的，此时其夫也早已牺牲。毛泽东用过去的一首求爱词或是向妻子倾诉离情之作敷衍作答，好不好？肯定不好。这是第三个不好。
就是在这种对爱妻对革命烈士无比怀念和对故友的无比关切尊重的情感驱使下，毛泽东的名作《蝶恋花》答李淑一问世了。
《蝶恋花》好不好？应该说，没有人会说不好的。它的好不仅在于这首词的写作技巧好。更重要的是此词表达情感的深度和高度达到了极致，它把词人对爱妻和革命烈士的无尽思念之情融汇在一起了。
这首词好也反衬出了“开慧所说的那首不好”。对于“这首好那首不好”，李淑一的感受是最深刻的，比任何人的感受都深刻！
用那首《虞美人》答李淑一和用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哪首好哪首不好？相信大家的选择都是“那首不好这首好”！ 即《虞美人》不好《蝶恋花》好！
恐怕只有 彭明道 先生一个人会有独到的见解：“那首好这首不好”！即《虞美人》好《蝶恋花》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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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彭明道：毛泽东的“枕上”“离人”究竟是谁——《虞美人·枕上》探幽
一重述发表时的故事
政治家毛泽东在最初向全社会显露出诗人面目时，正是党内"左"的错误在新
的历史时 期，以崭新的面貌出现的时刻。几乎就在《诗刊》发表毛泽东《旧体
诗词十八首》的同 时，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他著重考虑的是"在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 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内外的矛盾问题。随著"整
风运动"的开展，"阳谋"也开始出笼， 接著，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
便在全国展开。那时，他发表的诗词，大都是"马背 上哼成的"军旅诗和抒发
革命胜利喜悦之情的"政治抒情诗"，尽是黄钟大吕，"铜琶铁板"之作。此
时此境，诗人和他的广大读者，便有意无意地共同营造了一种气氛，好像毛
泽东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列主义政治家，是不会有当时被称为"小
资产阶级 情调"或"封建士大夫没落情调"的儿女私情的。其时，凡是喜爱或
崇拜毛泽东诗词的读 者，大抵对此深信不疑。
就在1957年初《诗刊》创刊号发表了毛氏《旧体诗词十八首》之后不久，却毫
不经意地 引发了另一段"公案"。事情是毛的一位战友的遗孀引起的。曾经在
红二军团和红三军团任过政治部主任的柳直荀，早在红军时期就英勇牺牲了。
他的夫人李淑一是一位在诗词上很有造诣的女教师，也是杨开慧的生前好友。
李淑一在读过毛氏这些大气磅礴的诗篇之后，不禁感慨万千。她想起了1932年
在洪湖战斗中牺牲的丈夫，想起了自己当年思念丈夫时写下的一首《菩萨
蛮》："兰闺寂寞翻身早，醒来触动离愁了……"由此，她又想 起了昔年在开
慧那里看到（或听到）过的一首词。岁月悠悠，她只依稀地记得开头两句 ：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1958年，这位饱学的女教师想到这些，
仍然激动得不能自已。于是她写信给毛泽东，一为叙旧，将自己的旧作寄给领
袖一阅；二则想请毛氏将那首词写给她，作个纪念。毛不忘旧友，亲自给她回
了信，并写了后来脍炙人口 的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赠她。留下了诗坛一
段佳话。
为什么李淑一点到的一首现成的"堆来枕上愁何状……"不写，而另写一首
《蝶恋花》" 我失骄 杨 君失柳"回赠故人？诗人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当时大概
没有人去仔细揣摩，也 无从揣摩。但隐约之间看得到的，毛氏似有两层深意。
一是对李淑一和她的丈夫的怀念 和尊敬："大作读毕，感慨系之"；二是他明
白无误地说了一句："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
这里的第一层意思，几乎所有的读者都是体味得到的。而毛氏的另一层面的心
语，又几 乎是所有的读者和注家（尤其是权威的注家）都忽略了。"开慧所述
那首"有什么"不好 " 呢？
作为党魁，毛泽东的生活是神秘的。而作为诗人，他"偏于豪放，不废婉约
"，后来却是 尽人皆知。他不仅喜欢李白，喜欢苏轼、陆游、稼轩诸家，也爱
读李贺，李商隐，李清 照……好事者每称主席喜欢"三李"，真是将一位博览
群书的诗人简单化了。即使所谓" 三李"，长吉与李商隐和李白的诗风，也是
迥然不同的。其实，感情丰富的诗人毛泽东 对诗歌爱好的广博，是远远超过权
威注家们的想象的。他不仅对柳永"杨柳岸，晓风残 月"这样的佳句击节称
好，甚至在1957年听到一首题为《吻》的新诗受到非议时，还以 惯有的幽默去
打抱不平，说：《诗经》的第一篇是不是《吻》？看来，作为诗人的毛泽东，
他的心灵深处，也是和常人一样充满著浪漫情调的。儿女情长，何尝是"资产
阶级 " 的专利？据此似可断定，他说"开慧所述那首不好"，绝不是因为这
首词涉及了他和开慧 的个人感情，而不愿书赠李淑一，或由此而公诸于众。
到了1973年，毛泽东已经80高龄了。不知是因为怀旧，"夜来忽梦少年事
"呢，还是其它 什么原因，他竟然在"文革"形势最混乱、最严峻的时候，却
又意外地将这首《虞美人· 枕上》连同那首《贺新郎·别友》一起，凭记忆写
下来，交给保健护士 吴旭 君抄正保存。这些事，当时外人是一无所知的。这首
词，在他老人家辞世以前，仍是云遮雾障，难窥全豹。
直到毛泽东逝世13年后的1989年，《湖南广播电视报》才将这首词透露出来。
当时该报发表的原文是： (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
百念皆 灰烬，倦极身无恁。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说此词
是赠开慧之作， 大约起于此际。五年之后，《人民日报》又正式将此词发表。
这是经过中共中央文献研 究室编辑校订过的稿子，全文如下： 《虞美人·枕
上》 一九二一年 堆来枕上愁何 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
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 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
眼泪也无由。
两稿相较，除了下阕的"剩有离人影"一句的修改外，其它如"无奈披衣"与
"寂寞披衣"；
"皆"与"都"两处的改动，并无太大差别。重要的倒是确定了此词的写作时
间为"一九二 一年"。后来正式编入《毛泽东诗词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的，就是此稿。 我 们研读此词，当然应以正式发表的文本为准。至于几
处改动的"编校"和确定写作年份的过程，倒可略而不计。
二 "开慧所述"便是赠开慧的吗？
毛泽东说："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这句话怎么理解？看来，
编校者是拿它作为"赠开慧"的根据。但是，如果认真研究一下，将这句话作
为这首词是赠予开慧的根据，是很值得怀疑的。 毛泽东说话行文，是十分严谨
的。他说"开慧所述那一首"，只能说是当年开慧看过这首词，这与"我赠开
慧……"这样的句子，是有严格区别的。这 首词不像《贺新郎·别友》那样，
当年连开慧都无缘一见（参见拙文《毛泽东的〈贺新 郎·别友〉是赠给谁
的》，载《书屋》2001年第2期）。开慧当年在看到或珍藏这首 《虞美人》词
时，和同在福湘女中读书的女友"述"些什么，我们当然无从寻觅了。大概 她
当时很受感动，至少是觉得毛润之是个有情有义的男儿，因此才和闺中好友述
说此 词，并让女友分享她的感受与激动。数十年后，毛泽东有什么理由认为自
己在热恋中或 新婚后写下的这首词，有什么"不好"呢？他为什么婉拒了李淑
一的这一请求，另作新词相赠？既然"不好"，为什么老人家在垂暮之年，又
如此郑重地将它抄写下来，交给身边的人保存呢？
为什么？因为这首《虞美人·枕上》，既非赠开慧之作，也不是写于"一九二
一年"。
毛杨的爱情，始于何时，成于何时，都丢下不论。他们是1920年冬在长沙正式
结婚的。
在整个1921年中，他和她都沉浸在幸福的生活之中。根据现有的资料介绍，这
一年毛泽东一直以新民学会和文化书社为依托，向他理想中的自由王国冲刺。
从元旦那天新民学会集会，确立了"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共同目标开始，毛泽
东就以极高的热情投入了行动，为建立湖南的共产主义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的头脑一直处于高度的亢奋状态。
从家庭的角度讲，父母均已去世，这一年他回韶山过春节时，作为长子，他已
经把家里的一切事务安排妥当——弟妹都跟他走上了革命道路，房子让给人家
住，田地典给人家种，债务一次还清，债权一笔勾销——他已经没有任何后顾
之忧了。生活上呢，他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丰厚的收入，特别是心仪已久爱
慕莫名的开慧，已经成了他的妻，他已经拥有了一个温馨的小家，一个那留在
记忆中韶山南岸上屋场七弯八拐的"老家"所无法相比的新家。应该说，他心
底里盈盈的幸福感，恐怕是他28岁年华中的珠峰。而杨开慧呢，自从她把自己
的爱情献给心爱的毛润之后，她就走进了心灵的天国。他的理想就是她的理
想，他的欢乐就是她的欢乐。她一面读书，一面帮助毛泽东在文化书社和新民
学会开展工作。他和她这一年的生活，大概是恩爱、甜蜜、舒心、浪漫、充
实、幸福 之类世俗的形容词所无法涵盖的。
不错，这一年，毛泽东确有几次离开过长沙。《毛泽东年谱》载，一是2月上旬
他和弟 弟泽民回韶山过春节；二是春夏间他和易礼容、陈书农赴岳阳、华容、
南县、常德、湘 阴等地考察学校教育；三是6月底与何叔衡同赴上海，参加党
的"一大"；四是同夏明翰一道去衡阳，研究发展党员和党组织问题；五是12
月去安源煤矿考察。五次离别，以6月底去上海那次时间较长，至8月中旬才
回。似乎毋需更多的解释，读者 诸 君不妨试想一下：以毛杨这样的革命伴侣，
这样的短暂分离，哪一次能构成毛泽东"堆来枕上愁何状"、"晓来百念都灰
烬"、和"不抛眼泪也无由"的情境？
1921年，毛泽东年近而立。作为那一个时代造就的精英群体中的杰出的代表，
毛氏在思 想上的成熟，也是走在同辈人前列的。一年，他在思想、信仰上完成
了一次质的飞 跃。自从1918年北京之行认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革命先驱之
后，他跨进了马克思主义 的门槛，随后又经历了五四运动和湖南一系列革命运
动的洗礼。曾经在他的思想上产生过一定影响的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逐渐淡
化了。克鲁泡特金、杜威、罗素的巨大的身影，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渐渐淡漠，
模糊。他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并已经自觉地在为自己的信仰奋
斗，踏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试问，1921年，除了上述不足挂齿的婚后小别
外，还有什么事能让28岁的职业革家毛泽东"堆来枕上愁何状"？有什么事能
让他"晓来百念都灰烬"？又有什么事情能叫他"不抛眼泪也无由"？
从此词的内容、格调上看，也不是诗人1921年之作。毛氏留下的早期诗作不
多，但是，从现在公开发表的几首诗来看，大致也可以捕捉到他的思维轨迹。
他的诗风始终是高亢昂扬的，哪怕是生离死别，也依然保有独特的沉雄恣肆的
高远格调。无论是丧母之痛（见《祭母文》，写于1919年），还是失友之哀
（见《五古·挽易昌陶》，写于1915年），抑或是别友之恋（见《七古·送纵
宇一郎东行》，写于1918年），都找不到诗人一丝半缕如《虞美人·枕上》中
所流露的那种"江海翻波浪"似的"愁苦"之情，更找不到 "万念俱灰"的痛
楚至亟之语。他的思维，他的语言，始终是深沉而昂扬的。对有著养育之恩、
自己无限尊敬的亡母，他说的是"必秉悃忱，则效不违"；对即将远赴异邦的
同学，他说的是"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对早逝的挚友，他说
的是"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幛，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成年（比如20
岁吧）以后的毛泽东，似乎真的已经初步形成了"天垮下来擎得起"的坚强性
格。从他走进社会之门起，什么的艰难险阻没有经历过？何曾见过他有过哪怕
是一瞬间的"万念俱灰"？更何况是新婚小别呢。
开慧大概是见过这首词的，她与人"述"过此词也许是实。但由此就断定它是
"一九二一 年"赠开慧之作，却是荒唐得很。倘硬作如是认定，则"一九二一
年"的毛泽东是令人无 法理解的。
三 实求是的解读——笔者答客难
下面记录的，是笔者和一位挚友讨论此词时的一段真实的对话。
客曰：你说，你是"实事求是"地解读，请试言之。
答：要论述一件事物"是什么"，首先最好搞清它"不是什么"。我已经论述
了两点：不是赠开慧之作；不是作于1921年。
客曰：毛泽东的手稿摆在那里，他老人家写的明明白白是"一九二一年"呵。
答：美国有个哲学家说过，"记忆有时是会骗人的"。请不要忘了，毛氏的那
份手稿，是他1973年抄写的，当时，他已是80高龄的老人了。而且，老人家把
自己的旧作写错年份的事，并非绝无仅有。比如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长
沙》，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就有五份手稿。其中有一份他就标明了"一九二六年
作"。这显然错了。（按：此手稿见河北人民出版社《毛泽东诗词鉴
赏》，1991年版，臧克家主编；新华出版社的画册《毛泽东》，1993年版，中
央文献研究室编。后来大概发现确实是错了，故此后这份手稿在各种出版物
中，通过技术手段将这几个字去掉了）
客曰：还有"充足理由"吗？ (chinesenewsnet.com)
答：就此词的格调、风格而言，与1915年以后《五古·挽易昌陶》等几首诗相
比较，就不难发现，这首《虞美人·枕上》，遣词著字，似乎稚嫩得多。整首
词的意境，率真，直白，的愁苦悲痛的情绪，一览无余。这与1915年
（成年）以后的诗词，以及他晚年的诗论，相去甚远。故笔者认为，这首词的
写作时间，应早于1915年。但毛氏1915年以前的诗作，现在有些出版物中收入
的如"孩儿立志出乡关"、"独坐池塘如虎踞"等几首，经中央文献研究室考
证，均为他人之作，而少年毛泽东只略改其中一句，用以明志，从严格的意义
上讲，并非他的作品。笔者认为，只有这首《虞美人·枕上》，才真正是毛泽
东的早期诗作。
客曰：早到什么时候呢？
答：他去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之前。即1910年春夏之间。
客曰：尔越说越玄矣！1910年以前，毛氏就有相思之作？
答：如果将《虞美人·枕上》视为单纯的"相思之作"，恐怕有"简单化"之
嫌。这应是大
悲大痛，大愁大惑之作才对。
客曰：1910年，毛泽东17岁，何来你说的"四大"？
答：所以，倘如现在一般的解释，说此词是与开慧小别后的"相思之作"，就
会有许多说不通的地方。首先，我们不妨将此词与《贺新郎·别友》作点比
较。这首词与《贺新郎·别友》不同之处，就在于后者词中，在的面前有
一位女"友"，的描写有三个层次。一是送别的情状，二是对方的神情，
三是自己的感情。而此词写的完全是诗人自己，是自己混沌、模糊、痛切而又
纷乱的思绪。那个已经远去了的、淡如云中星月的" 离人"的身影，给予诗人
的除了"百念都灰烬"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这里，首先要弄明白的是"离
人"两个字的准确含义。自己是此词的主体，而"离人"则是此词的"诗
眼"。词中的一切悲、痛、愁、惑，皆由"离人"而发。不弄清这个"离人
"的真正含义， 是无法读懂这首词的。
就字面的常理而论，夫妻或情侣分别，可称"离人"。古人诗词中，大抵
在第三人称的位置上去描写时，他和她都是"离人"。如苏轼《水龙吟》"细
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有云："莫道男
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 离人眼中血"。这里看起来好像讲的是远去
的张生，作为"男儿"的张生在离别时望红叶露珠有如血泪，那么娇弱的莺莺
呢？所以，王实甫就将这句改为"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两人都
流泪了。如果用的是第一人称，写自己对爱人的思念之情， " 离人"指
的就只能是远离自己的亲人。如 魏 夫人的《菩萨蛮》："三见柳絮飞，离人犹
未归"。1921年毛杨几次小别，都是毛泽东离家外出，杨开慧守在清水塘家
中。深谙诗词炼句炼字之功的毛润之，怎么会颠倒错乱，自己外出却又将家中
的娇妻称为"离人"呢？
这里有个"坐标"，就是"家"。"我"在"家"，离"我"而去的亲人，才
称为"离人"。而绝不可能是相反。而且，词的下阕，"晓来百念皆灰烬，剩
有离人影"。这显然不是开慧的倩影。这是一个逝去了的身影。
初读《虞美人·枕上》，确乎似有"相思"的意味。但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
现，词中蕴含的那种怀念与无奈，冥思与怨艾，痛切与希冀，回首与前瞻，真
是"剪不断，理还乱 "。词的内涵，要比"相思"丰富得多，复杂得多。
客曰：你似将"不是什么"的道理占尽。能否就"是什么"言之？
答：这首词，恐怕与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有关。"离人"者，毛之元配罗氏
也。写这首词的时候，罗氏大概刚去世不久。所以，与其说《虞美人·枕上》
是"相思之作"，倒不如 说它是"自哀之作"更为确切。
四 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事实与疑团
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是历史事实，无可否定的。个人的婚姻，本属个人隐
私。只因毛泽东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领袖，而且他后来的几次婚姻，
都有些是是非非，杯葛不清。于是，多年来，人们对他的第一次婚姻，便生出
了一些神秘感。有的人讳莫如深，有的人却是言不及义。更有一干好事者和别
有用心之徒，胡编乱造，飞短流长，往毛泽东头上泼污水。但细究其源，搅了
这趟浑水的，却又是毛泽东自己和那个大名鼎鼎 的埃德加·斯诺。
本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老百姓对于"大救星"和"伟大领袖"的
第一次婚姻，是一无所知的。他们大多只知道毛主 席的 夫人是个"电影明星
"，只知道他的前妻被国民党杀害了。直到30年代末，《西行漫记》出版之
后，人们才知道一点讯息。正是《西行 漫记》这本书，透露了斯诺记述的毛泽
东的第一次婚姻。
埃德加·斯诺是第一个进入陕甘宁边区采访的西方记者。1936年6月，他由北京
出发， 冒著极大的危险进入苏区，到达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
等红军将领，分别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并在苏区采访了四个多月，为
英美报刊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的报道。这些文章，冲破了国民党
和西方世界对苏区的新闻封锁，扩大了中国革命在国内外的影响。1937年，他
将这些文章编成一本书，书名叫《红星照耀中国》，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首
次出版，引起了轰动。1938年，上海一批进步的抗日救亡人士几经周折，翻译
了这本书，改名为《西行漫记》出版发行。在这本书中，斯诺理所当然地用了
很大的篇幅叙述毛泽东。书中的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除了开头简
短地交待采访的过程之外，通篇都是用毛泽东"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写的。稍
前于此，大约是１９３７年秋，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编辑的《文摘》月刊，便
开始连载《毛泽东自传（特译稿）》。随后，在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
年的支持下，正式出版了单行本的《毛泽东自传》。其实，这本《自传》，就
是斯诺《西行漫记》中的那一章。在这两本前后出版的书中，涉及了毛氏的第
一次婚姻。
本来，按毛泽东的性格，他是历来不愿多谈自己的，何况是面对一个来自资本
主义世界的新闻记者！可是斯诺在他的新闻观和职业习惯的驱使下，穷追不
舍。他在这一章的开头语中，如实记下了采访毛泽东的艰难过程："我交给了
毛泽东一大串有关他个人的问 题，要他回答"。但毛却"很少提到他自己"，
"往往只谈委员会啦，组织啦，军队啦…… 等等，而很少谈到个人经历"。这
使得斯诺很不满足。他咬住不放，使出了他的"杀手?"。他对毛说："在一定
程度上，这比其他问题上所提供的情况更重要"，"大家想知道你是怎样一个
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什么谣言呢？"有些人说他能说
流利的法语，有些人则说他是个无知的农民，有消息说他是一个半死的肺病患
者，有的消息则强调他是一个发疯的狂热分子……"。当时，这些话使毛泽东
"稍微感到意外"，于是，他"再一次审视"著斯诺写的"个人历史"提问
表，同意向斯诺谈他的"生平梗概 "。
谈到在第一师范求学的这段生活时，毛泽东忽然回忆起他的第一次婚姻。斯诺
仍然是用第一人称（一说是斯诺后来编辑出版此书时，听取了他夫人海伦的意
见才改用第一人称 的）记下了这段话：
“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
起生活 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没有想她”。
这段话后来竟然被作为根据，反复引用。一些研究毛氏的学者，为证明毛泽东
"不存在 "和"不承认"有过这么一次"不合理的婚姻"，可谓用心良苦。笔
者愚钝，始终闹不明白，
这次婚姻，究竟是有损于毛泽东的伟大形象呢，还是有碍于毛氏后来几位夫人
的地位？
不然，何以它被无端地扭曲、湮灭，直欲去之而后快。
埃德加·斯诺记下的这段话，在不经意间留下了一道难题。
五 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罗氏正名
让我们暂且把斯诺记录的这段话放下，去追寻一下历史的真相。 现在已有一些
严肃的 学者论及了毛泽东的这次婚姻，但大多语焉不详。笔者为了研读这首
《虞美人·枕 上》，几次专程访问了韶山的一些老人，特别是毛、罗两族的老
人，找到了两家的族谱 进行认真的考证，终于茅塞顿开。
毛泽东的元配罗氏，生于 1889年10月20日 （《韶山毛氏族谱》载：罗氏生于光
绪十五年己丑九月二十六日丑时），那时农户家的女儿大多没有正式的名字，
她的乳名叫秀妹子，因为她在姐妹中居长，所以父母后来就叫她"一秀"或
"大秀"。一秀18岁那年（1907，光绪三十三年）坐著花轿，吹吹打打，明媒
正娶地嫁到了毛家。她的夫婿毛泽东比她小四岁，但个头比她还高。在毛家，
一秀是幸福的。因为罗家也是殷实大户，一秀的父亲罗鹤楼是个通文墨、有田
产的农民。一秀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教，性格温柔贤慧，勤劳俭朴，人也生得
体面丰满。嫁到毛家后，她尊敬公婆，体贴丈夫，操持家务，深得公婆喜爱。
丈夫虽然由于早婚，开始有些?腆，后来也非常尊重她，关心她，爱护她。全家
都随著她娘家的习惯，叫她"一秀"、"大秀"或"大妹子"，几年来日子过
得温馨 而又和美。
这场后来被扭曲得面目全非的婚姻，在当年却是有些因由，且是合情合理的。
一秀的娘家罗氏家族这一支，世居韶山杨林桥（其他两支居麂子滩、鹅公坝）
炉门前，与南岸毛家相隔不过六里之遥。毛、罗两家不但都是当地的殷实人
家，而且是有些世亲关系的。翻阅《罗氏族谱》，远的不说，光是祖、泽、
贻、芳、远（一秀之父鹤楼，即"远"字辈，派名"远雄"）五辈中，"配毛
氏"者屡见不鲜。而毛泽东的伯祖父毛德臣（派名恩农）的妻子，即为"罗氏
"。罗鹤楼的元配，一秀的生母，就是"毛氏"（《谱》载：
咏堂公女。按：毛咏堂是毛泽东的远房叔曾祖）。罗鹤楼在家族中也算是
有头有脸的人物，而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家有二十多亩良田，又兼作谷米生
意，在银田寺还有 商号，再加上这种远亲关系，两人是熟识的。这就是两家结
亲的背景。
罗鹤楼与毛氏，生有五子五女，不幸五个儿子和次三两女均早夭，只剩下三个
女儿（罗鹤楼与继室尹氏也生过一子，亦夭亡）。而毛贻昌（即毛顺生）有三
个儿子。这正是罗鹤楼选中毛家结亲的一个原因。一秀过门后，每当农忙时，
毛泽东都去炉门前岳家帮助干农活，以尽半子之劳。这使得鹤楼老人对女婿非
常器重。
有的人用现代的眼光去观察和衡量历史，说毛、罗的婚姻是"父母包办"、
"收童养媳"。 试问，在光绪末年谁的婚姻不是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毛、罗两家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由两方长辈订下的这桩婚事，在当时已经是
很开明的了。
还有人说，一秀比毛泽东大了四岁，这不是他父亲作的孽吗？这同样是一种无
知妄说。女大于男的现象，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东北民谣不是说"女大三，抱
金砖"吗？在韶山一带，女大于男的亲事多得很。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就比
他父亲大了三岁。 毛贻昌为了这门亲事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他当时为了做谷
米生意，经常在外面奔波，妻子的身体不好，家里还请了长工和短工。一家子
的大事小事，妻子是难以应付的。所以他必须早早地找一个成年了的、能干贤
德的大儿媳，帮助妻子操持家务。选来选去，他选中了勤俭贤慧的罗一秀。作
为当时一个在乡里颇称精明的当家人，他确实没有选错。
在当时当地，这确实是一桩美满的婚姻。对此，两家《族谱》均记载无误。
《韶山毛氏族谱·世系表（竹溪支）》载：廿派，贻昌子三，长，泽东……元
配，罗 氏……（可惜"一秀"这个名字始终没有被承认）；
《罗氏三修支谱》载：远雄，字鹤楼……，元配，毛氏，……生女，长归
毛……。
这里必需说明一点，现存《韶山毛氏族谱》是"民国三十年四修本"（公元
1941年）；而《罗氏三修族谱》是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的版本，续修则
是"民国三十三年" （1944年）。两谱续修的时间，都在毛泽东和斯诺谈话和
《西行漫记》及《毛泽东传》 出版之后。因为远在北地，毛泽东当时大约都未
见到。
有意思的是，《韶山毛氏族谱》中在罗氏的条目下，还记载著这样一件事：
"子一：远 智（承夫继配杨氏子为嗣）"；在"继配，杨氏（按：即杨开
慧）"下，亦有"子四： 长远仁、次远义、三远智（与夫原配为嗣）"一句，
以与前面相照应。按毛氏辈份，从十五世起，是祥、恩、贻、泽、远五派，
"远"字辈即毛岸英这一辈了。远仁即岸英，远义即岸青，远智即岸龙。这里
说的"过继"一事，是因为罗氏无出，故将岸龙过继给她为子。主修这一版族
谱的是毛麓钟，他是韶山的第一个秀才，满腹经纶，在蔡锷部下任过职，有一
定的新思想，光绪末年回故乡家居时，做过毛泽 东的 老师，指导他读过一些新
书。论辈份，他是毛泽东的堂兄。但他不属"竹溪支"，而属东茅塘那个支
脉。"岸龙过继"的事，究竟是否和毛泽东商量过？抑或是 毛麓钟 先生出于一
种伦理上的考虑（按：旧时修谱，凡内室无子先亡者，可将兄弟之子兼祧
其下，以示尊重，以慰亡灵，并 无实际意义），在谱中自作主张写下这么一
笔，现在已经无法考究了。
两谱所载，足可证明：毛、罗两家对这桩婚姻，都是严肃而郑重的。
事实上，当年的毛泽东自己对这桩婚姻也是严肃而郑重的。据韶山的老人们传
说，毛泽东除上述常去岳家帮工，以尽半子之劳外，1911年春去长沙求学时，
正是插秧的季节， 毛泽东还到岳家插了一行"直移子"（韶山土话，即在大田
中插下直直的四行秧苗）才走 的。1925年他带著开慧和孩子回韶山从事革命活
动的那段时间里，还曾经去炉门前岳家 拜望过。1927年元月上旬他回韶山考察
的那一次，又曾去岳父家住过一晚，而且次日离开韶山，就是从炉门前走的。
1950年毛岸英回韶山时，曾受父亲的嘱托，去炉门前看望过堂舅父罗石泉。
（据《罗氏族谱》载：因罗鹤楼五子皆夭，曾将其兄竹楼的次子迪泉过继为
子。迪泉于1921年正月病逝。）罗石泉即一秀的堂兄，长毛泽东五岁，早年在
毛泽东影响下参加过地下党组织，任过湘潭（韶山）特别区农协执行委员。大
革命时期韶山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罗石泉受尽迫害，远走他乡，辗转在
洞庭湖滨的华容、南县、安乡等地谋生，直至日寇犯湘，湖区沦陷后，方迁回
杨林避难。毛泽东并未忘记这位妻舅，他叫岸英送给舅父一些钱（一说是旧币
500万元，一说200万元，也有说70万元、20万元的。送钱属实，数目存疑。—
—注），一筒好茶叶，还邀他去北京小住。但罗石泉患有严重的哮喘病，
他答应次年立夏后天气转暖时，再去北京看看"姑爹"，一并治治病。不幸次
年春节后他的哮喘病发作，引发肺炎辞世。此外，毛泽东1959年回韶山时，还
曾请他的连襟毛华村吃过饭。按：一秀最小的妹妹五秀，（《族谱》载："五
归毛"。即这个老五），也 嫁给了韶山毛家，即东茅塘的毛华村——毛泽东近
支的一个兄弟。
应该说，毛泽东是个重感情的人。倘若他真的"不承认"这次婚姻，他的这一
系列行为又如何解释？
回过头来再看斯诺写的那段话，不难发现有两处错误：
一，"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不对。一秀嫁到
毛家时，才18岁。毛泽东其时14岁。毛和斯诺谈话时，是凭记忆随口说的。不
是毛泽东有意无意地夸大了一秀的年龄，就是斯诺记错了。直到现在，竟然还
有论者以讹传讹，说"罗氏"比毛泽东"大五六岁"。是不是罗氏年龄越大，
毛泽东"不承认"这次婚姻就显得越有理呢？
二，"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也不对。一秀在毛家生活了三年，和毛
泽东同桌而食，同室而居，怎么"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这里，同样不
是毛泽东夸大其辞，便是斯诺错记。后来更有无聊文人，大概是为了给毛泽东
此话作注，竟然说毛"拒绝和新 娘住在一起，并发誓决不碰她一指头"。
笔者指出这两处错误，并没有指责当年两位当事人的意思。实事求是地说，斯
诺当年的 那场采访，真是难矣乎哉！因为，毛泽东虽然一直在努力学习英语，
却始终没有突破用英语对话的难关，而斯诺虽然在北大任教时也学过汉语，但
用于采访对话，只怕也是勉为其难，当面对毛泽东的湖南话时，更是如听天
音。那时为他们担任翻译的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宣传部长吴亮平。斯诺是用英
文记录的，当然避免不了英语的句式文法和词汇的影响。斯诺自己清醒地意识
到了这一点，他举了毛泽东说"鸡"、"湖南"、和"一碗茶 " 的"奇怪的
变音"作例子，来说明他们这场采访的困难。而且，他后来也是用英文写作
的，再后来才由英文本翻译成中文。这采访的困难加上翻译的准确程度，其间
出现一些 差错和谬误，原是可以理解的。
正因为如此，三联书店在1979年10月重版《西行漫记》的《出版说明》中，还
郑重指出 ："斯诺的这本书，是一部新闻报道性的作品，不是一本历史著作。
根据采访所得 写成本书，有些是辗转传闻，有些叙述者当时就记得不甚确
切，因此难免有失实之处。 "这个版本还收录了斯诺早在1938年为中文译本作
的序言，他说："这一本书绝对不能算作正式的或正统的文献"。遗憾的是，
在新近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重版的《毛泽东自传》中，这些重要的交代都看不
到了。
大概是因为这些复杂的历史原因吧，有的学者至今还把这段有著明显错误的话
当做毛泽东"不承认"他的第一次婚姻的根据，去文饰他根本不存在的什么
"过失"。这实在是对毛 泽东本人品格的一种歪曲和亵渎。
六 罗氏之死和《虞美人·枕上》
罗氏是1910年春患痢疾去世的，其时她还不满21岁。对于妻子的死，17岁的毛
泽东心情悲伤而又复杂的。
从9岁（1902年）开始，毛泽东开始进私塾读书。到1910年这个时候为止，他先
后换了 五所私塾，师从过七位有学问的先生。八年私塾教育（包括他在"一个
失业的法科学生 家里"自学的半年，和在毛麓钟家里读书的那段时间），毛泽
东不仅打下了深厚的古文 功底，也读了许多"新书"和"杂书"。17岁的毛泽
东心高志远，显然，群山环抱的韶山冲已经关不住他的心了。当年他对斯诺就
坦然说过："《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
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这是一场守旧的父亲和奋进的儿子
之间的矛盾，从本质上讲，它比少年毛泽东因为父亲骂他"懒惰"而闹到以跳
塘投水相要挟那一次要深刻得多。
作为一个在十几年间凭著自己的勤劳和精明创下了一份家业，由农民变成米商
的毛贻 昌，希望自己的长子继承父业，积敛家财，光大门庭，那是天经地义的
事。而他不知 道，他的饱读了诗书和已经开始接触新思想的长子已经是"少年
豪气在天边"了，他要走 出韶山，冲向他心中的天国，去拼搏，去闯荡。父亲
的主意和自己的志向所形成的尖锐 矛盾，折磨著年青的毛泽东。他知道，要在
"职业选择"上反对父亲的主意，绝非易事。
当父亲正式提出要送他去湘潭米店当学徒时，毛泽东痛苦极了。对他来说，这
正是他人生的十字路口。读书与学徒之争，在这个家庭中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
事了。一秀健在的时候，年青的毛润之当然会给妻子谈起这些。贤慧的一秀以
她在娘家所受的家教和文化薰陶来看，也是会从内心支持丈夫的。据现有资
料，一秀患的是痢疾，死亡的时间是正月初二。一位内科专家告诉笔者说，痢
疾高发期在夏秋之间，冬春之间患痢疾的极少。
但如果患的是中毒性痢疾，在当时偏远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七天左右便可
导致死 亡。她病重时，正是农家准备"过年"的时候。毛泽东寻医问药照拂妻
子，小两口在病榻 间贴心的交谈，都是可以想见的。如今，惟一能说几句体己
话的妻子已离他远去。丧妻之痛和选择人生道路的忧烦从两面同时向他袭来。
一个17的少年的心，要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该有多么残酷！
《虞美人·枕上》应是一秀去世后不久之作。这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无
病呻吟。陆 游、苏轼那些悼亡的名篇，此时必然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引起了强
烈的共鸣。尽管他的 文笔还略嫌稚嫩，但八年的古文功底已经足够让他作这样
一次倾诉，一次呼号，一次喷发。
让我们循著这条轨迹，再一次解读诗人的心声吧：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不止是相思之苦，也不止是怀念亡妻的愁
苦，这是一 个有志少年在人生道路选择的关键时刻发自内心深处的痛苦。只有
这样事关一生命运的 大事，才能使青少年毛泽东心潮起伏，直如倒海翻江。
"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这是一种无可名状的无奈。愁苦
和烦恼使他失眠了。愈是睡不著，便愈觉长夜难明。睡不著，披衣起坐，但
是，何以排解内心的寂 寞和苦痛呢？满天繁星，哪一颗能为我指点迷津？哪一
颗能照亮我的前程？
通宵的冥思苦想，彻夜的心绪翻腾，答案在哪里？17岁的少年，难免要"万念
俱灰"了。
这时，一个远去了的、模糊而又熟悉的身影，忽然飘在他的眼前。如果她还活
著，也许可以向她诉说一点什么。可是，现在她已经离他远去。他还能说些什
么？向谁说去？真 是"欲说还休"呵！此时，寒星渐隐，残月西沉，一个孤独
的少年，一个孤独的男人，在 人生的烈火里煎熬，在翻滚的心海里徘徊，他，
怎能不潸然泪下？
这应该是一秀去世后不久的事。经过春夏将近半年痛苦的煎熬之后，毛泽东终
于坚定了 "恢复学业"的决心。他知道，对父亲硬碰是不行的，必需说服他支
持自己。据说，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趁父亲外出经商即将回家的机会，称肉买
酒，准备了一桌酒饭，把毛麓钟、毛宇居、毛岱钟、周少希等有学问的老先生
都请来，（有人说，应当还有他的表兄王季范）。这些人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声
望，大多做过毛泽东的塾师。他们都觉得毛泽东聪敏好学，闳中肆外，志存高
远，才堪大用。待毛贻昌一到家，老先生们几乎众口一词，赞成让毛泽东去湘
乡读书深造。毛贻昌毕竟也是见过世面、通达事理的人。韶山人有句俚语：没
媳妇留崽不住。他内心明白，儿媳死了，儿子去意已决，再也没有什么办法留
住他了，不如听从这些有学问的本家长者的意见，让他出门求学，也许儿子日
后能 干出胜于做米店老板的大事来。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毛泽东胜利了。这年秋天，他背起简单的行装，走出了
韶山冲，走向一片崭新的天地。故至今韶山还有老人说，倘若罗氏不死，毛泽
东当年可能就走不出韶山冲——这当然只是老人们带有宿命色彩的一种街谈巷
议罢了。
七 杨开慧与《虞美人·枕上》
毛泽东在和杨开慧恋爱、结婚的过程中有没有将他和一秀的婚姻向开慧讲述
过？
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如果隐瞒不说，那就是欺骗，毛泽东不屑为也。以毛泽东
的人格、 襟怀，他当然会如实地向他心爱的开慧详详细细地讲述这一切经过。
我们无需去揣测他讲述的方式和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向开慧展示过这首
《虞美人·枕上》，并告诉过她写作此词时的心境。在那个时代，一般地说，
一个门第身份高于男方的少女，是很难接受有过婚姻史的男人的。毛泽东能够
征服开慧的心，主要靠的是胸襟志量学识才华。也许，这首《虞美人·枕上》
同样起到过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他们婚后，杨开慧是否会向李淑一这样的好友谈及这些，就不得而知了。但
可以肯定 的是，她把这首词给知心的女友看过，或讲过。但生性高傲的开慧，
即使是出于一个少女的自尊，也不会把毛、罗的婚姻说出来的。这就是李淑一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原因。可能开慧当时就是说这首词是赠她的，也可能李
误以为是赠予开慧的——这才有了三十多年后李淑一向毛泽东求索此词的事。
这样，也许就找到了毛泽东1958年不肯将此词写给李淑一的真正的理由。
笔者在韶山曾经诚心诚意地寻找罗氏一秀的坟墓。其实，她就长眠在离公婆的
坟墓不远的地方。小小的坟丘，已近平塌。没有墓碑，没有鲜花，没人供奉，
只有一道浅浅的罗围护卫著。这坟茔就如"罗氏"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短暂的
一生，不会也没有引起过任何人的注意。生前，她将她短暂的青春献给了丈夫
和他的家庭，做了一个普通妇女能做的一切。死后，她葬进毛氏祖山，长年累
月为公婆作伴，生是毛家的人，死是毛家的鬼。
我曾经十分冒昧地向韶山市的一位领导建议，简单地修一下罗氏的坟茔，并表
示愿意捐赠全部费用。这位领导笑而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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