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永恒的信念--我是吸吮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乳汁成长起来的新一代

                            浩 然

　　 我是吸吮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乳汁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文学。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精神，养育了我，树立终生为人为文的信念。即使前几年《讲话》横遭一些人莫名其妙的仇视和贬斥，谁若表示对《讲话》敬佩，就会招惹到无情的嘲讽、咒骂的那些日子里，我也是这么理直气壮地说。因为这是真情。一个被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人，有时也难免说错话，但绝不可以说假话。
　　我对《讲话》的信念，不是感恩的报答，不是虔诚的跪拜，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冥思苦想想出来的，也不是光读理论著作读出来的。
　　我对《讲话》真诚的信念来源于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在《讲话》精神指导下长期不懈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里坐胎、孕育；在这样实践的成功与失败的反复撞击、颠簸过程中得以形成和坚定。
　　当我还是小孩子，还不知道“文学”为何物的时候——十七岁那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就通过地方组织和报刊编辑用《讲话》的精神发动、指导我写作了。他们发下通知：“为了团结、教育广大青年，每个区干部都要给省里的团报写稿子。”于是我凭着年轻人的好强和兴趣，笨拙地拿起了笔，结果，写了许多抒发个人情绪的，甚至多是“无病呻吟”的诗歌，当然就屡屡地被退了回来。党组织和编辑同志又指点我：“要写农村的新事好事，就得批评旧事坏事。”有一次我探望姐姐，她向我吐露心思：不甘心当庄稼院的小媳妇，想参加村子里的社会活动，还要求加入青年团。我觉得这是农村的“新事好事”，就写了篇稿子，终于在一九五○年成了我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文章。我的写作更有劲头，更有信心了，一连气写了许多这样的人物通讯和故事。
　　政府号召植树造林，由于得不到眼前利益，加上那时还是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不论怎么发动，都没有农民响应。我偶然发现上仓一个妇女干部带领几名妇女在公共的水坑边沿上栽了一片小树，赶紧写稿子表扬。稿子发表后，引起全区的轰动，村子的干部带头植树，还有的村干部派人找上门来，让我也给他们“扬扬名”。这件事使我发现：运用手里的笔写文章，跟开会讲政策、坐在炕头上搞宣传一样能够发动群众、开展工作。从此我对写作更加爱好。
　　一位贫雇农的房东大嫂，按国家法律她应该继承的财产被侵吞，害得她背了冤枉债，告到区、县都不能解决，使她痛不欲生。我得知以后，生发了义愤，连夜为她代笔写了篇批评稿件投到报社。稿子虽然没有发表，却被负责任地转到专署，专署立即派人到乡下做了认真而公正的处理。这使那位房东大嫂绝路逢生，喜出望外，于是到处说我是她家的“救命恩人”。这件事让我惊异地认识到：笔有如此之大的威力，还能替黎民百姓说话！从那以后，每逢提起笔来，我都有一种庄严感和责任感，做一辈子农民代言人的思想从此扎下根子。
　　经历了许多类似的生活与写作实践之后的一九五二年，我到设在保定的省团校学习，赶上纪念《讲话》发表十周年，我第一次读到《讲话》，直接聆听领袖的教导。当时的其景其情，至今仍清晰地印记在心头。以后，又过了十个春秋，要纪念《讲话》发表二十周年，已经跨进文学大门、正在锐意攀登（酝酿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我，满怀激情和豪情地写了篇题为《永远歌颂》的稿子，表述了我的心意。
　　文章开头有一段回忆我一九五二年第一次读《讲话》的情景：“……我一口气读了两遍。它像是当空的太阳，把光和热都融进我的心里。我的两眼明亮了，浑身升起一股强大的信心和力量。”这样的感觉及认识，是由于用《讲话》的理论精神，联系对照了我的实践经验的必然结果。《讲话》的精神使我豁然明白了我曾经历的一些生活和艺术实践的真正意义；同时，我的生活与艺术实践的经验，又帮助我加深了对《讲话》精神的接受与理解。
　　最初的实践，最初对《讲话》精神的理解，对我这样一个文学来说，是非同小可的。许多条方向性、根本性的观点，像用刀子刻在我的心灵上。它们决定了我一生为人为文的信仰和主旋律，也决定了我的作品的基调。
　　时代的风，社会的雨，日月的冲刷，又怎么能够从我的魂魄中磨灭这样一系列的思想观念：
　　搞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有文武两支大军。这支文艺大军为着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拿起笔来做武器，歌颂进步，鞭挞落后，推动时代前进；要使自己成为这支大军里的合格的有出息的一员，创作出受人民大众欢迎的好作品，就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到人民大众的社会生活中去，到这个唯一的创作源泉中去不断地改造和提高自己……
　　几十年没有间歇的生活与艺术实践，不曾停顿地以《讲话》精神来对照、校正自己这种继续着的实践，同时也在加深我对《讲话》精神的理解，提高我对自己实践的认识。
　　近几年来，一些同志盲目地、感情用事地把我们革命文艺的成功经验否定了好多，其中有个挖根子的否定，就是变着法子胡说生活不是创作源泉。
　　我个人的经历和对经历回顾后的认识，恰恰跟一些流行的论调相反。人民大众的社会生活是创作源泉这一理论，不仅属于颠扑不破的真理，其涵义也是相当深广的。
　　人民大众的社会生活，不仅仅是创作素材的源泉，也是创作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同样是写的信心的源泉。就个人来说，从五十年代《艳阳天》萧长春的原型（我在去年十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我和萧永顺》写了我们之间的交往），到九十年代《阎殿魁外传》中的阎殿魁（见一九九○年四月十五日《人民日报》），数不清的农民和基层干部们，在我深入生活，与之相结合的过程中，给予我的仅仅是创作素材吗？当我处于文学入门阶段，写了作品遭到拒绝发表而灰心丧气，险些误入歧途的时候，萧永顺说了一句：“萝卜青菜，各有一爱。他们不给你发表，我拿回去给社员念，我们喜欢这样的东西！”这是多么有力的帮助呀！当我被江青“捧”得很高而又不觉其危险的时候，萧永顺敢于“斗胆”地对我大喝一声：“江青的位子坐不稳，准得垮台！”这是多么及时的警钟！我终于不可避免地摔了跟头倒了霉。萧永顺从边远的山村倒四五次车赶到北京开导我说：“别泄气，你是从乡村来的，再回乡村去，从头开步，干出个实际样子，让党看看谁是真金，谁是粪土。”这是多么宝贵的信任和鼓励！至于阎殿魁，我们只接触两次，还谈不上了解和熟悉，更谈不上交情。但是第一回见面他就嘱咐我：“也别写那号埋汰的玩艺儿。那是大烟、白面儿、吗啡针，害人害国。”第二回见面他又叮咛我：“扫黄是件早该搞的事儿，依我看光收坏书不顶用，已经印在脑瓜子里的东西更危险呀！”而亲眼看见他对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如今瘫在炕上的病老伴深情厚意、感人至深的情景，对我又是一次心灵的净化。因为我也被一个农民出身、久病不起的老伴缠住了身，而萌起一些解脱不了的烦恼……这些对我人品锤炼的效益，都远远地超过了作品素材的收获。
　　总之，按照《讲话》的精神深入生活，与农民相结合这几十年，农民和基层干部们的鲜亮的言语、独特的聪明，尤其他们传统的品德和新的风尚等等，对我长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已经一点一滴地渗入我的心田。这一切收益，不仅成了我作品之苗的清水与肥料，而且分不清、数不完地都直接地化成了人生之树的枝杈、叶子、花朵和果实。所以我从肺腑发出这样的声音：“在我来说，忘了农民，就意味忘了本，就表示伤了根，就将会导致艺术生命的灭亡。我不该这样做，不敢这样做，不能这样做。”
　　瓜儿离不开秧，孩儿离不开娘。我要想使自己的艺术青春尽可能地延长些，就要嘴含住《讲话》的“乳头”不放开。不管风云还有什么变幻，潮流还有何等起伏，相信《讲话》这个真理的太阳会永放光芒。我要永远地以全身心拥抱时代、亲近生活，永远用手里的笔写农村真情事，说农民心里话。
　　
　　                               一九九○年四月十六日三河县泥土巢

                         （选自浩然著《泥土巢写作散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浩然（1932.3.25——2008.2.20），河北宝坻人，当代著名作家，人民艺术家。原北京市作协主席、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中国大众文学学会会长、《北京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杨柳风》、《春歌集》，长篇小说《艳阳天》（三卷）、《金光大道》（四卷）、《苍生》、《山水情》、《晚霞在燃烧》、《乡俗三部曲》，中篇小说《西沙儿女》（分《正气篇》和《奇志篇》两部）、《老人和树》、《浮云》、《弯弯的月亮河》、《赵百万的人生片段》，长篇自传体小说《乐土》、《活泉》、《圆梦》，儿童小说集《大肚子蝈蝈》、《幼苗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