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人人爱上张爱玲的时代，如果你想切实讨论社会主义文学当中蕴含的历史丰富性，就立刻会有人说你是在为官方文学做伥。这在今天是很正常的，群众有情绪总要发泄，也不管是不是发对地方。~不过这种一刀切、打棍子的做法虽然貌似很文革，但一般都还是善意的，因为都是希望中国文学能好起来。
只是什么是“好”？“好”这个词太抽象了。比如宅男萌女们会觉得：郭敬明小说就是好！就是好！再比如，在1980年以来的泛人道主义和泛人性论视野下，夏志清们顺理成章把张爱玲沈从文捧上天，而左翼文学当然就不好，甚至很多人希望左翼文学最好从来没有存在过。
我小时候就觉得《读者文摘》最好，给了我享用不尽的“人性”，那时谁去看浩然、赵树理啊。在今天，很多人已经是言必称张爱玲了，就和当年言必称主席语录一样。比如今年第四期《书城》杂志，我统计了一下，一期杂志竟然有三篇长文都引用张爱玲的话~
不过，任何人只要有一天开始不愿意只宅在家里、宅在白领写字楼里或者宅在给定的光鲜温情书本里，这些“人性”就不够用了。
人道主义在1980年代承担了积极的政治功能，可是在今天已经沦为平庸的饭碗。当下文学中太多憋出来的人性，太多张口就来的悲天悯人，太多吹出来的深邃灵魂快要把气球吹爆了。没有别样的生活，没有历史材料细节的积累，没有对当代政治问题的有效切入，就只有“人性”。就像无数鸡汤作家已经给了我们太多太多大同小异的情感隐私一样，够了~
我觉得，乔治.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和《巴黎伦敦落魄记》这种纪实文学不仅不比《1984》逊色，更是比无数人性的、灵魂的、纯审美的文学有意思得多。哪怕是1930年代红军在兵荒马乱时办的那么两期《红军日报》，上面那些泰山崩于前而依然生动乐观的论战文章都让我感到历史温度和深度。
看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里面写1990年代先锋派作家们声称自己的理想就是“做一个著作等身的作家”。做一个著作等身的作家，做一个家具盈楼的木匠……他们的理想不过如此，即使与他们看不上眼的王蒙也不能比。在王蒙看来，人生重要的首先是投入“少共”那火热的救国救民的政治生活，然后才是文学。文学是第二步的东西，正是在富有意义的生活之上绽放的花朵。若论历史丰富性，我以为《王蒙自传》对我的价值都要超过格非的《人面桃花》了。当然，格非的语言典雅，隐喻精巧，构思奇巧，我也得感谢先锋作家们确实给了我另一种神奇眼界，但是然后呢？
当然，当然，沈从文和张爱玲的文学都很好，我也曾经在某些方面被他们深深感动过。不过是不是非要如张爱玲那般讲讲苍凉的“人性”才是好文学？反过来想，如果在1930年代那样一个全民族的危机时刻，如果中国大地上竟然遍地都只有张爱玲与胡兰成式的作家，那是不是更荒诞更可怕？
说点鲜活材料：最近参加一个研究生课程，讨论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在座多位研究生觉得伊格尔顿对社会忧心重重，担心他这样批判会不会把文学本质给搞丢了。我当时就觉得晕，怎么各位都跟上海老娘舅一样，纷纷操心起伊格尔顿的情绪状态，操心所谓文学本质。他们自己平时也是对现实忧心忡忡的，可是一回到文学上来，马上就开始自我纯化了，就要求最纯最纯的文学本质了。就好像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文学本质，看不到伊格尔顿的批判恰恰会丰富和建构文学本质。就好像一介入政治，文学就不是文学了。殊不知，把文学、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甚至生活割裂开来原本就是形而上学的做法，也是现代学术专业化分工的一个无奈结果。在达芬奇、歌德身上，或者在马克思和奥威尔这样的巨匠身上，文学与政治恰恰是一体的。不仅是“纯文学”观念，还有当代所谓“纯学术”观念，以我可能武断的眼光来看，完全可以类比《山楂树之恋》的广告词：我们要史上最纯最纯最纯最纯的爱情！
在这次讨论课上，由于理论讨论无法深入，干脆讨论一个感性话题：赵树理或者沈从文或者张爱玲，谁更吸引你？
答案我们都能想到：绝大部分喜欢沈和张，而觉得赵的不好看。比如觉得沈的语言好，觉得赵的文章太光明，也有觉得赵的故事讲得好。这都是很诚实的想法。沈和张确实给了当下这样的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反过来也塑造了我们这种“主体”，就好比郭敬明也给了高中生主体们所需要的“美”同时塑造了他们的品性。当时我说我过去也是不爱看赵树理的，但是在阅读三农问题文章之后，在跟着学者和志愿者上山下乡进工厂脚踏实地之后，爱看赵树理了，觉得赵树理写得真生动。立刻有同学质问我说：那你这是抱着对三农问题的关心才看赵树理，你这是不是把文学当工具？你这是不是功利的态度？我的回答是：1、如果我仅仅要关心三农问题，那为什么不直接去看温铁军、贺雪峰、秦晖的三农问题学术论文就完了呢？为什么要看文学呢？因为文学叙述包含着其他作品表达不出来的丰富微妙的东西，而且也会表达出赵树理那种与张爱玲们不一样的“人”的关怀。要找文学的独特性，就可以在这种类比中找，而不是抽象地守护贞操。2、赵树理时代的文学存在方式和今天都市文学也不一样。我们今天人与人之间缺少直接交往，通过文字想像生活。一个人，坐在自己的私室里，对着书本或者电脑展开阅读和想像，索要日常生活的抚慰和温馨，这是今天的方式。而赵树理创作文学首先是想如同说书一样在田间地头直接说给农民们听的，要激起互动的，那种趣味是现在的我们不能理解的，也是王德威那种所谓“有情的历史”所不能理解的。曾经在乡下帮孩子们编过小剧本，演出一场很“土”的戏。那段体验给我的意义不是布尔乔亚文学能给的，那是另一种“有情”的记忆（当然，当然，我的话可能会触动经历过文革时期上山下乡的老前辈们一些伤痛回忆，但我说的是另一个问题）。
无庸讳言，左翼文学的实践在很多方面是失败的，但是也并非铁板一块，其中复杂性依然值得分析。而且左翼文学实践所要回应的问题都没有过去，不是一句他们缺少文学性就可以打发了。就是失败本身昭示的意义我们也没有好好去总结，更多的是人云亦云打棍子。当下主流的文学史叙述直接把1980以降的文学看作接续民国时期文学，想要绕开社会主义时期文学，却无法绕开那些问题。
无论左和右的大政治家们，解读文学都要比死守着所谓纯文学性、纯人性的文学专业的人的解读有意思，比如左的托洛茨基谈同路人文学，右的波斯纳谈奥威尔与赫胥黎的文学。这是为什么？
廖兄文章其实也在回应这个问题，认为应该抛开抽象的标准之争，这个很有意思。文学性与人性都不是固定僵化的东西而是历史化的（当黑格尔强调历史化的时候也从来没有非此即彼地走向取消稳定性本体的虚无主义），在我看，恰恰是积极意义上的政治活动开启了丰富的人性。开启人性也并不是最终目的，人性不是拿来展示的，也不是只要有了文学培养出的“丰富人性”我们的生活就会美好（这一点即便是“被纯文学”的村上春树也在《海边的卡夫卡》里明确反对过）。没有出色的政治想象力和政治担当，就难有“好”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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