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天悬剑》作为反映一部国共联合抗战的革命历史剧,以“消费”“革命”与“英雄”的姿态打造“超立场”的“越界”爱情,不仅构成对“红色革命经典”中革命女性“青春”的另类“补写”,而且巧妙地在社会审美心理和意识形态警惕性“传感器”中找到自身“平衡点”;不仅实现了其在革命历史重构上的“安全着陆”,而且获得了“市场”的“回报”。
时下对红色革命经典中的革命女性的“青春”进行“补写”的冲动,既是始于上世纪80年中期启蒙主义所鼓吹的“人性”的“复归”的延续,也不妨视为政治禁忌的松动的外部症候,更与商业时代消费主义的美学“拓疆”密切相关。小说《沙家浜》(2003)里“一女三男”式的“跨阵营”恋爱模式和2004年两部由红色革命经典改编的电视剧《林海雪原》和《红色娘子军》打出的“青春”与“感情”旗帜,显示了这种“补叙”的努力与试验,然而它们引起评论界和社会各方的非议表明,对革命女性的“青春”“补写”如同走钢丝,必须“踩”到社会审美心理和意识形态警惕性“传感器”的“平衡点”。
《中天悬剑》的主人公淞沪师师长肖弋与女共产党领导人洪缨之间的“越界”的生死绝恋时下人的审美心理而言,显得“惊世骇俗”。然而吊诡的是,这种“越界”的“爱情”不仅没有成为这部革命历史剧的“陷阱”,反而成为其市场“回报”率的“支撑”。一个重要的背景性的原因在于“唯收视率”时代“消费”“革命”已然成为一种剑走偏锋式的摆脱“审美疲劳”的策略与路径。“告别革命”的喧哗与主流意识形态对“对岸”的政策“挪移”造成的意识形态禁忌和身体“阶级区隔”的松动,使得国族的边界,上升为革命历史言说的最大的禁忌,也使得对历史采取另一种言说成为可能,“两剑”——《中天悬剑》和《亮剑》的时代的合法性由此而来。
《中天悬剑》对革命女性的“青春”的另类“补写”首先体现在它以大胆、奇特的想象,将“红色儿女”(上世纪50、60年代的红色革命经典——歌剧《洪湖赤卫队》的女主人公)“青春”叙事揉进了一个来自“对面”的“政治阵营”、带着几分好莱坞式的“个人英雄”色彩的主人公的抗战英雄传奇的叙事序列中,从而打造一场“超立场”的“越界”爱情。它的实现,源于导演连奕名对《中天悬剑》的期许,即力图打造一部中国的《巴顿将军》。它将好莱坞式的“英雄”裹进“中国式革命”——交织着民族解放运动(抗日战争)、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争夺行动、国共之间的联合与抗争运动的“革命”的外壳里,其多重性构造决定了它内壁无法实现“均质化”致密感,“革命”的“缝隙”为“禁忌化”的情感提供了“栖息地”,使得这种带着“越界”色彩的有悖于革命伦理的爱情多了几分铁血柔情式的张力与惊艳感。
《中天悬剑》对革命女性的“青春”的另类“补写”之“另类”性还体现在将这样一个“超立场”的“越界”的爱情故事,纳入一种不仅对当下而且对当时的婚恋伦理道德构成“侵犯性”的“一男三女”式的多角爱情模式——即男人与妻子、情人、红颜之间的情感纠葛,并将其嵌入党派政治、民族革命、传统道德与革命乌托邦信仰之间的较量中,以此来修正现实的“庸俗感”和消解意识形态的“怀疑”。它将一个既古典又现代的“英雄-美人”(“英雄-红颜”)的叙事模式加以“革命化”的改造,传统的“红颜”被悄然置换成“红色女儿”,从而营造“越界”爱情的“合法性”基础。“红色女儿”的洪缨,“民族革命”与“人类解放”的“普世性”价值成为其获得“越界”爱情的“准入”资格并在“一男三女”式的爱情较量中取得绝对性的优势。这种较量不仅是不同女性的个性魅力、人格理想的较量,更是不同“政治阵营”的感召力的“博弈”。来自共产党阵营的女主人公洪缨以绝对的优势战胜来自国民党阵营的军统特务柳纤纤,赢得了男主人公的充分信任和全部爱情,而这种爱情的胜利更是在女主人公“无为”的状态下取得的。女特务的处心积虑和女主人公的“无为”姿态,对比鲜明地凸现和象征着共产党阵营的绝对感召力和精神优势,同时也减轻革命女性的“越界”爱情的“原罪”。而女主人公“胜出”之后,这段“越界”的爱情也完成了它的“使命”,对这禁忌式的情感的被迫(日本人以为筹码来迫使男主人公投降)同时也是自觉(女主人公请求男主人公结束她的生命进行突围)的“中止”,使得革命的冷酷原则和启蒙主义的“人性”关怀在这里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慰藉”。女主人公“青春”的“献祭”将“越界”爱情的情感震撼力推向极致,它直接左右和引导了男主人公最后的“政治抉择”(投奔了新四军),于是“越界”的爱情,得到“阵营政治”原则的“谅解”。
“越界”爱情叙事的对“空白”美学的运用和大量“不定点”的设置,是它“安全着陆”的重要原因,也给“越界”的感情笼罩上“扑朔迷离”的烟雾。让一场“超立场”的禁忌式的“越界”爱情,因战争环境的压抑和“各为其主”(“主义”)的执着立场而蒙上一层“悲剧”性色彩。而结局更使人陷入惶惑:这究竟是一个以爱情为外壳的获取时代“认同”的革命故事还是以革命为“掩体”的来肯定革命年代“人性”——革命女性的“青春”“叙事”的“合法性”的“越界”爱情?吊诡的是一个现代的情爱模式却在剧中完成了它“合法性”的演绎:一个男人与妻子、情人、红颜之间的旷世绝恋,借着革命的“掩体”,获得了其道德神圣性。意识形态秩序和男女两性都能在这样一部抗日英雄剧里得到精神“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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