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这样一位青年--《毛岸英》观后
Shuimeng
他是毛岸英，开国领袖毛泽东的长子。
只是，我更愿意称呼他是杨永福、谢廖沙，因为这两个名字不会让人联想到上文中的定语，这两个名字代表的就是他自己。化名杨永福时期，是他的逃亡和流浪时代，那段时间他过着“三毛流浪记”一样的生活，母亲被杀害、父亲远在天边、弟弟需要照顾，就是他童年的责任与磨难；谢廖沙，是他在苏联时期的俄文名字，他使用这个名字时是苏联红军的中尉，参加过进军白俄罗斯、波兰和捷克的战斗；再一次使用杨永福的化名，是他在参与土改运动、整风运动的时候，此时的他，也就是乡人眼中积极工作的孩子；入朝作战时，他是以“刘秘书”的身份跟随在彭德怀身边做翻译的，直到最终牺牲。
除却为了躲避追杀而使用化名的情况，他的每一次化名都是在转变身份，走向普通。真正的共产主义是追求人人平等的，只是在没有深厚民主基础的我国，这种观念的养成主要是需要权力人物的自觉，而自觉地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如今朝鲜的三代当政的局面就是例证。所以，对于毛岸英的身份来说，在我国国情中追求平等，比在民主国家需要更大的勇气。
这种勇气的根本来源就是相信自己和依靠自己的信心。这种信心，可以让自己随时随地都能重新开始的，也凭借此，毛岸英能用很多的化名不断地开始新的经历。他在苏联，学习、参战，精于排雷，这些经历直接的有助于他在国内的工作。反观现在，我们如今的社会告诉我们的是，要学会最大程度的整合身边资源，包括自己的家庭资源。这其实是一种寻求安全感和走捷径的选择。所以毛岸英毅然的放弃对于我们来说不啻为一种震撼！
也许毛岸英在每一个方面都不是最突出的，朝鲜战场上像他一样积极参战的人很多，立下战功的也很多，但是，他的不同阶段的经历包含了多种代表性。他的一生浓缩了幼时流浪的人、苏联留学的人、参与土改的人、抗美援朝的人的经历，这种代表性、集中性，不需要考虑他的伟人之子的身份，也完全值得我们尊重。况且，我们深切的怀念他，也是要强调他对现今社会的教育意义，他若在我们中间，定会是最突出的一个。
其实，给予我们震撼的又何止是毛岸英一个人，那个时代的所有有志青年都是类似的，他们都拥有强大的信心和自立的魄力，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信仰。也许我们现在看来他们的信仰是幻想化的、有些是被宣传欺骗的，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信仰的强大力量在于是否无条件的相信。只要相信，就愿意奉献和付出，就会改变社会。
如今的我们，一直在埋怨社会的不公，却不曾注意，有多少人还具有自己的信仰？信仰只要被完全相信，就会通过行动带来改变，我们却因为所看到的、遇到的不公正而不敢拥有，信仰的缺失导致了没有站起来的力量，于是，寻找庇护、追求坦途和捷径就成了当下人的普遍心理。现在的政府官员后代，或者是我们的普通人，还有几个能舍得那个自己经营了多年，代表众多隐形资源的身份？
毛岸英的个人魅力是可以脱离他父亲的影子而存在的。他是没有毛主席的雄才伟略、战略远见（也可能他由于牺牲时太年轻而无法展现出来），不过，他有他自己独特的精神，像他的妻子刘思齐所讲“岸英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岸英是一个勤学好问、刻苦自励的人，岸英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这还不值得我们扼腕吗？
作为领袖之子，能不以身份自居已经是难得，更不用说他还有其他的品质。他的很多细节都表明了他坚持的态度，他时刻视自己为普通一兵，以至同车入朝的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长任荣同志把他当作了一个普通的地方干部。
我不认为毛岸英的被祭奠是因为“我爸是领袖”，它的意义反而是印证了对这种权利的强势和思维的惯性的改变。他是红色后代，却在积极地打破这种界限。若是他的入狱、流浪是客观环境所迫的话，那么，在他的主观选择下的东欧参战、国内学农、参加土改、到工厂当干部、参加志愿军， 则是在努力寻找学习、锻炼的机会，寻找普通的机会。对于他的评价不应该是强调他做了多么大的贡献，而是应该看到他所在的起点带给他的牵绊和影响，以及在此基础上他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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