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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崇高，重拾乐观——观《地道战》有感
在这个时代，崇高不再是一个流行的词汇，我们可以容忍范跑跑却不可以宽容郭跳跳，一个人如果自称要做一个崇高的人，就要冒着被视为傻子的危险；一个人如果公开地说自己只想做一个不好不坏的人，就会博得诚实的令名。而在人类文明的命运一再受到技术理性泛化的挑战，各种悲观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思潮层出不穷的时候，这种对人类前途的怀疑也伴着消极意识渗透到我们呼吸的空气中，所以乐观主义也就成了愚蠢的代名词。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地道战》这部电影也就必定和所有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象征一样，蒙受巨大的非议。人们用庸俗化后的“理性”亦即功利眼光看待一切，人们无法以今天的人类精神面貌去设想电影中形象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来源，他们看到的银幕形象已预先由他们的小市民意识蒙上了一层意识形态色彩，却反过来指责这些作品意识形态属性过于鲜明。他们既然可以认为，喜儿就应该嫁给黄世仁——其实并不奇怪，他们的肥皂剧中的白马王子形象不过就是手拿一朵玫瑰的黄世仁，自然也就认为，高玉宝一类的人物假大空。因为他们用自己生活中的经验去认识电影表现的时代和环境下的人物风貌，自然无法使这种认识超出这些经验，所有的人物的内涵都被他们的心网过滤了，他们戴着墨镜所以看什么都是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以被今天的琐碎生活所纠缠不清的庸人们的眼光来看，这些人物形象倒确乎是有些“空”的。
萨苏在他的博文中转引日本老兵桑岛节郎所著的回忆录，说：一位八路军俘虏在跟随日军行进到一座村庄旁的枯井边上时，“他突然转向我，站定开了口：‘这场战争，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看不到祖国的胜利就要死了，真遗憾啊。’他镇定地说完这句话，猛然间高呼一声‘中国共产党万岁！’冲了出去，纵身跳进路边的一口水井，投井自杀了。”这位无名烈士不正是像《地道战》中的民兵队长高玉宝一样的崇高而乐观吗？他愿意为了信仰牺牲生命，而直到牺牲之时还坚信斗争的必胜无疑，这样的事例还不足以证明崇高和乐观在当年的广泛存在吗？孔庆东先生曾诘问过那些说《雷锋日记》中雷锋自我形象过于崇高的人：难道日记中非得自甘堕落才行吗？这日记到底该怎么写？其实这些先生们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奉为典范的就是蒋中正的日记，还据此研究出蒋先生实际上从来热爱民族，忧国忧民，试问，我白天被人打了耳光，晚上记在日记里会让打我的人疼么？这不过是升级版的精神胜利法而已！
从地道战的全片中，处处洋溢着的是这种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气神儿。这些农民，朴实的农民是站起来主宰自己命运的一群，可绝不似现在这些长叹人生无常的诗人们。他们难道不是在面对敌人的疯狂进犯吗？电影中对日军早期在扫荡中的趾高气昂难道没有正面的刻画吗？电影中难道没有反映在来势汹汹的日寇面前缺少经验的群众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吗？关于所谓把敌人都讲成是弱智的指控，实在是吹毛求疵。这部电影本来是一部军事教学片，讲的就是怎样创造性地运用战术，如果不相应地展示敌人情况的变化下我方的升级应对措施，又怎么能起到教学的效果呢？难道结果是我军大胜就是丑化敌人了吗？这大胜的取得，电影中不是已然明晰的交代是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民兵三结合，形成数十倍于敌的兵力优势后才取得的吗？这样一场来龙去脉如此清晰的胜利，又何假之有?是指我军的伤亡太小？但地道战中伤亡为零毙伤数十的战例俯拾皆是，这又有何怪焉？
这部电影不仅反映了抗战年代冀中平原人民的精神风貌，也反映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的精神面貌。这两种可贵的精神丝毫也没有流失。这从那豪迈准确，又风趣幽默的解说词中就能看得出来。“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多么气势磅礴的一句宣言！这是作为战胜者的自豪感的流露和随时进一步加强自己的自勉。“水是宝贵的，应该让它流回原处。”充分的体现了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的主人翁意识，因为水是我们自己的财富，所以我们决不会浪费它！用尼采的话说，中国人在那个时代已经按照主人道德树立起了自己的道德标准和话语体系。最集中的体现是那首永恒的经典歌曲：地道战。武装起来的庄稼汉，那在手里的绝不仅仅是一杆杀人的武器而已，这是他们自我的觉醒，是他们的锄头，权杖和尊严。
让我们重拾对崇高和乐观的敬重吧！这就是《地道战》一片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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