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是“非常道”!
——闻陈道明先生之无奈而作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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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无缘认结现实生活中的陈道明先生,却有幸见识艺术作品中的陈道明先生。有人说他是国内身价最高的演员,我却认为他是国内道行最高的艺术家。在我的印象中,看不出他是在扮演那个戏里的那个角色,他就是那个戏里的那个角色。您在荧屏上能认出那个角色是陈道明,您在别的场合也能认出他曾经演过的角色。就像赵丹一样,您看见他演聂耳,您就会说那是赵丹演的;您一看见赵丹,您就会说就是他演的聂耳。他不是演谁像谁,他是演谁是谁。我不知道,在表演这个行当里边,这是褒呢还是贬?但是按照自己的爱好,我更欣赏这种本事。有人把演员分为演技派、本色派,我看并非没有道理,两派也都值得尊敬。不过我更偏爱后者。京剧舞台上的虞姬,何止千百?千人一面,不算真本事;一人千面,才是真本事。梅(兰芳)先生演的虞姬,您一眼就能认出这不是任哪一个人都能演出来的,是不是这个理啊?然而,陈道明先生让我更为心仪的,却是他的那种恬淡、平易、实在的风范,或者说是不张扬、不显摆、不吹嘘的做派。有传言说他傲气,各色,不易合作,也有传言说他低调,内在,颇有主见。我倒宁愿相信后一种看法。因为,在诸多娱(乐)记(者)的笔下,他少有发声,但是一发声就不同凡响。您就拿最近他在《凤凰网·非常道》专访中表示的意见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虽然,我没有听到他全部的发言,没有见到他订正的文本,但是,从《北京青年报》(2010/11/18 本报记者租 薇:《陈道明接受〈非常道〉专访,历数影视界怪现象》)的报道来看,那的确是有着醍醐灌顶、振聋发聩的浓烈韵味和辛辣风格的。他言人之所未言,果然是“非常道”!至少,我以为,他说“我还是怀念文艺界,我不喜欢娱乐界”的话,就不仅仅是反映出为数不少的从业者的心态,而且也表达了绝大多数受众的感触。谓余不信,听我道来。
例如,他说,“我们为什么花了自己的钱,搭了舞台让别人来跳舞,况且人家还未必念及你的好。”他看不惯,一些所谓的“大制作”将更多的机会给予了同等水平的外国演员,而让国内年轻演员举步为艰,只能面临无戏可演的地步。我也以为,在所谓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华语片这样做,虽然是有着拓宽发行渠道的考虑,甚至还有着借鉴海外高招的意思;但是,在影视艺术中,在文化学术上,要创造中华民族的辉煌,还是要靠咱们自己的本事不是?有人认为:“国内演员比国外演员素质差”。他反驳的很在理:“我不相信中国的演员都是这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只是你想用外国演员的借口。”对嘛!《一个也不能少》、《山楂树之恋》,竟然能起用业余的演员和在校的学生,让她们在摄影机面前锻炼成长,而且真的开出鲜艳的新花来,这不是很给本国影视添彩的争光之举么?未必连银幕荧屏上的星星也是外国的亮吧!崇洋媚外之风把中国制片方的脑袋吹晕了,眼睛吹出白内障了,不应该谴责么?
例如,针对现在翻拍一再重复制作的经典以至收视率奇高的新作这种行径,他正确地指出,翻拍大行其道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想象力不够,黔驴技穷;第二则是创的无能。“你不能无穷无尽地编出好看的故事,叫观众永远吃新鲜菜。”他这么一讲,竟叫我想起大画家梵高说过的一句话:“你是麦子,一定要把你种到麦田里去,才能生根发芽,不要在巴黎人行道上枯死!”一而再、再而三地热衷于翻拍者,把种子撒在夯实了的三合土上,尽管你再费劲挖呀刨呀,哪儿来的那么多的新鲜菜啊!他们离开生活,离开群众,离开社会实际,离开人物性格,离开了文艺创作的最重要的源泉,紧跟着制作商的投资保险系数,光想着借老祖宗的光借新秀的光,从观众的口袋里掏钱,哪儿有那么轻松便易的的事!他揭老底说:“你想想现在一个拿到一个30集的命题大纲,他哪有时间去体验啊,他每天想的是终于这集完了,开始下一集。当写到30集的时候,大笔一扔马上就想到自己银行的账号了,什么时候收到汇款是最重要的。”如此,导演也好不到哪儿去!他很有把握地说:“我建议你调一部描写解放战争或者抗日战争时期的影片看看,看看那些女卫生员、女战士,现在都打扮成什么样。我不太看电视,但是有时候也会瞧见,那些把妆化得比妓女还要重的八路军、游击队工人。。。。。。这也是我看不起很多导演的原因——创作上,导演是第一位的,是你在这方面没有要求。”其实,导演们也已经认可八路军就得越好看越好,打扮得越妖艳越好。因为“2万部集的东西,全部要去20个主流电视频道上去抢位置,你想,怎能不见血。”“如今很美、很干净的一个电视剧根本就卖不出去,因为电视台的交换法则就是金钱,收视率。而如今的电视剧水平每况愈下,连观众的欣赏水平也随之受到严重的颠覆。”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导演们也不能不在钱眼里打滚了。天啊!难道只有影视界是这样么?刚刚过世不久的画坛大师吴冠中,就讲过在自己周围见到的印象:“他们的艺术的服务体现在哪里呢?他们的活动,就是搞展览、大赛、评奖。大学扩招也成了来钱的机会。我每天家里收到的杂志,多是些乱七八糟宣传自己的,这样搞就跟妓院一样了,出钱就给你办。在这样一个泥沙俱下的环境里,空头文艺家泛滥,好的艺术家当然出不来了。”那么,文艺批评哪儿去了?一位在下也曾相识的老评论家说:“研讨会该开也还得开,但求名心切,太滥,有钱就能开,能开就是精品力作,登发言、发消息,形容词高耸入云,要能拿个什么奖的,立马改换门庭。”(《人民日报》2010/11/24 阎 纲:《答客问:“伟大作家”能“呼唤”吗?》)正确的、公平的裁判标准和裁判员哪儿去了?难道也像俺们那不争气的足球一样,黑哨处处,处处黑哨!等到有人“问我目睹文坛之怪现象”,这位老同志的回答是:“四句打油,恕我不恭:‘作家要表现,领导要宣传,大众要好看,书商要赚钱。’”圣哉斯言。钱不是万能的,文艺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所以,也怪不得陈道明先生对眼前的怪现象有点儿愤怒了。他对采访的主持人说:“过去是被所谓的桎梏摧毁了,禁锢了,压制了,现在是被金钱淹没了。”“其实在从一个八股走向另外一个八股。过去我们恨八股,都是文艺、主旋律,现在我们是一个劲地强调娱乐,一切以娱乐为杠杆,因为娱乐就代表了金钱,也可能是年龄所致,我还是怀念文艺界,我不喜欢娱乐界。”他,终于说出了许多人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
据说,陈道明先生曾经有言:“我无奈于世道,世道也无奈于我。”我没找到其最早的出处,想来一贯特立独行的他,说出这样的话来,也不见得就不可能。因为此言不仅符合其历来的性格,也也符合我们社会的习惯。作为一个黎民百姓,哪怕作为一个文艺工,大概也只能如此处世;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虽不能兼善天下,却可以独善其身嘛!一个比我老的老同志对我说过:比较,对照,好象是人的本能,凡人皆会。对比的内容不仅仅止于全好与全坏,还会有较好与很好,较坏与很坏。。。。。。等等,所以,选择也就有好中去坏,和坏中取好;两好择其很好和两坏不择其很坏。。。。。。各种类别与各种程度之分。这一切都要取决于现实的状态,并非是总要翻烧饼,大掉个儿,走极端不可,渐进和缓行也并不一定就是落后或倒退。非此即彼的思维太简单了,也太幼稚。客观世界不因主观意志而转移。人们只能按照客观的规律和条件去实现或完成主观意志和个人愿望。那么,一时的无奈,甚至一生的无奈,也就无可避免了,无可非议了,尽管这种态度好象有点消极、没劲,不能为激进的革命的同志所乐于接受和认可。承认现实才能改变现实。有了无奈才能有为啊!所以,我对无奈虽然不加歌颂和推崇却也并不能加以责备或鞭挞。但是,让我不能不有点悲哀的是,为什么我们曾经有过的一点点灿烂辉煌忽然就全都暗淡失色了呢?而且竟还让有识之士陷入相对的无奈?此事真是值得深夜扪心,深长思之了。。。。。。
(201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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