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文谈》:一部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杰作(一)
——关于语言文字有没有阶级性及鲁迅与斯大林的语言学思想比较
傅晨光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研究首先要解决人类语言(包括文字、语法等,并必然涉及文学艺术、甚至人的意识等)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资产阶级的语言学不承认这一些,因为资产阶级是当今世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它掌握了政权,社会的一切都在它的掌握之中,它不需要回答任何这些具体的问题,模糊一切、混淆一切,对于它的统治才是有利的;只有觉醒了和要求革命的阶级才会要求对一切进行科学分析,不允许模糊,不允许调和,对一切都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是上升的、革命的阶级才具有的品质和要求。
对一切都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最后都必然要归结到问题的阶级性的分析。因此,阶级性分析就是哲学分析。
语言、文字乃至文学艺术甚至人们的意识、社会意识形态等有没有阶级性?这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首先要回答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发展一般规律性的基础。
适应这种社会发展要求,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在了苏联领导人的身上。于是,斯大林在1950年写作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可是,在这部著作中,斯大林提出的却是一个与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的语言学观念体系(后面作具体分析)。
相比较而言,早于斯大林的这部著作,鲁迅先生1934年在上海一边与国民党发动的文化“围剿”作坚决的斗争,一边写作和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长篇连载《门外文谈》等系列文章,以他特有的杂文体裁和讲故事的形式,从语言、文字的起源谈起,表达了一位中国革命的思想家对于语言、文字的马克思主义的初步理解。仅仅是这样由十来篇篇幅不长的杂文,对于语言文字的理解,比起斯大林16年后问世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基本精神是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下面,分别就这些问题,对鲁迅和斯大林的语言学思想作出比较。我的结论是,仅仅就语言学问题,鲁迅先生的解答比斯大林的解答更符合马克思主义。
1、语言学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研究的范围,包括语言的结构、语言的运用、语言的社会作用和语言的历史发展等各种相关的问题。文字是一个民族文明的重要成就,文字的产生是一个民族文明得以不断发展和传承的重要基石,所以文字始终是语言学研究最重要的和基础的对象。
语言是怎样产生的?对于这个问题首先要研究和说明文字是怎样产生的才能解决。但是,斯大林在他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问题》中,从一开始就不谈这些,而是直接从已经实际发展到很成熟的语言说起。他这样说道:“语言不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整个社会、社会各阶级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创造的。”(《斯大林选集》下第503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斯大林是从社会语言事实(即资产阶级社会事实)这个“既成事实”来考察语言的,也就是说,他是从事物发展的历史结果而不是从源头来谈语言的。他接触到的,首先就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西欧、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当前所使用的语言,对这些语言,他不作任何历史分析,首先就加一个断语:是“整个社会、社会各阶级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创造的”。这种认识初看起来似乎没有错,因为这么多丰富的语言,说它是世世代代的创造而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这有什么错呢?可是,进一步分析,它有没有一个起源呢?分析语言首先从眼前这些已经是历史的结果就肯定是“社会各阶级”共同创造的,是不是一个笼而统之的不加分析的认识呢?只要这样追问一下,问题就能看出来。
但是,鲁迅在《门外文谈》中就不是这样笼统地、从他当前遇到的、自己这一个时代的语言事实出发去认识问题的。
在《门外文谈》中,鲁迅专门写了《字是什么人造的?》和《字是怎么来的?》两个章节。他从中国自古流传的“仓颉造字”即字是古代某一个圣贤创造的这个传说分析开始,认为这样的关于文字是“圣贤所造的故事”并不可信。他引用《易经》“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认为这部儒家经典本身就不认为中国的文字是某一个人所造的。鲁迅说,《易经》说“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说明中国从“结绳而治”到有文字,中间经过了很长的阶段,文字不可能是一下子就产生的,古人已经认为是后人对古代记事方法进行总结,“圣人”是“后世”出的,而不是最早发明记事方法和文字的人。
那么,中国的文字是由什么人创造的呢?鲁迅根据《说文解字》的“六书法”的分析,认为中国最早记事的工具是“结绳”(当然在此之前可能还有更原始的记事法),后来随着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结绳”已不能满足需要了,就发展了象形文字。象形文字的发明,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因为象形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事物无限广泛,画出一个事物的摸样,人们一看就能够领会到代表什么;再随着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发展,象形字又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了,于是,人们以象形字为基础,渐次又发展了“形声”、“转注”、“假借”、“指示”和“会意”等字形,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字体系。
由此,鲁迅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中国汉字的基础是象形字,“形声”、“转注”、“假借”、“指示”、“会意”等是以后的发展。但无论怎样发展,“那基础并未改变”;第二、关于“仓颉造字”即古代圣人造字的传说,鲁迅认为,这是后代的加工。他认为,如果说有仓颉这个圣贤,那“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应,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由来,恐怕也逃不出这个例子的。”(《鲁迅全集》第6卷第90页,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这就在语言文字的研究上,否定了英雄创造历史的观念,而是认为人民群众才是中国汉字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真正的圣贤和英雄;第三、鲁迅认为,文字起源于人们的物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并不神秘,从而指出了将语言文字神秘化,是后代统治阶级为了对于语言文字进行文化垄断并实行愚民政策的结果。
尽管鲁迅没有谈到世界上其他民族语言文字是怎样起源和发展的,但是,二十世纪很多研究已经证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民族的语言文字,最初都是起源于人们简单的日常生产和生活,汉民族文字的基础是象形字,但很多民族的文字也都经过了象形字的阶段;语言文字后来的丰富和成熟,最初都是简单的、朴实的,包括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西方各国文字,都是这样。
但是,斯大林却不是这样去认识语言文字的。
他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直接就是从他的时代这样成熟的俄语开始,去谈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发展的语言文字的性质问题,看不到谁是语言文字的发明者,而是直接就认为“语言不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整个社会、社会各阶级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创造的”,这就完全抛开了历史,从而也就根本否定了语言文字起源于人类最基本的物质生产劳动,否认了劳动者阶级是语言文字的真正创造者。
鲁迅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家,他首先是一位革命家,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对于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进行彻底革命的革命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写作《门外文谈》的主要目的,主要是针对社会普通民众千百年来受统治阶级的愚弄这个实际来进行的一项重大的革命工作。鲁迅的时代,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群众不仅还受着封建残余势力的压迫,而且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通过国内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由于这些政治原因,人民群众在文化上造成了严重的自卑心理,社会上层统治的需要更将语言文字说得很神秘。鲁迅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作了《门外文谈》的,他揭穿了统治阶级实行愚民政策对中国文化造成的破坏(人民群众被排除在文化权利之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是文盲),严重阻碍着中国的发展,对于一些民众对于语言文字的神秘感他深感痛心。对于知识界一些受西方资产阶级世界观影响太深的所谓“有文化的人”将语言文字说成是某种神秘意志的创造,他揭露说这是由于“忘记了来源” (《鲁迅全集》第6卷第87页,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他将中国文字的“来源”一一说出来,就揭开了语言文字的起源和发展的真相。
斯大林的这个语言学,在一个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语言学著作中,他却得出了语言、文字等不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而是“整个社会、社会各阶级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创造的”的结论,恰恰就是一个典型的“忘记了来源”的语言学。这种不谈问题的历史的来源,而直接从资产阶级社会接过来不作批判分析的方法,是直接违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的,其思想实质,不是正在上升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方法,而是适合资产阶级的需要或是资产阶级范畴之内的。性质上就是如此。严格上分析就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语言文字产生以后后代各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对于语言、文字进行了收集、整理、加工和改变等各种工作,但是,正如鲁迅在《门外文谈》中所说的,正式由于历史上统治阶级进行了这些“调换”,文字不仅与劳动者分离了,而且变得越来越复杂了,普通劳动者难于掌握,而完全成了统治者“劳心治人”的工具。就是这些重要的内容,斯大林的著作中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他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就不能说明社会民众普遍的文盲、文化落后等是如何造成的,作为一个革命家,在这样的认识支配下,他如何能够领导人民进行文化革命?进行社会主义的创造?
斯大林提出的语言文字是“各阶级”共同创造的观点,是完全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的观点。这一观点,在斯大林当政的时期就已经有学者提出了怀疑,认为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这些质疑也能看到,但斯大林十分武断地批评了对他的批评。
斯大林的这种对于语言文字的没有阶级性的认识,正是鲁迅写作的《门外文谈》解决了的问题。我们不要轻视鲁迅,中国有鲁迅这样的文化思想的革命家,是中国的骄傲!他在蒋介石集团发动的一次又一次文化围剿中以革命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在文化革命上所做的一切,具有伟大的深远的历史意义,《门外文谈》就是使人民大众在思想文化上获得解放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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