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谱》：不应被忽视与诋毁的“红色经典”

《红旗谱》：不应被忽视与诋毁的“红色经典”

    

    一、“经典”还是“拙劣”？
    梁斌的《红旗谱》出版后不久就得到文学界的普遍认可和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识字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听得懂”。单是中国青年出版社，从1957年发行第1版到1992年已经是第24次印刷，累计发行了170多万册。另外，各地还有自行翻印的，具体数量连梁斌自己也无法确知。《红旗谱》还被改编成电影、话剧、评剧，受众很广，被誉为反映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扛鼎之作。它还被翻译成日、俄、越、英、法、西班牙等六国文字，远播海外，此外还有朝鲜与哈萨克两种少数民族语译本。可以说，在中国近代革命文学史上，能像《红旗谱》这样持续、广泛地受到读者欢迎的作品，并不太多。
    在文艺批评界，《红旗谱》也一样备受关注。从出版伊始对其主题、人物形象、时代背景、认识价值的评论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其情节结构、艺术风格和版本的研究，再到21世纪前十年中从叙事学角度对《红旗谱》的分析以及与《白鹿原》等当代小说的比较研究，《红旗谱》研究从相对单一的文本阐释走向了深层次、多方位研究。在这个过程中，《红旗谱》获得了很高的赞誉，如：“由于《红旗谱》对中国现代农民革命运动的真实再现，对农民英雄形象的成功塑造以及对民族化艺术的执著追求，使这部作品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成就上看都与当时的时代精神、社会思潮、政治需要和审美理想完全一致。”也有学者指出，《红旗谱》在参与革命的经典化进程中具备了三个突出的创作特征，就是，在内容上重在叙述革命的缘起，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契合了当代塑造英雄人物的基本原则，在场景、语言、人物性格等方面极力追求“民族气魄”。
    但是，近来，出现了一种对《红旗谱》非善意且措辞非常绝对的批评观点，以王彬彬的《<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十七年文学”艺术分析之一》（《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为代表。文章的标题就足以让人吃惊：“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这样的大帽子扣在一个曾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并被众多文学爱好者和评论家所喜爱的作品头上，是否太绝对了？难道一部煌煌30万言的《红旗谱》通篇都是“虚假和拙劣”，竟无只言片语的可取之处？况且，对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没有全面的认识，仅靠局部或很少的了解，就迫不及待地去批评或赞扬，是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吗？能得出相对全面、准确的结论吗？既然王彬彬前后二三十年内分两次都未通读过哪怕一遍《红旗谱》，又何来“每一页”之说呢？况且，不管是谁，都不能仅凭一己之好恶来评定任何一位作家或其作品。怎么能仅仅因为自己读不下去就说“这‘史诗’、这‘名著’，这至今仍被称作是‘精品’、‘经典’的东西确实是极其拙劣、不堪卒读的”呢？难道一己的“鉴赏能力”就是评判一切文学作品优秀与否的标尺？稍微用心一下即可发现，原来该文已经不是首次这样评论自己“不堪卒读”的作家作品了。在《我看王小波》中，他曾经坦陈道，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他未曾读完，因为先买了一本《黄金时代》“便未能读完，老实说，有点读不下去，感觉很有些乏味”，于是就开始高谈阔论王小波及其作品如何如何了。
    二、关于《红旗谱》文本中的具体描写
    《<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十七年文学”艺术分析之一》一文，从“情节前后矛盾”、“前言不搭后语”、“遣词造句的错误”、“词汇贫乏”、“场景描写”、“人物形象的塑造”等诸多方面对《红旗谱》进行批评指摘，其中不乏许多牵强之处，本文不拟对其批评指摘一一辩驳，只略取其中一二，表词达意而已。
    以该文在“例一：所谓‘朱老巩大闹柳树林’”中对《红旗谱》的批评为例。“朱老巩大闹柳树林”是小说开篇之“楔子”，交代了朱老巩护钟不成反被气死的过程，点明了故事发生的地点、时间、人物、缘由等。这是小说很精彩的部分，开篇一句“平地一声雷，震动了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狠心的恶霸冯兰池，他要砸掉这古钟了’！”，即很有气势，吸引读者迫不及待地读下去。可批评者却从中挑出了很多“刺儿”，说：
    小说对这一事件的叙述，多有莫名其妙之语。例如，当朱老巩吐血倒地而被弄回家后，写道，“这场架直打了一天。太阳平西了，四十八村的人们还在千里堤上愣着”。说“打架”，其实是言过其实的。在整个过程中，朱老巩与冯兰池有过一番撕扯，并没有拳来脚往。说“打了一天”，则是前言不搭后语。事情开始时是清晨。朱、冯撕扯一番后，朱、严就被严老尚骗走，而铜钟随即便被砸碎，这个过程充其量只能持续几个小时，怎么会是“一天”？
    说冯兰池和朱老巩的“撕扯”为“打架”是言过其实，那么请问，这种你拉我拽不是打架，什么样的肢体动作才能够级别称为“打架”？只有抄上家伙、打断对方的胳膊腿或者致对方于死地才叫“打架”吗？且看小说对这一事件的描写：“朱老巩听冯兰池口出不逊，鼓了鼓鼻子，摇着两条臂膀赶上去，伸手抓住冯兰池的手腕子，说：‘姓冯的，你把话说小点！’他瞪起眼睛，鼓起胸膛气得呼呼的。”之后，朱老巩又“合住虎口把冯兰池的手腕子一捏”，“扯起冯兰池”，“手指戳着”，“气得朱老巩暴跳如雷，摔过他的右手，又抓起他的左手”，“抡起右手”，然后冯兰池“老羞成怒，猛地一伸手将住朱老巩的领口子”“把朱老巩从长提上拽下来，拉到大柳树林子里”，朱老巩又“摆脱了他的手爪”……这一段情节中，梁斌一连串用了十七个表示动作的词，不但没有重复，反而把当时朱、冯二人你来我往的场景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眼前。这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冀中农村典型的“打架”场景。
    “一天”的运用也是无可非议的。从“早晨”直到“太阳平西”不就是一天吗？不用说是20世纪的农村，就是今天的我们，不也是把太阳的从出至落称为“一天”吗？有谁日常话语中的“一天”单指严格意义上的24小时？不知道批评指摘者的时间概念是什么？他每天是怎么计算时间的，难道从早到晚不是“一天”吗？
    在冯兰池砸钟、朱老巩护钟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朱老巩没有吃晚饭，等虎子和他姐姐睡觉之后就从门道口扯出铡刀，在磨刀石上磨。第二天早晨，虎子早早就起床到大堤看着，等看到砸钟的人来了好回去给父亲报信儿。当虎子跑回家告诉朱老巩说砸钟人到了大堤的时候，“朱老巩又在磨着一把大斧子，听得说，裂起嘴唇用拇指试了试刀锋，放在一边，皱起眉头想了想，拿脚走上长堤去”。这几句描写也被大加指责，说这“试”、皱”、“想”“都十分有违常理”。人的大脑在刹那间便会有千万种想法，并随之指挥身体的各个部位做出反应，执行大脑的命令。朱老巩在听到砸钟人到了之后，一刹那间脑子不可能是空白，他皱皱眉，在试斧子锋刃的一瞬间想想自己究竟应该怎么办，是完全合乎常理，也是来得及的。砸钟人要先吸袋烟，然后再砸钟，这完全给朱老巩留出了试锋刃并皱眉一想的短短几秒钟的时间。朱老巩之所以试过锋刃之后又放下斧头，赤手空拳上了大堤，是典型的冀中普通农民的正常行为，他磨刀是以备不时之需而不是磨了就非用上不可。朱老巩虽然有血性、有头脑，但他毕竟只是一个地地道道、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不怕流血，但是也不希望发生不必要的流血事件。他磨刀、磨斧子只是在做最坏的准备，难道磨了刀和斧子就必须像莽夫、愣头青似的去“拼命”而且是必定要杀人的“拼命”才合乎逻辑吗？
    难道被严老尚骗了之后，朱老巩就应手起刀落剁了严老尚？那样的朱老巩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冀中农民吗，那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吧？而“大闹柳树林”的冠名也被其拿来说事，则更是匪夷所思。在封建社会拿着铡刀片和地主老财作对这样的事，发生在老实巴交、逆来顺受的中国农民身上算不算“大闹”呢？素来谨小慎微的人，都拿起铡刀要拼命了，不算“大闹”的话，什么样的事件才能算“大闹”？
    此外，朱老忠闯关东二三十年之后返乡在火车站候车室售票处与严志和的巧遇也被批评。第一，朱老忠从背后看见了严志和的“长脑门”，这一点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在背后，可能是正背后也可能是侧背后，如果是侧背后，看见长脑门不很正常吗？两人一见，严志和先扳手指头计算分手的年头，在批评者看来也不合情理，在批评者眼里或许两人先搂抱再分开扳扳手指头，才更合情理？
    其他如老驴头对春兰的“抗”与“拉”、保定二师学潮中严知孝给江涛找出自己“年幼”时候的衣裳让他换上（其中“年幼”二字也被拿出来说事）、严萍家到底有无院子、“冯老兰”是否对“冯兰池”的尊称、朱严两家到底相距有多远？严志和吃泥土、铜元退敌、对几位主要人物哭与笑的描写、朱老忠等人物形象的塑造等等，批评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在我们眼里，这些地方有的恰恰是《红旗谱》描写的成功所在，有的则是批评者不了解冀中农村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及方言用语。
    三、梁斌的文化程度
    该文确定梁斌的文化程度低，却以高玉宝为例，说：“‘十七年文学’史上有一部分作家、有一部分‘名著’的，本来是文化程度很低、文学修养几近于零的。《高玉宝》的高玉宝，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然后又说“写《红旗谱》时的梁斌，当然比写《高玉宝》时的高玉宝，文化程度要高出许多。按当时的标准，梁斌应算是知识分子。在写《红旗谱》时，梁斌也已有过一定的创作经验。”但马上就来了个转折，说“梁斌显然还不具备创作小说的基本能力”，因为梁斌连一个很短的故事都不可能讲好。可紧随其后，又说“《红旗谱》是故事性非常强的作品，可以说主要靠情节支撑”这显然又是在肯定《红旗谱》是一部以情节见长的优秀小说。至此，评论者的前后论述可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逻辑之混乱已经初见端倪。先且不论梁斌等人的文化程度如何，一个人的文化程度与其文学创作天分和能力不成正比，在中外文学史上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一位文学博士其文学创作能力未必也是一流的，而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或者优秀文学作品的创们又有几人是高学历者呢？《诗经》和汉乐府都是古代民歌的汇集，它们的大都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在他们生活的时代也绝对称不上“知识分子”，但有谁能质疑和否定汉乐府及《诗经》的伟大文学成就呢？
    此外，从梁斌的简要求学和工作经历，我们也可看出梁斌的文化程度究竟如何。他7岁上学，8岁停学在家劳动，春冬两闲时跟着四哥念书，10岁又上村学；11岁考入县立高小；14岁高小毕业，在高小时的考试成绩是：三个甲等第一，一个甲等第三，而且国文和美术作业还经常被贴到展览室展览；16岁时发表第一篇作品，同年，考入保定第二师范学校；19岁因失学而到了北京，住在他的二姐家，白天到北京图馆读书，晚上写文章，过的是文学青年的生活。1940年5月，晋察冀边区第一期文艺训练班在曲阳县韩家峪开学，梁斌主讲导演和戏剧概论。同年10月，在冀中文代会上梁斌被选为文艺部部长和晋察冀边区文联委员，领导农村文艺运动。1945年8月，31岁的梁斌任中共蠡县县委宣传部长，第二年，兼任蠡县县委副书记。1948年底，他随部队南下；1949年，35岁时任湖北襄阳地委宣传部长兼襄阳日报社社长；1952年，调《新武汉日报》任报社社长；1955年夏，调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开始从事专业创作。梁斌16岁时考入保定第二师范学校，步入社会后从事的基本都是与文化事业直接相关的工作，41岁时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开始专业写作。有如此丰富文化经历的梁斌怎么可能“文化程度很低、文学修养几近于零”呢？
    四、其他问题
    1、《红旗谱》的版本
    《<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十七年文学”艺术分析之一》一文，还向《红旗谱》的版本发难，说：“《红旗谱》的版本之混乱，不仅在‘十七年文学’史上很罕见，在整个新文学史上，也是很突出的。”《红旗谱》的版本确实不少，这首先应与当时的出版环境有关。其次，由于《红旗谱》出版后大受欢迎，所以出版社不得不一再加印，而且全国各地的出版社也在翻印，或可造成“混乱”之状，但这正可以从侧面说明《红旗谱》并非如王彬彬所说的“味同嚼蜡”、“不堪卒读”。若大家读之都“味同嚼蜡”，谁还竞相去购买它，无人购买，出版社也就没有一版再版的必要了。再次，关于《红旗谱》的版本问题，已经有学者做了研究，并且理得非常清楚。结合唐文斌搜集整理的《梁斌生活与创作年表》与田英宣《<红旗谱>的几种版本》，我们可以知道《红旗谱》的交稿、修改以及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准确出版时间，分别为1956年底《红旗谱》脱稿，交付出版社排印；1957年11月《红旗谱》第一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59年9月《红旗谱》第二版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翻印并在书前收入了《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作为代序，书后附了冯健男的书评《论<红旗谱>》; 1966年，《红旗谱》第三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77年初，第三次修改《红旗谱》 ;1978年4月，《红旗谱》第四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郭沫若题字、黄胄设计封面。此外，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再版的《红旗谱》均为1957年初版再印本。由此可知，《红旗谱》各个版本的时间已经非常清晰了，不存在“混乱”之说。而《红旗谱》版本多，印量大，只能说明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十分畅销，而梁斌一遍遍不厌其烦地修改，更是他对艺术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的追求以及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的体现。
    2、断章取义
    该文还存在断章取义、扭曲引文原文观点之处。石湾的《江晓天与“三红一创”》讲述了“三红一创”的出版过程，突出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已故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在“三红一创”出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要阐明“他（江晓天）是一个既具胆识和魄力又甘于无私奉献的文学编辑家、出版家”。谈到《红旗谱》时，《江晓天与“三红一创”》的第一句话便是“梁斌的《红旗谱》虽比《红日》晚出版几个月，但这部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里程碑式重要地位的作品一经面世就引起巨大轰动”，首先全面肯定了《红旗谱》，之后的那句“《红旗谱》是梁斌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又是利用业余时间写的，尽管其基础不错，也得到了萧也牧和张羽的充分肯定，但离出版的水平还有较大的距离，因此，中青社就把书稿还给了梁斌，请他作修改和充实”。纯粹是忠实地记录《红旗谱》问世过程的一部分，并非为了证明“《红旗谱》的初稿”“根本达不到‘出版水平’”。而“一九五七年夏，稿子（指《红旗谱》，笔者注）发排后，萧也牧拿着大样，找了几家刊物，想争取在出版前选登几章，听听各方面的意见，付印前还可以改得更好。结果，他很失望地对江晓天说：‘一个作家没有成名之前，发表作品就是难呵！’”，表达得也仅是萧也牧对未成名作家发表作品难的感慨而非该文所认为的“这又让我们知道：即便是几经修改，也没有一家刊物对这《红旗谱》看得上眼；也没有一家刊物认为它达到了发表水平”。相信任何人只要仔细读一下《江晓天与“三红一创”》，就不会得出如此刻意歪曲原文主旨的结论。
    （《环球视野》第338期，摘自2010年第6期《文艺理论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