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朗在美国的国宴上弹了《我的祖国》，这让美奴们很不高兴，他们说朗朗弹的《我的祖国》出自电影《上甘岭》同名插曲，歌词中有一句，“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竟然敢用钢琴来反美，把美奴们的爸妈美国人比做豺狼，良心大大地坏。根据“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支持”的定理，写点文字对朗朗表示一下支持。
朗朗是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歌声中成长起来的。去年曾买过一张《朗朗在卡内基音乐厅》的碟片，在那张碟片中，见到了朗朗小时候的一些老照片，陈旧的房屋，家具，简朴的服装，泥泞的道路，寒冷的冬天。当然，和所有故事的结局一样，最后他成功了，功成名就，衣锦还乡，志得意满，侃侃而谈，但从碟片中的一些场景来看，他家周围邻居们的生活，仍和他小时候基本一样。因此不大喜欢他弹的东西。今年，他在美国的国宴上弹了《我的祖国》，让人觉得，或许，他并没有彻底忘记自已来自哪里，或许，他根本就没有忘记自己来自哪里。在他的家乡，还有无数的人们，已苦苦等待了二十多年，还是没有先富起来，他们还将继续等待，等着也富起来，过上和美国人一样的生活。可美国总统曾公开声称，中国人如都过上美国人一样的生活，将是地球的灾难。
艺术和政治发生联系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危险的。据说朗朗的《我的祖国》是在国内时按他爹的要求学弹的，以前弹过多次，没人说什么，这次演奏后，引起了一些对政治特别敏感的人的注意。朗朗告诉美国的记者他不知道歌词，他的演奏与政治无关，他显然是害怕有人把他与政治联系起来，但有“民主斗士”偏就把他的演奏与政治联系起来，并写公开信报告美国爸妈他“弹“了政治。不准谈政治，就是不准别人对生活表示不满，这和国民党时期的“莫谈国是”类似，只不过国民党明白无误地告诉百姓“莫谈国是”，现在没有“莫谈国是”的明确规定，但一些人对艺人“莫谈国是”的要求还是相当严厉的，连弹的琴曲都不准和政治有私毫联系，因此艺人们很少谈政治，或许他们大多明白，如果敢代表大众、敢代表中国人对生活表示不满，那艺术生涯可能就结束了。可见政治即生活，生活即政治。不谈政治就是在大谈特谈政治。为艺术而艺术的想法是幼稚的，可笑的。艺术都是为某一群体服务的。听说《国际歌》都快成禁歌了，很少有人敢在公众场合唱。国内一些地方唱红歌的也被抓被关过好几个。
为艺术而艺术也不安全，有时甚至同样地危险。建国初期在国外出名的第一个钢琴家傅聪，出名后没有回国，而是去了英国，并娶了老师的女儿为妻，过上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生活。但文革没多久，他爹妈就自杀了，后来他也离了婚。他爹妈的自杀是一场悲剧，如果他当时没有出国不归，如果当时中国没有发生文革，或许这场悲剧就可避免。但他爹妈的死，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当时那些特别讲政治的、把一切都与政治联系起来的“小将”们的无情批斗。黎阳、雨夹雪等人的文章说的确实不错，当年搞极左的那些人，按毛泽东的说法，都是形左而实右，实际上是反革命。他们把文革搞臭后再搞改革，打左灯向右转，直至成为极右。一些当年的“小将”，老了以后竟然成为了“民主斗士”。当年疯狂迫害傅雷的和如今咒骂朗朗的都是同一批人，他们都喜欢搞极端，搞独裁，搞法西斯专政，以前只准谈政治，现在不准谈政治。物极必反，或许他们中的年轻人现在是形右而实左，以后他们将打右灯向左转，甚至又成为极左。
据说傅聪的钢琴技艺很高。而据傅聪说，朗朗的钢琴技艺更高。但傅聪弹的东西，至今一首都没听过，朗朗的则只听过他那张碟片上的。他们弹的东西，离我们的生活太远，普通百姓也不大喜欢听。倒是技艺不如他们的法国人克莱德曼，弹的东西在中国却很受欢迎，如今学琴的孩子们大多能弹上几首。他甚至还弹过一首《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虽然弹得不怎么样，但很多中国人还是觉得很亲切。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音乐，贝多芬、萧邦们的时代早就过去了，而中国的钢琴家们、作曲家们却似乎仍停留在古代，仍在为艺术而艺术。这样的音乐，普通大众偶尔可欣赏下，但却谈不上喜爱。如果朗朗以后能多弹点与中国有关的东西，多弹点甚至创作点与大众的现实生活有关的东西，或许喜爱他的音乐的人会更多一些，就象当年的人们以及现在的一些人喜爱贝多芬、萧邦们的作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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