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我读的外语系，男女生比例大约是五比一，而当时的中文系，男女比例还不像现在这样失调，我们到文史楼上课，看人家教室阴阳得当，就有些嫉妒。后来我立志考中文系研究生，同屋嘲笑我是养生去的。不过，玩笑归玩笑，我在中文系读研究生那几年，确是我求学生涯中最难忘的时光。
事实上，在八十年代，对中文系没热情几乎不可能。校园广告栏上都是和文学有关的讲座，大小社团也都文艺腔，在活动中心跳舞，被人问以后打算去大公司做吗，你会反思是不是自己气质特庸俗。那些年，是风流之徒的最好年华，他们用诗歌为自己担保，使得对里尔克动情的女生后来都有一段和校园诗人的莫名恋情。
校园诗人非常多，而且有一半不是在册学生。那些年，宿舍管理不像现在这么严格，一个寝室八张床，长期睡九个也很正常，至今我还觉得奇怪，那种乱而不淫的关系，是怎么建立的，又是如何消失的。大二的时候，我住过一年的大寝室，十四个人一个屋，吃过晚饭，不谈恋爱的出门夜自习，谈恋爱的上门夜自习，晚上我们回寝室，但见蚊帐飘荡，嘈嘈切切，想起我们的写作老师、现代派诗人宋琳的名言，“越喝越渴”，我们对饮鸩止渴之徒也就有了同情。有一次，同屋的一个老乡跑来说，他们学校最近抓了一个宿舍，户籍八人，搜出十三，而且有男有女！
我们对她的消息反应不强烈，她自叹自唱：“堕落啊堕落！”我至今记得她扼腕痛惜状，一边大口地吸爆炒螺蛳。不过，在那个时代，“堕落”似乎有它的正面意义，女孩还没有掌握身体的方法论，男孩也不懂得肉身会有价，所以，从身体开始的爱恋，常常又以身体结束，流泪的流泪，流血的流血。六点钟的寝室，晨跑的同学突然也会带回一个消息，五楼日语系的一个女生自杀了，是上吊！
所有人的反应都是，她失恋。在那个年代，除了爱情能突破身体的极限，其他，还有什么呢。
能有什么呢？考试算个屁啊，先锋派格非和宋琳一起给我们上写作课，他们上的那些小说理论，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不过，他们对分数的态度一下子让我们意识到大学是什么了。记不得格非还是宋琳说的，“喜欢分数的同学，可以告诉我一声。”可总会有憨厚的同学站起来问，写作文，到底怎么评分的？“评分啊，那也容易，我们把试卷往前面一扔，跑在最前面的试卷100分，以此类推。”
二十年过去，有时候我也怀疑，到底格非或宋琳是不是讲过类似的话，或者，这话，到底是他们中的哪一个讲的，但是，有什么要紧，永不熄灯的自修教室里，在那里奋笔疾书的绝不是为了成绩，一定是为了写出最壮观的诗歌献给心上人。
自修教室里永远流窜着诗人，这些诗人有些是大学毕业没有按分配回到老家的，有些是长期混迹校园的文艺二流子，部分在白天还有正当职业，部分则寄生华师大七八年了，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女同学，就供养过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个诗人，直到他后来找到别的供养人。不过，所谓供养，在当年，也是很干净的事情，就是把一个月的饭票分成两半，一人一半。
诗人找到别人供养了，我的好朋友请我吃饭，那是我第一次吃肯德基，在外滩。我们走进店里，多少有点闯入别人地盘的怯场，搞得有很长一段时间，肯德基在我心中地位过于崇高。一半是黯然神伤，一半是如释重负，她说，从今天开始我不用跟我妈撒谎了，这一年来，不停变相跟我妈要钱，让她一天到晚在骂华东师大收费多。然后我们一起骂了诗人，最后从外滩走回学校，一路上，她朗诵诗人写给她的句子，完了，就狠一句：“妈的，写得这么狗屁！”“狗屁”，当然是一种赞美。
可惜我记性不好，当年觉得兰波似的诗句，现在竟一句都想不起，我唯一有印象的是，该著名诗人给我朋友的每一封信，都是用“孩子”或“亲爱的孩子”开头。其实，我得承认，在那个夏日午后，当她打开红色的文件夹，把诗人写给她的信和诗向我们展示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有一些神往的，而我的同屋更是情不自禁说出，唉，如果我不是那么喜欢河东食堂的大排，我也找个诗人为我写诗。
这是诗人的好时代吗？也许是吧，宋琳老师不是至今认为，所谓天堂，就是在华东师大当老师。就说宋琳老师吧，夏雨诗会的时候，他在学校大礼堂朗诵他自己的诗，他一边朗诵一边把自己的诗稿往台下撒，搞得当时万众瞩目的校花因为抢一页诗稿差点走光。诗人宋琳，据说二十年后重回华东师大，从学校前门走到后门，只花了十分钟，这让他很悲哀，因为以前这段路程，他要跋涉一上午，路上得遇到多少姑娘多少诗人，目标得多少次被延宕被改变！从宿舍门口出来，门卫老头就会叮嘱他，门口两个小囡，来过三趟了！
远在北方的诗人宋琳会想念这些潮湿的南方春天和春天里的姑娘吧，真是惆怅，今天，当我站在教室里，跟学生说起宋琳，他们再没有热烈的眼神，就仿佛，我说的是一个前朝人物。其实，不仅宋琳，华东师大星光熠熠年代里的好些名角，都逐渐进入历史。二十年前的图书馆舞厅，宋琳穿着高筒雨鞋和我们班最美的杭州姑娘跳四步，蒙太奇的一个转身，漂亮姑娘不认识宋琳了。
可与此同时，我又觉得，八十年代的落潮，诗人们的退场，是不能只用怀旧的方式料理后事的，这其中，当事人多少都要负些责任，毕竟，像宋琳这样有品德的诗人不多。譬如我那个供养过诗人的好朋友，时隔经年，会很冷静地跟我说，虽然我并不后悔当年为了他连华亭路的一件Ｔ恤都舍不得买，却帮他买最好的稿纸，但其实，他一直是自私的。而这种自私，主要是他把自己看得太光芒万丈了，好像我每一分钟都该思念他，每一分钱都该花在他身上，而他自己有了稿费，从来都是挥霍掉，买进口烟去咖啡馆。更糟糕的是，他从来不掩饰自己对不同女孩的兴趣，好像这是诗人的天职，但是对于我交往的同年龄男生，他总是笑人家太实际没梦想。
也许是这样的，诗人本人不及物，但却会加剧周围人的及物。为了和诗人在一起，我的朋友做过家教，萌生过去公司打工的念头；为了和诗人在一起，她不好好读书，作出叛逆的姿态从课堂出走，没搞懂莎士比亚只好去学商务英语；为了和诗人在一起，她把他的梦当作自己的梦，最后却是交出了自己的梦。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回头看看，诗人身边也算是尸横遍野，这样，八十年代一旦结束，诗人发现自己也成了李尔王。
每个时代都会留下李尔王，但八十年代制造的李尔王是比较多的。当然，话说回来，今天却是连李尔王也没有了。
九○年代初，我进入中文系读研究生。回想起来，在文史楼给我们作讲座的学者作家诗人都是气势磅礴类的，马原像毛主席一样地走进教室，满满当当的文史楼301教室迅速让出一条道，等马原走过，这条道马上又被人群封死，演讲结束，格非陪着马原，后面浩荡地跟一支文艺队伍去后门宵夜，遇到马原兴致高，还会问一些奇崛的问题，比如“第一次手淫是什么时候？”现在的大作家李洱好像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了马原的激赏，因为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手淫就是写作。当然，李洱的写作不是因为马原的首肯，但当时的确有一种风气，它使草根出身的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有一道平民也可能拿到的密码，只要应声叫出“芝麻开门”，就能接过精英守卫的文学任务。而“芝麻开门”这样的口令，在华师大的江湖传统里，一向是功夫在诗外，所以，大家对正规课堂普遍不重视，热衷于偏门武功追求的是惊世骇俗，李劼的离经叛道就满足了当时的这种需要。
有一段时间，李劼宣扬全息文化，从《红楼梦》讲到二战，而他自己也忽而贾宝玉忽而希特勒，然后有一天，他跑到我们寝室，跟我们说Good afternoon，用英文宣布，以后他要用英文上Holographic Culture了。我们虽然很惊讶，但都故作镇静，在那个时候，好像大家集体练就了一种功夫，类似“荣辱不惊”，譬如有人说“《金瓶梅》是一部侦探小说”，就会有人谈“《变形记》的同性恋结构”，那个年代，我们彼此的倾听能力其实很差，但在一个创造力相对旺盛的时辰，在一个及时行乐还带着无限激情的时代，谁又有耐心“用一百年的时间来赞美你的眉”，袁可嘉翻译的叶芝诗歌《当你老了》会在那个时候流行，不是因为对永恒的追求，而是没人追求永恒，因为“在背后我总听见，时间带翼的马车急急追赶”。这样，学期结束的时候，我的导师王晓明问我们收期末论文，我和李念都厚颜无耻地说：“没写。”同门五人，好像只有罗岗写了。也许是，未来学术的潜力，这第一篇论文，用马原的意思，就已经是表征了。
那是我第一次挨批评，可我心里很嘀咕，作业很要紧吗？为此，还跑到九舍625室去跟徐麟抱怨。625宿舍是当时华东师大最重要的文化地标，这跟徐麟的个性有关。他声音洪量体形硕大，我们有时在他那儿传播一些小道消息，他却用很大的声音追问，张闳和吴雁怎么了？经他一追问，张闳和吴雁结婚了。好像是，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灿烂的质地，而且，这种灿烂的东西也传递给了周围朋友。我还记得有一次去博士楼找一好友，因为门房认识我，所以进门就随口告我，伊刚上去，和高个子一道的。爬到六楼，我敲门，门不开，不甘心，用力敲，门吱嘎一声开了。天地良心，我想这样的场景也只会发生在时间的那个拐角，我特别喜欢的这对“狗男女”就在被窝里接见了我，天寒地冻，他们甚至建议我也把脚搁在被窝里。如此聊一宿。临走，高个子骂一句：“妈的，敲这么响，我以为是胖大和尚。”胖大和尚是徐麟的混名，可惜，不久之后他去了湖南，现居苏州。而这对曾经死去活来过的恋人，最终分了手，每次，想念他们的时候，我会拿出旧照片看，我们仨在学校大操场上有一张合影，高个子正用他宽宽的肩膀大大的手掌帮我们挡风。那是人类的童年时期吗？我们几乎可以问上帝要光，要风，要雨。
不过，在我眼中的童年时期，在我的老师王晓明眼中，却已近黄昏。625寝室的墙壁如果会说话，可以站出来嚷嚷：人文精神大讨论里也有我的版权！一屋子的人，王晓明徐麟张闳张柠崔宜明，开头大家还坐着说话，最后连王老师都站了起来，没有录音设备，只能现场记录，一边“虚妄”没结束，一边“荒诞”又登场，尤其张闳张柠又双胞胎似的连声音都一模一样，“到底是谁说的世界痛苦？”我回头问他们，可他们忙着和老崔理论，只有王老师草草回我，“这个不重要。”
“这个不重要”其实很重要，尤其是，时光流逝，越来越经常看到有人跳出来说，这个概念当年是我的发明，那个问题是我的发现，我就会想，到了翻检箱底的地步，一定是囊中羞涩了。思想喷涌的青春期，连倾听别人都没有时间，连自己的版权都懒得认领，谁有空去帮他人做注释？
欧，和今天比起来，那个年代的校园生活，包括写作和批评，都太幸福了。没有核心期刊，没有小鸡兵团，小说可以写得像论文，论文也可以写得像小说，宋琳和格非凭本科的学历留校任教，诗人凭一个眼神把校花带往德令哈。李劼虽然认为自己遭受了不公正待遇，但是他堂堂正正地在女生宿舍住了一个学期却令多少男性羡慕，简直是童话啊，李劼用一块小黑板把二楼西头的女生厕所改成“男厕”，然后楼下的胖阿姨气急败坏地上来取掉小黑板，然后，李劼又挂上去……
可是，岁月神偷，二十年后，我看到原来英俊无比的宋琳也头发稀薄，他在徐家汇匆匆走入地下铁，我一阵悲怆，没有叫他。而我，每次想起徐麟出发去湖南时候的叮嘱，“跟着你们先生好好读书”，我内心就涌起羞惭，虽然在那个时代“一千首诗”并不比“一千篇论文”逊色，甚至，“一千个肉圆”也可算大学豪情，但是，当我也跟着师友们踏上讲台，尤其是面对“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样的命题，我内心也非常翻滚。如果我把这整整七年花在图书馆里会怎样？如果我从一开始就好好上每一堂课会怎样？
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上我们从河东散步到河西，远远就能看到一个人影在独自打球，他的动作非常花哨，好像边上有很多人在拦他，一个花步，一个移动，接着一个假动作，然后一个背投，球没中。
在回想我自己的青春岁月时，我常常会想到这个没有投中的球，所以，有时候我会后悔，要是王老师问我们收作业的时候，我能向篮筐里投一个球，那多好。可那时候年轻，觉得有得是时间，有得是时间去做很多假动作，有得是时间去寻愁觅恨去把《红楼梦》的每一个章节经历，终于风吹过，球没中。
不过，允许我最后对自己有所安慰，这个没中的球，也是有意义，甚至是很有意义的，尤其今天来看。这就像，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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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完了 《书城》7月号 《刺猬的优雅》在腰封上说：最巴黎的小说。我看了小说，看了电影，觉得，巴黎完了。 一、 装Ｂ 小说的主要情节就是装Ｂ（原谅我用词粗俗，不过它实在贴切）：门房勒妮五十四岁，寡居，矮小，丑陋，肥胖，为了符合社会信仰所塑造出的门房形象，她把自己的文艺腔藏起来，装出庸俗无聊的样子待人接物。直到有一天，八大房东之一有了新陈代谢，新来的小津先生平易近人优雅迷人，而且，地位悬殊的两人发生了语言邂逅。勒妮说了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小津先生接着完成，“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电光火闪，男的惊诧，女的发抖。这事情，发生在小说五分之二处，电影六分之一处，实事求是地说，我被雷倒。也许托尔斯泰在巴黎不像在中国这么普及，《安娜·卡列尼娜》的这个题词在中国即便不是妇孺皆知，也是耳熟能详，小学生作文里引用一下，老师还会觉得是陈词滥套，但即便如此，这句“幸福箴言”我思来想去，就算是第一次听闻，也没到令人发抖的地步。文学史也好，电影史也好，萍水男女，因为一句话要搞到发抖地步，只有地下党员接上联络暗号，类似余则成被带到一个小房间，突然看到接头的人，居然是心上人左蓝，他说：“听说你表弟是，走私相机的，我能看看货吗？”她答：“您搞错了，先生，我表弟，是贩卖茶叶的。” 然后他们颤抖了，然后我们也颤抖了。也就是说，理论上，发抖这种事情，不容易在语词层面发生。即便是资产阶级文学的始祖男达西和始祖女伊丽莎白在彭伯里意外相逢，俩人的慌乱和颤抖也是因为之前的重重误会在新天地里春风解冻。那么，语词层面的发抖有没有，有的，但那是凤姐戏贾瑞，湘莲戏霸王，而在资产阶级文学中，被语词弄得发抖，基本是激情用光以后的伪高潮，是Ａ片，或者是能指和所指发生偏差的后果，类似包法利夫人丢给包法利的一个没有内容的微笑。但在全球畅销书《刺猬的优雅》里，芭贝里却硬是让一个丑女门房和一个多金鳏夫因为一句话彼此命中。而很显然，这次靶射暗示了下列条件：１、巴黎没人知道列夫·托尔斯泰；２、巴黎门房都底层到粗俗；３、资产阶级都高雅到无知；４、底层和高层从不沟通。否则，勒妮和小津有啥好发抖的？不过，话说回来，也许小津和勒妮也不过就是小巴黎的小读书人，偶然一微博建立好感也很正常，让我真正感觉难受的是小说开场白“马克思”，哲学教授芭贝里神神道道让勒妮能够随便引用《德意志意识形态》，而且她对大资产阶级的态度也颇有无产阶级意识，“播种欲望的人必会受到压迫，”可是，这个在开头对资产阶级充满鄙视的无产阶级，怎么就因为资产阶级的一个凝视，垂头缴械？事实上，勒妮和小津的邂逅，彻头彻尾就是个灰姑娘遇到王子的故事，勒妮步步进入小津的世界，直到有一天，他们俩人一起出门吃饭，一资产阶级房东居然没认出她来，叫她“太太”，这又让勒妮激动坏了。所以，即便不是成熟读者，也看得出来，小说中的“托尔斯泰”“马克思”和男主人公的姓氏“小津”一样，乃装Ｂ装置。《德意志意识形态》轻易地被《安娜·卡列尼娜》击退，门房的电视机也迅速被小津的大屏幕置换，而回头看看勒妮，看看她多么快地成为房东文化的俘虏，嘿嘿，她这些年看的胡塞尔、弗洛伊德、谷崎润一郎、中世纪哲学终于修成正果，兑换出可以和小津站在一起的文化币值。简直是，福楼拜死后一百三十年，包法利夫人、莱昂、药剂师这些人都乔装打扮来了巴黎，可惜的是，福楼拜火眼金睛如椽巨笔写下的观察——药剂师就说，“我倒有一架好书，可供夫人随意使用，书的都是名人：伏尔泰，卢梭，德利尔，华特·司各特，《专栏回声》等等，此外，我还收到各种期刊，其中《卢昂灯塔》天天送来，因为我是该刊在比舍、福吉、新堡地区和荣镇一带的通讯员。”———在《刺猬的优雅》里都变成了小资情调。勒妮成了一个知识上的包法利夫人，而且有幸遇到了没有机会变坏的莱昂，天作之合啊天作之合！ 二、继续装Ｂ 电影《刺猬的优雅》要比小说好，因为电影没那么装神弄鬼，更没让马克思胡塞尔们出场，而且，小说的另一主人公，十二岁的帕洛玛没有被表现得那么“深刻”。 小说以貌似复调的结构呈现，一会是勒妮旁白，一会是帕洛玛独白，勒妮装Ｂ，帕洛玛继续装Ｂ。小女孩是八大房东之一国会议员的女儿，她自白：“一个超智商的孩子绝不会有平和的生活，于是在学校，我试着降低我的成绩，但是即便如此，我却总是第一名。”因此，帕洛玛决定自杀，而且要在自杀当天纵火豪宅，藉此打碎养鱼她的“金鱼缸”。 帕洛玛的智商在小说中的表达其实也就是少年叛逆，“金鱼缸”理论则跟“金丝雀”称呼一样陈词滥调，小津赢得这个十二岁孩子的好感只是因为小津“罕见地”纠正了她的日语发音，而在目睹勒妮之死，金鱼之活后，帕洛玛马上放弃自杀，所有这些，暗示了下列条件：１、巴黎孩子的智商出问题了；２、巴黎的教育和家庭教育出问题了；３、巴黎让孩子看不到未来。一言以蔽之，巴黎完了。 好在，这也只是在语词层面的完蛋，哲学教授出身的妙莉叶·芭贝里写小说还是嫩了点，不说勒妮和帕洛玛的语气互相混淆，不说小说中的小情小调不够到位，资产阶级被描写得过于愚蠢，就说三位主人公的相遇相知和相爱，那是相当韩剧。小津格郎先生好像一辈子就没遇到过文艺青年，他家抽水马桶放出莫扎特音乐是说明日本也装Ｂ吗？勒妮既然看马克思学无产阶级理论，怎么同是底层的曼努埃拉对她的欣赏和友好就不能激励她，非要一个资产阶级老公子一句话让她脱胎换骨？帕洛玛则更令人烦恼，小说结尾，勒妮车祸死去，小津来找小姑娘一起去料理后事，帕洛玛说小津“看起来非常疲倦”，然后解释，“聪明人脸上的痛苦大概就是如此的吧，将内心真实的感受掩饰起来，只是给人很疲倦的感觉，”接着她追上一句，“我是否也是如此，看起来是很疲倦的样子吗”？ 巴尔扎克、福楼拜、雨果看到书名大概就走了，杜拉斯看过两段也走了，对三流小说感兴趣的电影导演，高达或者楚浮，忍声吞气看到这里，大概也只能绝望地互相致意，当年吵得这么激烈，没想到左派和右派根本就没有区别！ 巴黎完了。 事实上，福楼拜以后，法国文学中的装Ｂ者就不太有市场，新浪潮以后，法国电影中的装Ｂ者也消失一大半。《断了气》中，派特西娅告发恋人米歇尔，高达就在美学和哲学上围猎了爱情童话，米歇尔没法继续装Ｂ，法律才是现实；派特西娅也没法继续装Ｂ，向生活要求永远的新意就得交出恋人性命。《断了气》因此一扫法国电影中的软弱的资产阶级风气，新浪潮永垂影史离不开这点低度现实主义，巴黎在艺术中受到尊敬，与其说是假惺惺的浪漫，不如说是真切切的现实。 因此，如果艺术上的《断了气》曾经“最巴黎”，那么，《刺猬的优雅》一定是假巴黎。不过，作出这个结论的时候，我又反思，狗血的《刺猬的优雅》到底凭什么号称“最巴黎”？ 看完电影，我明白，因为勒妮最后被安排死掉，如此，“最巴黎”了。 三、装Ｂ致死 允许我长叹一口气。死！死！死！当代文艺中，最没想象力的情节就是“死”了，而且，我有百分百把握说，过去世代里作为反抗世界的“死”，时隔半世纪，十有八九沦为装Ｂ动作。没错，文学艺术中，法国茶花女的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而且，在爱情中死去，经过几代法国作家和艺人的努力，的确也像法式面包一样自成风格了，但问题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包括现代主义的死，还是有活力的，常常，死亡暗示了对未来的全新想象。可现在的“死亡”呢？一般就在情节支持不下去，小说没法收尾的时候发生，车祸，车祸，车祸，世界上的车祸凭什么都得降生在那些马上要开始新生活的人身上！对此，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勒妮的死，是造成的，不为什么，因为她写不下去了。灰姑娘和王子一辈子会是什么样子？其实，即便在《意大利童话》里，卡尔维诺也昭示了结尾：公主太大意，断了腿，王子不小心，摔了牙。勒妮和小津有日常生活的能力吗？或者说，有描写日常的能力吗？没有。《刺猬的优雅》从开头到结束，就没一点日常生活。资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碰到一块，更没有。所以，只有死。死去，上上大吉。这就像，最近的偶像剧《月之恋人》中，下岗女工林志玲遇到新贵人木村拓哉，身份问题不过是情调，重要的是郎财女貌。而《刺猬的优雅》其实就是《月之恋人》的升级版：男女主人公比偶像剧大四十岁，男女主人公的活动范围则比偶像剧缩小四十倍，难度系数也降低四十倍：去日本改成吃日本菜，做爱改成谈爱，大吼大叫改成鱼雁往来，最后，加上法国香料：死去。死去还不够，还要来点伪法式箴言：重要的不是死亡，而是死亡的那一刻你在干什么。这种箴言就是所谓的精神鸦片吧，“死亡的那一刻你在干什么？”干什么？著名词典编纂家葛传椝先生，连汉姆雷特的独白，“To be，or not to be”，还要嘲讽：“Be还是不be，想到头还是be，你们看有多大意思，我看没啥意思。”我学葛先生，也说一句，这种“不是死亡，而是死亡……”有多大意思，我看没啥意思。反正，小说呢，就这样结束，好像死去的人把爱灌输给了活着的人，但这爱有多大力量？造成帕洛玛孤独的是她那个被描写得很弱智的资产阶级家庭和被描写得更弱智的资产阶级学校，这个没有改变。造成小津孤独的也是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人际关系，这个也没有改变。凭什么勒妮一死他们俩人就活过来？马克思要知道底层的死有这么大的力量，可以同时拯救老资产阶级和新资产阶级，马克思还辛辛苦苦写什么《资本论》！说到底，这种死，就是对法国文艺的一种有形无本的抄袭，《断了气》中，贝尔蒙多的死有多么不装，《刺猬的优雅》中，勒妮的死就有多么装。勒妮之死即是典型的装Ｂ致死。微博上看到一幅图，画的是三顾茅庐的第二顾，漫天飞雪里，刘备正跟童子打揖，关羽和张飞跟在后面打揖。不过，这幅图被配了新的解说词，刘关张的台词是：“请你们家主人继续装Ｂ吧，我们不会再来了。” 这新台词，我也想跟《刺猬的优雅》的说。
本文来自[左岸文化网] [url]http://www.eduww.com[/url] 版权归原著者所有.来哈佛前，多少对哈佛有些迷思，帝国最大牌的学府，世界超一流的排名，再加上，国内今天叫卖“哈佛教授”，明天兜售“哈佛女孩”，搞得对哈佛没感觉就不是地球人。
我跟单位领导辞行的时候，领导也殷切寄语，我心头一热，几乎要说出“我会珍惜机会，回来报效祖国”这样的话。
开始的时候，真还有点珍惜机会。费正清中心早场，就朝费正清赶。卡朋特中心夜场，就往卡朋特走。人生地不熟，走错地方，还听过DNA讲座，两耳一抹黑坐在台下，就听后面窃窃私语说，中间那个是得诺贝尔奖的镇系之宝。于是我就有点种瓜得豆的惊喜，嘿嘿，好歹看到一个攀登到科学最高峰的主，而且，啧，长得还有点帅！
当然，人头马很多时候并不帅，混到哈佛第一排，那得熬多少夜！初秋的时候，我去哈佛人文中心参加一个讲座，门口站一黑不溜秋，个头矮小的印度人，热情地招呼我们用讲座午餐。我看看吃的东西东不东，西不西，想着大概是这个印度人送货的印度餐。然后讲座开始，这个印度人走上台，我才知道，他就是已经不需要介绍的霍米·巴巴。
霍米·巴巴的头像其实到处见到，但是看到真人还是不一样。这个倒可算是哈佛风格，很多会议很多讲演听下来，我越来越明确意识到，那个在无数普罗心中的哈佛，和真实的哈佛距离大了去。就像我后来好多次听霍米·巴巴主持的讲座，我打赌，其中至少有一大半，是学院政治的一部分，是兄弟院校，七姑八婆的串门，每次，霍米·巴巴也多少有点草率地宣布，好吧，今天就到这儿。
这些讲演建立了哈佛的名声，学校布告栏里全是讲座信息，一天有一百场名人秀在发生。跟朋友讲起哈佛秀场之多，朋友常常艳羡，可是，有一次，也是在人文中心，我刚坐下，旁边一斯文男人也落座，然后他的狗就落座在我们中间。那天德国教授说的是诗，我一句没听进去，心思全被一旁的狗给占了，倒不是我喜欢狗，我一直在想，妈的，这狗听过一千次讲座了吧，看上去简直有点教授气质。回来跟朋友说起哈佛讲堂里的狗，他哈哈一笑，说，怪不得全世界有头有脸有钱的都能到哈佛拿证书。
哈佛真的是一所奇怪的大学，这里有全世界最好的图书馆。欧，赞美哈佛图书馆，这几乎是这个国家最高尚最贵族最未来最激动人心的表达。只有在哈佛图书馆，“最高学府”这个概念才变得特别具体，也只有在哈佛图书馆，一个哈佛学生才有用不尽的骄傲资本。其余，那些数不尽的讲座，世界各地的精英，最终的意思，是意底牢结。类似游客到哈佛，都要去哈佛像前照相。
约翰·哈佛的左脚已经被摸得锃亮，尽管这个铜像其实并不是哈佛本人，但这个没什么要紧，就像我们谁都没见过财神。所以，有时候我想，那个和我们一起坐在人文中心听课的狗，在本质上，和我们这些游方僧一样的访问学者没什么两样，而哈佛，说到底，也就是一个大庙。灵不灵，全看你信不信。
这个时代的微积分
在剑桥图书馆借了一册馆长推荐的童书，The Bear Who Wanted to Be A Bear,讲的是一只熊，冬眠醒来，发现森林已经变成了大工厂，而他自己无处存身，只好当了工厂的工人。冬天又来了，作为一只熊，他控制不住冬眠的天性，这样，他被开除了。熊睡思昏沉，想找个旅馆睡觉，但旅馆说他们的房子不给工人住。漫天飞雪，孤独的熊很快被大雪淹没。
看完这本瑞士人创作的童书，Q宝很不爽，问为什么讲这么惨的故事给小孩听，可他自己又情不自禁看了好几遍，多少有些感同身受的意思吧，他总结说：它是我看过的最惨的熊，这是本坏书。
麦尔维尔写完《白鲸》后，曾经给霍桑写过一信，信中说：“我写了一本坏书，但此刻我感觉自己像羊羔一样纯洁。”这句话一直谜面一样在《白鲸》研究界被反复诠释，所以，在Q宝说出“坏书”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白鲸》也好，《要当熊的熊》也好，这写作本身，已经包含了一个“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
要不要把残酷的现实让孩子知道？让大家知道？好莱坞的回答是：不要。
金融危机，政治危机，电影不能再危机，给小麻醉，换棒棒糖，所以，好莱坞的共识是，找乐。
说老实话，我一点都不反对好莱坞的电影共识，而且，说到底，谁不喜欢找乐？商业大片酣畅，3D电影震撼，谁不喜欢？再进一步说了，好莱坞把自己的政治抱负降低，对于我们中国电影，怎么着也是好事。
不过，美国电影人又不甘心他们只输出棒棒糖。这几天，BBC制作的电影Made in Dagenham在电影圈里掀起很多讨论，不少有抱负的美国电影人出来说，我们也该为劳工阶层拍片！搞得中文电影论坛也小小激动，大意是，终于无产阶级要登场。
无产阶级貌似已经登场。1968年的英国小镇Dagenham，福特汽车厂的没文化女工，斗志昂扬地拿下了史无前例的“男女同工同酬”法。
当红英国女星莎莉·霍金斯加上实力派米兰达·理查森，一个是底层小女工，一个是政府女大臣，皆不以外貌入行，噼里啪啦都气场十足，用上海话说，两人都演得挺刮。可是，这非常无产阶级的题材，再加上非常无产阶级的口音，看上去怎么如此赏心悦目？
呵呵，导演尼杰·科尔的电影前科还是中产趣味，所以，就算福特女工车间的工作环境的确有些底层，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尚元素却一个不落，而且无产阶级女工最好地代言了BOB头、嬉皮风、迷你裙。这个，影片海报就是最好的说明：莎莉·霍金斯身着一款特正点的BIBA裙，百分百“月份牌女郎”腔调，一扫无产阶级领导的贫寒。
其实，莎莉·霍金斯和米兰达·理查森的最后对话可算这部电影的中心思想。两人谈到彼此衣着，女大臣问小女工：“BIBA裙？”莎莉反问：“你的，C&A？”女大臣眉毛一挑，讲出奥巴马的台词：“Why pay more？”
高贵的BIBA裙虽然是借来之物，但是在女大臣最后这一句“干嘛买贵的”面前，我们的无产阶级显得好虚荣啊！所以，我打赌，高达看到这部《达格南制造》，一定会气得给科尔寄子弹。
嘿嘿，让我们死心吧，无产阶级是不可能在好莱坞还掌权的时候登上世界银幕的，奥巴马的黑肤色不代表美国已经平等到两眼一抹黑。经济萧条时代，《达格南制造》要讲的当然不是“equal pay”的问题，而是“why pay more”，不动声色，六十年代的口号被颠覆。
据说，牛顿在剑桥大学的时候，有一阵学校资金紧张，教职工薪水都拖欠。为此，牛顿潜心研究创立了微积分，并设为全校必修课，且规定不及格者来年必须缴费重修直到通过。很快，全校工资发了下来。我觉得，电影《达格南制造》在理论上，就是这个时代的微积分，无产阶级电影如果是这个模子，那么，马克思真可以死了。
本文来自[左岸文化网] [url]http://www.eduww.com[/url] 版权归原著者所有.张爱玲看《万家灯火》，认为其中演得最好的不是蓝马，不是上官云珠，而是一个在银幕上只有几秒时间的女佣。
张爱玲的这点意见，应该是“参差”的一个表达，就像她一边喜欢中产阶级，一边也让中产阶级露马脚。不过，对张爱玲的态度，不知是受了“祖师奶奶”名头的镇压，还是因了“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观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评论，几乎是一边倒的赞叹。这让我在看完她的剧本，比如，《小儿女》和《一曲难忘》后，内心非常惶恐，怎么我读不出这两个剧本的好？
真的读不出，除了一两处“只有几秒时间的女佣”。《小儿女》中的后母，《一曲难忘》里的亲娘，这两个人物，像是张爱玲的，其他，从故事桥段到人物性格，都简易到了没有面目。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后妈”和“亲娘”区别不大。曹七巧不去说她了，《倾城之恋》中，流苏的母亲白老太太算是正常，但流苏心里很清楚，“她所祈求的母亲与她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反而，对于庶出宝络的婚事，白老太太倒是很上心，就怕落人闲话。所以，张爱玲小说中的妈，包括爸，突出的性格就是自私。看过《小团圆》以后，知道张爱玲心中的“母亲”概念，早在后妈出现前，就破碎了。而她的作品中，更是没一个年长的好女人。所以，《十八春》里，曼璐母亲的作风，在张爱玲的“母系社会”里，算不得无情。这样，当《小儿女》中的邻居后母登场，做的那点恶事也就是不让继女吃饭只让继女干活，当《一曲难忘》中的亲生母亲登场，敦促女儿找有钱人，背着女儿跟人借钱，协同坏人把女儿往深渊里推，我们不仅觉得熟悉，甚至还感到那么点亲切，嗯嗯，张爱玲的世界里，就应该生活着这些人。
但是《小儿女》却是一个以“后母”为主旋律的题材，而且还要反拨人世间对后母的偏见。电懋时代的这个剧本和解放前夕的《哀乐中年》非常相似，鳏居的父亲和三子女，父亲有了续弦的意思遭到儿女的抵触。但是，不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看，也不论《哀乐中年》更是桑弧的本子，《小儿女》从《哀乐中年》的“父亲”视角转到“小儿女”视角，在我看来，其中传递的，更是时代变迁的信号。
可以拿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当坐标。和《哀乐中年》同一个年份，小津拍摄了《晚春》，影片中，原节子迟迟不愿结婚，因为，“我结婚后，爸爸怎么办？”于是，整部影片的情感逻辑围绕父亲展开，女儿的精神活动也以父辈为坐标。而和《小儿女》差不多一个时期，小津拍摄了《早安》，片中人物的精神活动是以儿女为坐标的，而小津的这部晚期作品，事实上也暗示了，家庭关系中，以“我结婚后，爸爸怎么办”考虑问题的方式消亡了。
《小儿女》中，秋怀如果不能获得景慧、景方、景诚三个孩子的好感，她是无法进入这个家庭的，相比之下，她和三个孩子父亲的感情倒是次要。这其实是电影中的一个“全球化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无可避免地带来了传统大家庭的崩溃。而由张爱玲的写作，我们亦可以看到，她是如何从一个封建时代且歌且挽的送葬人，成为一个“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很显然，同一个问号，隔了十年，重心转移。电懋时代的《小儿女》，矛盾的焦点是，“我结婚后，儿女怎么办？”
《小儿女》的结尾，是两个孩子吹响哨子，通过了父亲和后母的婚事，藉此，《哀乐中年》的悲情终于化解。相似的，1947年令人怅惘的《不了情》也在《一曲难忘》中接续了一个小团圆。不过，虽然悲剧都成了喜剧，坏事情也有了好结果，但是，四十年代那个让我们如痴如醉的张爱玲，到底在哪儿呢？张爱玲不见了。
似乎，电影公司要重新改造张爱玲的意识形态。六十年代的《小儿女》要让她歌颂后妈，六十年代的《一曲难忘》要让她歌颂爱情。可惜，因为题材和内容完全背离了张爱玲的常识，光就剧本而言，真是乏善可陈。自己完全不相信的事情，去哪里寻找情感资源？
是张爱玲无法“六十年代化”，还是“六十年代”不需要张爱玲了？《小儿女》和《一曲难忘》作为六十年代的典型想象，对张爱玲来说，完全不能认同，所以，她真的就成了“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抒情诗人”，盲目地、干涩地完成了这两个剧本。
这个世界还会好吗？这个问题，她从前的回答是否定，现在变成了肯定。非常抒情，对不对？但是，张爱玲也在这个乌托邦谎言中，哧溜逃逸了。
本文来自[左岸文化网] [url]http://www.eduww.com[/url] 版权归原著者所有.毛尖：把浴缸的塞子拔掉
2011-01-25 09:54:07 来自: 晃贰(普罗列塔利亚)
来源：上海壹周 (2011.1.25 小文艺01)
记者去采访精神科权威。权威说：“我曾给患者出过这样一道题，我问他们，浴缸里装满了水，想把水弄出来是用勺快，还是用盆快？”记者插嘴说：“正常的人会用盆是么？”权威看一眼记者，说：“正常的人会把浴缸的塞子拔掉。”
在美国呆了5个月，终于看到有人出来，拔了一下美国的塞子。这人叫伊桑·沃特斯（EthanWatters），是美国的新闻记者和自由撰稿人。他的新著《像我们一样疯狂》（Crazy Like Us：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e），让用勺子和用脸盆舀水的人难堪了。
书中，沃特斯用了4个案例。案例都很常见，但结论却不寻常。第一个案例，1994年，香港有个14岁女孩死于消瘦，很快，记者通过Google，结论女孩之死为“AnorexiaNervosa”，即神经性厌食。就在这个美国名词传播开来以后，香港的“神经性厌食”人数激增。各种对抗“神经性厌食”的活动越多，厌食人数反而越多。同一个法则，海啸过后的斯里兰卡，由NGO引入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被用来到处辅导灾民，使得当地人承受了更可怕也更漫长的折磨。相比之下，斯里兰卡的孩子因为还没有能力理解这些美式名词，很快克服了创伤。此外，沃特斯也描述了“精神分裂症”这个名词如何进入桑给巴尔。
表面上，美国的新名词由各类权威机构发布，有的还披着宗教的外衣，仿佛既是大善事，也是高科技，但实际的效果是，杀生无数。沃特斯的最后一个例子，是葛兰素史克公司（GSK）把新的抑郁症概念引入日本，一夜之间，令整个日本脑垂体下降。之前，日本只对需要住院治疗的抑郁症有定义，现在经过GSK公司的大力营销，人人有了得抑郁症的前途。
精神病全球化，是美国全球攻略一部分。不过，就像发动战争的国家，常常会在本土造成最大的伤害，美国发明了最多名词，也是名词综合症人群最大的国家。基本上，我遇到的美国人，没有一个是自认完全健康的，而且，他们都神神叨叨的，一般的毛病还不屑于生，这个有“蓝色幽闭”，那个有“月桂过敏”，听上去蛮诗情画意的，不过要是我外婆听到，肯定骂：送到穷乡僻壤生活3个月，看看还有没有毛病！
我相信这些浪浪漫漫的毛病在前现代，都没有。就像美国的性骚扰，规定到暗示级别，活生生葬送了一个国家活泼泼的感情。两周前，我去哈佛医院看风疹，回来跟萨宾娜说起，她马上就很警惕地提醒我：医生给你检查的时候，有女护士在场吗？
我看看她，万一，女护士是同性恋呢？嘿咻嘿咻，在这个名词泛滥的世界上，原来不过是同性情义，现在都被理解成同性恋。插一句，同性恋很正常，不过，中国的同性恋人口，多少也有被“名词”的水分。原来不过是心情有点低落，现在得看精神病门诊。原来不过是近视，是弱听，是头发少点，精神差点，脸色黄点，个子矮点，现在全部成了匮乏症，需要吃从A到Z各种药品。原来不过是爱清静，爱糖果，爱动物，爱打扮，爱恋爱，现在全部成了饱和症，需要吃从Z到A的各种药品。像萨宾娜的同屋，每天早10颗药，晚10颗药，而这些药，都得辛苦打工才买得起。
当然，如果美国人只是自己家里弄点药吃吃，我们没意见，可现在，他们的药店都开到我们门前，这跟鸦片输出没什么两样了。不知有关方面有没有一些措施，否则，我们早晚都得跟美国一样疯。摇头兔的故事，大家都还记得吧！
兔子在森林里跑，看到大象抽大麻，说：不要糟蹋自己的身体了，和我一起跑吧！于是大象跟着一起跑。一路跑，一路他们招呼上了用海洛因的狼，用兴奋剂的猴，最后他们看到狮子正在给自己注射，兔子又热情地招呼：和我们一起跑吧！狮子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小兔崽子，每次吃完摇头丸，就闹得整个森林不得安宁。”
不过，当下的现实是，其实美国人自己也知道，他们是吃了摇头丸才跑成这样的。《广告狂人》已经播到第四季，从第一季第一集大家就知道了，如果把香烟广告成 “It’s Toasted”，那么《读者文摘》再怎么说吸烟有害健康，也不能阻挡烟草公司的发展了。概念！重要的是发明概念！作为美国偶像，“广告狂人”Don Draper从2007年走到今天，一路斩获无数粉丝，不仅1960年代成为流金岁月，“像唐一样的男人”也成为男界新路标。这个魅力无限的男人当然不是靠外表靠服装风靡天南地北，顺风顺水走到广告界的大佬位置，他凭的，就是美式方程式：靠绝顶聪明让坏人坏事变成酷人酷事，最后还能以宗教般的大智慧收拾良心，全身而退。第四季播到最后，《NewYork Times》刊登了Don的一封信，题目是“告别烟草”，信的内容是美国商人常见的忏悔格式：我们叫卖的产品，给人们带来的其实是疾病，是悲伤。我们知道它不好，但就是停不下来。现在，我们金盆洗手了。
武侠小说里，邪道高手也会这样金盆洗手，不过，金庸的读者都知道，历朝历代，想洗手的多了去，但没有一个洗成功的。《剑雨》里，杨紫琼甚至把脸都给换了，但还是被逼着重出江湖。Don能成功吗？嘿嘿，他的这封刊登在《NewYork Times》上的信，是以广告的形式发布的。
所以啊，吃惯摇头丸的美国人实在也是“我们停不下来了”。这个，倒也被无数的美剧证实了。《24小时》一季又一季，杰克·鲍尔停下来过吗？他停不下来，我们观众也停不下来。所以，让自己感觉良好，或者让自己觉得我是对的，就是让全世界跟着摇跟着跑。这个方法论，美剧掌握了，美国也掌握了。而关于这个方法论，《广告狂人》的著名台词就是总结：“广告，就是基于一个词，幸福。幸福，就是一辆新车的气息，是远离恐惧的自由，是十字路口的广告牌，告诉你，你正在做的，就是对的。”而这个“对”，就是Don这样的天才拍着脑袋想出无数的名词，才越来越对。基本上，美国，或者说广告狂人，就是要告诉我们：浴缸里的水，用盆舀出来，是对的，用勺舀出来，也是对的。
好在，世界还不是广告的天下。多几个伊桑·沃特斯，美国的塞子也可以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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