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生活、创作经典——简析丁玲、赵树理、柳青等革命作家的文学创作问题

 

 

                                                   赵剑斌

 

 

 

作家没有生活，肯定写不出像样的作品。

革命作家不深入工农大众生活之中，也绝对写不出时代所需要的战斗篇章。

 

早在69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又说：“中国的革命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自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讲话》发表以后，无论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遵照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必须到群众中去的教导，一些革命作家走出书斋，深入到时代生活的漩涡中去，吸取生活的乳汁，获得创作的生机，创造出一大批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优秀作品，尤其是涌现出创作解放区文学的丁玲、赵树理、周立波、柳青、魏巍等作家。他们深入火热的革命斗争，创作喜获丰收的事实，有利地印证了要创作出为人民群众所需要所喜闻乐见的作品，要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应该深入群众生活，深入社会生活的必要性。

 

 

我们可以简析几个从事过解放区文学创作的作家，如丁玲、赵树理、柳青的创作经历、创作准备，简析他们的经典作品，来看看深入生活，创作经典这两者之间的因果辩证关系：

 

1、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女作家丁玲初入文坛，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为主人公，代表作是《沙菲女士日记》。专门描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这些小资产阶级女性的苦闷和挣扎。用她的话说，谈不上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而只是发泄一群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不满。

 

因为那时候，她没有深入群众，没有广泛深入社会，后来即便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想进一步开拓自己的创作领域，也只能在“谈恋爱讲朋友”这类儿女情长的范围内打转转，同时加一点革命的东西，生硬地凑成作品。连她自己也觉得这样的作品自然不会有什么生命力。

 

丁玲的爱人胡也频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以后，她切实感觉到不能仅仅作为革命的同路人，而必须参加共产党，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进行真正的战斗。这样她提出了到江西革命根据地去的要求，只是当时由于白区文化战线斗争的需要，没能立即批准她的这一要求。在她主编的党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上，她也意识到并主张文学创作“用大众做主人”，要求作家不能脱离大众，应替大众说话，她当时也以自己的文学作品来清算“革命与恋爱”的主题。然而，实际上，她的作品如中篇小说《水》等，虽说也描写了劳苦大众的觉悟和斗争，主人公的形象塑造上还是缺乏个性特点，离艺术典型差距较大，不够丰满，没有栩栩如生的描写。主要是缺乏对工农大众的实际了解，没有深入到工农大众中去，没有亲眼目睹和感受如火如荼的工农革命斗争。

 

真正将自己主人公转到工农大众这方面来，真正血肉丰满地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是她到了延安以后深入工农兵生活中去，尤其是她1942年在延安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更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更坚定了为工农兵写作的信心。丁玲说：毛主席在《讲话》中提到“许多重大问题，根本问题”，“每个问题都说得那样透彻、明确、周全，我感到十分亲切、中肯”，“我很情愿在整风中痛痛快快地洗一个澡，然后轻装上阵，以利再战”。她希望“共产党员作家最好是先改进过去的读书方法，和能接近群众生活”。她深入到安塞难民纺织厂，为写厂史搜集素材。在麻塔村，她和长期患病的老太婆同睡一条炕，常常谈到深夜。当时毛主席得知后，特地称赞丁玲能和群众交心。

 

解放战争期间的1946年，为配合中共中央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地改革的伟大斗争，丁玲到河北涿鹿县温泉屯参加土地改革。1947年又到行唐县参加土改复查工作，然后到石家庄附近的宋村领导土改斗争。根据她亲身参加土改的经历，她创作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作品全面描写一个村子土地改革的全过程，从发动贫困农民斗争恶霸地主到分配土地等胜利果实，再到农民参军保卫胜利。和她以前的作品《水》比较，在这部作品中，丁玲在描写人民大众时，虽然写了几十个贫雇农和中农，但再也不只是群体的雕像，而是充满性格特点的生动形象。如党支部书记张裕民、农会主任程仁，还有土改工作组组长文采等，无不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连几个地主分子，也写得各有特点。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被称作史诗式的作品，荣获1951年斯大林文艺奖。这部作品的成功，得力于丁玲在延安时深入群众生活的丰富积累，和思想感情的更加贴近大众。在温泉屯参加土改，丁玲只住了20天，依依惜别之际，她觉得自己身上突然“发生了一种异样的感情，我好像一下就懂得了许多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性情，他们同我”“老早就有了很深的交情，他们是在我的脑子中生了根的人”，“原来熔化在土地改革斗争熔炉里的全心全意，现在堕入另一种燃烧中”。

 

由此可知，丁玲后期已从反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为反映工农大众作为主人公的，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创作上取得丰硕成果，留下来脍炙人口经久不衰的经典作品。

 

2、赵树理是一个具有新颖独创、大众风格的作家，他的文学创作是从20世纪20 年代末开始的，他的成名作有《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李家庄变迁》。

 

他在成名前，已经相当成熟，因为他在政治、思想、生活各个方面都已做过相当准备。

 

《小二黑结婚》写的是一个农村中的青年男女恋爱的故事。小二黑是一个年轻勤劳的农民，和一个俊俏的农家姑娘小芹相好，却受到封建思想严重的双方长辈的阻碍。村里的恶霸企图诬告他俩，双双将他俩擒拿。但小二黑没有胆怯，经过斗争得到自由恋爱的权利。讴歌了反封建求解放新社会制度的胜利。赵树理在这篇小说中，不但成功的塑造了小二黑小芹等正面人物的形象，而且生动地塑造了二孔明、三仙姑、金旺兄弟等被讽刺被批判人物的形象。

 

《李有才板话》正面展开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争，斗争围绕在改选村政权与减租两个问题上。描写老地主阎恆元的老奸巨猾的性格，热情歌颂了坚持民主正义的农民歌手李有才，用快板书的形式戳穿地主老财的假面，不怕被打击、分化、收买，重新组织农救会，发动群众斗争，改组村政权。写出了斗争的曲折复杂，写出了农村的各种人物，笔调轻松幽默，同时又那么严肃热情，揭露了社会黑暗一面，也弘扬了新社会的进步和光明。

 

《李家庄的变迁》也是写农民与豪绅地主之间的斗争，而且这一斗争范围更广，过程更长、更激烈、更残酷。虽然只写一个村子的事情，但却衬托了当时十多年山西政治的背景，涉及了抗战期间山西发生的许多事件，包含了历史和现实的政治内容。

 

赵树理在处理人物方面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明确地表示和他的人物之间的一定关系，他的立场感情是站在农民方面，是他们中间的一员，而不是以旁观者的态度高高在上客观地观察和描写他们。这也就是他创作上的群众观点，是他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现实主义方法使然。因为他对于群众的生活很熟悉，他要写出为人民大众看得懂的作品，他要改变当时文艺跟人民大众脱离状态，努力实践毛主席的文艺方针。

 

当然，赵树理创作文学作品的大众化是有其一定的社会群众基础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闹革命，群众翻身做主人，有了工人农民士兵这些新翻身的群众，成为大众文学产生的社会基础，也是产生赵树理这样大众化作家的土壤环境。当时抗日根据地的环境是他成长的条件，他在太行山革命根据地接受党的教育，深入群众之中，跟广大农民一起战斗共同生活，跟农民群众保持天然的血肉联系，热爱民间文学，喜爱各种文艺形式，讲究实际，追求先进思想文化，从而能够遵循毛泽东文艺思想，成就一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欢迎的作家。

 

赵树理是一位公认的农民作家:他有农民的打扮，农民的生活习惯，深知农民，是做农活的好手。他几十年保持着跟农民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习惯，在农村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体会群众的甘苦。他认为为人民群众的文学创作离不开两个“感动”：先是作家从生活中受到“感动”，然后是作家用作品去“感动”别人；前一个感动是更基本的东西，没有前一个感动，很难有第二个感动。这就突出了作家深入生活从生活中去感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3、被称为毛泽东文艺路线不屈不饶的实践者，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的中国著名作家柳青，其代表作有：以反映陕北解放区农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种谷记》；以反映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周恩来等领袖人物光辉形象，表现领袖和人民群众之间的亲密关系，同时表现了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蕴藏着极其伟大力量的主题；有反映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史诗性作品《创业史》，这部作品是柳青长期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广阔而深刻地描写我国农村改变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表现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变化过程，塑造了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反映了公有制代替私有制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柳青一贯坚持深入生活，刻苦创作。他反复强调“生活是创作的基础”，“六十年一个单元”，“三个学校”（生活学校、政治学校、艺术学校）；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这既是他的经验之谈，又是他的生活和创作道路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他几十年坚定不移地执行毛泽东文艺思想路线，他的生活与创作道路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提供了宝贵经验。

 

柳青是一个在创作上不知满足的作家，他知道：只有到群众中去，才能找到创作的活水源，才能找到滋养自己的思想和艺术的维生素。他说：“生活是作家的大学校，生活培养作家，锻炼作家和改造作家。在生活里，学徒可变大师，离开了生活，大师也可变能成匠人。”

 

柳青选择了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作为自己的生活基地，把全家也搬到那里去落户。当时住的是一座破庙改建成的房子，他家的生活水平跟当地农民差不多，过着清苦的生活。在皇甫村一住就是十四年。他把出版这部书的数万元稿酬全部捐给他所在的农村人民公社集体企业。他穿着随便，夏天戴草帽；冬天戴毡帽；上身是中式的对襟布褂，脚穿纳底布鞋；剃光了头，蓄两撇小胡子，看上去活像个庄稼汉，以至于他到城里旅馆开会，服务员不让他上电梯，没把他当作来开会的干部。

 

其实他长年担任长安县委副书记的工作，经常拄着一根打狗棍，到各村奔波。他不是群众斗争的局外人，而是全心全意地投入斗争。在斗争中，同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人们亲切地叫他“柳书记”，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心事都去找他谈，请他帮忙。种瓜的瓜，种豆得豆，人民和生活并没有吝惜给柳青以应有的报偿。在人民的哺育和滋养下，经过几年紧张艰辛、呕心沥血的劳动，柳青终于写出了《创业史》（第一部），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所引起的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激烈变化；以气势的磅礴，描写的细腻，思想的深邃，对人物性格的生动刻画，特别是对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型农民形象——梁生宝的塑造，赢得了广泛的重视和赞扬，被称为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史诗。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是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作家深入生活，创作文学精品，是在解决为什么人服务的前提下，如何解决服务的方式方法问题。只有深入人民群众才能熟悉人民群众生活，才能写出反映人民群众的作品。倘若不深入生活对人民的生活习惯思想行为不了解，是无法表现人民群众的文学形象的，也就谈不上为人民群众服务。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讲话》，感觉文艺工深入生活和人民群众相结合是实现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关键。没有这一条，什么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塑造普通劳动者形象，反映社会底层社会环境状态，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文学界有许多作家已忽视了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学习，不再遵照毛主席《讲话》精神，不但不深入生活，反而认为文艺家跟工农群众相结合会泯灭作家的创作个性。他们抨击解放区文艺是农民文艺，既狭窄又单调，只有下里巴人，没有阳春白雪。他们要同革命文艺革命传统实行决裂。他们以自我为中心，把所谓个性解放作为天底下最重要的事情，至于工农解放不解放与他们无关痛痒。他们写的作品反映的是一部分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的富裕生活，他们创作了大量的所谓揭露和批判文革的伤痕文学。所以，他们不是深不深入人民群众生活的问题，而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是根本不去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的阶级立场问题和思想原则问题。

 

纵观解放区文学的几个作家们深入工农群众生活，创作许多拥有亿万读者，深受广大人民喜爱的文学经典，使我们进一步懂得：要创作出反映人民群众所需要能够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文学作品，就要永远遵照毛泽东文艺思想，跟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跟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深入人民群众之中，做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意愿，反映人民群众的苦难和抗争，才能创作出二十一世纪的新的革命经典，开拓繁荣新世纪无产阶级文学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