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歌、信仰与精神
红歌在重庆响起，这红色的精灵呵，在中国大地上卷起大众希望的狂飙。
旧文化中的人们在呻吟，唱红是“劳民伤财”；他们度君子之量而指责，这是“个人的政治博弈”；他们危言耸听而挑拨：“一方民众很可能成为博弈者谋求政治利益的工具和牺牲品。”
这些旧文化中的人们啊，始终没有走出晚明党争的局限，始终没有脱离民国末日的衰气。难怪他们不能够理解毛泽东，他们所赖以生存的仕文化与新生的大众文化正处于否定之否定的重要时刻，这就是现代中国政治演变的本质。
一）因为他代表了大众文化所以他是我们的神
我们说毛泽东，是神而神不能。在民族承受苦难的时代――自晚明至于民国，有多少仁人志士献身于民族的复兴而功败垂成。明末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他们反抗不能，甚至写史留待后人也不能，只能满腔绝望地苦度一生；晚清的曾国藩、左宗堂、李鸿章，他们仅仅完成了护教卫道却也保护了一个异族政权，除此外销声匿迹；清末民初的康有为、严复、孙中山，无论他们对大同社会、天下为公怀有多么壮烈的献身热情，最终不过是历史中踉跄的过客。
我们说毛泽东，是神而神不能。毛泽东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其实俱往矣的何止是风流人物，而是承载着他们的旧文化――仕文化。仕文化三千年，又有谁能够破其躯壳而导引出大众文化？吴虞、巴金勇敢地向孔子学说的血亲观发出挑战，只留下数则堂－吉诃德式的笑谈；胡适、李慎之想告别中国文化，消失的不过是他们自己孤独的身影；茅于轼、辛子陵自以为明白了普世价值，也不过是旧世界的孤臣孽子。
唯有毛泽东，是毛泽东领导建立了一个以劳动大众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唯有毛泽东，是毛泽东领导倡导了以工农意识为主体的大众文化。三千年人类话语中的人与神，无出毛泽东之右者。毛泽东之伟大并不在于他的功业与人格，而在于他的伟大的思想，这个思想是人类思想的巅峰，是目前最接近终极精神的信念。
是神即在融合于大自然。正如前面章节中笔者说到的，中国的仕文化是“为”文化，即“伪”文化，即“人”“为”文化，当人类不断实现自身的解放，这种来自外在和预设的“为”文化渐渐显现其悖逆于社会自然属性的特性，例如1944年，有这样的一些人面对人民民主大革命的形势，他们不能够从明末的农民起义中去感受社会的自然演变，却钟情于面临复巢的晚明党争；又如同当代的一些人，在面对社会主义中国步步走向胜利的态势，不能够以之明白社会进步的自然规律，却钟情于欧美正在衰败的文化。
中国人是一定要走出仕文化的，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当今之世，仕文化仅仅只是社会自然演变的一个阶段的挽歌。中国旧社会的基本构成是皇权和民权，仕权只是依附性的派生文化，当皇权崩溃，仕权必须有所抉择――或者殉葬于皇帝们，或者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挽歌已将唱尽，新生之路有待抉择。近代中国仕文化的异类悲剧还在于，一些知识分子寻找中国体系之外的力量，妄论“普世价值”，即不能服务于人民政权，也不愿意成为人民的一员，这种魂不附体的悲壮或者只是仕文化的绝唱。
仕文化化为异议，这种悖逆于社会自然属性的行为即不能得到人民的赞成，同样不能得到西方进步文化的支撑。事实上我们看到的一些自由主义学者所引用的西方理论常常是与这些理论的实质相违背的，例如胡适大谈自由主义却不愿意阐述自由来自自律；李慎之大谈自由主义却不能有社会责任的担当；茅于轼大谈自由主义却不愿意正视当代中国的人性等等，有时候不能不令人怜悯那些藏身于复巢中吱吱呀呀的乌鸦。
毛泽东所倡导的大众文化是中国模式的本质，大众文化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仕文化在当代的热烈表演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伟大。毛泽东是神，就在于他为之献身的大众文化，文化大革命就是大众文化开天辟地的壮举。政治是变化的而文化长存，只有神才能具有如同大自然之不竭的生命力，当毛泽东举起大众文化的旗帜，也就如同社会自然属性的永恒，昭示着过去、现在和未来。
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所以他是我们的堡垒
显然我们比马丁－路德时代的人们要幸运得多了，虽然当代的工人和农民承受了许多磨难，但是我们毕竟拥有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保障，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毛泽东思想作为精神力量，我们擎起了毛泽东旗帜的神圣。宪法可能被篡改，但是神是永恒的。
我们可以从西方文化的质变来感受中华文化的这一次质变，马丁－路德面对旧世界的审判毫不畏惧，他感受着神的力量勇敢地唱响他心中的歌：
“我神乃是万能的堡垒，永不腐朽永远坚固；即便致命的危难密布四围，我们也能够得到堡垒的保护。
那些压迫我们的恶棍，仍然危害我们不息，他们诡计多端、狠心毒辣，以为世界上无人敢与他们为敌。。。
尽管世界充满鬼魅，想以威慑来榨取我们的血汗；可是我们并不信邪，神阐述的真理是我们达于胜利的信念。
黑暗的君王们如此狰狞，我们并不战兢，我轻蔑地看着它的怒气，旧文化的猖獗只是末日的呻吟，神的一言就使它毕露原形。。。”
马丁－路德的歌如同当代重庆唱响的红歌，伟大的德国诗人海涅以为这首歌是1521年路德进入沃姆斯城堡面对宗教审判时唱的歌，他这样评论：
“整个天主教堂因这首诗歌而战栗，所有的‘乌鸦’都吓得躲进钟塔上的窝巢里。这一首诗可说是宗教改革的马赛进行曲。”
我们因此能够感受毛泽东作为神的意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大众抵御旧势力复辟的堡垒，让我们也来欣赏那些因为重庆红歌而在个个窝巢里悲鸣的乌鸦，每一首红歌都是一阙马赛进行曲。
三）自然神的力量在于科学与理性
毛泽东的成功在于他确切地感受到了西方启蒙运动最基本的成就自然神观。他理解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写到：
“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
马克思写到：
“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
那些反对毛泽东的人，那些以西方价值为价值的人们，他们所推崇的信念正是“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第42卷）的假说。事实上，这些狂热地宣扬普世价值观的人们，是在最基本的观念上违背了西方的文化，例如对自然神观的背离，关于这一点，我们其实可以在那些自由主义者所崇拜的理论家的理论中读出。
如果追溯泛神论的源泉，应该来自中国的老子学说，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和亲近自然的思想与中国的老子思想有关”。康德的感觉事实上是自身的体会，因为从斯宾诺莎、莱不尼茨、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构成一条泛神论――自然神论的思想之链。
而我们重视斯宾诺莎这个环节，因为他主张的泛神论――自然神论是西方思想解放的起点之一。斯宾诺莎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本性是要自我保存并且因此祈求至善，对至善的祈求意味着心灵与自然的统一，也就进入了自然神的世界。斯宾诺莎认为唯有遵从自然法则，人才能获得相对的自由，不能获得自由的原因仅仅只是因为内心的种种欲望与自然不和谐。当我们体察存在的必然性，也就能够理解整个大自然。
当然我们很容易看出，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其实只是一些无法约束心灵以求得与自然统一的人们，既然不能理解存在的自然的特性，也就是无法遵从自然法则，获得自由的愿望也就如同梦魇。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无不崇拜《论美国的民主》的托克维尔了，因为1833年托克维尔就“始终专注的一个思想”，他认为“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而1848年，当托克维尔为《论美国的民主》写第十二版序的时候，他写到他的这本书的“每一页都在向人们庄严宣告：社会正在改变面貌，人类正在改变处境，新的际遇即将到来。”
我们可以在托克维尔的民主论中看到中国自由主义者对民主歪曲。关于民主的论证，或者可以托克维尔的理论作为起点，而福山的终结论则是终点。在这个兴衰过程中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应该说在托克维尔的理论中揭示了重要的的两点：
其一、即人的平等，托克维尔写到：“身分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
问题即在于，这种“天意”至少在中国并不能实现，当人们推翻皇权之后，人们几乎忘记了仕权和民权之间的区别。那个生存于皇权和民权之间的承上启下的阶层开始活跃起来，盛气凌人地代言民主，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不免令人恻目，于是有了精英民主与大众民主的分野。
其二、民主是大众民主。托克维尔预言：“认为已经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国王的民主会在资产者和有钱人面前退却，岂非异想！”
在这个预言中，托克维尔事实上在精英民主与大众民主之间划一条界限，对于中国人来说，从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至少从文革和文革的前后史说，这一条界限几乎就是一条鸿沟。对于个人来说，皈从于精英民主或者是大众民主有一个选择；而对于精英民主和大众民主，其实泾渭分明，这个判别就在于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托克维尔高声呼喊着的就是大众民主，因此他能够充满信心地说：“在民主已经成长得如此强大，而其敌对者已经变得如此软弱的今天，民主岂能止步不前！”
托克维尔似乎看到了中国皇权对民主的阻挠，似乎也看到了中国仕权对民主的垄断，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充满信心地评论：
“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
当然，他在这里说到的人只能是社会大众，而不是耽于明末党争中的那些仕子，于是托克维尔高声呐喊：
“以为一个源远流长的社会运动能被一代人的努力所阻止，岂非愚蠢！”
在中国，这里的“一代人”指的就是那些精英民主的主张者，或者说是所谓“普世价值”的主张者，也就是企图凌迟大众民主的那一群人。
还可以看一看中国自由主义者最为崇拜的哈耶克，他对民主的认识也不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那一套。哈耶克是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自发秩序理论的创始人，他把自己的理论归纳于老子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认为是自发秩序理论的经典表述。
哈耶克是讲自由的，但是他说的是社会大众的自由，而不是局部的自由—例如精英或仕子的自由。哈耶克认为自由社会的制度不是人们有意设计的社会制度，自由制度的形成是社会大众竞争、作用的结果。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企图以外来的普世价值来干扰中国社会的自然演变，这是一个多么有悖理性的恶作剧。
四）自然神的崇拜体现于个人的自觉、自律和自为
所谓“神”，就本质而言就是崇拜者的自觉、自律和自为，“神”作为大众文化的传递，因此促进的和谐致善。正是根据这一个理解，笔者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倪萍的发言与大众的意识》，笔者认为倪萍与李承鹏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倪萍懂得自律，作为一个名主持人有接触许多社会普遍现象的优势，但是并不能无所不懂，为大众的利益负责，自己不明白的就不要乱说；而李承鹏崇尚他律，不管自己懂还是不懂，都把铲除他人作为自己的神圣。
笔者的《重建毛泽东崇拜》就是企图告诉大家，我们的社会有一个崇高的精神追求，以此建立人的自觉，改变仕文化的“人为”为每一个人的“自为”。如果不能自觉、自为、自律，总是希望人为、他律，无非只是一个结果：或者是我压迫你，否则就是你压迫我。如果如此，我们所看到的重庆模式也将如同王安石的青苗法、朱熹和社仓法一样昙花一现。数年前笔者写过一篇《捧出我们的圣经》，写出的就是红歌的内在意义，是把毛泽东返回神的感悟。录之：
《捧出我们的圣经》
数日间读《孟子》，也写了4节关于义理的笔记，发在强国的博客上。所谓“义”，说明白了就是现代人的修养与信仰。无论是大义凛然、义薄云天还是舍生取义，都是修养与信仰的表现。我们的民族有着极其丰富的“义”文化，尤其是乱世，出门靠朋友以至于桃园三结义，是社会反抗恶势力，维护群体生存的底线。
现代中国经历信仰缺失、道德危机的时期。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社会精英们在自身迷乱的情况下，为社会带来混乱。于是人们呼唤道德，呼唤信仰，呼唤在经济发展的时期有一个保证社会公正，保障民生的文明。
笔者读《孟子》，也强烈地感受到古人对于维护社会道德和信仰所作的努力。
偶然，翻看报纸，看到一篇《穿越时空的心灵映照》，登在《人民日报――文艺纵横》上，这是一篇为影视片《诺尔曼－白求恩》作介绍的文章。
影片导演这样说到：“从我最初拿到剧本，开始读白求恩的传记，到拍摄、做后期，再到现在做宣传的这个过程中，这个人物的伟大魄力在不断地征服着我，我就象谈了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久久难以从中抽离出来。”
从遣词用句上看，导演的年龄应该不大。在年青一代中能够听到这样的感动，不能不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未来高兴。正如导演所言：“为什么白求恩就不能成为当代青年的另一个偶象？”这句话虽然也隐含着对现代青年思想倾向的一种忧虑，同时也提出了我们社会必须关注的问题。
“尊敬他，如一个英雄；爱他，如自己的兄弟；追随他，如人生的楷模。”――说得多好；
“让我们把利润、私人经济利益从医务界里取消，把贪得无厌的人从我们的职业中清除。让我们把靠自己的同胞的痛苦发财当作可耻的事。”――此言直率、明快，可为时代的一个标识。
《纪念白求恩》是毛泽东写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和《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并列为“老三篇”，不仅家喻户晓，尽人皆知，许多人还能倒背如流。
老一代人的生活虽然贫困，但是精神状态是极其饱满的，因为有信仰，因为从小我走向大我。正如《纪念白求恩》里说到的：“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我们的民族有崇高的信仰，我们的人民有明确的精神追求，暂时的失落并不能改变我们的文明。笔者常常觉得，曾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新五篇（老三篇加上《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我们的圣经。
呼唤我们的信仰，忠诚于我们的信仰，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必须建立我们的精神、道德体系。
壶公评论写于2006-08
壶公评论2011－08写于麒麟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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