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毛泽东的研究在时间上比鲁迅稍微晚一点，是从“文革”中生平第一次在毛泽东于1966年11月10日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在长安街零距离见到毛泽东以后开始的。同样的方法，开始收集有关毛泽东的文字资料：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语录（中英文版）、国内外名人士回忆录、国家正式出版的书信、毛泽东书法影印本、毛泽东诗词版本等。文革以后出版了不少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书刊，我只是阅读，一本也没有收藏；原因是这些都是“无法查证核实的一家之言”，只能参考，不能轻信。他们尽管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也无非是看见听见了一点这样那样的事和话而已；这些“身边人”的解读未必正确；我相信苏东坡那句话：“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这一类书，我的原则是事实不符基本可信（我相信这些被毛泽东亲自哺育的人不会是犹大），至于怎么看这些事，还得由我自己去判断，作出我自己的结论，这才是靠得住的。
文革以后，毛泽东从一个伟大的领袖变成了一个不仅有争议，而且受到许多非议的人物；甚至有一部分人一叶障目，对毛泽东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更奇怪的是，这种争议、非议、否定不是来自西方敌人，而是来自他领导创造并赖以建立的新中国！想当年，蒋委员长出25万大洋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头；几百万军队围剿也没有奈何毛泽东；而坐在毛泽东打下的江山，享受着毛泽东积攒下的基业的一些人却在指手画脚，吐沫横飞的说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这好像小时候看一个外国的寓言故事说：一个母亲含辛茹苦，受尽白眼、凌辱，养育了五六个孩子；孩子长大了，有钱了，反而抱怨小时候母亲没有让他们吃饱穿暖，有时候还打过他们，有一个小弟弟还饿死了。寓言最后问读者：这个母亲是不是养了一群白眼狼？
鲁迅和毛泽东都是在黑暗中，在一文一武二条不同战线上寻找和追求光明的伟大战士；“我以我血荐轩辕”，“一唱雄鸡天下白”，他们的不懈努力终于迎来了这一天：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今天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守业不成无非是一个败家子；创业不成是要掉脑袋的。守业者对创业者指指点点、吹毛求疵、说三道四，总有一点不忠不孝之嫌！现在有许多人出于各种不同的心态喜欢对历史做假设，假设这样，假设那样都会更好，其实是很幼稚可笑的。历史就是历史，假设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只能对历史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从这种客观公正的评价中找到我们今后行动的计划和方案，这才是有出息有抱负有前途的民族。后来者继承了前辈的江山和福祉对前辈的错误也必须承担，把它作为前车之鉴，这也才是坐江山的游戏规则。就像法律一样，继承了财产，债务也得偿还；并购了公司，债务也得清算。这就是法制精神下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把错误尽归于人，把成绩尽归于己，是不是太不仗义了。
就满腹经纶而言，毛泽东本质上是一个文化人，一个知识分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乡村TEACHER。之所以信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本来没有路的地方闯出一条金光大道来也是吸取前车之鉴被逼出来的。而鲁迅先生把一管毛笔变成直插敌人心脏的“投枪匕首”可谓是无独有偶的异曲同工。毛泽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唤醒关在“铁屋子”里的中国人；鲁迅以“狂人”“阿Q”“华老栓”“祥林嫂”唤醒中国人的自信、自尊、自立、自强！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的胜利靠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决不是空穴来风。中国的一个文化人投笔从戎拿起了枪杆子，另一个文化人把笔杆子变成了枪杆子，他们一定会有许多共同点，不是吗！
一，他们都是谙熟中国历史的大家。要做一个称职的政治家，不谙熟中国历史最好趁早改行，否则一定会误国误民；政治家不谙熟自己民族的历史，就一定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要干什么和应该怎样干才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才会成为“顺之者昌”的那一拨人。要做一个文学家，不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也最好趁早改行，否则自己在写什么，要说什么也不知道，何以启人？就算浪得空名，顶多是一个空头文学家或者更等而下之的聊天文学家。因为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到各种各样的“新”的主义的演变，不了解历史，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主义，怎么知道自己的使命和任务呢！现在有许多作品（纸上的，网上的，胶片的）就是这样，什么主义也不是；硬要给它们戴上一个“主义”的帽子，那就是“趋利主义”。用茅盾先生的话说，这许多新的文学上的“主义”“思潮”，“实质上是用一件美丽的尸衣掩盖了还魂的僵尸而已”（茅盾：对一个公式的初步探讨》）！当今中国文学艺术表现出来的乱象，这件“尸衣”就是无原则，无理论根据，颠倒主次，一哄而起，人云亦云的所谓“多元化”。
毛泽东年轻时侯就非常喜欢读中国历史与文学。他的文章道德，他的诗词歌赋中饱含的历史文化含量与成就是谁也抹杀不了的铁证。毛泽东非常看重“咏史诗”，因为诗史就是历史。这可以从二个方面来认识：首先是在毛泽东喜爱的古代诗词中，“咏诗史”的比重非常大。毛泽东是一个博闻强记的奇人。他读过的诗词文章都能够随口背诵，有例可证。一次，历史学家周谷城应邀去中南海晤谈，兴致所致，吟诵起李商隐的七律《马嵬》诗来；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
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周谷城句赶句，联赶联，最后一联二句一时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毛泽东随口诵出为他补上：“如何四纪为天下，不及卢家有莫愁”。这尾联二句是全诗的核心所在。前三联是怀古，这尾联是喻今。所谓“古人不闻今时月，明月曾经照古人”乃是一切咏诗史的不二法门！这首诗的最后二句是说贵为“四纪天子”的唐玄宗哀叹自己和他钟爱的杨玉环为什么还不如一个普通农家莫愁女幸福？这就叫以史为镜。毛泽东圈阅过杨慎的《三岔驿》诗有这样二句：“朝见扬扬拥盖来，暮看寂寂回车去”。《红楼梦》里的《好了歌》与此异曲同工。咏史诗是古代诗人的必做题，因此也自然成为古代诗歌的主流之一。毛泽东也有“咏史诗”作品传世，比如相同题材的几首《贺新郎-读史》都是。毛泽东是一位书法家，他对咏史诗的喜爱还表现在手书古人的咏史诗上，他曾经手书过苏东坡等人的咏史诗词；他曾经手书李白的《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诗中的二句送他的女儿李敏：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这首诗严格的讲当然不能算是一首“咏史诗”。但是，我以为------
闲窥石镜清我心，谢公行处苍苔没。
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
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
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 等句也不是没有一点“史鉴”的意义和作用。
其次是读史。《二十四史》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中国历史典籍。它是从西汉司马迁开始，是2000多年来历朝著名的史学家精心编撰的纪传体史书合集，全书共3259卷，约4000万字；记叙了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明崇祯十七年长达4000多年里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等各个方面的人文事件，是我国最详尽、最权威的一部煌煌历史巨著。
毛泽东对《二十四史》钟爱有嘉。1952年，工作人员为毛主席添置了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此后，无论在京还是外出，无论健康还是生病，这部史书始终伴随着他。直到逝世之前，重病缠身的他还用颤抖的手在几册《晋书》的封面上分别记下了"1975.8”再阅、"1975.9再阅"、"一九七五、八"等阅读时间的字样。《二十四史》问世后，中国有根据证明其通读的人只有毛泽东一人。也可以完全肯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人。而且有的篇章是反复研读的。毛泽东所以能够胸怀宇宙，高瞻远瞩，把握时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其耕读二十四史的巨大受益是显而易见的。至于明清小说更是毛泽东烂熟于心的经典。在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章里，引用“四大名著”的例子俯拾皆是。“四大名著中”，除了《西游记》外，其它三部都是一部“艺术性的历史”。 以史为镜，不仅是毛泽东执政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也是毛泽东确立为人民服务执政观的核心动因。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少有的谙熟历史的大家。这一点在鲁迅的小说、杂文、日记、书信中都可以随处得到求证。鲁迅先生不单读正史，野史也读；杂史杂说也从不放过的。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对中国漫长和自己不曾生活经历过的过去有真正的了解。鲁迅诞生并生长在中国最复杂、最黑暗的时期：他诞生于1881年，太平天国失败才过去十七个年头，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已经打进中国；洋务运动方兴未艾，甲午海战以失败告终，清朝的投降派掀起了割地风潮，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此伏彼起。鲁迅有四个兄弟，他的父亲受当时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决定要在四个儿子中“派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做学问”，以便将来加入到改造中国社会的队伍中去做一点贡献，这便是鲁迅后来去了东洋学医的缘故（唐弢：《向鲁迅学习》）。日本仙台医专是鲁迅抱着“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鲁迅：《呐喊--自序》）开始了科学救国的抱负理想；此前，鲁迅已经通过严复、林纾等人的译著开始受到西方文明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面对这样的社会与国家命运，鲁迅先生认为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才能够做出一点点有益的事情。他从章太炎“劝治史学”悟出“一条益处，就是一治史学，就可以知道许多‘古已有之’的事”（鲁迅：《集外集拾遗--又是古已有之》），拿来“和现今的状况以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了（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四》），这就是以史为镜的大用处。于是，鲁迅先生益发觉得“读史，就可以觉悟中国之改革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鲁迅先生不仅写小说，写杂文，翻译外国的科学民主思想著作；他还根据国外发达国家最先进的科学思想结晶，向中国大众做推介工作；他写过《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编》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介绍世界科学家的各种发明；同时，向中国大众指出富国强兵不是可以靠“空喊”做到的；必须通过自己的行动与奋斗才能够实现；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多的是“空谈革命家”。这些成绩都是来自于鲁迅先生在洋务派办的“矿路学堂”学到了许多科学知识和接受了许多全新的科学民主观念的缘故。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用“吃人”二个字概括中国历史，指出中国需要改革的紧迫性，但是，真正改革的主力军是谁，鲁迅先生还没有十分的搞清楚。1964年，毛泽东在《贺新郎-读史》一词里说：“一篇读罢头飞雪，弹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数过客”，再一次揭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他们一前一后读史的心得正好是一问一答，前后呼应的。事实上，在写这首词的40多年前，毛泽东就已经搞清楚这个问题了。
二，从历史教训中分析问题，总结经验，然后结合实践寻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鲁迅与毛泽东非常相同的地方。毛泽东原先也是一个改良主义者，“请愿、*”都干过。鲁迅年轻时崇尚“进化论”，梦想走科学救国之路。从日本回来后，看到辛亥革命的失败，反动势力的复辟与嚣张，“城头变换大王旗”（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深感个人力量之脆弱，思想也曾处于困惑的低潮。“五四运动”，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鲁迅又开始了新的更有韧性的战斗，弃医从文，拿起了被史家称为“匕首和投枪”的武器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成为“向着敌人冲锋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和“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正如他自己剖析的：“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究不过是苍蝇”（鲁迅：《战士和苍蝇》）。鲁迅与瞿秋白的直接交往与接触，不顾自己在被国民党缉拿的险境中多次冒生命危险的代价掩护瞿秋白等革命家，是他坚信共产主义必胜的最好注释。
鲁迅与毛泽东原先都认为中国是可以改良的。后来，毛泽东悟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鲁迅也从满篇都是“吃人”的历史中明白了中国要“改革，最快的是火与剑”（鲁迅：《两地书》），“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鲁迅：《后记》）；他看清楚了“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鲁迅：《死地》），从而确信“中国和人类的未来，都寄托在你们身上”（鲁迅：《致毛主席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贺电》）。愿意当一名共产党领导下的“小兵”。
三，为文为诗，都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为人民呐喊与抗争，坚信胜利属于人民。毛泽东说“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进而“红旗卷起农奴戟”“粪土当年万户侯”，“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鲁迅有“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毛泽东说“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鲁迅说“我以我血荐轩辕”，同样的视死如归；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鲁迅主张“俯首甘为孺子牛”。毛泽东说“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鲁迅则“横眉冷对千夫指”，对敌人一样的坚决打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持久战》拨亮了革命人民心中之灯；《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警醒了民众麻木糊涂的心灵。一个是引导人民行动，一个是敦促民众觉醒。二人都坚信“一唱雄鸡天下白”“起看星斗正阑干”的胜利日子一定会到来！
瞿秋白是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中与鲁迅相处相知最密的人。鲁迅曾手书“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赠瞿秋白；瞿秋白则手书自己年轻时候，家道中落时写的一首诗回赠鲁迅，其中有这样二句：
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
瞿秋白在背面特别说明“这是年轻时代带有颓唐气息的旧体诗”，推心置腹，坦诚相见，足见他们之间的友谊与相知何其深远。瞿秋白这样分析评价鲁迅：他是“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从士绅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先生与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如李大钊、陈延年、李立三等都曾有比较亲密的交往；这对于鲁迅后期的作品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毛泽东：《论鲁迅精神》）具有重要影响和促进作用。
鲁迅生前虽然与毛泽东没有见过面，但是对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人民革命神交已久，心向往之。1938年，在鲁迅的最后日子里，忽然接到一封攻击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挑拨鲁迅与共产党的关系的信，鲁迅一看就知道那是“托派”的鬼伎，针锋相对的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予以驳斥，并对毛泽东领导的抗日主张表明坚决拥护的态度：“那些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二流血奋斗者，我得因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摘自：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四，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卓越贡献无人可比。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这个当代文化文学运动史上划时代的纲领；对这个当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具有无可比拟的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讲话》以后，中国文学艺术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报告文学、美术、木刻、摄影诸方面都有划时代的进步发展并取得了辉煌业绩；并与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打倒“蒋家王朝”，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程中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成功靠的是“二杆子”：枪和笔，是非常正确的。关于解放区的文化和文学艺术工作，毛泽东有许多经典文章与训导。比如《反对本本主义》《反对自由主义》《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学习与时局》《整顿当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电影事业也是在毛泽东的《讲话》发表后在夏衍等人的领导下，以前苏联为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独立、完整的制片生产基地”为主要目标的体制建设任务；结束了 “明星”、“联华”、“天一”三大公司构成的三足鼎立局面，对推动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巨大的精神教化作用。在讲话的雨露滋养下，产生了一大批教育几代人的伟大作家和作品（包括改编的影视作品）。
毛泽东在《讲话》中突出强调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解放后，丁玲提出“到群众中去安家落户”。丁玲、艾青、柯仲平、欧阳山、沙汀、艾芜、杨朔、田间、何其芳这些人在二、三十年的就出名的老作家也受到《讲话》的鼓舞、启发，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讲话》以后崛起的一代代作家，诸如赵树理、孙犁、梁斌、柳青、马加、雷加、秦兆阳、康濯、贺敬之、郭小川、李季、巍巍、胡可、柯岗、白刃、沈西蒙、杜鹏程等更是群星璀璨，覆盖小说、诗歌、戏剧、理论照亮了中国文学艺术的朗朗天空。丁玲、赵树理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其中，巍巍、贺敬之、雷加等至今仍然活跃在文学艺术的舞台上。
鲁迅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可以分为个五方面：
1、鲁迅作品（著作和译著）。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以他深邃独到的眼光对中国漫长文化史中的重头戏小说进行了前人所未道的处女性评估。其工作之浩繁，资料之翔实，内容之丰富至今也未有过者。其中对中国小说宝塔尖顶的《红楼梦》之剖析更是令人叹为观止。《阿Q正传》《狂人日记》《药》《孔乙己》《祝福》《纪念刘和珍君》以及《呐喊》《彷徨》中的其他作品都可以当做历史小说去读。鲁迅的译著从科学到文学、文论都有，范围相当广泛；这在中国的译著家中也是不多见的。因为译著而涉及的有关翻译的理论与实践，至今依然值得我们在实践中学习和研究。《小约翰》《死魂灵》都是译界之大手笔。十八卷近800万字的《鲁迅全集》就是一个不争的证明。
2、办刊物。种花卉作物离不开土壤，发展促进推动文学艺术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办刊物。鲁迅不仅领导、支持“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及刊物；自己也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通过它们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鲁迅办刊物非常认真，就拿图书刊物的插图来说，也是选用当时最优秀的艺术家的作品，包括请国外艺术家亲赐力作。三十年前，我在一篇《漫话插图》（《耕耘集》1981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章里专门介绍过鲁迅先生在这方面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鲁迅先生在评介亚历克舍夫为高尔基的《母亲》所作的插图是这样写道，‘这些插图生动、有力、活化了全书的神采’”；“关于插图，四年来找遍了，没有得到，现写了一封给毕斯克列夫的信，向自己征求，但托人在莫斯科打听他的地址，却没有得到。今天，我到此地的专门学校去查，。。。没有毕氏的”；“毕斯克列夫是有名的木刻家，刻有《铁流》的图若干幅，闻名已久了，寻求他的作品，是想插在译本里面，而可惜得不到”。鲁迅先生认为，“优秀的插图能够使读者看了之后，‘发生感动，造成精神上的影响’”；我还进一步列举了“谢洛夫、拉吉昂诺夫、施马里诺夫、鲁达科夫、特尔沙、哈尔沙克这样一些绘画大师为托尔斯泰的三部曲所作的插图；库克雷尼克赛为契科夫的《外套》所作的插图，都与他们自己的大制作名画一样被世人称颂不已”。
鲁迅常叹搞翻译的年轻人太少，而积极领导和支持《未名社》的成立。并把自己译的《出了象牙质塔》打头炮鼓舞士气。从编辑、修改、校对、印刷、装潢，出版、发行鲁迅都一一亲为；无不希望它成为一片沃土，并从中生长出许多佳花来。《未名社》的全班人马有：鲁迅、曹华、韦素园、韦丛芜、靑君、李霁野，都是很有分量的年轻译家。其中最有成就的当属曹靖华；他翻译过《契科夫戏剧集》、绥拉菲莫为奇的《铁流》、卡达耶夫、西蒙诺夫、小托尔斯泰、斐定的作品，是俄苏文学作品的主要翻译家之一。《未名社》是国民党文化围剿的重点对象之一。
3、支持革命文艺工作，培养年青文学艺术工。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的时候也是他培养年轻的旺盛时期。鲁迅非常珍惜时间，他有一句名言：“无端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杀”。但是，年轻人来请教他，或者请他修改文章，或者请他帮助发表作品时，他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左翼青年作家柔石、殷夫等“龙华五烈士”的牺牲对鲁迅的打击很大，也更坚定了鲁迅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决心。在《为了忘却的纪念》里的“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就是指这五个青年左翼作家被害而要继续战斗。鲁迅热爱青年，关心青年，帮助青年，哪怕有时候被他们所误解也在所不辞。因为他相信“种牡丹者得花，种蒺藜者得刺”（鲁迅：《而已集--答有恒先生》）。虽然年轻人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他相信“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美，固然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鲁迅：《坟--完美现在应该这样做父亲》），这是何等伟大的牺牲精神。中国的后期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中，有许多都受益于鲁迅。延安时期有一个“抗大”还有一个就是“鲁艺”。“鲁艺”为抗战胜利做出积极的贡献，也对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鲁迅先生最可贵之处是对于革命的文学青年，不管是否认识，有过交往没有，都是一视同仁的予以指导和帮助；有时候还有为了帮助出版他们的作品跑路，甚至垫付制版费或者的版税。这样的事，中国现当代老一辈作家中也难觅第二人。
4、介绍外国先进文化和。鲁迅先生早期是一个进化论者，在日本时又受维新思想影响，因此，介绍外国的先进文化是顺理成章的事。前面说过，鲁迅自己亲力亲为的译著数量就不少，范围广泛：小说、诗歌、文艺理论、美术、木刻、著名文学家艺术家介绍。另一方面就是帮助年轻翻译家出版译著。以俄罗斯、前苏联为主，英法德，日本、印度、匈牙利也有。我在这里援引一个小故事来说明鲁迅在这方面所作的工作是多么细致周详：“1931年的某一天，东邻有人家搬走了，她照往常习惯（注1），仍然领着孩子去玩，回来时手里带着一本人家遗留的破书，准备给小孩子玩。鲁迅接过来一看，是一本《夏娃日记》，那精美的莱勒孚的五十多幅插图和原马克-吐温的笔调，迷住了鲁迅，爱不释手的翻了又翻，看个不完，后来托人翻译了全书。”（许广平：《鲁迅回忆录》）。鲁迅对介绍和推广优秀文化、先进文化是不遗余力的；故而有朋友送他一个雅号：“好事之徒”。
中国的木刻艺术，可以不夸张的说，没有鲁迅，就没有今天中国的木刻艺术。鲁迅先生的《写在黑夜里》《且介亭：<木刻纪程小引>》等文章专门记叙中国木刻艺术在黑暗中抗争发展的事。对于中国的木刻的前途，鲁迅指出了二条路：“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万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鲁迅：《木刻纪程小引》）。新中国建国十周年的时候，著名木刻家李桦和邓力群写了一个小册子《建国十年来的版画》，力陈版画是一朵艺术百花园里的奇葩，其中当然少不了鲁迅先生的功劳。李桦先生有一幅木刻，题目就是“鲁迅先生在‘木刻讲习所’”；那个时候有鲁迅先生支持的“铁木艺术社”是一个为中国木刻艺术发展贡献不小的团体。鲁迅先生的《木刻纪程小引》就是用这个铁木艺术社的名誉发表的。
革新和继承，创新和借鉴是对立的统一。鲁迅先生在介绍外国文化的时候把这个关系拿捏得非常准确、平衡：有用的一个也不能不少；没有用的一个也不能留。对于“无用也无害”的古董，他主张存放起来作观赏之用，决不任意毁掉。《拿来主义》是鲁迅先生对待文化遗产的基本态度。这个态度是复古派或者未来派，或者莫名其妙的后现代派不能同日而语的。鲁迅先生认为凡是对“今天”开不出“药方”的主义和理论都是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
本世纪一开年，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其中就有一个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认为这是在新形势下继承发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鲁迅先生高举的新文化运动旗帜的创新思维，是有根之木，是源头活水！最近，国家又提出要坚持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毛泽东六十一年前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的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关于“杂文时代”“鲁迅笔法”的问题，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得非常清楚，理论上已经解决了。什么是新文化？或者什么是新文化的方向？这与创作方法是没有关系的；所谓新文化的方向，实际上仍然是一个解决“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
鲁迅是生活在一个黑暗的有生命危险的时代。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的批评也用不着用“曲笔”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批评的方式只有或者只能是直来直去的白开水。批评，是一种艺术；争鸣，也是一种艺术，艺术，总是要讲一点“艺术”的。
说来说去，究竟什么是“新文化”呢？毛泽东在《论鲁迅精神》中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鲁迅精神”。什么是“鲁迅精神”呢？毛泽东分析了三个要素：1，政治远见；2，斗争精神；3，牺牲精神。我坚信，在今天及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新文化仍然需要坚持这三种精神！或者换一个角度看，当下我们充斥“三俗”的文化现象，不正是缺乏这三种精神所致的吗！
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产品，一种精神现象；文化，是用来鼓舞人前进的，是强心针，不是麻醉剂。文化，是要讲一点精神的！没有一种精神，不能算是文化，更不是“新”文化。“百花奖”“金鸡奖”“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中的不少作品，都缺乏这三种精神中的某些部分；“华表奖”的作品虽然基本上都透着这三种精神，但是，艺术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要把华表奖真正办成中国影视艺术名副其实的最高奖。
至今，中国没有人能够超越鲁迅。因此，鲁迅并没有过时，“鲁迅精神”依然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
五，伟大的人格魅力。一个人从骚动于母腹到来到这个世界上，再到化为泥土中的一点点养分无非做二件事：做人和做事（包括做学问）。生生息息，没有例外。察其所做之事，也能够知道他是怎样做人的。所谓做人，说得哲学一点，就是人格怎么样。
毛泽东与鲁迅在做人上也有非常相似的地方。32岁的毛泽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22岁的鲁迅明确表白“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毛泽东为了人民能够得到更多一点的休养生息时间，不顾自己的安危，毅然决定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鲁迅先生在已经被国民党列入暗杀黑名单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参加“杨杏佛追悼会”，仍然接受瞿秋白夫妇躲避国民党的追捕提供帮助。毛泽东被国民党悬赏25万大洋取其人头；鲁迅先生经常接到国民党或者“托派”分子的威胁信件，并被列入随时拘捕或者暗杀的黑名单。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一生的奋斗目标和执政理念；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以笔带枪战斗一生的信条。毛泽东身在解放区为全国人民翻身做主打天下；鲁迅在国统区的“长夜和刀丛”中为全国人民治疗精神的创伤（注）。毛岸英从苏联回来，毛泽东要求他去农村参加土地革命向农民学习，回来后又第一个送他走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鲁迅教育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能够做宝塔的尖顶或者芬芳的鲜花固然好，如果不能，就做那成就宝塔和鲜花的泥土，万不可去做空头革命家、文学家、艺术家害人害己。新中国的建立，解放了四万万人民当家作主；鲁迅的著作唤醒了无数的中国民众，使他们知道怎样去爱，怎样去恨。毛泽东迎来了光明；鲁迅虽然没有见到光明来到的这一天，但是，他坚信这一天一定会来到：“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鲁迅诗：《亥年残秋偶作》）！
人的生命的价值不是用时间长短或者拥有的物质数量来衡量的；而是由一个人为天下计做了什么和怎样做来决定的，这才是生命的价值，也就是人格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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