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尽管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做了最大努力，终于没能挽留住父亲的生命。他还是离我们而去了，终年88岁。

虽然我们知道，父亲这次生病凶多吉少，而生老病死是人所不能抗拒的自然规律，思想上早就做好了办后事的准备；但当他真的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还是痛哭失声。父亲，多么希望你活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多陪伴几年；多么希望每次回家的时候，都能见到你和蔼的面容，听到你慈祥的声音；多么希望我们爷俩在一起的时候，天南地北，听你讲那些关于社会、你本人和我们这个家族的如烟往事。现在你走了，这一切都不再可能了。

我父亲没有显赫的家族和背景。我的爷爷、老爷爷乃至再往上数的诸位列祖列宗，都是中国普普通通的农民。普通得就像广阔田地里的土，无边戈壁里的沙，浩瀚大海里的水。父亲弟兄五个，他是老三。像千千万万个农民一样，一生都在黄土地上劳作。

共产党好毛主席好，是父亲终生的认识，这个认识是从他的生活实践中得到的。淮海战役在永城打响时，作为翻身农民，作为共产党的忠实拥护者，父亲曾两次支前，在冰天雪地中推着独轮车为解放军送粮送面。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五百万支前民工中，父亲是其中一员。五零年解放不久，他就加入了共产党。毛主席是他终生崇拜的人。父亲晚年，一再向我提出，要到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看看毛主席。有一次到内蒙古开会，我带上了他，准备返回路过北京时，满足他的心愿。谁知散会后赶往北京的途中，接到紧急通知，让我急速返回郑州。结果，那次没有看成毛主席。后来，因为工作紧张和繁忙，因为父亲身体的衰老，他要看毛主席的愿望终于没有实现。作为儿子，没满足父亲这一迫切愿望，成为我心中一大憾事。现在想来，还在时时责怪自己。

我兄弟姐妹六个，为了我们长大成人，父亲操碎了心，吃尽了苦。六十年代生活困难时期，他不像其他人坐等救济，而是开动脑筋想办法去获取生活必需品。父亲曾拉着架子车，徒步几十里甚至数百里，东南到洪泽湖，西南到周口郸城，北到山东荷泽等地，从那些地方买回我们当地稀缺的藕、荜荠、柿子、芹菜等回来出售。用赚来的钱维持我们全家的生活。每次出发时，带着干粮，带着被褥行李，少则六七天，多则十几天。每当风尘仆仆的父亲带着满身疲惫返回时，我们兄弟姐妹都要激动一阵子。如果这时父亲手中有糖果出现，更会引起一阵欢呼雀跃。

父亲一生热爱劳动，崇尚节俭。他是好庄稼把式。收割犁耙，扬场放磙，样样精通。同样的地，他种的庄稼和蔬菜，总要比别人的收成多。尤其为人称道的是播种。一亩小麦如果需要25斤种子，他能正好播25斤，不会多一两也不会少一两。他干活从不藏奸耍滑。同样的劳动时间，总比别人干得多。给个人干是如此，给集体干也是如此。生产队长经常感慨地说，要是社员都像你这样就好了。在他晚年，子女们反对他再干体力活，可怎么劝说也不行，他总要给自己找些活干。我的叔叔对我说，你就让他轻来轻去地干吧，你不让他干活，他不更难受吗？也许因为知道劳动成果来之不易吧，父亲非常节俭。孩子们吃饭，绝不允许剩馍头饭根，食物即使掉到地下，也必须洗干净吃掉。他强烈反对孩子们在吃喝上浪费。常说的一句话是：“宁买不值，不买吃食。”也就是宁买价格不值的其它东西，也决不买吃的东西。晚年他随我生活时，小区有个家庭主妇将馒头整个扔进垃圾箱，父亲看到后痛心疾首。对我说：“那个妇女烧包烧到天上去了，那么好的馍都扔掉，应该饿她仨月！”他的这种作风，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也影响了我们的下一代。有时我想，中华民族的各种优良传统和作风，也许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生生不息，一代代传下来的吧？

父亲热爱学习，眼光远大。他没进过正规的学校，只是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扫盲时，读了几个月的夜校。就是这几个月的夜校，使他能够读书看报，尽管读得不那么流畅。碰到不认识的字，他总是虚心地向孩子们请教。孩子们长大参加工作后，他又虚心地向孙子们请教。每当我看到他戴着老花镜认真读书，并不时向孙子询问时，对“不耻下问”，“活到老学到老”有了更深刻地理解。在对待子女的教育上，父亲眼光远大。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个“重视教育”的人。我们那儿的农村，因受“重男轻女”的影响，一般家庭往往不让女孩子读书。我父亲不仅将三个儿子，将三个女儿也全部送进学校。供应六个孩子上学，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但父亲挺直腰杆咬紧牙关，什么时候都是鼓励我们好好读书。其实，他在承受着极大地困难，只不过从没向孩子们流露过罢了。上小学时，我成绩非常好，各门功课都是第一，经常受老师表扬。但有一件事情我从没第一过，那就是交学费。有一个学期，学费迟迟交不上去，我向父亲大哭大闹。沉闷了半天的父亲什么也没说，冒着大雨拉着架子车走了。第二天下午，他就将交学费的钱递到我手上。原来，我们家实在没钱，为了给我交学费，他找到我们家一个和供销社有关系的亲戚，请求让他为供销社拉一次货。一生刚强很少求人的父亲，向供销社负责人连连说好话。按说，供销社有自己的进货大车，这样的机会是不会给一个普通农民的。但因天下大雨，道路泥泞，供销社自己的大车也不愿出动，又加上父亲的苦苦请求，机会就落到了父亲头上。得到同意的答复，父亲欣喜若狂，冒着大雨就出发了。那时通往县城的道路还是砖碴路，雨天到处泥泞，15公里的道路，父亲整整用了一天时间。为了孩子，他像牛一样，踏着泥泞，躬身曲背，一步三滑地拉着一车重货，过一座桥时，差一点没翻到沟里。当我知道事情的真相特别是我长大后，每当想起这件事，后悔得直想抽自己的嘴巴。为了我可怜的虚荣心，让父亲吃了那么大的苦受了那么大的罪。此时此刻，当我回忆往事写这段文字时，眼泪还止不住地往下掉。

父亲一生坚强，他是我们家的靠山和主心骨。在我的印象里，无论生活多么困难，日子多么难过，从没见父亲唉声叹气过，更没见过他流泪。晚年我俩闲聊时，他说他为我哭过，不过没让我看见。那是1967年秋天，我上小学三年级，我哥哥在县城读初中，也是三年级。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我哥哥参加的一个红卫兵组织叫“革联”，属于“二七公社”的造反派。当局说他们这个组织“反党”，自然，我哥哥就是反党分子。消息很快从我哥哥所在的学校传到我们家乡。我父亲听说后勃然大怒，大骂我哥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穷人的好日子，你竟然敢反党。我哥哥回家时，将他狠狠揍了一顿。我哥哥是“反党分子”，我在学校的日子也不好过。我当时的班主任，唆使学生批斗我：“说，你哥是不是反党？”倔强的我拧着脖子大吼：“不是，就不是！”后来他们对我起哄。我一进教室，同学们就有节奏地喊：“反党，反党”。我对那个班主任痛恨之极。后来还有一个有趣的事，1977年我考上大学后，我哥哥见到那个早已离开的班主任，郑重其事的对他说，你当年的那个“反党学生”考上大学了，弄得那个老师非常狼狈。这种起哄持续有十几天，因学习程度好在班级一贯受尊敬的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屈辱，打死也不愿再到学校。当时，父亲随同生产队在永城沱河工地挖河，我对母亲说，找父亲去。母亲担心地说，一百多里路呢，你一个小孩儿中吗？我说没事，顺着公路走不会迷路，能找到的。怀惴两个玉米面饼子，我踏上了寻找父亲的道路，整整100里，我走了一个白天加一个半夜。到达挖河工地附近问路时，才知道我们生产大队的工地离公路还有一里多地。因下过暴雨不久，这一里多地一片汪洋，白天尚且找不到道路，何况黑夜呢？幸好是阴历十五，月光明亮，玉米尚未收割，只好顺着玉米垄往前走。没有玉米的地方，用玉米棵探清水的深浅后才敢迈步。这一里多路，用了我几乎半夜的时间。我满身泥水找到父亲，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很快就睡着了。几十年后父亲告诉我，看着我呼呼大睡，那时他哭了。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步行一百里路，又在茫茫大水中趟了半夜，哪里有沟哪里有井都不知道，假如一不小心掉在沟里或井里淹死了，又有谁知道呢？几天后，一贯尊师重教的父亲领着我回家，有点生气地找到我的班主任，推心置腹地对他说：“卢老师，我就是共产党员，我的小孩敢反党，我就敢打断他的腿。再说，他一个十岁的小孩，让他反党他会吗？也不是谁说他反党他就反党了吧？要想公道，打个颠倒，要是你的孩子，你想叫人家这样对待他吗？”也许那位疯狂的老师感到理屈了吧，我又回到了学校，而且再也没有起哄的事情发生。

父亲对子女的爱是大爱。他在我们面前，多是一副严肃的模样，我们有时甚至觉得父亲有点冷漠。但他总能在我们最需要他出现的时候出现。大概是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父亲到县城为生产队拉化肥去了。下午放学之后，我对母亲说我去接父亲。夏天的傍晚，凉风习习，我迈开大步往县城方向走去。已走出将近十里，天逐渐黑了，还没见到父亲的影子。我心慌起来。原以为，父亲反正就在这条公路上，总能见到，那就往前走呗。走这么远还没见到，天又越来越黑，就不敢再往前走了。原来，在我上公路的时候，父亲已在另一个路口下了公路，我们两个走叉了。我急忙返回。单身一人走在夜路上，心里不免惊慌害怕。特别是经过一个坟地的时候，更是怕得要死。这个坟地很大，长有上百棵柏树。从远处看黑压压的，稍有风吹，树梢就发出“呜呜”的声音。传说经常发生闹鬼事件。夏天的夜晚，村里男女老少常常在生产队的场上露天睡觉。讲故事是每天睡觉前的例行节目，有关鬼的故事是最常讲起的。什么什么地方发生过什么什么离奇古怪的事。听着大人讲这些，吓得我们小孩想尿尿都不敢起来。这些地方都是我们村庄附近的实际地名。这个坟地就是经常被提起的闹鬼最凶的地方。当时，我一个人走到坟地附近，头皮直发麻。只好攥紧拳头大口呼吸硬着头皮往前走。因为大人说，鬼实际上怕人，你硬它就不硬了；鬼是阴人是阳，人喘出的气就是阳气，见到阳气，鬼就躲得远远的。尽管我采取了大人教的防范措施，内心还是害怕得要死，总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我，似乎都能听到后面“扑嗒扑嗒”的脚步声。越是这样越是不敢往后看。一阵风吹来，后背直发凉，坟地的柏树发出“呜呜”的怪叫。这时我高度紧张，精神几乎要崩溃。就在这时，我听到远处有人大声呼喊我的名字，而且呼喊的声音越来越近。多么亲切啊！是父亲在喊我！是我父亲的声音。我这一辈子听到的最好听的声音就是父亲当时对我的呼喊，那简直是天簌之音。原来，父亲听说我去接他而又没见到我，知道是走叉路了。不顾满身疲惫，又回头去接我，为了给我壮胆，便一边小跑一边大声喊着我的名字。我飞快跑向父亲，在我最需要父亲的时候，父亲出现了。一股暖流在胸腔里流动。有父亲在，任何妖魔鬼怪我都不再害怕。

父亲一生乐于助人，热爱公益事业。在对待邻里关系上，宁愿自己吃亏也不让别人为难。他常说，修桥补路栽树帮人是积德行善的事。村里的道路只要出现了沟和洼坑，他就设法拉土垫平。下雨时哪里有积水，他就要垫上几块砖，方便行人通过。这样不起眼的小事，他干了一辈子。我家一块宅基地紧挨十字路口，盖房子时他让地基退后两米。有人不理解问他，你为啥不盖到地方还往后退呢？父亲答，过车拐弯时方便。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时时为他人着想的人。

父亲虽然是个普通农民，但他对事物的看法却非常深刻，就像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我担任领导任务后，他一再告诫我，千万不要拿不义之财。不是自己的东西，就是金山银山也不用眼瞅一下。当很多人包括我的同学同事，因经济问题中箭落马时，我问心无愧傲然独立。有些人开玩笑问我，你怎样做到“众人皆醉你独醒”的？我回答，第一是毛主席给我敲警钟，第二是我父亲给我敲警钟。

父亲的晚年是幸福的。我参加工作不久，就把父母从农村老家接出来，他们随我生活了十几年。去年年底，父亲像有预感一样，向我提出回老家去住。我和妻子怎样挽留都不行，只好把老两口送回老家。三个月前，姐姐给我打电话，说父亲感冒了。我立马赶到老家，赶紧把父亲送往医院，谁知他这一病再也没有起来。医院用尽各种医疗手段，父亲的病情都没有起色。医院院长是我的同学，他告诉我，这是活体器官衰老，不是药物能够扭转和控制的。那时，我心里唰地闪过一道阴影，心想父亲这次恐怕挺不过去。父亲并不像其他病人痛得哎哎哟哟，他就是每天静静地躺在床上。他对生死看得很淡，对我说：“我都88啦，阳寿到了，我不怕死，只要不让我受罪就行了。”听了父亲这句话，我鼻头直发酸。我把兄弟姐妹召集起来，对他们说，父亲这次恐怕治不好了，咱们的任务，就是让他没有痛苦地、平静地、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

父亲走了，没有任何遗憾地走了。他的离去，给子女辈，孙子辈带来巨大的悲痛。父亲，你亲手栽的树已蔚然成林；你的后代甚至孙子辈都长大成人；你维修的道路依然平坦；你为什么要匆匆忙忙地离开呢？你走了，以后我们回家，谁陪我聊天喝酒呢？谁再和孙子们嬉戏玩乐呢？从老家回来，谁再站在门口送我呢？

办完丧事回来后，听到龚玥演唱的《父亲》，闻曲生情，我的眼泪又不由自地流下来。歌词是这样的：那是我小时侯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忘不了粗茶淡饭将我养大忘不了一声长叹半壶老酒等我长大后山里孩子往外走想儿时一封家书千里循叮嘱盼儿归一袋闷烟满天数星斗都说养儿能防老可儿山高水远他乡留都说养儿能防老可你再苦再累不张口儿只有轻歌一曲和泪唱愿天下父母平安渡春秋父亲，你没有惊天地泣鬼神、气壮山河、改造世界的事迹，你就是豫东黄土地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但就是无数个你这样的人，组成了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群体；就是无数个你这样人的所作所为，构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人为高官作传，有人为富豪作传，有人为精英作传。父亲，我要为你这个普通农民作传，因为我觉得，无数个像你这样的人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你们比那些达官贵人精英高尚得多。

父亲，后天就是你的“三七”祭日，我要把这篇文章焚烧在你的坟前，作为儿子对你的追思和悼念。

愿父亲在地下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