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中国的革命形势
——纪念118周年
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为了过去，她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影响正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她是人类社会的核物质，终将在摧毁旧世界的革命中产生无穷的裂变。尽管她由于发动者的早早去世而收场；尽管她已被涂描得面目全非，她的价值永存；她的光辉不灭！
“文革”后期中国的革命形势究竟如何？弄清这一问题不仅对于中国革命今后的道路至关重要，而且，对于目前一小撮极右派、汉奸向革命人民进行的猖狂进攻不啻是迎头一击。
1974年至1976年笔者在上海市政工程公司下属一施工队任团支部书记，眼下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大革命最后的故事》。现将第一章的情节简述如下，以让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当时的生活场景：
“由于‘早读’延误，生产班组临近九点方出工；二班青年邵维义去苗圃浴室冲了澡后去工地（当时我们做上海植物园基建工程，驻扎在龙华苗圃），在办公室前被撞见的党支部书记朱灵宝喝住质问，邵借口上医务室、上厕所反诘朱，‘你凭什么管我？看病、拉屎不可以？多少人混病假长期不来上班你怎么不管？装糊涂？我们这种人天天来上班算得好了。我问你今天是星期几？星期四！干部劳动日！你站在这里干什么？’朱气急败坏，给邵飞来各种帽子，什么闹无政府主义、不要党的领导。出于羞怒朱又拎出了邵以前‘犯过’挨整的事，‘你老毛病又犯了？’。绍不听则已，一听火冒三丈，他本就不满那次事情的处理，于是叫道：‘有本事你再来整呀’。后勤班组（运输班、机电班、炊事班、料务间）跑出七、八个人相劝，得势的朱口溅飞沫扬言要处理邵，党支部女委员倪凤英悄悄凑在朱耳边鼓捣：‘你今天犯神经了，为这种事值吗’？正待风波将息，六班张玉坤从工地溜回宿舍，劝架的电焊工林一新（大批判小组组长）问：‘你进来干什么’？张：‘我肚子痛，看医生’。
“朱灵宝被劝回办公室（他刚从公司得知有600名新工人要来公司报道，一时性起想到了抓纪律），只见他血压升高颓然倒在床上，口中喃喃道：‘工作难做、青年难弄啊’。倪开释道：‘干部就好弄了？老卢（党支部副书记）到今天还不来上班……’。
“这正是：
“支部门前现奇景，收出工成连体婴，领导问质为哪般？逍遥工人过今时。”
诸位：上面这些场景你看了有何感想？
别以为这是艺术真实，告诉你，这是不用加工的生活真实。
现如今，极端右派分子疯狂撕咬文革；另一方面，毛派共产党人、革命人民竭力在维护文革，可是文革的精神倒底是什么？谁也没搞清楚。
现在有一种严重的情况，国内买办资产阶级、右派汉奸要把中国最后一点公有制企业肢解掉。左派要捍卫它。要肢解它的人说，公有制腐败剥削；要捍卫它的人说，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一点基础。
这种情况其实和三十多年前文革最后的时刻差不多，那时，走资派要复辟倒退，革命派就不停地批判。其实，光靠批判是不够的，这正如后者光靠捍卫是不够的一样。两者将“革命”仅仅停留在表面上，其结果只能将战机贻误殆尽。
革命需要公有制，是因为没有了公有制我们就没有了培养共产主义劳动者的基础（培养共产主义劳动者是实际意义上的继续革命），把公有制当作“社会主义”橱窗里的陈列品，它是要腐败变质的。
现在我们回到文革后期的中国社会：
你也许会惊讶：“那时原来这样啊”？
的确，那时的情景并不太妙，关键是，继续革命受到了困扰。一方面，大批大批的大批判精英停留在口头革命上，他们不想哪怕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迈上一小步。他们“完善”的理论修养让他们过于自我陶醉：“真理多走一步就是谬误”。他们看到革命的困扰，可是，革命并不是一受困扰就可以“开革”的，这里有一个时机问题；一个分寸问题；一个统一部署问题。要知道毛主席安在，有谁敢说走在了毛主席前面？
对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运用革命的辩证法每个人都能明白。首先，它是革命的缘故。如果不是革命，哪个劳动者能那样逍遥自在？革命破坏了旧的生产关系，在新的生产关系没建立之前，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习惯”，这些革命导师早就给我们指出了，谁还会大惊小怪呢？
问题是革命中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牵涉到方方面面，于是“等”就变得十分自然了。
文革后期“等”是形势中的一个大趋势。
革命的中坚力量在“等”，革命的阻碍力量自然是十分高兴了，他们一面诱以大量的时间让其沉浸在批判、学习中，一面捧出大量的资产阶级法权让大家分享。
作为普通百姓、普通工人，在这等状况下大概也只有发发牢骚骂骂娘了。看穿一点的，便自得其乐，享用享用“革命的成果”了。
那么，文革后期中国的形势倒底该如何发展？
这个问题对于稍有头脑的人来说已经不复存在，因为，从上面揭示的当时生活的这些场景我们就明白该怎么办。
工人们身上也有的旧社会的痕迹在顽强地表现，革命就是要树立先进的榜样来带领工人们前进！
可是，此话好说做起来难。下面我们讲述的生活场景会令人明白：原来树立先进的榜样就要突破旧的生产关系，不仅突破而且要打碎。
上海市政工程公司生产工具一直处于“原始”的落后状况，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基本生产工具就是铁锹洋镐劳动车，后来实行机械化施工，大批机具由市里下拨下来。这些本应充实到施工第一线的机具却被党总支截留在大队，于是乎一股“抽调”风旋起，仅一年的时间一个三百多人的施工队就有一百多人被抽调。
市政公司是流动施工、露天作业，能抽调到大队那就如同从农村抽调到城里，那时节可真是个热闹啊——各路人马搭台；各套班子唱戏。
党支部在主宰着企业内部分工的美餐、大餐，他们上演着一场资产阶级法权的交响曲、变奏曲、大合唱。革命被一时抛到了脑后。
韦荣生，一个如痴如呆的中年工人，年轻时大脑受过刺激，见着这幅由年青人主演（抽调的要求是年轻、上进）由党支部执导的大戏，韦如疯似癫地吟道：
“人人都晓文革好，唯有法权忘不了，今个上演抽调戏，传统观念决裂了？
“人人都晓文革好，唯有私利忘不了，躲进大队成一统，革命理想谁见了？
“人人都晓文革好，唯有世故忘不了，待人接物讲规矩，同志关系埋没了。
“人人都晓文革好，唯有人情忘不了，你来我往皆欢喜，一心为公方始了。”
大队大批判小组精英、施工队大批判小组组长林一新见韦嘴里不干不净，当着阶级斗争新动向，他欲问个究竟，只听韦晃晃悠悠含含糊糊道：“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要了便是好，若要好便是了”；又待再问只听韦满嘴“混子”、“呆子”、“溜子”，蹒跚而去。
一场企业内部的分工，竟将青年们思想中的革命意识冲荡得无影无踪，你说先进的榜样如何树立？
为了加深对当时形势的理解，我们不妨再回到1976年《大革命最后的故事》中的上海：
复员军人吴利安是党员，他家住川沙县（也就是现在的浦东新区），是个农民工。由于离家远，农民工一个星期回家一次。吴便变着法儿混病假（曾经被废止的卫生院病假单他们照用，因为农民工里有党支部副书记），工人们戏称其为“老狐狸”（谐其名字前两个音）。施工队组建运输班，党支部副书记卢洪绍力挺他当班长，美其名曰“加强党的领导”。吴卢是同乡，一起入的伍，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人情世故工人们心知肚明，有人提出疑意，你道卢怎么回驳？卢道：“吴表现是差了一点，这是党支部对农民工有偏见的缘故，一个党员被组织冷落，谁还有积极性？吴的问题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根子应该从党支部身上找。我们的党能把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改造过来；能把腐败堕落的妓女改造过来，一个只是有一点缺点，做过农民、当过兵、现在又生活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年轻的党员同志，有什么不可信赖的……”
我在这里把卢的话写得这么详细，是要告诉大家，不起来革命，不把那旧的制度旧的关系砸碎，空谈“大道理”，只能陷进那看似生动活泼其实一派胡言的无穷无尽的口水仗中。
吴当上运输班长好了不长时间旧病复发。
运输班人多事少，人为什么多？一方面车辆来得多，管理上搞定人定车；一方面领导干部被要求下班组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党支部五个成员，两个脱产三个挂名在运输班。这些领导平时不去运输班，他们也不敢去，为什么？因为宿舍里打牌睡觉是常态，他们去了如何表态？
大批判组长林因为是电焊工一人霸一间大屋，他把屋子一隔二，外面做工作间，里面既是他的办公室又是他的休息室，平时一张报纸一壶茶（电焊工作量不大），要说他吊儿郎当——没门！人家干的是电焊，这是分工。他是大队大批判小组成员、施工队大批判小组组长、施工队青年学习中心组组长。他事多着呢，他有写不完的批判稿，就是看报看书也轮不到你说闲话，人家这是在“干革命”呢。
好了，写到这里诸位也许能够明白邵的自由散漫为什么能雄赳赳气昂昂的了吧。邵是67届毕业生，68年进市政公司，他是原党支部副书记苏家祥（已调大队）的“小兄弟”，在单位是见多识广人脉旺，谁能把他怎样，如不是此人侠义好事，最后被“联防队”“拿下”，保不定日子悠着呢。
所有这一切表明，人类的关系要来一次彻底的变革，而文化大革命正是一个历史的契机。
在《大革命最后的故事》中，邵不是那个时代青年中的代表人物，代表人物是团支部书记许文龙。
这个许文龙，少年时家庭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可是革命对他是那么具有吸引力，就在弄堂里一些人的密切监视下，他还是和中学同学一起踏上了全国串联的征途。最后，还去北京见了大哥（那时串联已近尾声；大哥在北京部队当兵），大哥嘱咐他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回到上海一段时间由于受到更严密监视，他时常去屋后的苏州河边静坐。他久久地默视苏州河水，但见河中被河水折腾得如蛇影般的桅杆，抬头看时河边停靠的船桅却巍然不动。大革命的这段非常生活最终催生了这个少年平生的第一首诗：七绝，百折不挠
苏州河畔缓缓水，晃欲池一乱百桅，犹讨百折桅不挠，枯枝败叶飘下水。
应该说，这是一个有着坚强意志的追求革命的青年。可就是这么一个青年他在追求革命的道路上亦常常十分痛苦。
1975年，团支部重点工作做落后青年的转化，这是团总支布置的任务，以期取得经验日后推广。在确定人选的问题上团支部面临着考验：是挑难得真干，还是挑易的过过场？许文龙选择了前者。
一班青年汪军节属冥顽不化的类型，七二届，家住上海著名的棚户区——药水弄。当班长陈来根得知团支部把工作放在汪身上，道：“汪军节能转变我名字倒写”。经过团支部不懈的努力，汪终于苏醒了，直至有人问陈：“小汪现在怎么样”？陈不得不承认：“小汪现在确实不错”。
就是这样一个人，党支部却莫名奇妙地在他身上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原来，他们看不惯一班的女团员张七妹坐汪的自行车出工（从宿舍到工地有一、二十分钟的路，汪骑车出工是为早一步到工地做工前准备；张则因得了团支部的叮嘱所以比较关心汪）。党支部书记朱把班长陈叫到办公室问：“两个人关系怎么样”？陈被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朱、卢的诱导下，陈意识到两个书记是说汪、张有些不同一般，便随口道：“是比较热络”。他们又从张处讨得口实，汪多次邀她看电影。掌握了这些“材料”，朱便在全体职工大会上不点名地把矛头指向汪，称要狠抓阶级斗争（那是新工人来报道之前，党支部召开大会要狠抓纪律，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现在有个别男青年像无头苍蝇叮臭猪头肉般盯着女青年，我们要高度警惕，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反应迟钝的汪会后经人挑明，一时气塞，竟要与朱拼命。
权力无上的朱为了安慰张，将其调离一班去参加赤脚医生培训，这无疑又给了汪重重一击。
一个不思上进的青年好不容易积极向上了，却遭此当头一棒，要知道“阶级斗争新动向”落在他身上是何堪负重啊？
许为此质问朱，朱说这是党支部讨论的防范于未然的工作。朱是个老粗，他是戴着“老工人”的桂冠被提拔的，这件事他实质受了卢的忽悠。正在两个书记胶着之时，党总支书记黄发声了：“抓阶级斗争能错到哪里？”
那一段时间，许陷入深深的痛苦，他深深地意识到，正是现实生活本身摧残压制着青年革命进步的愿望。他一度很苦闷，他在日记里写道：“难道放弃追求，选择堕落？仰或迎接战斗”；他又写道：“这不是阶级斗争”！他又深深地自问：“新时期阶级斗争倒底是什么”！？
76年4月，六百名75届新工人分配到市政公司，公司下属10个施工队，每个施工队分60名。这个数字是施工队生产班组总人数的一半，无论从团的工作的角度讲还是从当时的革命形势的角度讲，成立青年班是上上策。当许文龙决意亲自去青年班工作时（他当时也被党支部安排在运输班当翻斗车驾驶员——一种工程车），许多团员干部劝他：自找苦吃干吗？党支部惹不起。许道：“时机来了不干，愧对革命”。他对三班副班长黄仁海（后被调到青年班任副班长）道：“个人粉身碎骨算得了什么”。
从这一点可看出，许是明白同党支部领导之间酝酿着斗争的。不过他当时还未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说说而已。
思想基础早已建立，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已如圈圈苦心在年轻人的心田里萌芽。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就给了青年们足够的明确指导：
农奴制的社会劳动组织靠棍棒纪律来维持……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靠饥饿纪律来维持……共产主义（其第一步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则靠推翻了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来维持，而且越往前去就越要靠这种纪律来维持；
建立新的更高的社会联系，社会纪律，即联合起来的自觉的工的纪律，这些工除了他们自己的联合组织的权利以外，即除了他们自己的更加自觉、勇敢、团结、革命、坚定的先锋队的权力以外，是不承认任何束缚和任何权力的；
战胜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战胜万恶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习惯；当这种胜利巩固起来时，而且只有那时，新的社会纪律，即社会主义纪律才会建立起来；只有那时，退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能，共产主义才真正是不可战胜的；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之所以异常宝贵，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
青年班呱呱坠地了，当它迈出了生平的第一步（取消早读，八点整准时出工），副书记卢洪绍便阴笑道：“看青年班能坚持几天”；朱灵宝则大声嚷囔：“青年班不要党的领导，闹无政府主义，想要把施工队引向何方”？
青年班的宗旨是要实践自觉劳动。
他们要学习做社会的主人。
他们认为劳动纪律受到了破坏，他们便自觉加以维护；他们根据工地偏远的特点（施工队工地一般分市区、郊区两类，市区工人们每天回家，郊区则要住宿。当时的植物园工地介于两类之间），又考虑到班里主要为75届新工人，便对每天晚上的班组学习也作了调整，原来每天晚上5：30至7：00班组学习，他们调整为每周二、五晚上5：30至6：30。当时青年们上下班大多要花三小时以上时间。
青年们在学习当主人时明白要保护劳动热情；
党支部则放言：青年班自觉劳动是假，其实是不要政治学习。
不过，当时的班组学习已流于形式，每天晚上各班留下来参加学习的人寥寥无几，时间上不到六点半早就散了。倒是青年班晚上学习有声有色，对次党支部也无可奈何。
施工队生活区设在苗圃生活区的里面，而施工区则在苗圃大门外面，每天青年们要进进出出六次，总耗时要一个多小时。青年班想要把宿舍搬出来（经过各方面考虑），党支部暴跳如雷，将其视为毁了他们的秩序；
青年班意欲向工种的各个方面发展（施工队六个班组分起重班、道路班、沟渠班、石工班、泥水班），党支部绝不答应，说：青年班目的不是在这里，而是瞄着电工、木工、机修工、驾驶员；
一次施工，许将翻斗车开到工地备用，真当要开时，由于身在沟渠下脱不开身，便嘱咐邵开（邵原来也是驾驶员，因犯过被吊销了驾驶证）。邵自然高兴，此事传到党支部，党支部要许写检查；
邵自进了青年班积极性很高，表现出色。他患有胃病，由于青年班自觉劳动打破了作息规律，一次他在工地上出现胃痉挛，徐叫他回宿舍休息，邵也未去医院，党支部得知后质问：“你们声称‘自觉’，其实是要‘自由’，要无组组无纪律”；
一个严肃的问题摆在了面前，那就是如何看待“纪律”，“自觉”又是什么意义上的自觉。为了提高青年们的思想觉悟，青年班在请求举办学习班未果的情况下（时逢雨季，在雨天工人们是不出工的），毅然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抗大学习班”。
青年班要的“自觉”，只能是新的意义上的自觉，即以主人翁的精神根据具体的工作、生活实际采取的自由的行为方式，不然的话，只能是“纪律”的奴隶，而不是真正的自觉。
紧接着新的问题又来了，谁来定夺是无组织无纪律还是新的意义上的自觉？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思，青年班终于认识到，必须要培养起一种新的社会细胞，这个细胞就是“共产主义劳动者”，只有它能定夺。
……。
党支部开始了对青年班的分化瓦解，他们用分工的权力开始以优越的工作来诱惑青年班的青年；
团支部要适时在青年班发展团员，党支部道：三个月考察时间太短；
党支部向青年班掺沙子，突击发展四班副班长钟明熙（农民工，不问政治）入党，以加强党的领导的名义派到青年班当班长，同时他们向许发出最后通牒：必须马上回到党的领导上来；
党支部终于开始动手，他们勒令许停职检查；
许开始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在工人阶级争取做企业主人的道路上，一切代表旧管理体制的党的领导必然反对，他们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代表。
许十分坚定地在日记的新的一页上写道：“这就是新时期的阶级斗争”。
许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他决定去北京见毛主席，他要亲自聆听毛主席的教导；
许走了，青年班在黄仁海的带领下唱响老三届留下的改编了的俄罗斯民歌“三套车”：
风雨侵袭着上海古城，古城里响着筑路声，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筑路人；
小伙子你为什么忧愁，为什么低着你的头，是什么让你这样伤心，问他的是那行路人；
你看吧这把破残的老镐，它伴我走遍城乡，如今那马路愈修愈长，可我却离不开它。
可在开往北京的列车上，许从广播中听得——毛主席逝世了。
……。
徐文龙
201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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