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杂感：从京剧《生死恨》，到汪洋的“多宣传好人好事” --- 歌颂？还是揭露？
陪着一位酷爱京剧的老妈妈看了一出完整的京剧，是老人收藏的碟片，梅派名剧《生死恨》。
唱腔欣赏依然不得要领，但故事看懂了。说的是宋朝末年，民女韩玉娘和官宦子弟程鹏举同被掳到金邦张万户家，为防逃走，张万户命他们结成夫妇。韩玉娘劝程公子逃回故国报效，被程公子告发了。韩玉娘被打，可依然痴心不改，又劝程逃回故国，程又举报，张万户卖掉了韩玉娘。程鹏举成功逃回宋朝，被保荐做了襄阳太守。韩玉娘被卖到一户员外家做小，员外听说韩玉娘有丈夫，觉着收她不伦，遂把她送到尼姑庵。庵主见韩玉娘美貌，又把她卖给整天寻花问柳的县太爷公子。韩玉娘连夜逃出庵，误打误撞到信阳地面，走投无路间，碰到打水的孤寡农妇李妈妈。李妈妈救了她，并收留了她。俩人靠给人做针线度日，相依为命。数年过去了，程鹏举觉着有负韩玉娘，派人找到韩玉娘。韩玉娘想起程鹏举两次出卖，拒绝去享荣华。程鹏举亲到李妈妈家接韩玉娘，韩玉娘却身染重病，见到程鹏举，指责一番，诉说完心中郁结，撒手人寰。
记得曾看过一个说法：梅派戏美，程派戏悲。四大名旦中，论戏剧的思想深度，应属程派，因为程砚秋先生的戏多是反映底层妇女的故事，唱腔哀婉凄苦，如泣如诉。 没想到梅派戏也有《生死恨》这样的苦剧目，展现了末世各类人物的生态，娓娓道来一个故事，看客们各去体会其中悲苦和心酸。
还记得曾看过一篇周总理和戏曲人士交往的故事。京剧界有几个进步的“大家”，有梅兰芳，程砚秋，谭富英等，进京伊始，周总理更是“三顾茅庐”访寻程砚秋。读那篇文章时，自己思想尚混沌，不是很懂文学艺术界的“进步”一词，究竟指什么？
《生死恨》是梅大师上世纪30年代作品，正是日本窥伺侵略中国的时候，那时候的梅大师还不是共产党员，还不会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去创作，因此主角是韩玉娘，很符合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中的“忠孝节义”、“家国情怀” --- 这其实正是现在很多抗日影视剧所能展现的思想高度，这样的思想高度，共产党有，国民党抗日的将士们也有，在这样的高度上，的确看不出来国、共两党“谁是进步的谁是落后的”？
如果梅大师的思想高度仅止步于此，他日后就不需要积极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他完全也可以在“三民主义”那里找到“共鸣”。
追着前人的思想轨迹，能捋出当初的历史选择，国共较量的，不只是一次朝代更迭，也不是只有胜利者和失败者。
看完《生死恨》，感叹韩玉娘命运之苦之际，也感动于李妈妈。这是梅大师的“进步意识”之处 --- 乱世艰辛中，韩玉娘得到的温暖和安顿，来自孤老而贫寒的李妈妈。 李妈妈自己度日已很艰难，但依然收留了落难的韩玉娘。李妈妈既不会像员外那样先为自己想想：“这事对我好还是不好？”，更不会像尼姑庵主那样盘算一下：“我能从如此美貌妇人身上得利几何？” 李妈妈帮助韩玉娘，只是因为她需要帮助。
这样的桥段，如果梅大师仅仅是为了表现戏剧人物的“多样”，他就只是个有造诣的艺术家；如果梅大师是为了表现人世间存在淳朴善良，他就是个有人文关怀的艺术家；如果梅大师是在表现底层百姓在承载着乱世的良善，他就是个有左翼思想有平民意识的艺术家；如果梅大师能让韩玉娘、李妈妈有反抗斗争精神，梅大师就是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艺术家了。当然，30年代的梅大师，可能就只是个有人文关怀的艺术家，眼睛能看到底层百姓的善良。
即使只能做到“人文关怀”，七十年前梅大师的思想境界，也比今天某些党员精英们高的多！ 剧中正面塑造了淳朴善良的李妈妈，而不是像今天某些文化精英们、经济精英们那样，把贫穷看成罪恶之源，让文明的门栏等于富足，视“穷人”为“只会瓜分社会财富”的负担，把“慈善和文明进步”的桂冠，戴在“财富阶层”头上，戴在“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等“上等人”头上。
比如在小悦悦事件中，南方系是不会把拾荒阿婆这样的人作为“社会主流”去报道，在他们心中，阿婆不够资格代表社会；南方系质问道德崩溃的矛头，也绝不会去对准导致人情隔膜的罪魁祸首之一 --- 金钱。
穷人们之间，其实最容易生出温暖，因为弱势的人们，更需要互相帮助和照顾。也因此，“人情冷漠和不讲道德”，更多的会存在于“不需要互相帮助，只要金钱就能搞定”的群体中！ 会有人说：不一定，你看越是富的人，谈吐越是和善，举止文雅。看起来可能是这样，但是，如果让富人没有钱了，他还能不能保持这份优雅？ 能不能像李妈妈一样，自己尚吃不饱，也会分给韩玉娘一份？
京剧《生死恨》尽管故事不够精细，但却展示给我们这样一幅“末世人生百态”：无法无天欺压被占领国度百姓的，是侵略者张万户；国破家亡了却依然流连忘返、醉生梦死于淫靡生活的，是官二代+富二代的县太爷公子；懦弱且是非敌我不分的，是书读到狗肚子里的程鹏举；遇事先保自己、不管他人的， 是顺民、良民小富小康的员外；只要自己能得好处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是披着僧衣、一副“慈悲为怀”的尼姑庵主；矢志坚守着“忠孝节义、家国情怀”的， 是亡国被掳的民女韩玉娘； 困苦，却没被困苦夺掉助人之志、没被苦难磨掉善良和慈爱的， 是孤苦农妇李妈妈！ --- 这样一幅画面，放在今天，也完全可以“对号入座”了！
善良如“李妈妈”，宋朝有。。。清朝有，今天也有。“李妈妈们”是伴着中华民族的绵延而代代存在，代代会出现。“李妈妈们”的善良，值得称道，但李妈妈们的善良，应付不了“豺狼虎豹”。比如面对南方系，“救小悦悦的阿婆”，就不知如何去应付记者发难式的、暗藏“杀”机的“诱问”。
因此，也注定了李妈妈们的善良，折射的只是人性朴素的光辉，却并不能折射出人类的进步。
尽管描写的是底层百姓，但《生死恨》所设定的时代，也让这部作品，即使注入再多“人文、平民”等进步元素，也无法成为“无产阶级文艺作品”，因为它与无产阶级作品，有着一步之遥 --- 永远无法跨越的一步之遥。
这一步，就是韩玉娘李妈妈的“革命”。
如果把《生死恨》的故事，放到抗日战争的背景中去，韩玉娘李妈妈就不会只是被动的接受命运的底层小人物了。因为共产党深入敌后发动群众、领导人民起来抗日，韩玉娘和李妈妈就会碰到共产党，她们的命运一定会因此而改变。
其实今天，很多描写抗日的影视剧，也会出现共产党发动人民抗日，但是，大多数主角，都是“当了共产党的程公子”，而不是李妈妈。 当然，有知识的青年可能会先于百姓而觉醒，但是，当民众被唤醒了后，革命舞台的主角就是韩玉娘李妈妈们了。“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
越是底层的人，一旦被开启了思想，越会寻求改变，因此无产阶级注定不会保守和后退，会一直寻求往前走，去改变。
今天的文学艺术作品、媒体宣传，还能看到多少展现“无产阶级”的“向前、向前”呢？
其实现在的媒体宣传，连“无产阶级”这四个字都很少见了。 中国的媒体宣传语系，基本“资本主义化”了。
“执政党”，“三权分立”，“媒体中立”等等，都是资产阶级语系的词汇。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语言体系 --- “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立场”。。。 对比看出，无产阶级不需要弄些看似中性词汇来掩盖阶级立场，因为不想欺骗。而恰恰是资产阶级，需要看不出阶级的词汇，因为它要掩盖，要去欺骗。
阶级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有资本主义在，就一定诞生无产阶级。剥削能发生，一定有被剥削的对象。压迫能存在，一定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5年前没有多少美国的中产阶级会认为“自己仍然是无产阶级”，但只需一次危机，只需一次失业，就会醒悟：我仍然是无产阶级里的一员。“我们都是99%”。
如果无产阶级政党“模糊”掉自己的“阶级立场”去迎合，就被捆住手脚，就放弃了“揭露批判资产阶级”。
当然假党员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们，会很高兴，他们不会放过混水摸鱼机会。
比如南方系，以“勇于揭露黑暗”的姿态粉墨登场了。 南方系不提“阶级”，看似很“超然”，但是南方系从不揭露“资本”，从不揭露“金钱的丑恶”，从不批判“剥削和压迫” --- 阶级立场十分明确的把所有问题，归到无产阶级政权，体制。
一个进步的社会，一定是能看到人民力量的社会。因此无产阶级政党自己，应该最欢迎“群众斗争”，而不是像南方系一样，把群众的斗争诬之为“灾难”，“暴民”，“暴政”。
其实在今天的中国，人民更期待的是看到中国共产党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去揭露问题，带领无产阶级们去解决问题。 被南方系表面的“揭露”迷惑住的读者，将会发现，南方系只揭露问题，绝不允许人民染指解决问题，因为在南方系眼里，只有资本们有资格去解决问题，人民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作用就是“拿着选票去玩他们制定好的民主游戏”。
今天的很多问题，如果任凭南方系“模糊阶级立场”的去揭露，它就会把一切问题归为体制，然后趁机宣扬“市场万能论”，“美式民主万能论”，“资本万能论”。 其实今天很多问题，不是体制的问题，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不需要省委书记提倡，人们都知道“好人好事”是好的。
但是，大家都做“好人好事”了，社会正气是不是因此而树立？“好人好事”从古至今每朝每代都存在，《生死恨》里的李妈妈遭逢乱世，她的善良，她的“好人好事”，只救了一个韩玉娘。就算大宋臣民90%都成了李妈妈，但只要有张万户在，有尼姑庵主在。。。李妈妈和韩玉娘，所处的就依旧还是“乱世”，依然没有好日子过。
比较而言，在雷锋诞生的时代，不用宣传很多人做好事，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在做好事，即使做好事的只有雷锋一个人，社会依然是正气的，没有了张万户，也没有了见利忘义的尼姑庵主。
其实，比“寻找文化自信”更重要的，是“重新找回无产阶级文化”。
寒梅
写于重温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
201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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