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费氏这一观察，自有许多历史研究和文化探讨作为参照和争论；但我联想到的却不是已经被反复谈过的费正清中国史观，而是关于中国的“古今转折”。
我们不妨把古代中国文明的统治上层所怀抱的政治世界，文化世界，伦理世界称之为“礼乐”。它是伟大的文明传统，生活模式和制度安排。正如雅典民主，作为同样伟大的生活模式和制度安排，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中国的礼乐也依靠着一个“礼乐之外”的世界。那个世界就是土地上的劳力者，那些在太平年代只向苍天露出背脊的农人，那些被游牧族掠夺，又和游牧族交换商品的耕种者，那些在不平时代拿起农具作为武器改朝换代然后又弯下身子回到土地的游民。他们的生活在文明的内部却不属于这个文明。在内部，因为“礼乐”的全部政治经济基础在他们身上；不属于，因为他们是礼乐不能至的“民”，“氓”（民者盲也）。
这个文明内部的边界不是一条线。它无关种族，不是阶级隔离，不涉及地域或血统；也从不严格。随着古代社会的发展，这边界其实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灰色地带。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不断地指称它：“野”，“民间”，“小传统”，“一般信仰的世界”，“自然经济”，“贫下中农”等等。但总有一个“内部的外部”甚至是语言到达不了的，那是一种文明生活最自然最自发最原始的一角，真实而晦暗。
用黑格尔的语言来说：正如主人的全部真理在奴隶那里，礼乐文明的全部真理不在朝廷，士大夫和圣贤，而在名教之下的那个无名的世界。孔子删诗，恰证明了一个文明需要来自哪里的露水。但在意识形态上，礼乐却应该是普遍的，没有外部的。儒家所致力于的世界，代表了普遍的秩序，每一个人，每一种事物，都有其位置。礼乐应该是弥漫性的生活世界，所以孔子才说“吾与点也”。礼乐要普遍化，有自我扩展的文明力量，但礼乐的社会存在本身依靠的恰恰是有一部分人，一种经济，一种生活在礼乐之外：矛盾出来了。因此儒家意识形态的确有点象罗马皇帝在罗马-外省的帝国经济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时所求助的新普世一神教——基督教。先开始，儒家意识形态对于两汉统治者还有点像是帝国家政学的一个补充（所谓儒法并用），但历经近千年的发展，由于儒家对中国文明的政治经济的基本矛盾的展开有深刻的呼应，所以到了宋代，它已然成为了上层人士的主要 “鸦片”（无贬义）。庶族地主阶级及其士人强推理学，一种普遍主义的加强版，因为这一阶级在贵族制（姓氏）的崩坏和自身的上升中看到了“斯文”的扩张力量和“人/仁”的普遍化势能；但他们当然看不到自身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所以理学的对抗性也许创造了乡绅“社会自治”，使礼乐作为一种生活大为落实，但无法克服礼乐内部的区隔。于是乎，在上，理学理想主义士大夫大多在政治上是“清流”，从盐铁论到同光新政，他们都常眼含泪水但搞不定，而只有事功派才能玩转帝国；于是乎，在下，民间信仰和原始思维不灭，村村有阿Q.
任何一种政治都取决于自己内部的例外，任何一种文化都取决于自己内部的他者。“文”以外的世界在中国古代传统中是很难显影的。一个姓郭的诗人指出杜甫的《三别》中的同情对象都是破落的军功或贵族地主，而非战火蹂躏下的人民；一个姓姚的上海党员指出海瑞被农民歌颂了几百年，但海瑞维护的始终是富农和小地主的产权，和贫下中农无关。但那不显影者的重要性反而是决定性的。只有在遭遇，处理和改动内部的边界时，一个文化才有生产性。
那么现代中国呢？资本的社会关系推倒了万里长城，“斯文”已丧，在上层文化大溃败大劫难的同时，文化的下行确实带来的根本性的变化。几个月前我发文说，人民共和国在识字率上的大进步，从一侧面反映了几亿人进入了“人域”，进入了 “文的世界”。有朋友回复说古代农民不识字本身并不影响他“人之为人”的存在，因为古代世界是一个完整的生活秩序，正如一个波艮地农奴不知道自己是英人法人还是低地国人，也听不懂本区神职人员的意大利口音拉丁文，但仍然可以在上帝面前得救。这在社会本体论的意义上没错，但在政治经济学上，人民中国把大多数人口都变成了识字人，劳动人，经济人hommo economicus，乃真正可敬畏的历史转折。冲破了礼乐时代的区隔，中国人在一个不受限制的丛林中解放和肯定着“人欲”，这就是历史无情的进步。不妨做一般意义的诛心之论：没了帝国体系和名教秩序，也没了传统意义上的愚昧或原始，每个中国人的“人欲”如今都是绝对的，普遍的。这是中国今天最好最给力的地方，也是一切糟糕局面的原因。每个当代中国人骨子里都横横的，都要实现自己人欲的最大化，这是完全合逻辑的，但这和文革一样，是一种“这日子不过了”的劲头，因为他客观上不愿意和任何中国人——以及任何外国人——有任何共同生活。因此“重建社会”的口号应运而生；但所有现在这些重建的社会实践都是对特定阶级的中产阶级小日子（无贬义）的重建，所以所要建成的“公民社会”或其他什么社会都以排斥压制别种社会生活为基础。大家也完全有理由骂党国，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属于弱势群体，每个人都没安全感，但体制外人士提出的改良方案往往总意识不到自己在政治经济学乃至最基本的资源配置上的前提。其实，恰是中国革命遗产捍卫了当代中国最后那一点进步性，即人欲的“万类霜天竞自由”。这“竞自由”的狄更斯式的资本主义（不受旧制度和外国势力干预，没有习惯势力）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开放的“人域”，最开放的“斯文”。也最残酷。我知道有人会反驳我，让我对照一下海峡对岸那更文化更人性的华人现代社会，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回想一下《永远的尹雪艳》里那个历来不受重视的侧面描写的小细节：想想那位捅死了少壮总经理的工友；这阶级暴力的恶梦般的闪回，告诉了我们今日高素质社会——台湾——的经济起飞前史也同样血污。
的确，人欲的“万类霜天竞自由”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开放的“人域”，最开放的“斯文”。如果我们把现在的政治体制去人格化，它其实是丛林的守护者，像是件洗过的老衣服，里面并没有人。没有多少人喜欢它，但我们对它的态度远没有我们想像得那么简单明快。
胡写到最后发现自己有点像李泽厚，但其实我更希望我是莱布尼茨或惠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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