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奈何花落去 灯声桨影十三钗

        元旦无事，听朋友说，《金陵十三钗》挺好看，于是买了张电影票进去，不过心中仍有些不以为然。看完后，平心而论，觉得这是张艺谋转型拍大片以后最给力的一部。不说别的，只在故事情节的进展上，就比以前更紧凑、更有张力，大概这是因为张导请来了刘恒做编剧，善于制造跌宕起伏的冲突和强烈情感刺激的刘恒无疑为影片打了一剂强心针，让张艺谋终于可以在“风光片大导”的外表上再贴一层“故事会管理员”的招牌。

        可是整个看电影的过程怎么能让人那么不舒服呢？无论是影片整体的艺术风格、价值取向，还是众多人物形象，以及细节处理，处处都给人拧着劲的感觉。

        第一，关于国民党军队在南京沦陷中的表现问题。影片中国军的英勇表现的确有助于满足民族主义情结，可是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的？你可以说这是艺术的升华，但在一部以历史为背景的影片中，没有真实依据的所谓升华和肆意编造又有什么区别呢？

        第二，关于南京大屠杀期间安全区和避难所的问题。所报道过的真实的安全区和避难所有两处，一处是由德国人拉贝为主席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组织建立的“南京平民中立区”，据材料记载救助了约20万难民；而另一处就是南京郊区的栖霞寺，《金陵晚报》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南京大屠杀期间廖耀湘黄植楠避难记》，介绍过栖霞寺和尚救助数万难民的事迹，其戴袁支是一位资深记者，也是“沦陷初期栖霞地区两座难民营研究”课题组负责人、《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一位编译者。因此，电影中的那座孤零零的教堂不过是个虚拟的场景，是为影片而搭建的一个戏台，这么一个虚无之所在竟被张艺谋给演绎成了中国人的诺亚方舟。

        第三，关于人物真实性和艺术真实性的问题。如果说要求一部以历史为背景的影片要有真迹可循，即便是虚构也要符合历史逻辑，那张导乃至许多粉丝肯定会鄙视我，难道不懂得“戏说”吗？如果张导是在“戏说”的层面调戏南京难民、调戏今日的观众，那就用不着我在这里非议了，冤有头债有主，自有找他算账的人。影片的情节无疑充满张力，这来自于编剧刘恒的老到。但刘恒自己的话很耐人寻味：“我对电影的戏剧性与现实的关系仍然捉摸不透。如果现实是个常量，戏剧性是个变量，那么准确的衡量刻度究竟在哪儿呢？在现实的基础之上，戏剧性稳定在哪个位置，才是最恰当的位置呢？”尽管有凄艳的故事，有环环相扣的情节，有人性和野蛮的冲突，但一部影片最核心的东西——人物形象，则依然是扁平的：有煽情，却没有厚度；有个性，却有悖常理；有崇高，却没有根基。有升华，却缺乏逻辑。

        妓女有没有可能成为英雄？不是没有可能，明末清初的秦淮歌妓李香君可以算一个。《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将乱世中个人的命运和时代的悲剧融汇一体，哀痛中自有国家民族的浩然正气冉冉而生。然而在《金陵十三钗》中，秦淮歌妓们极尽所能展现其情色的一面，一系列炫目的画面折射出的是多年来张导对于中国女性不寻常的、近乎于变态的嗜好和趣味。而当这种趣味又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匍匐在那个假冒伪劣的美国拯救者脚下时，真的要让人忍不住呕吐了！

        第四，关于影片的价值取向问题。这部影片给人一种奇特的对峙感：除了男主角，里面的主要人物都是穿着最传统的中国衣服的文化混血儿；好莱坞式的大片风格又裹挟着民族的伦理观；待宰羔羊般的国民被一个假冒伪劣的上帝所救赎；一群神女突然变成圣洁的天使，反过来将纯洁的学生置于不义。这种强烈的对峙感让人觉得仿造的高脚杯里装的不是莹润的香槟而是调制得乱七八糟的鸡尾酒。作为自觉追求商业利润的影片，其创们有着明确的战略目标，那就是勇猛冲击奥斯卡（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此执着，屡败屡战，越战越勇），为此张导不仅请来了好莱坞当红明星，还使出浑身解数亮出了自己压箱底的绝招——精致耀眼的画面和处理技术，但是我真替张导惋惜，他什么都做到了，可谓万事俱备，却独独漏掉了关键的一环——请一位好莱坞大牌编剧。不是说刘恒不好，刘恒是我最喜爱的作家和编剧之一。只不过，好莱坞大片已经与时俱进，情节的设计和价值观的转化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之中，而张导用学来的皮毛包装了自己变态的趣味，再拿回去讨好，却不成想挨了好一顿板砖，谁让鲁班门前耍板斧呢？如果时光倒流20年，那时的“中国味道”还很适合好莱坞猎奇的口感的话，那么今天再将那种情色噱头硬塞进好莱坞已经过时的英雄救美套路中，只会自取其辱。以奥斯卡的陈腐标准制作的一部中美国大片，遭到人家的唾弃，倒是国内老百姓慷慨解囊买了单，枉自被张导忽悠得热泪盈眶：真是滑天下之大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