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土和占有是地理与权力的问题。人类历史的一切都是根植于现实之中的。”“对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公民来说,帝国是个不会使自己难堪的重要文化议题。仅仅是英属印度与法属北非就在英法社会的想象、经济、政治生活及社会中有着不可估量的分量。”对于“帝国主义”,赛义德作了这样的定义:“在我这里‘帝国主义’一词指的是统治遥远土地的宗主中心的实践、理论和态度。”赛义德认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不是简单的积累和获得的行为,它们都为强烈的意识形态所支持和驱使,帝国主义是一种思维习惯,是主导观念、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在文化、知识和现代技术领域里的广泛表现,因此“必须认真地、完整地看待那孕育了帝国的情绪、理论基础、尤其是想象力的文化。”在解读文学经典时,赛义德采用“对位阅读”法将文本中的内容同帝国主义的大背景结合起来,使文本的批评与文本构成的语境有机结合,对文本加以历史文化的观照,揭示文本背后的各种权力因素,透视文本的属性与文化生产的关系。从后殖民主义批评视角,赛义德对狄更斯的小说《董贝父子》以及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进行分析,认为它们无论“从政治和美学的角度来看,都是帝国主义式的。”他多次强调说:“文学时常表明,它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欧洲在海外的扩张。”对于文学批评,赛义德明确地表达他的观点:“文学不能与历史和社会分开。”他认为在解读现代西方文化时,如果把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历史分开,把英国与加勒比海、非洲、印度等的历史分开,而不是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对照研究,那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现代西方文化。赛义德的“对位阅读”和分析,就是要将文学、文化和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在更大的帝国背景中显现出来,使它们得到发展、表述、扩充和批评。”第二章“融合的观念”是赛义德用浓墨重彩书写的一章,也是全书最具价值和启示性的部分。赛义德从文化和政治的批评眼光,分析解读了狄更斯、简·奥斯丁、福楼拜、巴尔扎克、康拉德、福斯特、吉卜林、加缪、纪德等数十位作家的作品,并着重分析了简·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威尔第的歌剧《阿依达》、吉卜林的《吉姆》、康拉德的《黑暗的心》、《吉姆爷》以及加缪有关阿尔及利亚的作品。不同于其他文学批评家,赛义德十分强调政治和社会意识与文学艺术研究的关系,从文化和政治的批评眼光去分析文化文本和社会文本,从文化角度进行文学研究。他发展了一种重要的文化政治批评理论———后殖民文化理论。后殖民文化理论是对殖民主义视角、东方学传承的机制以及它们的延伸所形成的文本进行的一种多维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对于文化,赛义德作了这样的界定:“文化”包括两层意思,其一是指相对独立于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各种艺术美学实践;其二是指一个社会的知识和思想精华的蓄积。因而,“文化成为了一个舞台,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基于这种“文化”观,赛义德探讨了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与其民族文化之间的必然联系,而这一直是西方文化和文学批评理论回避的问题。赛义德特别关注作为文化形态的小说,在他看来“小说有着一种包容性很强,准百科全书性的形式。包含在它里面的既有高度有序的情节,也有建立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结构和它的权威和权力之上的一整套社会参照体系。”赛义德尤其关注19世纪的英国小说,他指出:“到19世纪40年代,英国小说可以说是英国社会中唯一的美学形式,并获得了主要表现者的显著的地位,我们可以认为它也参与了英国的海外帝国。”这里,赛义德的意思不是说“小说”建构了“帝国主义”,而是强调“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作品的小说和帝国主义如果缺少一方是不可想象的。”并且,“没有帝国,就没有我们所知道的欧洲小说。”“帝国主义与小说相互扶持,阅读其一时不能不以某种方式涉及另一个。”赛义德通过对“唯一的美学形式”英国小说进行后殖民批评分析,发现往往被大多数批评家所忽视的叙事体作品在历史和帝国世界中的作用。他认为, 19世纪的欧洲小说不仅是一种强化着现存权力的文化形式,而且还使这一权力得到完善和表达,从根本上来说, 19世纪欧洲小说是一种“巩固、精练和表现现状的一种权威的文化形式”。因此,赛义德在分析和阐释小说作品的时候总是“把它们看做是殖民进程的一个明显的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学艺术作为重要的文化形式是后殖民主义话语和霸权意识表述得最露骨的领域,殖民话语与殖民活动,武力征服与文化侵略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把殖民话语与殖民活动联系起来研究是至关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因此,在赛义德的后殖民文学批评解读中,简·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就是一部“关于一系列空间中的大大小小的迁徙与定居的小说。”赛义德指出,帝国主义和与之相关联的文化都“肯定地理”,并且肯定“领地控制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他对《曼斯菲尔德的庄园》中简·奥斯丁顺便提及的一个小地名———安提瓜岛,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尽管奥斯丁在小说中对安提瓜岛的描写只是寥寥数语,但在赛义德后殖民批评眼光的透视下,安提瓜岛不仅代表着托玛斯·伯伦特爵士的“海外资产”,而且是“曼斯菲尔德庄园的静谧、秩序与美丽的自然延伸,曼斯菲尔德庄园作为一个中心,确立了另一个处于边缘地带地产的经济上的辅助作用。”另外,奥斯丁对伯伦特爵士去安提瓜岛———这一个体的“海外经验”尽管只是轻描淡写,但在赛义德看来却表明并体现了“帝国本土与海外的关系”。赛义德的“对位阅读”法,其核心是在文学作品的叙述和批评中设置一种“态度与参照结构”(a structure of attitude and refer-ence),透过文本的字里行间,赛义德总能发现其中的“文化霸权”,他将文学作品视为文化与霸权之间关系的一部分。
赛义德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具体探讨进行后殖民文学批评的具体实践,对如何发现、批判文化霸权提供了思路。事实上,他把每一部作品都看做是帝国在海外出现和控制国内的“伴生物”,是对空间扩张和迁移的实际叙述。在赛义德看来,这些精心构造的叙事框架中的作品文本,充斥着关于帝国的统治、控制和利益”等观念。他认为,文学文本是在一定的文化和历史语境中生成的,处于一定的时空社会关系之中,必定会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制约,因而文本本身具有文化和历史性。对文本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解读是赛义德后殖民主义的文化策略,对文本加以历史文化的透视使文学的研究具有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视域。在第三章“抵抗与敌对”中,赛义德论述了20世纪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思想及其表现。他指出:“欧洲、澳洲、非洲、亚洲和南北美洲……认识到自己属于一个被臣服的民族是反帝民族主义的根本认识。从那种认识出发,就产生了文学、无数的政党、许多争取少数民族和妇女权利的斗争……”“帝国的历史———在19世纪的部分时间,起义贯穿其中———在印度,在德属、法属、比属和英属非洲。”抵抗帝国主义运动大部分是在“民族主义”的广阔背景下进行的,而民族主义的文化视野致命地受到它所利用的殖民者与殖民地的共同历史的限制,赛义德认为“帝国主义毕竟是一种合作的过程……它是一种教育运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和美国的学校、教会、大学、学会、医院的记录中充满了这种历史。”他首先讨论了福斯特的小说《印度之旅》,指出小说的核心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发达的身体、发达的头脑和不发达的心”———与印度之间的交锋,认为《印度之旅》试图描写印度本土的殖民主义和欧洲的反殖民主义的“既并行不悖又势不两立”。随后赛义德讨论了“反抗文化的主题”以及文化领域里主要的非殖民化手段:重写都市经典,恢复社团组织,“重新占有、重新命名领地……随着而来的是一系列的声明、发现和明确属性”,即重新占有文化和自我表现的方法。他接着讨论了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歌,称赞叶芝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并将叶芝归入“非殖民主义叙事”一类,认为叶芝属于反对欧洲帝国主义高潮中的殖民地世界的传统,对“文化的非殖民地化”做出了重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贡献。在本章“驶入的航程与反抗的出现”这一节中,赛义德通过对C.L.R.詹姆士的《黑人雅各宾派》、乔治·安东纽斯的《觉醒的阿拉伯》、拉纳吉特·古哈的《孟加拉财产规则:永久性解决法案》和S.H.阿拉塔斯的《懒惰的土著之迷:16世纪至20世纪马来人、菲律宾人和日本人的形象及其在殖民帝国主义中的研究作用》4部著作的分析和讨论,着重论述了第三世界反帝国主义知识分子的崛起。前两部著作的题材是关于“启蒙与解放的伟大运动”,记述了圣多明各奴隶起义、阿拉伯起义———“人民抵抗运动兴起的动人心弦甚至崇高的故事”。赛义德指出,詹姆士的《黑人雅各宾派》超越了它丰富的叙述所表达的广阔的内容,因为詹姆士注意到了在非洲与加纳比地区长期存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抵抗运动,而这“却从未被殖民主义历史学家所承认。”詹姆士和安东纽斯的著作提供了“一种宽广的历史视角,一种不同的叙述。”古哈和阿拉塔斯的著作属于“后殖民地的专门性著作”,前者是“一种考古式与解构的书”,旨在说明“如何肢解帝国历史的编撰”。欧洲是帝国历史编撰的发源地,最稳固、最长久,也最具权威性。在阿拉塔斯的著作中,“人类冒险的叙述被嘲讽所代替”。古哈和阿拉塔斯的著作都“揭露了伴随帝国主义各种托词的丑陋的战略,它已丧失信誉的、看似高尚并蛊惑人心的进步意识形态。”赛义德指出,“他们书中的语调与含义中明显的政治或人文紧迫性,与已经成为现代西方学术准则的东西明显互相对立。”这种“对位、复合和结合”的书写所具有的意义在于,“他们将帝国主义的历史首先看做是一个互相依赖的历史和互相重叠的领域;其次是需要进行知识与政治的选择。”赛义德认为,他们的书写对于正在建立中的边缘地带的反帝抵抗运动与欧洲和美国对立文学间的文化联合,是重要的“驶入的航行”———不可轻视的“开创性工作”。在最末一章“免受统治的未来”中,赛义德考察了后殖民主义世界的地缘政治学,并对美国在其中的作用给予了批判性的关注。赛义德专注于诸如海湾战争等政治事件,强烈谴责美国在中东及其他地区的政策,谴责美国知识分子没有反对自己政府的新帝国主义政策。同时,赛义德剖析和探讨了以美国为代表的新的帝国主义形式和特征。非殖民地化导致了传统帝国主义的解体,但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的终结,以美国为代表的新的帝国主义形式正在影响并试图“主宰”当今世界。赛义德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美国做什么……都喜欢把它的所作所为解释为‘对全球的责任’”美国不断“将自己关于法律与和平的观念强加于世界。”老牌帝国主义的霸权特点体现在“力量与合法性并存”,一种力量存在于直接的统治中,另一种力量则存在于文化领域,而以美国为代表的新的帝国主义,其显著特征在于“文化扩张的范围的突飞猛进。”赛义德指出,美国的传播媒介空前发达,它拥有国际传媒的力量并且操控世界上多数国家所依赖的新闻制作和传播,对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扩张、文化影响以及文化控制,制造“合并与依赖的新机制”,并以此来“臣服与胁迫”弱小民族和文化。同时,帝国主义观念在“现代传媒新的文化形式”中得到进一步的“表现”。赛义德指出,“这种表现和生产文化、规范、政治力量和相应的军事及人文现象的世界体系,具有一种已成为制度的倾向,可以制造出超出实际的国际形象,来引导国际范围的社会话语和过程。”赛义德抨击美国媒体的不负责任和歪曲事实,他对老牌帝国主义和美国的强权政治、意识形态以及“西方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批判,警示我们,美国正力图把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意识变成全世界的普遍标准。赛义德希望听到抵抗和对立的声音,他“表达了促成‘富有创意的新人文研究范式’的愿望,希望以此对抗西方新闻和其他传媒的歪曲与操纵”④。在《文化与帝国主义》这部著作中,赛义德提出了一种“混成性”的,或者说重叠的、相互依存的文化的、历史的和文学的观点,他坚持将高雅文化同英、法、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他强调,在文化、帝国主义和被学者忽视的民族身份之间存在着联系。他采用后殖民批评眼光,以观照文学文本的新视角———“对位阅读”进行文本解读,不仅开启了运用后殖民理论进行文学批评的思路,而且在标准的学术和历史分析中增加了文学批评的新维度。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考察了众多的西方文学经典作品,通过揭示文本分析、生活中的政治经济现实和被殖民国家的历史之间的联系,将文化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赛义德对于“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共谋”关系的见解,对文本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文化策略,打破了西方学术界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常规认识。赛义德对文的批评与文本构成的语境有机结合,揭示文本背后的各种权力因素,解构殖民文学叙事与文化文本中隐含的政治霸权。赛义德通过透视文本的属性与文化生产的关系,对文本加以历史文化的观照,形成了他独特的方法论体系。赛义德通过审视西方如何把东方作为一个“他者”来进行文化、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和控制,考量西方现代文化体制与殖民地东方的历史关系,重新认识和评价西方现代文化的语境和知识构成,动摇了西方知识体系的生成基础。从殖民历史角度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反思,对整个现代西方文化史进行重写,也正是赛义德进行后殖民文学批评实践的重要价值所在。赛义德的“对位阅读”批评方法不仅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样式,使文学和文化批评具有了更广阔的历史和文化视域,而且它已成为后殖民理论美学分析的经典阐释模式。
注释:
①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语境实践政治》,第1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
②爱德华·赛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前言”,三联书店,2003年。
③齐亚乌丁·萨达尔:《东方主义》,第107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④瓦莱丽·肯尼迪:《萨义德》,第7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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