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作为美学主体：再议革命话语主导下的底层表述——以《李家庄的变迁》、《暴风骤雨》和《创业史》为例

新世纪以来的“底层写作”无疑是一个极富争议性的话题，而颇令研究者困惑的是，到底什么样的写作才算是“底层写作”？有人认为是底层创作的文学，有人认为是写底层的文学。概念的辨析似乎很重要，但就文学的既成事实而言却意义不大，因为不管是“底层创作的文学”，还是“写底层的文学”，都与“底层”有着不可剥离的关联，都是“对底层的表述”，所以在笔者看来，以“底层表述”来替代“底层写作”显然更为合理。“底层表述”这个说法的提出，目的还在于，使研究者能够打破时间维度的框囿，从消费文化、强权和资本合谋的语境中超越出来，并进而获得一种更为宽广的研究视野。回顾百年中国文学传统，不难发现，底层表述始终是其极为重要的构成，它其实也是“现代文学”之现代性的集中体现。早在“五四”新文化时期，因为鲁迅等启蒙作家对底层表述的倡导与示范，才使阿Q、闰土、祥林嫂这些源自底层社会的人们，在叙事文本中历史性地被关注，其人生遭际与生存样态也破天荒地成为了叙述的焦点，这种转向是对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根本性的变革。此后，底层表述便作为一个主流经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中不断被传承，特别值得研究的是，底层表述在这个时段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向，一次是“左翼”文艺思潮的崛起，另一次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的广泛传播。如果说“五四”底层表述是启蒙作家以文化精英的身份对底层所做的表述，那么，“左翼”作家中相当一部分人如萧红、叶紫、艾芜等原本就来自底层，其表述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底层身份表述着底层，故这种表述更接近真实的底层。“左翼”作家的底层表述不仅是一种叙述者身份上的变化，更是一种观察角度、情感态度的变化，这些经验资源在新世纪文学中仍发挥着潜在的影响。

从底层表述的历史演进的意义上讲，《讲话》可以说是将底层表述合法化与经典化的文本，它直接规范了1940年代解放区的文学乃至共和国时期的文学，赵树理、周立波和柳青这些在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作家，其理论资源也主要是倚重《讲话》精神。《讲话》不同于纯粹的文学理论家的言说，它是站在“革命”的高度对文学状况所作的整体性把握与前瞻，体现了彻底革命的指向，其“革命”的最大实体也就是底层，包括底层的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但无论是政治革命还是文化革命，《讲话》的意旨均在于使底层从边缘回到中心，由“他者”成为主体。意味深长的是，《讲话》认为底层的政治革命相对容易实现，却反复强调底层的文化革命的艰巨性与漫长性。《讲话》的理论阐发是以“左翼”底层表述的经验为依托的，却也回顾了“五四”以来底层表述的种种曲折，而对底层尚未成为美学主体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由这种不满所衍生的焦虑弥散于文本的字里行间，因为究其实质，底层能否成为真正的美学主体是关涉文化革命前景的大事。不能不看到的是，“五四” 一些作家因急于实现其启蒙策略，常常将底层编码为愚昧、麻木、冷漠的群体，底层于是成了被批判和启蒙的对象。作为一种表述底层的方式，虽然其对底层人生未必就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在知识阶层却普遍流行，致使底层的本真面目越来越模糊。《讲话》的不满及其呼吁，正是对这种价值取向的积极修复，这实际也给解放区作家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即建构与如何建构底层的美学主体形象，这个命题在很长一个时期里都成为文本叙事的原动力。从“启蒙”到“革命”，不仅体现为文学观念上的更新，也体现为话语倾向、表述方式和接受主体的更新，关于这些层面的论述都是形成《讲话》语义场的基本元素，这是我们在研究“《讲话》后文学”①的底层表述时，尤其需要注意的。现在看来，《讲话》尽管没有明确使用“底层”之类的术语，我们仍可将其作为“底层表述”的集大成的理论著述，因为其所有的论点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围绕“底层”展开的，而这无疑对新世纪底层表述构成了一种显在的镜像。

新世纪以来底层表述空前兴盛，这显示了蓬勃的文学气象，并给我们以别样的阅读期待。但透过近几年的实践，我们也觉察到，由于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的后续不继，新世纪底层表述已呈现出彼此克隆、自我重复和止步不前的态势。而且，在这种叙事的接力中，底层往往被表述为缺乏阶级主体性与历史能动性的群体，表述为蕴蓄着暴力倾向与生存前景不明的群体，表述为一个陌生而可憎的“他者”，毋庸置疑的是，诸如此类的底层表述是可怕的，倘若任其蔓延，可能将底层表述所聚集的元气消耗殆尽。但这种状况也至少说明，新世纪底层表述已到了非转型不可的时候了。关键是，如何转型？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的问题倘若不能落实，一切所谓转型则难免要流于空谈。由于国情、历史的不同，从西方理论家那里取经显然是靠不住的，而国内当下的理论家还没有能力建构起一种完全适应底层表述新形势的理论体系。在现实的背景情态下，我们将目光投向《讲话》，因为说到底，还没有哪种有关“底层表述”的理论在视点的高度、论述的广度及历史的厚度上可与之比肩，况且，几十年的“《讲话》后文学”已证明了《讲话》精神指向的预见性与正确性。《讲话》所提供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能够使底层表述起死回生，至而走向更高层次或者说走向经典化的主要资源。目前的当务之急，是通过新的阐释，使《讲话》所提供的资源能够成为一种坚实可靠的当代存在，毕竟《讲话》发表时的语境与今天的现实语境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转换”的意义非同小可。但必须指明的是，我们在此所谈的“转换”，要始终把握住《讲话》的精神指向，设法在消费文化、强权和资本合谋的语境中再塑底层的美学主体形象，探察和彰显底层的阶级主体性与历史能动性，寻找并发现底层可期待的未来前景。理论上虽然清楚了，但要付诸实践却远非易事。鉴于此，我们极有必要复归那些深刻体现了《讲话》精神旨归的文本现场，复归革命话语为主导的时代背景，通过考察与解析那些典范文本，以归纳具象的可把握的底层表述经验。

我们所选的文本是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1946）、周立波的《暴风骤雨》（1948）和柳青的《创业史》（1959）。这种选择是出于以下考虑：赵树理、周立波和柳青都是在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的底层表述都在尽可能地实践《讲话》精神，他们是“《讲话》后文学”的代表性作家；这三个文本皆为革命话语导向下的长篇叙事，在较大的时空范围内再现了底层由蒙昧到醒悟再到自觉的认知与行为过程，底层的阶级主体性与历史能动性是作为叙事的支点而展开的；它们虽然是以底层的政治革命的合法性叙事为重心的，但也触及了底层的文化革命的艰巨性与长期性，由于底层在精神上持久被奴役，要想摆脱旧的制度、风俗和习惯的深层束缚便显得极其困难；它们在各自的文学世界塑造了底层的美学主体形象，铁锁、赵玉林、梁生宝等人物，构成了一个处于上升时期的底层的形象谱系，他们不是作为被同情和怜悯的对象而出现的，而是作为历史的行为主体而被叙述的，他们的行为又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他们身上爆发出的强大的自省力量和改变人生命运的智慧，便成为了审美的聚焦；但三个文本各自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李家庄的变迁》重在叙述底层所经历的由蒙昧到醒悟的精神状态的演变过程，《暴风骤雨》重在叙述醒悟过来的底层如何通过与压迫势力斗争而求得文化解放，《创业史》则重在叙述底层对来之不易的话语权的自觉捍卫，而将三个文本放在一起，不难发现它们构成了一部底层的成长史与演变史。

《李家庄的变迁》是以“抗战以前的八九年”的一桩发生在李家庄的民事纠纷开篇的，通过叙述这桩民事纠纷的始末，小说展现了尚未经过战争与革命意识触动的乡村秩序。像李家庄这样的偏远乡村，依然存在着泾渭分明的权力阶层与底层，李如珍、春喜、小喜等占据着李家庄所有的话语权，铁锁、二妞、冷元之类的底层即使被权力人物强取豪夺也无处申冤，有泪只能往心里流。底层被权力（来自李家庄之内与之外的）所形成的“势”牢牢地控制着，而权力之网又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底层对恶人、恶事是敢怒而不敢言，权力人物（可能是从流氓、地痞中产生的）则是有恃无恐、为所欲为。只因砍了一棵与春喜家毗邻的自家的桑树，铁锁便惹上了 “乡村官司”，有理也变成了无理，被春喜等人反复讹诈，落了个倾家荡产的结局。李家庄社会的乡村秩序，显示了旧中国极其丑陋的一面——恶人当道、弱肉强食、天理难存。因为革命话语尚未进入李家庄社会，底层还想不到如何“改变”这种乡村秩序，更不可能设想重构某种乡村秩序，他们只能无可奈何地认同这种秩序，而在遭遇突来的灾难面前，也是各顾各的，不能团结起来形成集体力量，缺乏精神领袖，所以也就缺乏向心力，而对恶势力的猖獗是听之任之，更助长了恶势力的横行。令人震惊的是，在这场纠纷案中无辜却倾家荡产的铁锁，从未思考过这种既成的乡村秩序是否合理、是否有可能改变，他躺在病床上几个月，也没有想出个名堂来，从铁锁不难看出底层精神状态的蒙昧。

只有当铁锁走出李家庄来到太原，在亲眼目睹和切身体验了军阀及其走狗的丑恶行径之后，他才真正开始反思权力社会与底层社会的问题。他从李如珍一直到三爷、春喜、小喜、师长和土匪，对这些权力人物进行了痛彻的反思，但反思的结果却令他更加困惑，因为他发现无论世道怎样变他们都“吃得开”，都“永远不倒”，而像他这样的“草木之人”，无论怎样努力、怎样艰苦创业，有时就连可怜的祖业也保不住。铁锁百思不得其解，必须有人能给他以烛照，来化解他心中纠结已久的疙瘩。恰在这时，小常出现了，与小常这个地下党的一席谈话，才使铁锁看到了某种希望。文本也以较大的篇幅展现了铁锁与小常谈话后的心理活动，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底层觉醒前的症候。铁锁在小常的介绍下加入了牲盟会，从此其人生发生了转折，他实际上已经介入到政治生活中来了，在铁锁的带动下，李家庄的穷苦人踊跃报名参加牲盟会。牲盟会是个抗日的民间组织，铁锁们在与李如珍们的周旋中，渐渐学会了对敌斗争的技巧，掌握了政治话语权，底层初步显示了自身的阶级主体性与历史能动性。李家庄社会的底层在战争背景下，通过参与政治生活才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底层要有出路，要靠自己的智慧来创造和争取。李家庄社会沿袭的乡村秩序也开始在底层的崛起声中土崩瓦解，这才是“变迁”的真实内涵。

如果我们将《李家庄的变迁》看作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秩序开始土崩瓦解的前奏，则《暴风骤雨》重在叙述这种旧秩序及其衍生的乡村伦理土崩瓦解的过程，叙述了底层在铲除这种旧秩序与重建一种新秩序的过程中“成长”的历史，叙述了底层从“无言”到“发言”再到控制话语权的变迁，而这种变迁本身即标志着底层的文化革命的实现。《暴风骤雨》所叙述的时代背景显然不同于《李家庄的变迁》，在《李家庄的变迁》中，权力阶层虽然呈现了衰落的趋势，但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动摇；而在《暴风骤雨》中，元茂屯是已经被解放了的村庄，曾经的权力阶层分明已经失去了权力依托，其“拥有的权力”已经变成了昨日黄花。所以，我们说《暴风骤雨》的侧重点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文化革命，这是我们在重读这个文本时尤其应该注意的。但还应该看到，底层的文化革命是以政治革命为前提的，是底层的政治革命赋予了文化革命以正义性，而文化革命反过来又大大促进了政治革命的演进与升华。

《暴风骤雨》中有很多“诉苦”场景的描述，重新审读这部经典，我们发现，“诉苦”在文本中至少承担着这样几种功能：解读旧乡村秩序的罪恶，确认底层严峻的生存现状，探讨底层的人生前景。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底层第一次以公开发言的方式塑造自我、表达心声的机会。同样，对于工作队来讲，逮捕韩老六，甚至枪毙韩老六都不是难事，问题是，如果不能让底层看清韩老六及其所代表的旧乡村秩序的本质，这样的做法就根本起不到摧毁旧秩序的作用。所以，为了彻底摧毁旧秩序而采取“诉苦”的方式是可行的策略。“诉苦”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唠嗑会”形式，一种是广场形式。“唠嗑会”形式是一种半秘密状态的诉苦，在那些有冤屈的底层之间进行，通过这种形式，“穷人尽情吐苦水，诉冤屈，说道理，打通心，团结紧，酝酿着对韩老六的斗争”。②另一种是广场形式，即在斗争韩老六的大会上的诉苦，广场形式更具有仪式化的意味。在广场形式的“诉苦”中，旧乡村秩序的罪恶才被更多的底层所认清，而旧乡村秩序的权力人物韩老六的罪行从隐蔽状态被揭露出来，每一次的“诉苦”都充满了血淋淋的事实，都充满了死亡的阴影与生命的挣扎。韩老六的双手沾满了底层的鲜血：亲手整死十七条人命，被他和他的儿子霸占、强奸、卖掉的女性43个。此外，他还在“伪满洲国”时期杀死抗联干部9名，解放战争时期杀死八路军战士1名。也是在这种仪式化的“诉苦”中，底层发现自己的未来是与新政权联系在一起的，除了革命他们别无选择。

以底层人生的拓进而言，《创业史》可说是对《暴风骤雨》的接续。在《暴风骤雨》的结尾，完成土地改革的底层群体在元茂屯夺得了充分的话语权。那么，在共和国语境中，那些拥有了话语权的底层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们能否以自己的行为证实新的乡村秩序的优越性，他们能否持续高扬其阶级主体性与历史能动性，对于这些问题，《创业史》给我们提供了某种答案。《创业史》是以发生在1950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社会主义革命”为其叙述背景的，全景式地再现了这个历史事件进程中的蛤蟆滩社会，以及底层与富裕阶层的人物群像。《创业史》的主导性话语仍然是“革命”，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文化革命。这种文化革命相对于《暴风骤雨》中新的乡村秩序的建立则更为艰巨、更为深刻、更为痛苦，因为从“私有”到“公有”，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文化的变迁，更是对积淀了数千年之久的精神文化的更新。如果说此前的历次革命的对象是权力阶层，则“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对象却是底层自身，是对底层的私有制观念、行为方式、人生理想等精神文化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听不到枪炮声，也看不到厮杀场面，它似乎无声无息，但对底层的心理所造成的长久震荡，也许比历次的政治革命还要剧烈。

新的乡村秩序的建立是以底层走向共同富裕之路为目标的，这既是当代中国的现实使然，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初级意图使然。但经过土改分到田地与畜力的底层，大多忙于个体的创业，哪有热情参与共同的发展事业？那些底层中的赤贫者，在春荒来临时似乎又回到旧秩序的贫困中去了。面对这些底层，作为预备党员的梁生宝决心带领他们度过难关，而他深知，要以成绩说话，要以事实让那些热衷于个体创业的底层生发觉悟。在这样的严峻时刻，他自然成了底层的主心骨和带头人，为了实现互助组的丰产计划，他一个人冒着潇潇春雨去郭县买稻种；为了度过春荒和筹集生产资金，他组织互助组的底层到终南山割竹子。这些举措，在蛤蟆滩社会的底层掀起了重重波澜，使他们感受到了新乡村秩序的优越性。事实证明，梁生宝及其率领的底层才是新乡村秩序的话语控制者，因为他们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他们在这次的文化革命中较为彻底地祛除了旧意识形态的束缚。相反，梁生宝的继父梁三，却一直生活在“创业情结记忆”当中，他三起三落的创业梦，始终也没有超越一个私有者的范畴，只有当他看到生宝领导的互助组显示了强大的集体力量的时刻，他才有所觉悟。与梁三有着相似境遇的高增福，在梁生宝领导的互助组中却很快再度崛起，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今非昔比的巨大差别。这些都说明，底层创业的最终出路，还在于走集体化的道路，走共同创业的道路，否则很难成功。

上述三个文本都是底层表述的经典之作。历史是不可重复的，而真实、深刻地言说了历史进程中底层的心理变迁、人生期待和政治自觉的文本，也就具有了不可复制性。对于一个普通的作家来说，怀着启蒙心态抑或是人道主义情怀来表述底层，都是容易做到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困难的是，一个作家能够深度触摸底层的心灵世界，真切反映底层的愿望期待，从容表述底层的历史智慧，进而塑造底层的美学主体形象，而这，恰恰是新世纪作家所缺失的，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他们底层表述的现实信度与历史刻度。我们重读了三个底层表述的经典文本，目的在于，使新世纪作家能够从中汲取某些急需的经验，尤其是如何实践《讲话》的精神指向，最终完成新世纪底层表述的转型。文学事业决不是个人事业，在一个作家开始创作的时刻，应当想到这是与万千底层的人生联系在一起的，他所书写的每一个文字都应该担当起某种社会道义，都应为改善底层的生存境遇而呼吁，他必将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作家。□

①指1942—1976年的文学。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讲话》的发表及其影响都是百年中国文学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讲话》前、后的文学实践在各个层面都有着较大的区别，因此，我们所说的“《讲话》后文学”就不仅仅是一种时间概念，还指那些严格实践了《讲话》精神的文学。

②周立波《暴风骤雨》第1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单位：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