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月到7月，有三件事发生。第一：弟弟定于2000年1月12日，农历腊月初六结婚，与邻村一个闺女。我们家家境窘迫，在南太行乡村，不算穷得揭不开锅，也只是基本温饱。弟弟结婚日期定后，母亲还在生我在甘肃谈对象的气（她的愿望很简单：我在外面上班，在家乡找一个有点势力的人家的女儿，一可以相互有个照应，壮大门庭；二是觉得本地人可靠，我不至于被骗），自从我到上海上学的第一学期开始，就不跟我说话。
弟弟婚前三天，一个邻居打来电话说，聚平要过事儿了（方言，专指结婚），你也不回来看看？我心里又高兴，又沮丧。高兴的是，弟弟终于结婚了，父母亲可以了却一桩心愿。我们家只有我和弟弟两个小子，与我同龄的，相当一部分当了两个孩子的爹，最不济的，也都把媳妇娶回了自己家。在乡村，父母一生使命似乎只有三件大事，一是给孩子们盖房子；二是把儿媳妇娶回家；三是安安稳稳地把老的（父母）打发走（养老送终）。弟弟有了媳妇，这对于一个贫寒家庭来说，是天大的福音。
可这也意味着，作为老大，又有一份工作，替父母减轻负担理所当然，要是一分钱不拿，乡人背地耻笑不说，父母亲会很伤心。放下电话，又给未婚妻打电话，她说她现在也找不到钱，岳母有些钱，但从一开始就反对我和她恋爱。第二天一大早，买了一盒当时这里最高档的金沙香烟，到财会室，红着脸向一位韩姓会计说明原因。他说，最多只能预支三个月的工资。三个月才五千多一点，家里缺口很大，这钱根本就是杯水车薪。我又诉苦央求，韩姓会计答应先借给我七个月的工资。
未婚妻带钱回去，坐硬座。为省钱，未婚妻担负了“乡间婚礼大厨师”的职责，一个人，手忙脚乱地炒了上百人吃的菜肴。第三天“叫四意”，弟媳被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吃喝一顿领回了娘家。这事情就算从头到尾的结束了。未婚妻回来给我说了情况。我觉得欣慰，一方面，那些钱毕竟为父母减轻了一点负担，我虽然没回去，但未婚妻可代表，且做得不错，从前坚决反对我和她谈对象的长辈们也都夸未婚妻懂事儿，能干，是个持家的好媳妇。
可随着而来的问题是，财务室逐月将我工资扣除，我能拿到的，仅仅一百四十几块钱。作为一个被物质围困、且要不断消耗的人来说，这点钱，连一个月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只好早上不吃，中午到饭堂买最便宜的果腹，米饭不要钱，每次多打点，留到下午吃。
物质羞辱的不仅仅是肉体，还有尊严。在饭堂多打米饭时，手哆嗦，背后好像有无数眼睛，小刀削苹果皮一样的密集和凌厉。后来，我干脆买方便面，吃到最后，闻到方便面的味儿就张口干呕。六月，未婚妻开始接济我，但这种羞愧，似乎比挨饿、被嘲笑更为凌厉。有几次，跑到围墙外的沙枣树林里，狠狠打自己耳光。某一日，我偶尔翻到帕斯的诗歌《石与花之间》：“我们像石头一样的迎来天光／／一片空荡，只有光／一片空荡，只有光对着光。”——我想到，在物质的逼迫中，人的尊严是无可保留的，哪怕是仁慈的施舍与纯到极限的爱意，也是个人尊严的一种损失。
2000年和它之前一年，到处都是进入新世纪的声音，连我的公文当中，开头和最后也要加上这么一个词汇或修饰语。与此同时，两个更坏的消息从老家传来。第一，弟弟被人殴打致伤。邻居父子三个趁弟弟不注意，冲上去拳打脚踢，当即起不了身。报案后，派出所民警厉声说，这种光天化日下的恶劣行为，我们要严肃处理。弟弟住进乡卫生院，新婚的弟媳一直陪着，母亲也在。出事的第二天，表弟打来电话。我全身血涌，如火爆燃，对着全办公室的同事大吼，完全失去理智。再半月，母亲电话说，派出所又变了，说主要责任在咱这边儿，对方没啥错。弟媳说，咱娘跑了一个星期了，来回步行二十里，从家到派出所，再从派出所回家，嘴都磨薄了……唉，人家那儿不理，没办法。
我查了当地派出所电话，质问一位副所长，他听我态度强硬，也大声说你爱咋着就咋着吧，看你小子能翻天！我猛地把话筒掼在电话机上，硬塑料片儿碎了一地。晚上，趴在未婚妻怀里大哭，鼻涕眼泪糊了她的衣服。再半月，母亲说，处理了，但不公。都怪咱家人没本事。弟媳说，聚平轻微脑震荡（到现在记忆力仍旧极差），人家只给了咱家二百块钱，算是医疗费。还说，迟早也要拿回去！
至今，每一想起这件事，我就全身颤抖。一方面是悲愤，自小被乡村那种论人多少决定“光荣与耻辱”的暴力现象所震慑。时过不久，为了争个理由或者能夺回一点面子“尊严”，邻居站在门前辱骂，母亲也用辱骂回敬。7月8日，母亲与本家的一个大伯狭路相逢，她骂，人家一脚把她踹倒，又狠狠踢了几脚。她一个人在杂草上趴了大半晌，才爬起回家。
好汉不吃眼前亏，这是最基本的趋利避害原则，有着近五十年乡村生存经验的母亲竟然不知道设身处地保护自己。……母亲说，你要是个当官的……我不知说什么好。——暴力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乡村的利益争夺……即使胜利者，其所得也极其可怜。但在他们看来，不管有没有理，只要自己占了便宜，没啥损失，就算是“厉害”。乡人的评判标准也是如此，不同情弱者，反而自觉地甚至媚态十足地向强悍的无理者靠拢。
我想：一个人，一家人，连最基本的生存尊严都难以捍卫，那么，它的悲哀就具有了穿透人心的力量；而当人们自觉地去混淆基本的是非标准之后，这种悲哀就具备了某种意义上的辽阔性。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法则无处不在，它不仅嵌入了人类历史进程，而且还马力十足地开进人心甚至灵魂。这一年秋天，我在一本叫《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的书中读到这样一段话：“人的本性中被赋予了自私与非自私两种冲动。个人是冲动的生命能力所聚集的中心，这些生命能量在一开始时就有机地联系着其他生命能量，但是，这些能量也谨慎地保存着自己的存在。在人性中每一种类型的能量，都力图永久地保存自己，并力图按照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实现自己。”这种保存与实现，其实就是人性的原动力，所有的是非善恶都不绝对成立，只是人将它们有意识地固化起来，形成了一些无形的标准，且常常在这些标准线上，由着自己的喜好与现实利益需求打秋千。 母亲和弟弟到我所在的巴丹吉林沙漠来了。来的原因，一是我和未婚妻定于2000年8月1日结婚，大儿子结婚，家里不来人，情理上说不过去。二是先前给弟弟结婚的钱，还有后来那两起关系到家庭尊严的“事件”，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母亲对我决心在异地恋爱结婚的反对力度。当晚，母亲又说起家事，我对她说，我为什么不在老家找对象结婚的原因，一个是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闺女给我当媳妇，再一个，就是我厌倦甚至痛恨那些人！
母亲说：生在那儿了，有啥法儿唉。我说树挪死，人挪活。母亲又唉了一声，我只能沉默。婚后，妻子开玩笑说，人家婆婆给儿媳妇买项链戒指，给钱给物，娘一个子儿都没给，还把我们的结婚礼钱拿走了。的确，母亲返回老家那天，我去送她，在酒泉车站，我从结婚时收的一千四百元礼金中拿出一张二十元，剩下的塞进母亲手里。她看了看，说，你不花了，都给俺？我说我还有。其实，我就那二十元钱了，刚好够买返回单位的长途班车票。
我想，再苦也不能苦母亲。——妻子还年轻，也有一份工作。再过一个月，我的工资就恢复原额了，尽管还要还自己结婚借的钱，但钱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了。这并不能说明我有多无私，只是觉得亏欠家里太多，父母都是用体力和汗水维持生计的人，如不劳作，一分钱也不会主动产生。
这一年十月，我再次拿到全额工资，买了一台联想千禧电脑，奔二的处理器，十五时的屏，60G的硬盘，我很满足，至少写东西不用先手写，再拿到单位微机上敲了。又一段时间，我想再买一台激光打印机。去酒泉，到电脑专卖店转了几次，始终下不了决心。几个月后，妻子辞掉工作。我在单位文化活动中心二楼的一个空房间里，把两张木板床拼在一起，就算是一个家了。买了电饭锅、电炒锅，从单位饭堂要了几袋米面，就开始了夫妻生活。
年底，借钱还债。借的最多的，是一位安徽籍的同事，他和妻子都在单位上班，经济宽裕一些。可不凑巧，他调往西安。岳母说，小姨妈借了我家的钱，也该还了。我和妻子骑自行车，到她所在的小镇上。小姨妈给了一些。傍晚，大雪。第二天要上班，我和妻子骑着自行车原路返回。寒风吹疼骨头。妻子把最厚的手套给我，几次停下，把我手放在她的手心搓。快到家时，俩人站在雪地，使劲儿拥抱，雪花不失时机，将我们垒成了一对雪人。
2001年4月，单位新一轮的干部调整，我主动申请到一个下属单位工作。之所以决心离开这个单位，是与我关系亲密的直接领导被迫调动岗位。一次饭局，我说，你要走，我就走。人不可食言。——在单位，有四五十个同乡。我觉得自己还算是一个遗传了“燕赵古风”的人，血性尚存，颇重义气，不在乎钱财，不爱小便宜。
新单位在沙漠深处，紧靠着一片早已严重衰退的梭梭树林。周遭是戈壁，向南有美丽的沙丘，丝毫不比敦煌鸣沙山逊色。对我个人，沙漠美景则有一种司空见惯的意味。当一个人为物质所困时，身边的美通常是视而不见的。因为离家远，一周回去一次，有时两周才能回去一次。妻子一个人生活。所幸的是，一位早年来到的同乡换新房，把只有两间、两家共用一个厨房的旧房子“过渡”给我。我把那些家具搬来，收拾完毕，环壁四顾，平生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初冬，妻子怀孕，呕吐得厉害，有时候昏沉得几天不吃饭。
怀孕第四个月后，妻子和其他几个孕妇晚饭后散步。有时叫我陪她，我不去，或找理由推掉。我也想去，可就是不愿见那些人（尤其是在单位混得好、做事张狂的，还有部分领导）。在这个集体，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最卑微的人，除非特别熟悉了，才可能主动表露出自己的某些性格和思想主张。
6月1日，预产期，早上肚子疼，到医院，B超，医生说胎位不正，这里做不了。转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医院。检查，医生说，胎位不正，矫正不过来的话，只能剖腹产。妻子说，这样也好。6月3日下午，医生叫我好好想想，然后在手术单上签字。我看到其中有十五条之多的不测，心腾腾跳，不敢签。倒是妻子使劲拉着我的手说，没事儿，签吧。我又看了看岳母。她说，女人就是生孩子的，没事儿。我偷偷刺了她一眼，把“杨献平”三字落在纸上。攥着妻子的手，她也攥着我的手，四只眼睛钉子一样盯了好久。
上手术车，我推妻子，她仰脸看我。眼泪呼呼，落在她脸上。妻子抬起手掌，摸了摸我的脸说，没事儿，一会儿就能见到我们的宝宝了。——从病房到手术室，我觉得那是最急迫的路，也是最沉重的路。手术室外，我和岳母坐在长凳上。岳母神态自如，我一会站起，一会坐下，趴在玻璃上看。我想象那刀子在妻子小腹上切开的样子；想那些血；想子宫内里，那个孩子。还想，妻子会不会大出血，甚至……医生会不会不小心，把别的地方割破了？或者把纱布、小刀什么的忘在妻子的身体里面？
二小时二十分钟，护士抱着一个婴儿出来了，我只看到他已经张开了的黑眼睛，黑黑的眼仁，从我脸上滑过的感觉似乎很熟悉。岳母说去看看，跟在护士后面。我不去。在手术室门外，眼睛贴着玻璃看。再半个小时，妻子出来了，我推门冲了过去。护士笑笑，把推车让给我。——妻子脸色苍白，像一张白纸。看到我，微微拉了一下嘴角笑笑。我也笑了。到病房，往床上抬的时候，蓦然看到妻子异于常时的私处，扑哧笑了一声。
我的笑绝不源于此，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欣慰或者说高兴。后来，妻子郑重其事地问我：剖腹产时在我和儿子之间，要是只有一个活，你选择谁。我说，当然是你。她说为什么，我说，你是离我最近的人，我们在一起多年，从里到外都熟悉，都亲爱。儿子是陌生者，尽管他与我们连着骨肉……
回到家，儿子的哭，使我感到了一种骨血流传的意味，而此时外面的世界正突飞猛进。我隐约觉察到，这个时代已经褪尽了理想主义的油彩，逐渐剥掉了脆弱的敬畏、温良和矜持。某次公差，晚上住在酒泉的祁连宾馆。深夜，电话响起，女声传来，说出的话令我激越而又震惊。——若是在北京或兰州，我深信不疑，可在这座边远城市……我想我可能是在沙漠封闭得太久了，而沙漠之外的时代已经到了让人无法确信此事何事、此地为何的地步。
临近春节，乘飞机到北京，从南苑到西客站，儿子趴在窗上看，人、楼宇和车辆，薄雾之中，华灯如昼。第二天，带他去动物园后，我去西单图书大厦。买了喜欢的书后，在长安街的一张长凳子上坐了一会儿。——不是累了，是内心的一个理由。一个朋友说，她那年来的时候，从西单图书城出来，就坐在其中的一条长凳子上等她同来的朋友。那一次，她给我寄来了《遐思录》、《六大师》等书籍。我只是想坐在那里，体验一下她当时的心情，还有她早已消散的体温。
从北京到邢台，一路上的乡村和城市被烟雾笼罩。下车，我闻到一股干油渍与灰土混合的浓郁味道。火车站广场上，小风挟带着各色塑料袋飞，油尘浓郁。妻子说，比沙尘暴还呛人。儿子连声咳嗽。京广公路，车辆如水。乘班车一直到冀南平原与太行山区交界的丘陵地带，拉煤运铁的卡车在坑洼的柏油路上扬起如云灰尘，路边的枯树、岩石和房屋上落着数寸厚的白黑色灰尘。
夜里，母亲念叨的还是从前的屈辱生活经历，以及邻里之间的相互伤害。有时津津有味，有时叹息出声。儿子和侄女儿跟着电视播放的戏曲节目，咿咿呀呀舞着枕巾。夜深了，我和妻子才抱着孩子到多年前父母为我修好的房子里睡。当年那些给我准备的娶媳妇用的家具还在，因为没有生活的烟熏火燎，基本崭新。夜风在东西两边的山岭上不停翻动茅草，枭鸣如箭。
大姨妈小姨妈经常来，坐在院子里，说附近村子的事儿。1．邻村一户人，花了六万块钱，给大儿子娶回来一个媳妇，可就是不和儿子同床。回娘家，三个月不见人影儿。婆婆去叫，说不在家。当年春天，大儿子在煤矿下窑时不慎触电，l米79的个子，焦成了一截儿黑轱辘。2．附近几个村里，每年都有人在煤矿铁矿死去，老婆再婚，孙子（女）跟着爷爷奶奶过。以前和和气气一家人，现在儿媳和公婆闹得如仇人，见面就厮打。3．某人，包铁矿发了财，光小汽车就买了两辆。去年，死了一个人，还净赚五十万。4．-个堂姐和一个退伍军人结婚不到两年，就跟一个医生私奔了，至今神鬼不见。5乡长的二儿子，我初中最好的同学因癌症去世。乡长也因经济问题被免职，赋闲在家，只剩下一个孙子，又要了别人家的一个女儿。6．信基督的人越来越多了，其中一户人家，把自己家改成教堂，每周聚会三次。
闲暇，去看亲戚，到舅舅家，脱口问：俺舅舅呢？说完，忽然想起，两个舅舅都不在了。到大姨家，姨夫、大表哥也都死了。在其他村里，说那个谁怎么不见了？说前年人土了。我惊诧莫名，想起那些人当年的情景，忍不住唏嘘。站在高坡上，俯瞰村庄，新式水泥房、楼房鹤立鸡群，不少人家门前停着摩托车、轿车和卡车。饭店里经常爆满，划拳行令的声音从油烟滚滚的窗户里跑出来，熏得一些扛着柴禾、满身灰土的人不停摇头叹息。
2005年夏天，我们一家再次回到南太行老家，原因有三个。一是想回去多和父母亲人住一段时间；二是厌倦了在沙漠日复一日且有些压抑的生活，离开一段时间，缓解一下情绪。三是我遭遇了一场意外的爱情。——那位从北京寄书给我的人，我觉得了她独有的可爱、孤独和悲悯。漫长的两年，也是轰轰烈烈的两年。这一年秋天，以她喝药自杀开端，在我、她和妻子三人之间爆发了一场刻骨铭心的风暴，持久而深远。 这显然得益于信息时代——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我们的“爱情”也是经由这一“途径”从无到有，渐渐热烈的。在单位，我是第一批申请入网者之一，到2006年，网络被勒令关闭。我觉得，当人被数字化全方位笼罩之后，紧接着就是被控制。我突发奇想：爱情甚至生殖活动都有可能被数字化实施，……无论是文字还是图像，以前地理与地理、人与人之间遥远的陌生感被光纤传输变成了触手可摸。
至于网络文学及其他影响深远的，通过网络而形成强效态势的“事件”，我可能自始至终都不算是真正的参与者，但一直关注。比如郭敬明抄袭（对“郭迷”的盲目行为自感焦虑）、孙志刚案、余秋雨几次大的“门”（倾向于肖夏林一方）、赵丽华的“梨花体”（曾在《文学报》发表看法）等等。
2006年，我先后换了几部手机，2009年，换成3G，但单位是明令限制所属人员开通这项业务的。在沙漠，普及性的科技成果基本派不上用场。
与此雷同，有一些同事步上大小不一的领导岗位。而我，却没有哪个领导愿意把我放在某一带领人的位置。关键是，我在日常中暴露出的桀骜不驯、事事疑问和按自己意愿解决问题等等“痼癖”，显然是他们不放心我的主要原因，怕一些下属会跟着我的某些思路或思想跑。于此，我自己都可以列举：1.刚来这个单位几个月，就对着全办公室的同事和直接领导顶牛，他大声，我也大声。2．有一次在办公室，直接和领导拍桌子，2007年还有过几次。前者纯粹为自己：母亲病了，我要回去，刚拿工资，钱少了不够，就想向单位借点。领导搪塞。我气急，说你他妈的老婆生病花公款，我借点给娘治病就不行？他恼怒，我也气急。后者是为了属下切身利益，对不“以人为本”的领导发雷霆之怒。3．撰写的公文多体现自我主张，领导讲话也是，而且还经常带有鼓动甚至是煽动性质。4．给同事讲课、谈话，愿意从他们的“实际”出发，用自己的方式去引发某种思想转变，而不是用宏观理论一以贯之。5．对下无威信，不论是新来的还是老同志，甚至是外单位的和误人者，都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缺乏“雷厉风行之作风”、“秋风扫落叶之气势”。
2007年初，我被委以撰写单位历史陈列馆布展提纲的“重任”。查阅各种资料，看到一些至今叫人心感温暖的人事。这些东西，现在已经消失了。如多年前一直推行或者盛行的“逢年过节，有家室的须请单身者到家里吃饭，但严禁酗酒”的土规矩。我刚来时，这种习惯还蔚然成风。现在，大都移师饭店。通常是：有一定职务的，门庭若市；没有职务的，门板堆灰。我刚成家时，尽管人不敷出，但每年春节和常时，经常叫同事们来家里吃饭，喝酒说笑。
这一变化的原因，一是人际关系进一步隐秘，而不是淡远；是进一步功利，而不是表面上若无其事。心智的丰富实际上是对本性乃至人性的某种篡改和压制，或者说是我们自己萎缩了。
在不断的查阅与证实当中，我发现，那些发黄的、沉寂下来的东西，更多凸显了某些特定人群在某个时代背景下的意志力和精神因素。——上班路上，经常遇到一位退休的老前辈，七十多岁，身体健壮，嗓门奇大。说起当年，不停拍胸脯说：那家伙，没啥干不成的，咱有的是力量……拼死也值得！再去他家采访时，我买了一些东西，同事说这没法报销。我说，自己掏钱又如何？老人家了，不该吗？——任何一个人都需要尊重。特别是离开工作岗位的老前辈，他们的对与错、光荣与耻辱都与我们没了太大的关系，但他们还是一个人，从人的角度去看问题，似乎比外在的那些职务、荣誉更逼真一些。
2008年初，我在老家城市买了房子。8月，带着妻儿去了一次额济纳。回路上，弟弟来电话，不说话，只是哭。我脑袋嗡地炸开了。——2007年9月某天，弟弟突然来电话，也是这样子。那一次，是大姨妈一家八口人车祸，表姐和她十三岁的儿子当场死亡，大姨妈脑部重伤，其他几个表侄子、侄女均受重伤。这次，弟弟打电话来，也是先哭。——果不其然，弟弟说，爹病了，好像是胃癌。放下电话，我哭，脑子里急速浮现出终年佝偻着腰、瘦弱但始终在田地干活，甚至还被母亲逼着去给别人盖房子挣钱的父亲形象。
妻子当即收拾东西，买机票，我和儿子去送她。8月24日，妻子电话说，你赶紧飞机来！我当晚到医院，父亲已经抢救过来了，躺在病床上，看到我，说了声，献平回来了。
我握着他的手，不停摩挲。以前，我可能不会。我低头，眼泪往下流。妻子在我背上捏了一下。我知道，她不想让父亲觉察到什么。我想，这个时常翻了半天粪不洗手就端碗吃饭、没有一会儿闲坐下来的人，怎么一下子就得了这么一种绝症呢？等病情稳定，再检查，确凿无疑。妻子连续三天没睡，给父亲洗脸、洗脚，还擦身子。我和弟弟轮流在走廊上打个盹。父亲说要回家。医生说，不能手术，在这儿也是天天输液，家里还方便。回到家第三天，我和妻子陪着父亲去了一次摩天岭，他说，他二十几年前来过，去山西，还有放羊的时候。现在不一样了，都成旅游区了，想不到。那一天，他很开心，回来输液，还吃了不少东西。
病情稳定下来，我和妻子返回巴丹吉林沙漠。十一前，母亲和弟弟说父亲状态每况愈下，“十一”，妻子带着儿子，守在父亲身边。儿子背着书包，和弟弟的大女儿一起去村小学上学。妻子给父亲做饭、输液。十一月，我出差，借故回去待了二十多天。每天坐在他身边，有时候说话，有时候干坐着。我看着他消瘦的脸，想：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呢？他是我们家最能干的人，给人放羊、盖房子，会做木匠活儿，无师自通地吹口琴，编荆条花篮子，也算是个木讷的能人。 父亲精神一直很好，我摸摸他胸脯小腹，没有找到肿瘤。我想，这是不是检查错了？动议再去石家庄或北京看看，父亲说花钱呢！我说不怕，钱这东西算啥呢？你儿子有。妻子说，只要能手术，卖掉房子都行！父亲说他一坐起来就晕，要不然的话，俺还真想去看看北京天安门到底是个啥样儿呢。
春节，我再回去，父亲依旧，只是输液越来越难了，扎胳膊不行，到脚上，最后，妻子无能为力。请了几个医生，我说别人给你两块五，我一次给你十块！春节后，父亲干结了几个月的肠道也通了，母亲戴塑料手套抠。我几次要下手，被母亲推到一边——我觉得了一种仁慈和不弃。
正月十五，父亲吃饭多了，乡里人说，这是恁爹在吃“回头饭”呢！我说爹会慢慢好起来的。他也很懂得我心思，精神一天比一天好。儿子要开学，我们决定先回去。
3月8日，弟弟哭着说，哥快回来吧，咱爹不行了啊。我电话请假，妻子找票贩子买票，打车直奔酒泉。10日凌晨四点到家，爹已经去世了，一只眼睛没闭，清澈地看我。小姨妈说，恁爹等你哎，开始以为他糊涂了，叫你弟弟故意从门外进来，说是你，恁爹看了看，说，不是献平，是聚平。
下葬前一天，灵棚搭在村子麦场上，歌舞团叫嚣，我跪在干草上，愤怒莫名。晚上大雨，洗涤灵魂。——我狠狠地哭过三次，一次是在家里，他的尸身前，第二次在下雨麦场上，第三次是送他人土路上。其他时候，哭不出来。小姨妈说，要使劲哭，给人看。我十分生气。说，这是俺爹，我爱他不爱他，孝顺不孝顺，是我们父子之间的事。妗子帮小姨妈说，咱这儿讲究这个，哭得声音越大，别人越说你好。
父亲的死，我觉得了人生的空茫，生命的脆弱性原本是一个朦胧的概念，而现在，却像刀子一般刺进心脏。——人生所依不过肉体，梦想、忧愁、悲愤、快乐，都不过肉体的衍生物。我发现，自己那些高邈的想法非常幼稚可笑。这时代的一切都经不起推敲。那些浮在面上的、喧嚣和横行在媒体上的，虚假居多，泡沫和流星居多。有人崇拜这个明星，那个政要。我说我谁也不崇拜，我只信任自己，还有自己的心灵和肉体。 就个人而言，2000到2009年，经济贫困到稍微宽裕，从家人的屈辱开始，到父亲抱憾长逝。其中的个人之于庞大的社会，个体性的挫折、疼痛、幸福和梦想，都像是那些蹲在偏远山地中的岩石。所有的消磨、存留、逃逸、不安、快乐、坚守都显得无足轻重。时间是最大的受益者，在我内心，不断增加悲伤与怀念的份额，也不断地割下我生命的某些部分。这种增减，与历史本质是相同的，是一种交替，一种更新。
所幸，在这十年当中，亲近的人之外，我还记住了诸多好听且有人间温度的名字，他们与我毫无干系，但暗中使我受益，他们和我无一面之缘，但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和信任。
可我也沮丧发现，所有的变革、灾难、创新、推进、蓝图和梦想，除了容身的集体及普及型的科技成果，乃至并不恒定的意识形态，和我——这一个平民的关系实在是微乎其微。“非典”期间，钟南山的实际作为让我看到了某种隐匿的强大精神力量，一个人重要的不是承担什么，而是去做什么，正义、良知应当成为不论任何时代的“底线”。这个人是我在这个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印象最为深刻的“公众人物”之一
在连续几次大的洪涝灾害当中，我觉得了一种冥冥之中的不公，沙漠的干涸与南方的饱胀，大自然自身的调节与平衡能力衰败不堪。人在地球，其实是一种自我戕伐与崩溃的过程。2008年春的“南方冰雪”，我惦记一些朋友，尤其是在广东某地的打工者，可我只是深刻记得他们的名字，并无联系方式。每次捐款，我都要在规定的数额内再加三分之一。如同后来的汶川地震（民族主义再次高涨及公民意识崛起），捐款时，我是流着眼泪的，胸腔鼓动，恨不得掏空所有积蓄。儿子回到家里，要妻子给他五张红色的钞票。时过不久，我忽然想到：那些钱真的到了受灾者手中了吗？如果不是，这种善是不是会促使另一种恶的诞生甚或加重它们的力度？
在2009年至今的日子，我关注的大事件似乎只有重庆“打黑”和偶发的矿难。虽常年蜗居沙漠，但隐约觉得，黑恶势力的潜伏和嚣张似乎不唯重庆，这些制度之外的暴力存在，引发的不仅是常人的恐惧，还对良善之心及公正之义形成了强大的摧毁。
所有的灾难都不是凭空而来的，死亡与悲哀都有出处。
可是，我感到无能无力。我只是一个平民，在当前或今后一段时期，我面临的是房贷、举家回乡之后的工作和生活，还担负了捍卫老家一面坡的所有权不被瓜分、儿子有一个比较好的成长环境等“重任”……我不以为在意个体生存境况、基于个人的现实及心灵梦想、缺乏全局意识或者某种面上的光荣激情等等是狭隘的。可是我处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所有的发现、体验、认知、梦想、向往，都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只能安于平民这个最“适合”于我的角色。
就在我即将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网购的书籍也到了，打开索伦·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蓦然翻到一页，看到这样的一段话，觉得与自己多年以来的心境与实际经验极其吻合：“我努力地抗争，却是白费力气。我的腿滑倒了。我的生活仍然是一种诗性的生活。还有什么更不幸的呢？我的命运早已注定。当命运突然向我展示，我为了反抗所做的每件事都成为现在的生活的一部分时，命运在嘲笑我。我把希望能够描绘得栩栩如生，以致每个怀有希望的人都会认可；然而它只是希望，因为当我描绘希望时，我都在想到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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