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三十年文学创作的“韩氏”分期
郝庆军（以下简称“郝”）：从事写作30多年来，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您对自己这么多年走过来的文学道路怎么评价？如果细分一下，您这30几年分几个阶段？关节点分别是哪一年？为什么？能不能简短地概括一下您每个创作阶段的收获和遗憾？
韩少功（以下简称“韩”）：我的创作大体上没有明显的分期。如果硬要找的话，1985年“寻根文学”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分界点。当然，我对“寻根文学”的提法不太同意，但是没办法，大家都要吃饭，理论界有它的命名方式，我也就没什么可说的。到了《马桥词典》出来，也就是90年代中期以后，往后走，（我的创作）可能又是一个新的时期。那个时候好像大家说我的思想有点模糊了，确实自己的兴趣也发生一些转移，不光是文学的兴趣，同时有一些对新的知识研究的兴趣，就有了《马桥词典》，后来还有《暗示》。第三个时间点应该是世纪之初，因为我又回到乡下，大概有10年的时间，一直到现在。（这期间）每年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在湖南乡下，这个时候的写作处于一种多种尝试（的阶段），好像这样试一下，那样试一下，希望找到一个最合适自己或者是自己最满意的（创作方式）。这个时候有一点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比较多，可能也不大好用一些标签把它概括起来。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30多年自己属于那种停停打打（的状态），因为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做编辑，做翻译，精力、时间有一些转移。这30多年觉得最理想的状态并没有实现，有一些自己还觉得有小得意，小高兴，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是总的来说（这种情况）并不是很多。当然，是不是一个作家非要写出很多很多这种作品，当然这也是可以讨论的问题。迄今为止，我觉得大概也就是400万字左右这样一个量，在我们的同辈作家中间算是不多的，小产量，质量也不是最优。要自我评价的话，我觉得还没有达到自我期待的状态，只是说多年来还是很认真，希望写一点自己回头看一看不后悔的东西，这是我一个基本的标准。确实是心中有话要说，不是为文造情，不是那种装腔作势的状态，这是最低的一个标准，我觉得自己基本上还是在这条路上这样走了。
说到遗憾，人有时候不能再活一次。如果再活一次，当然我就知道哪些事情上做得不好，或者不够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给我出了一套系列作品集，就是那一套绿皮本。我当时多多少少做了一些修订，所谓修订，就是尽量减少写作中的遗憾。修订的总量大概有四五万字。
二 写小说有某些隐秘的成规
郝：从《西望茅草地》到《马桥词典》再到《报告政府》，这些作品虽然形态各不相同，但是其中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严峻思考是一以贯之的，您对自己的小说写作是否有过总结？您觉得写小说有没有一定之规？您觉得小说有边界吗？
韩：小说其实是有不同的传统、不同的定义和不同的理解。比方说中国的小说传统和欧洲的小说传统是不一样的。欧洲古代发达的是戏剧，如古希腊歌剧。到罗马，到雅典你去看一下，那儿有很多的剧场，所以他们的小说是从戏剧脱胎而来的，戏剧化的痕迹特别重，讲究情节、焦点透视、人物的塑造。西方现当代文学对小说基本上是依托这样一种写作传统。中国的小说传统有一点不太一样，我刚才说过，纸张发明很早，以前说是东汉发明纸张，现在根据最新出土文物，可以断定西汉就有纸张的广泛使用了。有了纸张，中国人就大量地写，所以汉代的作家产量之高动不动就是几十万字。像司马迁、班固这些人，了不得，产量奇高，哲学、历史、诗词歌赋都写，就其体裁而言，基本上是一种大散文的状态。我们的小说是从这个传统过来的。《四库全书》里面有一个“说部”，有一点接近我们小说的概念。这个“说部”里收集的作品，你去看目录就知道，大概95％以上是散文。所以说，中国的小说与散文在古代基本上是分不开。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按照胡适先生的意见，没有一个像小说。《红楼梦》好像接近欧洲标准一点。但《三国演义》《水浒》都像信天游，说到哪儿算哪儿，人物有时候是有前无后，或者有后无前，是一种散点聚焦，没有一个欧洲小说的那种核心聚焦，是一种流动体，拼接体，甚至有一点芜杂，里面诗也有，理论也有，以及不必要的历史背景罗列，就是这种状况。
当然，可能世界上还有更多的传统，比如说阿拉伯的传统是什么，或者是玛雅人的传统是什么，没在我们视野之内，但至少可以说，小说的传统不是一个，是多样化的。
但我们这一代作家是被西方的文艺理论洗脑的。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就这么几个分类，从中学到大学就是这么被洗脑的。我们似乎一直认为，小说就只能这么写。应该说，到了90年代以后，我有点想捣乱了。我觉得欧式的小说也很好，我不是否定这个东西，以后我也会写类似的东西，比方说昨天有人提到《报告政府》，就是典型的欧式小说样式。人物、主题、情节三大要素，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强调的要素都有，要人物有人物，要情节有情节，中规中矩的那种。但是，我想我能不能也不这样，我也可以尝试一些我们中国老祖宗的那个东西吧？《马桥词典》就有一点《世说新语》的样子。
中国在世界上没有多少话语权，文艺理论上恐怕更是如此。但是中国小说的传统，不能因为人家不承认，我们就一定得扔了。不一定啊。事实上，《马桥词典》出版以后，外文译本（在我的作品中）是最多的，有十个以上。也许外国人觉得这样也好玩儿，也能接受，只是相关的文学理论，有待于慢慢地讨论。他们可能不容易接受中国古人的文学观念，但这不要紧，慢慢来么。可以先从写作实践开始。我不是一个文学史的研究专家，也不是要提供什么历史性的结论，只是觉得（那样写）我高兴，写得开心，写得自由，就成了。
你刚才说，边界是否可以不断地扩展？当然不是说毫无边界。发一篇新闻就是小说，行吗？发一篇论文就说是小说，行吗？当然不行。但是这个边界到底在哪儿，恐怕不容易下定义。也许这不是一个首先由理论来定义的问题，而是得靠实践来解决的问题。任何预先设定理论的边界，都是没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理论通常都只是对实践的追认，也是对实践的总结。
三 “寻根派”的产生并非理论家说的那样
郝：您刚才提到“寻根文学”在1985年发生，对整个思想文化界来说，1985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您写了《文学的根》，许多作家、评论家在杭州开了一个会。现在看来一个流派正是在那一年形成。您作为一个参与者，您觉得一个文学流派——我们姑且叫“寻根派”或者叫“寻根文学”——是怎样形成的？您是“寻根文学”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寻根文学”的代表性作家，这个文学思潮或流派是怎样兴起的？您是最有发言权的人，我想请您谈谈当年“寻根派”兴起的一些具体细节，因为这个对我们研究文学史特别重要。
韩：大概是1984年初冬，以《上海文学》为主，还有浙江文艺出版社，好像还有杭州市文联，在杭州召开一次会议。参加的多是中青年作家和评论家。大家在热烈地讨论了一些问题，关于文化传统的问题，也是大家热议的话题之一。不是全部，是其中的一部分。你知道，在80年代那种情况下，我们对文学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比方说，“伤痕文学”揭示社会的弊端，抗议不公正的现象，包括“文革”中的人权灾难等等，有很重大的社会和政治的意义。但“伤痕文学”有一个巨大的弱点，就是说它的标签化。好人、坏人、进步的人、反动的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等，组成了一些单面的图标，一些黑白两分的图解。所谓“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成为创作模式，既抹杀了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也压抑了作家们的创作个性。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作家都想打破模式，更换视角，解放自己的生命感受。在这种情况下，“感觉”、“文化”、“形式”这些词，都开始进入大家的讨论。
政治的人，当然也是文化的人。就像我们用X光看一个人，会看到这样一个状况，如果改用CT扫描，又会看到人的另外一个状况。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从文化这一个视角，来看人、看生活、看社会呢？当然，一提到文化，就遇到两个背景。其一，是通过10年“文革”，中国的传统文化被粗暴地否定，所谓“横扫四旧”，旧文化都成了所谓“封建主义”，儒家、道家、墨家、佛家统统是垃圾。这样，如果你要重新找回和启用传统文化资源，就必须对“文革”进行一个清理，要打破当时“极左”政策的封禁。其二，是国门打开之后，西方的强势文化蜂拥而至，势不可挡，热浪滚滚，雅马哈的摩托车啊，日立的电视机啊，好莱坞的大片啊，法国的香水啊，把中国人整个打晕了，一些人找不到北，以为西方的都是经典，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全盘西化”成了很多人的一根筋，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形成一种毁灭性打击。如果你要重新找回和启用本土的文化资源，就必须对西方中心主义也进行一个清理。在这里，一方面是“文革”之后的文化荒漠，另一方面是来自西方的文化强势，都使“文化寻根”注定了一开始就争议不休。
有关的文章车载斗量，可能有几百篇？上千篇？我没有统计过。当时我们多面受敌，既受到官方的很多批评，也受到很多民间的质疑。一些我们很尊敬的老前辈，包括文艺界在“文革”以后重新复出的贺敬之先生、冯牧先生、陈荒煤先生，都非常不喜欢“寻根”这个说法。他们说，这不是要回到封建主义吗？这些陈谷子烂芝麻拿来干什么？我们的文化有传统，有根，“根”就在延安么。你们寻到汉朝、唐朝去了，不是乱来吗？在野的人士，像刘晓波先生也骂得很厉害，说中国文化只有一条毒根，斩断还不及呢，寻它干嘛？这与他后来痛惜中国没有300年殖民地的过程，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当时我们是多面不讨好，非常孤立，如“过街老鼠”，谁都不待见。就是这种状态。
郝：当时是势单力薄，都不待见，但有趣的是，就是这么一小股力量，一条小溪怎么就慢慢汇成了时代洪流了？
韩：当时阿城、李杭育、李庆西、郑万隆、乌热尔图等都写过文章。后来表示认同“寻根”的还有莫言、贾平凹等等，好像还有王安忆。表示支持的还有汪曾祺、李陀等等。一些理论家，像黄子平、季红真、吴亮、程德培、许子东等等，也发出了重要的声音。这些人经历完全不一样，年龄也不一样，文学的立场和观念其实也很不一样。像阿城，是对五四运动前后的文化激进不满，虽然在我个人看来有一点点偏，但主要意见应该是有道理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革新有功，但过于激进和盲目，是一个事实。当时连胡适、鲁迅不也是要废除汉字吗？这就过了。“横扫四旧”也好，“全盘西化”也好，最初一脉都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那里。
现在回头来看，不能说“寻根”取得了多少了不起的创作成就，但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却不无意义。当时赞同“寻根”的，主要是一帮有乡村经验的作家，特别是一些知青作家，包括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两个群体。但不管是哪个群体，也不管他们对乡土怀有怎样的情感，他们都有一定的乡土生活经验，有一种和泥带水和翻肠倒胃的乡村记忆。他们从西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到传统积淀较多的乡村，既是社会身份的下移，也是不同文化板块之间的串联。这样，在一种文化碰撞之下，在文化身份的撕裂之下，他们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生命感受切面，一旦受到某种观念的启导，心里的东西就喷涌而出。
郝：他们共同找到了写作的一个重要的源头。
韩：我去年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上海文化》杂志上。我说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现代主义小说、都市青春小说等等，是全球普适性品种，哪儿都有，但“寻根”文学不是，至少群体性的“寻根”文学不是。被深度文化殖民过的国家，像语言、宗教、教育、乃至血缘都西化了或半西化了的国家，没有太多的“根”可寻。没有大规模下乡运动的国家，作家们大概也没法寻。拉美、非洲的作家寻出了一些，但更像是“欧洲文学的地方版”——这是一个荷兰学者的用语，我觉得很准确。与此相区别，中国80年代的“寻根”，以及后来在艺术、法学、哲学等方面出现的“泛寻根”，是中国现代社会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作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一次对话，这种现象出现在一个后发展的大国，出现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进行的这个时代，显然有一些深层的原因。
四 作为翻译家的韩少功是怎样炼成的
郝：我一直很奇怪一件事，就是在文学创作兴头上，您怎么会想到文学翻译的？您怎么发现了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又是怎么想起翻译它？当时是否会想到这部书在中国有这么重要的影响么？文学翻译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韩：1986年，我应邀去美国访问。一个美国的作家朋友送给我这本书（《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说他刚看完，觉得很有意思。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昆德拉，带着这本书在美国转悠一个多月，闲时便翻一翻。读完之后，我觉得中国的读者应该知道这本书。因为也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坎坷和艰难的政治历程，与我们的经验较为接近。另一方面，昆德拉在小说写法上有一些创意尝试，比方说词典体，后来我在《马桥词典》中就借用了这种形式。
诸如此类的原因，让我觉得应该为中国读者做一点事情。回国以后，我向一些出版社推介，但他们基本上不感兴趣，说这个人太没名气了。这样，出版社不愿联系译者，我只好与我二姐自己干，把一本书一撕两半，一人译一半，再由我来全面润色和定稿。我读大学进的是中文系，后来在母校外语系旁听过一、两年英文，又去武汉大学英文系进修过一段，也就是这一点底子。不过这本书不是那种特别难译的。昆德拉自己说过，他从不用难词、偏词，又说捷克语种太小了，他的写作从来都是冲着翻译去的。这样，我们只花三个月就完成了译稿，但书的出版一直不顺。有两家出版社退稿，直到最后送到北京的作家出版社。一个编辑看了，说这本书好，凭他个人的出版经验，非发到100万册不可。但当时出书有政治障碍，因为这本书在捷克是禁书，而中国与捷克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关系很敏感。出版社有顾忌，把译稿送到外交部去审。外交部还算开明，据说审读后给了一个意见：第一，不要公开出版，免得对捷克方面不好交代；第二，必须将一些特别敏感的东西给删掉，做一个小手术，特别是反共和色情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编辑与我协商，相互有一些妥协，比方删了一点性描写，几百字吧，又把书中所有的“共产党”都改成“当局”，如此等等，让政治用词不那么刺眼。我觉得这也是可以接受的，并不妨碍原作的基本表达。
作家出版社以“内部读物”的形式出版了这本书，没想到迅速在全国出现了热卖。我一位朋友，叫何志云的，有次一下子就买了20本，装在书包里，到处送朋友。到了80年代末，好莱坞拍了一个电影，中文译名叫《布拉格之恋》，更加提升了这本书的知名度，以至这本书后来成了小资时尚的重要题材，“媚俗”一类词成了流行语。这一切都是我始料未及的。
郝：除了这本名著之外，还翻译了哪些作品？
韩：后来还翻译过一些短篇小说，散文，甚至诗歌……是给一些报刊干的零活，也出版过小集子。1997年还翻译了一本费尔南多？佩索阿的散文集《惶然录》，在大陆和台湾都出版了，不算畅销，但还算长销，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加印。据说诗歌界的朋友都还喜欢这本书。
郝：翻译工作对您有哪些影响，和您的创作构成一种什么关系？
韩：翻译对我来说，其实是读书的副产品。我学英文的时候，一位老师对我说，一是要背，二是要译，翻译是最好的学习。因此我把翻译当过学习的过程，通过翻译来精细地比较两种不同的语言，当然会多多少少积累一些收获。我后来写《马桥词典》，一些有关语言的心得就来自翻译工作。对于读者来说，我的翻译只是一种拾遗补缺。比如译佩索阿的时候，我问过北大的赵德明教授，专门做西葡语翻译的，为什么把佩索阿给忘了？他想了想，说他们也知道这个作家很重要，但也不知为何就偏偏没顾上。翻译家们一时顾不上的事情，我适当地帮上一手，不也很正常吗？
记得，梁实秋先生曾经提倡作家做一点翻译，说每个作家译一本，汇集起来，对介绍外国文学就功莫大焉。其实这种工作对作家自己也有好处，因为翻译能强迫你精读，放慢速度，必须慢，一个字一个字地抠，抠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文化和历史。翻译也是一种写作训练，戴着镣铐跳舞，不断地推敲句式、节奏、语感、词义等等，使你对语言有更加立体化和深度化的了解。
郝：您在《马桥词典》和《暗示》中对语言那种精细的研究，实际上在翻译的时候已经有更深刻的理解了。
韩：以前，我以为语言是一种工具，而且是一种普世的工具，以为世界上的一切词汇都在其他语言里有对应物，只是没有翻译过来而已。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我正是通过翻译，才了解到语言的另一面，即它的文化性、专适性、主观性。不同的语言之间、有一种近似值。这是有的。但是这个近似值有多大，往往因情形而异，有的时候近似值很大，有的时候近似值很小，就像不同的生命之间，有一些共同的品质和功能，但也有不同的容貌和表情，不同的血质和基因。语言里面隐藏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乃至人物故事。可以说，我正是通过翻译，才完全改变了自己以前心目中的语言地图，才知道语言是一些有生有死、有长有短、有肥有瘦、有冷有热的活物。这应该是我一个重大的收获。
五 创作与批评两个轮子一起转
郝：《马桥词典》开创了中国文学的一代新风气，使得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拉近了距离；同时，《马桥词典》引起一些争议和风波，尤其是文学批评的不负责任与浮躁之风对文学创作是个伤害，您觉得中国的文学批评是一个什么状况？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是否正常？
韩：作家和批评家是两种不同的工作方式，甚至他们的方法、目的都是不一样的。当然，他们中间有一点联系，就是文学。作品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使他们有互动，在好的状况里，这种互动的结果是互惠，互相启发和促进。
郝：30多年来，您觉得批评家和作家“蜜月期”是哪些时候？
韩：中国新时期那一段情况不错，我是指80年代，很多新观念都是由批评家引入，给作家很多启发，作家写的作品反过来又给批评家提供舞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等，就是双方联手打造的成果，是两个轮子一起转。但到了90年代，“新写实”、“新感觉”、“文化关怀”、“下半身”什么的，就有点标签大甩卖的味道，好像也玩不下去。
两个轮子的默契配合，不一定是历史常态，常常是可遇不可求的。塞红包、卖版面、长官意志……都可能扭曲批评。现代的教育制度和学术制度也捣蛋，比如在大学里，据说写专著才能拿职称，做课题项目才可能拿职称，这么一来，作家最需要的及时批评就边缘化了，敏锐、鲜活、务实、独立的思考反而空间被挤压。为了做大部头，为了大部头能够顺利通过评审，很多批评家的目标开始偏移和游离，竞相寻找安全地带，比如去钻一些牛角尖，找一些偏僻题材。偏僻最安全呵，搞得别人都没法发言，都是外行，就只好通过了；或者找一些无争议题材。无争议好呵，大家都挑不出毛病，也只好通过了。这都是一些圈内人心知肚明的“潜规则”。
在这种情况下，批评的生产不再关系文学的痛痒，会越来越离心离德，渐行渐远。即使批评家仍然关注作品，与作家也尿不到一个壶里了。比方说，如果批评家只是一心建构和证明自己的理念，那么他们所需要的材料，好作品里有，烂作品里也有，相比之下，用三四流作品，用那些图解化的作品，可能更方便和更省事。这就像氨基酸、维生素什么的，美食里有，垃圾里也有，美食与垃圾的区别，对于一个只注重氨基酸、维生素的化学家来说完全不重要。在这个意义上，好的作家像厨子，最关心食物是不是可口，色香味如何，当然还得关心一下营养的效果。批评家呢，像化学家，最关心食物的化学成分如何。如果美食佳肴的万分过于复杂，不易分解，那么化学家们就很可能避难就易，找一些垃圾算了。垃圾可能更廉价，也更简单。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的研究文章，虽然也在谈文学，但不一定会谈最好的文学，不会在充满多义性、丰富性、有机性的作品那里去冒险。相反，他们往往会把那些主题直露的作品，通常是品味较低的，修养较浅的，难度较低的，当作自己的最爱。这样的批评家，也可能在笔下表达了正确的观点，但这种正确与文学有什么关系？就像一个再正确的化学家，成为一个好厨子的可能性也不大。
郝：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变得不太好，作家方面是否也有问题？
韩：当然，当然，作家方面也有原因。有些作家强求批评家说话必对我心，必须由我来认可，由我来核准，这是不太了解批评的特殊功能和独立地位。批评并不是创作的附庸，更不是创作的专职啦啦队。经过一段创作高峰期，有些作家好像也有一种疲惫感，气血渐衰，神经紊乱，不大有定力，有时候不是想如何把作品做得更精，而是成天盯着市场，想的是怎么多卖。当然，卖的对象不一样。卖给权力机构，拿大奖，赚公费，是一种卖；卖给市场，卖给国外，也是各各不同的卖。也难怪一些批评家对作家们很失望。
郝：您理想的批评家标准有哪些？批评家的性格、学识、为人，以及他和作家之间的关系，您觉得应该是一个什么理想状态？
韩：理想的批评家是什么样？我也说不清楚。也许可以说说不是什么样。比方说，作家与批评家之间，不应该互为侍臣，也不应该互为仇敌；不应该互为教练，也不应该互为哄客……他们是经常交汇的两股道，是若即若离的两根弦，做不一样的事，但惺惺相惜，知心会意。当然，作家最好稍懂一点理论，批评家最好做一点创作，这样双方就比较能够经验对接，容易增进一种默契。大概就是这样吧。
六 回顾下海南办杂志的幸福时光
郝：1988年您到海南工作，当时是一个什么契机？有意为之，还是偶然的机会？当年主编《海南纪实》克服哪些困难？《天涯》是怎么创刊的？它的风格独树一帜，您是怎么定位这个刊物的？《天涯》引领了一代文风、学风，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天涯》的社会影响力您是怎样评估的？
韩：我是1988年到海南。1987年我在海南参加一个笔会，是《钟山》召集的。那是我第一次到海南，对海南的印象特别好，觉得这里人口稀少，生态特别的优美，与内地很多地方——比如湖南的拥挤、喧嚣、脏乱相比，显得特别宁静和整洁。心里想，人生一辈子老在一个地方也没意思，应该动一动吧。曾经有人劝我出国，但我上有老，下有小，出国的困难太多。那么换一个地方，到海南来待一段，就像吃菜换个口味，恐怕也是有好处的。沈从文写湘西，并不是在湘西写的，是在北京写的。鲁迅写绍兴，也不是在绍兴写的，是在上海或者是北京写的。作家对自己的故乡拉开一点距离，换一个视角，也许还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故乡。
这样就来了。当时的海南发展滞后。海口像一个巨大集镇，很多街道没有交通红绿灯，还是明沟流水，没有下水道。一停电就是半年多，大小商铺都是自己发电，突突突的发电机声响成一片。我最初落脚的海南师范学院，野鸡和野兔跑来跑去的，一片乡村风光，周围都是农田。在更早一点的时候，比如直到1987年，海南居民甚至看不到当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只能在海对岸的湛江录好，用船送过海，第二天再在海南的电视台播出。我们刚来的时候生活艰苦，借住部队营房，三家人合伙做饭，简直像下乡插队的知青，带来的5000多元存款，很快就花完了。那时候，办杂志，国家也不给钱，只给一个刊号，其余的一切由你们自己看着办。
这种生活有点浪漫，但更有一点严峻。我们是带着内地计划经济的一些经验和想象来的，以为自己有职称，怎么说也会有一个房子吧，有一个煤气罐吧？结果，什么都没有。这也好，打掉了大锅饭，只能横下一条心，去市场经济里摸爬滚打，锻炼自己的生存能力，差不多就像特种兵的魔鬼训练。事后想起来，这一课还真是补得很及时，很重要。当时来海南的读书人不少，所谓“十万人才下海南”，各路神仙，各有高招。有的摆地摊，有的拉赞助，有的倒卖批文，甚至有的吃政治饭，印《党章》和卖《党章》也能赚大钱。当然还有好些骗子，动不动就问你要不要地皮，要不要贷款，要不要军舰。一旦在生存的底片上曝光，知识分子的很多假相就消散了，人性的真实面目不能不让人有点吃惊。说实话，自己也不是没有凡心俗念，但最终还是扛住了，觉得不能去做太恶心的事。
我们最初想办一个出版社，但功败垂成，在最后环节被人家挤掉了，只拿到一个刊号。这就是《海南纪实》。有人曾经问我办杂志的经验，其实我也没有多少经验，不过是动手前先想清楚一些大原则。比如办杂志，先要想明白杂志是一种产品，那么它的性价比，它的功能，它的价值，应有一个清楚的定位。有些编辑没有自己的目标，没有自己的方向，只知道追名人，请客吃饭，套近乎，拍马屁，这已经算是很敬业了。等而次之的，是连这股劲儿也没有，于是男盗女娼的东西乱印，就是这么瞎整。《海南纪实》想做一点正事，为思想解放办几件实事，定位为面向大众的新闻和文化媒体。应该说，海南的宽松气氛和灵活体制为我们提供了方便，比如新型的用工制度，使我们能在全国广泛聘请兼职人员，突破地域和编制的局限，让全国的人才资源为我所用。我们每一期需要大约100多张新闻图片。为了挖掘最好的图片，我们去新华社、中新社、军事博物馆等单位“买通”记者和编辑——其实就是有薪聘请，在当时的内地还比较少见，但在海南已完全合法。
为了让杂志真正走向大众，我们还摸索了一些编辑方法，比如“雅事俗说、俗事雅说”就是其中的一条。这就是说，雅俗都不避，什么都能说，但要看你怎么说。政治，我们不回避；男盗女娼，我们也不回避，但都不能搞成八卦。我们要求每一篇文章，都能让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读懂。这其实是美国《时代》的经验，比如他们说到中国的四川省，就必须加注一句，说这相当于美国的哪一个洲，让美国的读者能想象出四川的大体区位。所有的编辑攻略，都必须落实到这一类细节上来。
这本杂志的第一期就卖了60万册。后来最多的时候，达到了120万册。当时的印刷技术水平较低，因此我们总是要选择两到三家大印刷厂，制几套版，同时开印，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
郝：这个杂志是什么时候被关掉了？
韩：80年代末，全国大整顿，据说关了500家，《海南纪实》是其中之一。
郝：然后就《天涯》了？
韩：接手《天涯》是1995年，与前面的杂志相隔五年时间。
郝：这期间有什么刊物？
韩：没有，只是写一点自己的东西，包括《马桥词典》。1995年省作协换届，老主席退休。上级机构就说你来当主席吧。我说，我哪能干这个事儿？一个书呆子，不愿意管人，也管不好人。后来，过了大半年，他们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又回过头来找我，就把我给赖上了。你知道，作协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体制，我没办法擅自独行，来一场激进的改革，只能当一个“维持会长”，做一点小改革，来一点小修补。《天涯》杂志就是这样进入了工作日程。
郝：《天涯》是什么性质的刊物？
韩：文学杂志。
郝：原来叫《天涯》吗？
韩：就叫《天涯》。只是办不下去，期期巨亏。我请作家蒋子丹当主编，请批评家南帆和李陀当特邀编审，网罗了几位年轻编辑，对刊物重新进行了设计，将这一个文学刊物，扩展为知识界和文化界的大文化园地。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最初估计有些误差。《天涯》的读者群与学历似乎完全没有关系。从读者来信看，纺织厂的工人、九华山的和尚，县税务局的小职员，都可能是热心读者，是《天涯》的“铁粉”。倒是一些博士或教授，我们心目中的读者对象，对这个杂志可能完全没有感觉，压根儿提不起精神。这一点比较出乎我们的意料。
郝：您和编辑们之间是个什么的关系？
韩：我是他们的同事，是编辑，是司机，是秘书，当然还是领导。我给他们订中、外文的各种杂志，买各种参考书。逼他们学习用电脑，我出题目考试，考过关的奖一万元。逼他们学英文，也是由我来出题考试，考过关的也是奖一万元。我不要他们去拉广告，拉赞助，但要求他们认真对待每一篇稿件，热情对待每一个。有一位编辑的字太差，对不起，主编就逼他用电脑给读者回信，要不就回家练字，练一个星期后再来上班。
郝：如何在思想上培训他们的呢？
韩：谈不上培训，也就是日常的、随时随地的一些聊天，多做一些沟通和碰撞。《天涯》内部言论自由，经常有激烈的争论。外面有人说《天涯》是“新左派”杂志，其实编辑们偏右的可能更多，大家从来没有什么稳定的共识，他们也不一定买我的账（笑）。我们确实发表过汪晖、温铁军等人的文章，但也发过秦晖、朱学勤、徐友渔、何清涟的文章。最近在美国蹿红的廖亦武，刚出狱就在我们这里发表小说，而且不止一次。海外的李泽厚、刘再复、北岛、杨炼等等，当时都是敏感人物，在我们这里也都发表作品。这在1989年以后几乎都有“解冻”、“破冰”的意义。这是“左”还是“右”呢？当然，90年代后期的中国知识界，“右翼”的声音实在太高亢了，太猛烈了，太强势了，几乎众口一词地向西方资本主义致敬。为了保护思想文化生态的平衡，我们会给所谓左翼更多一点发言空间。比方说，在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土地私有制、拜金主义文化等方面，《天涯》是坚决反对的，倾向是鲜明的，立场是公开的，而且至今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我们微弱的声音后来终于成了更多人的共识，进而促进了某些政策的调整，不是一件什么丢人的事。我们用实际行动倡导知识界和文化界的理性对话，增强建设性，更用不着躲躲闪闪。
郝：不管您是办刊物也好，还是当主席也好，但是您一直在坚持写作，这个角色您是怎么样转换的？
韩：我特别简单，能干什么，想干什么，就干吧。有时候东拉西扯，有时候顾此失彼，也没有什么办法。有意义、有意思的事情太多了，我都想干，但100件中间，可能有99件我是没条件去干，是干不了的，那就只能顺其自然。一个人，只能在环境和现实之间实行妥协，心里有大事，手上做小事，积少成多，扬长避短，有所为有所不为。但不管处于什么情况，我都不喜欢那种怨天尤人的状态。往根本上说，历史上、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理想的环境，但历史上、世界上总要活人，总会有人要做事而且能做事。我们不能说，等中国一切改革都完成了，社会各方面都合理了，很完美了，我们再来做事。有那样的时候吗？或者说，我们要等多久才能等到那样的时候？30年，一晃就过去了。再过30年，你这一辈子早就完了。所以不能等，不能怨天尤人，不能等待天堂的到来，只能在不如意的环境里，在充满烦恼、郁闷、纠结甚至愤怒的日子里，在这种再正常不过的人间日子里，安心地工作，快乐地工作。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有所为。
七 当“主席”的智慧与限度
郝：上世纪90年代中期您当选为海南省作协主席，后来你又任职海南省文联主席以及省文联、作协党组书记。您对海南文艺事业的功绩有目共睹，无需我多言。我的问题是，作协、文联是众所周知比较衙门化的机构，您如何在这个有限的舞台空间，为文化发展发挥您最大的力量？你怎样戴着“镣铐”跳舞？有何甘苦，有何体会？
韩：我的管理能力并不强，没有多少经验。文联、作协这种团体也十分特殊，定位一直不太清晰，有时候像“第二文化部”，有时候又像公司或者民间社团。规定动作不多，自选动作很多，弹性大，是优点也是缺点。弄不好，就可能不是官衙却有官气，不是公司却有商气，挂牌为社团却既不民主也不公益，成为那种常见的利益自肥的机关。
我在这里任职15年，时间不算短。我的信条是尽量做好事，起码不做坏事；尽量说真说，起码不说假话。蒋子丹接任当省作协主席时，不知道如何在官场里说话，来问我。我说你是一个作家，别人也不会要求你很像一个官员。这样吧，你记住一条：你没有义务要把所有的真话统统说出来，但你完全可以不说假话。
官员也是人，也有人际关系和个人利益。要求官员们都是圣人，都是高人，当然是过于天真。要求所有的制度都一步改革到位，也是一种美好的愿望。青年人也许有时间等待愿景的实现，但中年人、老年人恐怕等不起。怎么办呢？还是前面说过的那一句话，我们不可能在天堂里做事，只可能在人间做事。
我对公权力采取态度大致是这样几种：
第一种，是公权力办好事的时候，努力配合与参与。废除农业税，建设保障房，推进技术升级，各种救灾和扶贫……不都是好事吗？前不久，我在韩国遇到刘再复。他刚回了一趟福建老家，说中国的变化太大了，他老家那么落后的地方，现在居然是整整齐齐的硬化道路四通八达，而且一个大国在10年之内全面实现了这一点。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奇迹。我的意思是说，对这样的好事，我们当然应该积极投入。
第二种，是公权力办错事的时候，尽力阻止和纠正。这些年，一般来说我脾气很好，对上级领导很尊重，对他们的成绩决不吝惜赞美之词。但我也摔过电话，拍过桌子，冲着某个大人物大吼大叫，声音传遍整个省委大楼。当然，说“不”的方式不全都是吵架，更多时候还要细谈，要写信，要发短讯……有时候还得等一段再说，绕一个弯子再说，甚至假惺惺自我批评以后再说。说实话，很多高官的成命，就是这样被我扳过来的。
第三种，对公权力一般的积习流弊，对那些一时坏不了大事、又一时无法避免的日常小摩擦，则相机采取沉默、变通、拖延待变等态度，打太极拳，不打少林拳，以虚化实，以柔克刚，建立缓冲地带，保持回旋余地，以便节省时间与精力。
郝：可否举一个例子，怎么和公权部门保持既配合又不妥协，还要坚持自己的办事原则？
韩：《天涯》就是一个例子吧。很多外面的人都觉得这个刊物很冒险，很另类，很刺头，迟早要出事，但它一直存活下来，后来还得到过省里的表彰，得到有关方面的各种支持。这后面当然有很多加减乘除的故事，又一次次地化险为夷。主编蒋子丹退过好多大人物的稿件，甚至退过省委宣传部长本人的稿件，很不给面子，居然没什么事儿。邢孔见是蒋子丹的接任者，他把这方面的经验总结为：“有节制的批评，有原则的合作。”由此可见，不理想的环境并不是只能等死的环境，只要你有心，哪怕像我们这样的笨人，也还是可以干点事，不需等到30年或300年之后。
郝：方方（湖北省作协主席）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她说当时让她当主席的时候，她也不愿意当，但是有一个作家劝她，你要不当，有可能一个坏人就来当了，与其那样，还不如站住这个位置。于是，她说，那我就来当吧。事实上，当得也挺好的。
韩：所以说，有些知识分子常常抱怨的体制问题，实际上被简单化了，标签化了。什么是体制？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体制。有官僚体制，也有资本体制，还有教会、黑帮、宗法的体制。我参加过一个全国性的民营企业报刊年会，在海南开的，全国大牌民营企业的报刊老总都来了，其中有我几位朋友。我去那里聊天，说到言论自由，发现他们都有苦难言。他们说，《人民日报》还有一点自由，可以揭露一点哪个地方的腐败，但我们在企业里里办报刊哪能这么揭？政府、客户、合作方，全都不能得罪。对老板更是只能歌功颂德，成天给这个那个擦鞋。有意思的是，这些民企，或者私企，不是被有些人视为“体制外”吗？这个“体制外”有多少自由？
在另一方面，任何体制也不是一统天下，而是有缝隙，有弹性，有隐形通道的，有回旋余地的。普鲁士时代是一个黑暗的专制时代吧，但那个时代产生了黑格尔。更早一点，启蒙运动以前——按照启蒙主义的说法，也是黑暗无边吧，但那时候产生了牛顿。斯大林时代被西方人称为铁幕时代，但铁幕后面不也出现了肖霍洛夫、爱森斯坦、萧斯塔可维奇？这些文艺家不也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
当然，这并不是说体制问题纯属虚构。事实是，每个人对自己身陷其中的体制都必须高度警觉，经常深刻反省。所谓“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自己得意于一些小名小利，被体制舒舒服服同化掉的危险，应该说每天都逼近眼前。
八 纵横评论“茅盾文学奖”
郝：中国当代文学有两个大奖，一个是鲁迅文学奖，一个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是80年代全国中短篇小说奖的一个延续，您获得过全国短篇小说奖，也在几年前获过鲁迅文学奖，但至今还没获过茅盾文学奖。我的问题是，对此您有没有遗憾？您怎么看待“鲁奖”和“茅奖”的问题？
韩：“鲁奖”和“茅奖”，我都想获呵。没得上，是自己没写好，没什么说的。进赛场就得服从裁判，这个得认账。当然，获奖只是表示一部分人对你的肯定，高兴或者遗憾，最好以10钟为限，千万别把这太当回事。文学不是体育，文学奖不是奥林匹克的金牌，没有一个客观标准，见仁见智的现象十分正常。哪怕诺贝尔奖，也总是争议一大堆，每个人都有权保留自己的看法。
国外一些朋友，也同我说过国外的奖，说那里也有一些内幕故事，比如一些出版机构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会上下其手。在一个出版市场化、商业化的时代，这大概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因此，我们对各种奖都得有平常心。一般来说，获奖作品有一半名副其实，也就算不错了。更具体一点地说，像批评家谢友顺说的，评奖过程中漏掉一些好作品，是可以原谅的，但评上一个很糟糕的作品，才是不可以原谅的。中国有不少作家从来没得过奖，好像王朔没得过，残雪没得过，但你能不承认王朔、残雪在中国文学的地位？王蒙没得过“茅奖”，蒋子龙、汪曾祺、张承志、苏童等都也没得过“茅奖”，但你没法忽略掉他们的名字。评奖，一般来说并不能给作家加分，反而有减分的可能，因为你是获奖作家，大家会对你更期待，也更挑剔。将来评判你时也会更苛刻。你高兴了一阵，可能不久就发现这不是什么好事。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郝：今年的“茅奖”您关注了没有？
韩：我没怎么关注，因为我在乡下，根本不知道。获奖名单出来以后，才有人告诉我这件事。
郝：实名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有好多人就不敢投没知名度的。所有投票都公布出来了，你投的没获奖，你这个评委有问题啊。所以都投有保险系数的人，名头大的必然获奖，因为都爱护自己羽毛的。如果你画圈的人好多都没获奖，你是什么评委啊？太没水准了，下回谁找你啊？这样以来，票就集中了，这也是一个问题。匿名制有匿名的好处，那就是不用顾忌情面；实名制有实名制的麻烦，那就是大家顾及身份和情面，各有利弊，难说哪种办法最好。我想让您谈一谈这个问题，关于“茅奖”的这些问题，您肯定是有一些想法。
韩：按你这样一说，这就不是一个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实名制和匿名制都会有风险。匿名制的风险是，我拿了谁的好处了，就投票给谁了。实名制的风险是，谁都爱惜自己的羽毛，如果没认真审读，又不愿承担太大风险，就可能打印象分，摸摸脑袋，把票投给名家算了——黑马杀出的公平机会因此可能大减。看来，制度不是万能的，总是有缺陷的。关键是整个社会、整个文学界、整个批评圈的道德风气要改善。如果整个社会的道德土壤已经毒化，那么哪一种制度之苗，都可能结不出好果子。
九 明年的一部长篇小说令人期待
郝：最后一个问题。您对您将来的文学创作有没有一个细致的规划？对自己的文学成就有哪些期许？
韩：大体的方向会有，但不可能有具体的规划。就像我写一个小说，会有一个提纲。如果写作最终只是实现了这个提纲，我一定不太高兴，会怀疑这个东西的品质。相反，如果写着写着这个提纲不行了，完全被突破了，完全失控了，找不到北了，天马行空了，我就会暗暗高兴，相信一个好作品可能要诞生。这就是我要说的，有规划，但要破规划。
郝：昨天彭明伟也提到，您会不会涉足城市题材？
韩：对城市，我常常觉得自己缺乏感觉，有一点茫然。中国的现代城市有很大的意思吗？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各种堆积的山寨品，从服装，到建筑，到制度，到流行语……大多是对西方国家的复制。北京的大楼和美国的大楼有多少区别？广州的立交桥和柏林的立交桥有多少区别？上海的高铁和法国的高铁有多少区别？我是否一定要对这些山寨的东西、同质化的东西、表示一种兴致勃勃和津津乐道？我可能很低能，所以写过一些以城市为背景的小说，但自以为没有多少成功。如果用超现实、印象派的方法来处理城市，那城市与乡村又没有什么差别。比如你读卡夫卡，你大概一点也想不起他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
郝：您写得得心应手的作品，似乎总是与乡土有关。
韩：世界上没有一片相同的树叶，但是世界上一定有大量相同的电视机和汽车。树叶是有独特性的，电视机和汽车是没有独特性的。这也许对别的作家不构成问题，但至少是我的一个问题。我有点把握不住。
郝：听说有一个长篇的规划了？
韩：正在写。
郝：篇幅大致能透露一些吗？
韩：就是一部长篇，一本书。20万字左右。
郝：已经写到什么程度了？
韩：一半。
郝：什么时候能杀青。
韩：争取明年。
郝：我们期待着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问世。
韩：不挨骂就谢天谢地了。呵呵……
郝：谢谢少功先生接受我的采访。
我的困惑与信心
韩少功
这两天听了很多人的发言，心里很感激。活了这么多年，我到这年纪已经有点毛深皮厚，自以为听好话不会晕头，听坏话也不会上火。有些意见我得再想想，慢慢消化，吸收大家的智慧。
有些朋友以为韩老师狡猾，干什么事都深谋远虑，其实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多面手，又写作、又翻译、又编辑什么的，其实事情的原因很简单，对于我来说，小说不是天天写得出来的，不是天天有写的，写不出的时候总得干点别的事情吧？又有人说，老韩在80年代、90年代很像一个战士，现在的写作中怎么多了不少暧昧、模糊、徘徊？怎么不再碰触敏感的热点问题？这话说得不假，至少在某一个层面上是事实。但这与深谋远虑无关，却是我心存困惑、甚至纠结的自然结果。在80年代，我还是个年轻人，总觉得事情很简单，要改革，要民主，要市场，要现代化……对不对呢？现在看来也仍然是对的。不过，如果我们把目光看得更深远一点，也许会发现80年代以来的战斗也好，批评也好，在眼下遇到了很多障碍，进入了一个陌生的深水区。敌人的面目和方位已不太清楚，甚至自己可能就是敌人。
这里需要说到两点：
第一个问题，通俗地说：心坏了。这不光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不光是压迫者的问题，也是受压迫者的问题。我们有一个深重的道德危机，主要表现为价值观的真空状态。包括我们自己，有时候可以扪心自问：我愿意做一个好人吗？准备好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准备好到当年的白求恩那样？或者说我愿做一个坏人吗？准备坏到什么程度？当犹大，当希特勒，是不是心一横也可以当了，没什么了不起？这个是莎士比亚式的问题，做，还是不做。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暧昧的，躲闪的，或者不敢逼问自己。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这个时代里没有多少人愿意当好人，那么捣乱、造反、革命，会不会只是一种简单的改朝换代？会不会只是赌场上的赢家换人，这个赌场的游戏规则却被我们继续延续下去，被大家永远所认同？如果反抗者只是为了成为新的统治者，那么这种战斗的意义是不是在变味？
第二个问题，通俗地说，脑子坏了。换一种说法，就是我以为眼下存在着一种知识危机，不光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不光是压迫者的问题，也是受压迫者的问题。孔见刚才评价我的两本书，他的说法很对我心。他说《马桥词典》是力图对公共语言进行一种清理，《暗示》更进一步，力图对语言本身进行一种清理。我一直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是：语言所推动、所构造、所表达的知识是不是可靠？会不会正在把我们引向一种歧途，一种危险的情况？韩毓海关于货币和语言的比喻，我很赞成。语言与事实的分离，确实就像货币与价值的分离，是当前一个普遍的现象，也就是我说过的语言的“空心化”危机。于是出现了书本的“左派”对抗书本的“右派”，泡沫化的激进对抗泡沫化的保守，对抗得很热闹，但可能都与复杂而丰富的社会实践相去甚远，完全脱离实际。真理从来不是精英的专利。事实恰恰是，工人们和农民们从来不极端，各种极端主义的荒唐从来都是一些读书人折腾出来的。我在《暗示》里，曾经特别不暧昧地、不模糊地、不徘徊地猛烈批判了当今的教育制度和知识、文化、学术体制，就是基于这一考虑。这种批判得不到多少喝彩，是另外一回事。我只是担心一种院校派的、高学历的、精英化的知识生产，正在把我们的战斗引向一种代价高昂的胡闹，幻象化的自欺欺人。
这就牵涉到“文革”。批判“文革”，否定“文革”，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我们在批判和否定的时候有两个误区。第一，是把“文革”的道德假象当成了道德，于是否定“文革”似乎就必须把道德打掉，搞一个去道德化运动。这个逻辑显然是混乱的：如果我们觉得“文革”太道德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求在“文革”中做坏事的人做道德忏悔？既然我们要去道德，为什么要求我们的对手倒是一定要讲道德？第二，是把“文革”对知识的毁灭，仅仅当作书本和学历的蒙难，于是“文革”后的重建知识权威，就成了高学历挂帅，知识生产重新精英化，甚至很多知识分子把以前与工人、农民、士兵打交道的经历，看作一种屈辱，一种苦难，一种蒙昧。这样，一个是去道德化，一个是去实践化，对“文革”的批判就是这样滑向歧途。这也许就是当前“心坏了”和“脑坏了”的重要前提和直接原因之一。
一个是道德危机，一个是知识危机——如果我们不把这两个“定时炸弹”给清理掉，我们的战斗会变成一个什么？我们大胆介入热点，甚至写出几个文学原子弹，会不会不但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反而会把我们的问题变得更大？会不会不但不能给老百姓带来一些福祉，反而给老百姓带来更大的灾难？在这些方面，我确实困惑，没大想清楚，因此经常有写作的停顿和犹疑。
大家还说到了“左”与“右”，也是常常让我纠结的事。我是“文革”的过来人，经历了家破人亡，看到了更多比我家庭还惨的人和事。不光是中国，还有前苏联、朝鲜、柬埔寨……发生这么多的事情，怎么能说是一个简单和偶然的失误？这当然需要深刻的反省。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就没问题吗？从殖民主义，到两次世界大战，到最近欧美的金融危机……只要稍稍诚实地面对事实，就不必相信另一种神话。我以为，一个为中国穷人抱不平的人，也得为美国的穷人抱不平，这样的“右派”才靠谱。反过来说也一样，一个为美国穷人抱不平的人，也要为中国的穷人抱不平，这样的“左派”才像话。
前一段，我上网看了一下，发现中国的“左派”不是一个，是好多个，自己内部也在开打。“右派”也不是一种，有好多种，也在内部互相掐架。情况特别复杂。但就大体的词义约定而言，“左”是指社会主义，“右”是指资本主义。有意思的是，这两种主义不但互相斗争，很多时候也互相造就，互相强化。这就是说，所谓“左”常常是“右”成就的，“右”又常常是“左”助产的，二者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比方说，“文革”的前夕，1965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支持印度尼西亚的右派发动政变，据后来一些西方调查机构的统计，大概屠杀了200万左翼人士。这种恐怖，从某种意义上催产了中国的“文革”恐怖，使中国“阶级斗争”“反帝反修”的神经高度绷紧。在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文革”那么多人权灾难，没有知识分子群体对红色时代的满肚子苦水，以及出于人之常情的怨恨，中国9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神话是否会少一点狂热和偏执？中国知识群体主流对西方的崇拜，远远超过了印度、俄国、巴西、南非等国家的同行，但这种国情是怎么形成的？是否正是“文革”式“极左”政治的自然反弹？
左中有右，右中有左。左的错误能生右，右的错误能生左。如果缺乏小心的辨析和准确的控制，“极左”和“极右”甚至在某些问题上会变成了一家人。正是考虑到这些复杂的情况，在我90年代以来的写作中，确实出现了不少模糊、犹豫、谨慎、左右两难，多条战线应战，批判指向不再简明和单一，让很多朋友不大满意了。我对此表示歉意。在办《天涯》的时候，我们尽量发出多种声音，包括自由主义大牌人物也来发表过不少文章。但《天涯》并不是无立场，不是左右逢源和到处讨好。韩毓海说《天涯》最先提出“科学发展观”，是过誉了，但讨论贫困问题、三农问题、环境与资源问题等等，反对教育、医疗的市场化等等，《天涯》从来没有犹豫过和模糊过。如果说这就是“新左”，《天涯》也只能坦然接受。这样做其实并不讨好，90年代就有一位大人物点名批评我们，其罪名就是我们杂志使用了“弱势群体”这个词，被认为是给社会抹黑，违反了宣传纪律。当然，现在这个词已经不那么敏感了，但当时几篇文章就差一点演化成为主编去职的严重事件，却是事实。
我不是理论家，也没有太多兴趣读理论，不过是喜欢对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做一点思考和表达。在一些人认为利益至上的时代，认真的思考似乎有点傻，有点OUT。《天涯》没法实现畅销，甚至读者还在一点点减少。这几乎没有办法。思考者的一切努力，包括政治斗争，都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而美好的社会就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的社会，但一旦到了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的时候，思想似乎就只能退场了，甚至必须滚蛋了。在危机与灾难到来之前，社会需要一种幸福的沉睡，一种安乐的梦乡，需要娱乐，需要开心，不需要刺耳的声音。想一想，那些把读书当作吃药的孩子，难道不值得同情和理解？你们逼着他读鲁迅，逼着他读托尔斯泰，但他为什么要读？他不愁吃饭，不愁穿衣，家里有父母可啃，凭什么要折腾那些艰深和沉重的话题？凭什么不能去热爱更好玩的电子游戏？当然，事情会继续发展，危机和灾难会使社会产生对精神、文化、思想的渴求，会重新呼唤真理，重新呼唤英雄，重新呼唤坚定的行动，但我们不能站在职业利益的立场上，比如为了让我们的声音得到更多的关注，就希望社会多一点灾难，早一点陷入危机——那样做当然也很不道德。这里，也许有一个我更大的困惑。我会心情非常复杂地祝福中国人民越来越幸福，祝福全世界人民越来越幸福，但我知道这种幸福的世界一定是平庸的世界，就像一个少见疾病的时代，必定是良医迅速减少的时代。
眼下，在中东，在非洲、在南亚和中亚，几乎天天出现人肉炸弹，很多地方都在流血。我相信那里的人民对真理特别地渴求，希望有更好的理论和文学，使他们知道该如何行动。至于中国，说一句关起门来说的话，如果现代化建设大体顺利，如果中国人都成功地富裕起来，我们在座的恐怕没有多少好日子——我的意思不是说大家缺吃少穿，而是指大家可能无所作为。在所谓“娱乐至死”的强大浪潮面前，我们得认命，得忍受读者和观众一批批地转身离去。当然，这不会是历史的终点。人类的末日肯定不是2012年。我曾经在这一点上回答过记者的问题。我说，我近期不乐观，长期不悲观。我认为我们的一切努力仍然是有意义的，甚至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一个幸福亦即平庸的时代，不可避免地将会滑向危机和灾难，那么，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可以准备很多思考，准备很多的理论和文学，就像老鼠挖洞准备粮食一样，以备未来之需。一种良好的文化准备，也许能使全社会将来对危机和灾难的反应，使全社会大规模的行动，更多一些建设性。有建设性和无建设性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前者能避免以暴易暴，避免一种黑暗代替另一种黑暗，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和循环。因此，这种文化准备的意义，不在于眼下市场的畅销或者权力的奖赏，而在于未来的读者和观众，在于我们对真理的信心。
刚才很多人说，老韩在海南也做了一点事情，对我给予了热情的鼓励。我非常感谢你们，也非常感谢同事们一路走来的支持和帮助。其实我并不觉得我做的这些事有什么成效。《海南纪实》曾发行到120万册，《天涯》改版将近100期，我前后推出十几本书，这一切改变了中国吗？改变了中国的万分之一吗？可能根本没有。但这可能不是什么问题。我在中年以后，已经觉得自己有点没心没肺——这里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不再在乎成果，不再在乎得失和毁誉，就有了金刚不坏之身，就能有一种轻轻松松的顽强和热情，干什么都会高高兴兴。这就是我以前说过的：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我确实很享受在海南这20多年的过程，哪怕我为编辑一篇文章花掉一整天的时间，哪怕为此忙得我打出十几个电话，我也觉得十分高兴。哪怕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没有什么反响，或者只是影响了两三个人，二三十个人，也足以让我喜出望外。事情的关键，是我觉得这件事有意义，有趣味，值得去做。剩下的一切就不再成为问题，甚至不应去左思右想。
我不在乎事情的结果，不再奢望什么特别让我满意的结果，并不代表我认同虚无主义。我有点虚无，但不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者，只是相信，对结果的适度虚无，或者说适度超脱，恰恰是一往无前的重要动力，能使自己少受伤，少颓唐，少抱怨。比方说，今年2月，海南省的文联、作协换届，我准备下台走人，本来写好了一个换届工作报告，用心总结了一下工作，费了不少功夫。但临到开大会，时间有点紧，报告没宣读，估计大多数代表也没怎么看。但没用上就没用上，无所谓呵。以这样一种心情，我一点都不后悔自己的白忙活，一点也不妨碍我兴致勃勃地继续开会。就算我一个人给自己偷偷地做了一场报告，有什么不好呢？就像我给自己写小说了，给自己编杂志了，有什么不好呢？
最后，我特别谢谢大家来参加这次会，而且我知道大家可能有一点中国人的习惯，顾及我的情面，没有狂轰滥炸。但话里听音，我能听出一些潜台词，会认真的考虑大家的意见。当然，考虑意见并不等于我就一定能够做到你们期望的那个样子，因为能力不行，各种各样的原因会牵制我。但我会把你们的批评作为一种鞭策和推动，这是没问题的。
一个人可能做的事情很少。我这一辈的作家，60岁左右的，其实大多已进入一种危机状况。创造能量不够了，经验资源和文化资源都不够了，有时强打精神地保持一种产量规模，也只是发挥余热而已。真正的写作像一种恋爱，但老家伙们还能恋多少爱呀？还能再一次激情燃烧吗？好吧，让我再尝试一本书，或者两本书。能亮出多大一点火花，天知道。
（此文系在“韩少功文学写作与当代思想研讨会”上的答谢辞，题目是编者所加，根据录音整理，业经审定和修订）
韩少功的“突围”
李云雷
一
韩少功的重要性不只在于他是一个重要的作家，而且在于他总是能够不断超越自己与同代人，对流行的观念进行批判与“突围”，而他正是在这样的突围中，走在时代思潮与文学思潮的最前沿，引领一代风气之先。他的“突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层面：
一是对自我的超越。韩少功从“文革”后期开始写作，新时期之后以《月兰》《西望茅草地》等作品超越了此前的作品；而在1985年前后则以《我们的根》《爸爸爸》《女女女》等“寻根文学”的重要作品超越了此前“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创作模式；而90年代以后的《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等作品，则超越了“寻根文学”，在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之中探索着文学的可能性，并取得了重大成就。
二是对同代人的突围。上世纪80年代成名的作家，大多囿于80年代的文学观念，一方面无法创作出重要作品，另一方面却在文学界形成了垄断性的影响，“代表”着中国文学，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反差，对当代文学的发展形成了一种阻碍性的力量。但是，以韩少功、张承志为代表的少数作家，却与他们相反，张承志以远离文坛的精神姿态继续着自己的流浪、思考与探索，而韩少功则以他的思想随笔以及《马桥词典》等重要作品，在文学界成为独树一帜的“异数”。
三是对“文学”的反思。在90年代以后，韩少功之所以仍然是一位重要作家，在于他突破了80年代的文学观念，以及工匠式的创作态度，他也并不以反对旧有的意识形态来博取当下的位置与合理性，而是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加复杂的现实之中，以“文学”的方式探索着这个时代的精神症候，寻找着未来的出路。而在这一过程中，他的“文学”也突破了80年代对“文学”的理解。他的“文学”汲取了传统文学中“文史哲合一”的观念，以及笔记体的形式，也汲取了西方理论“语言学转向”后对“语言”的深刻认识与思考，他以此来面对中国与世界在“全球化”中纷纭复杂的现实与精神现实，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也表达了自己的困惑，他的作品是与时代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个人的内心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真的声音”，而他在这一过程中创造出的“文学”，也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学，是与那些华丽而苍白的文学不一样的“文学”。
四是对思想的自觉。韩少功经历过知青下乡的过程与“文革时期”，对传统社会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弊端有着创伤性的记忆，但在80年代以后，他并不是站在新意识形态立场上反抗旧意识形态（这是一种“安全”的反抗“姿态”），而是对新旧意识形态都持一种批判与反思的态度，他正是在这样的立场上确定了思想者的独立位置，同时他也不断提出新的思想命题，比如他的《灵魂的声音》《夜行者梦语》《性而上的迷失》《文革为什么结束》等思想随笔，以及《天涯》杂志所引起的“新左派”论争，以及组织《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生态与环境？》等，都为当代思想界提供了重要的命题，可以说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具有重要的价值，是知识范式转型的重要标志。
五是对“知识”的突破。韩少功对文学与知识界的贡献众所周知，但是另一方面，他却并不“迷恋”知识，并不将知识作为唯一重要的事情，在他看来，知行合一是一种更值得践行的方式，在知识领域，他创办《海南纪事》、改版《天涯》都是重要的实践，而在生活领域，他辞去《天涯》主编，辞去海南作协与文联的重要职务，回归乡下生活，也可以说是一种重要的实践，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表现，也是一种理想追求的践行。
韩少功之所以能够实现上述“突围”，不断超越自我，是与他的思想与思想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想至少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是他开阔的视野与不断探索的精神，在他眼中，文学并不是孤立于社会之外的“纯文学”，思想也不是封闭在学院里的“知识”，文学与思想都应该在与社会思潮的激荡之中产生，并在其中发挥作用，一个作家与知识分子的价值也体现在这里。而一个知识分子不仅应该批判社会，而且应该对自我有着清醒的认识与严格的解剖，在一个社会变动如此激烈的社会，知识分子只有不断对既有的知识与美学进行反思与调整，才能够敏感，才能够发现新的现实与新的问题，而不是抱残守缺，或被动地适应。
其次，是作家与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融合。作家长于感性，长于经验，而知识分子则长于理性与思辨，韩少功很好地将二者的长处融合在一起，并且相得益彰，他的经验可以弥补理论概括所无法达到的角落，从而加以补充、反驳，或提出新的问题，而他的思辨则将他的感性加以引申、升华，使之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
再次，是为文与为人的统一。韩少功有着清醒的意识，他的文学与人生道路正是他自我选择的结果，正是在一次次重要关头的选择，才铸就了今日的韩少功，而他的文学则正是他的人生追求的表现形式，他的文学智慧与人生智慧融合在一起，他的文学理想也与生活理想融合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韩少功不断地“突围”，正是为了回到内心，回到他所理想的文学与生活方式。
二
韩少功的探索既与时代密切联系在一起，也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最具光彩的一部分。从“新时期”开始到今天3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的世界图景与世界想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置身于这一剧变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精神生活，也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面对这一巨变，一个作家该如何表述？如何才能表述出如此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如何才能表达出具体而微的个人体验，如何才能对世界发出我们最为真切的声音？这是摆在每一个作家面前的问题，同时这也是中国作家的幸运。相对于欧美中产阶级稳定而庸常的生活，中国社会30年的飞速发展与剧烈变化，使得每一个人都具有非同寻常的经历，每一个人都是当代史的缩影，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故事”。这可以说为当代作家提供了最为丰富的写作资源，但是大多中国作家却对这一变化熟视无睹或漠然置之，他们或者在房间中想象与臆测，或者满足于叙述方式的炫技，或者以旧的思想框架来简单地理解现实。但韩少功却与之不同，他以他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他对现实的敏锐捕捉，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变化中的中国与世界，以及变化中的韩少功。之所以能够如此，在于韩少功是一位具有思想能力的作家。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真正具有思想能力的作家并不多，而韩少功便是其中的一位。在80年代，“感性”解放成为一种美学潮流，相对于“文革文学”的僵化，这样的潮流有其合理性，但是另一方面，在不少推崇者那里，却将之绝对化与极端化了，不仅以“感性”否定“理性”，甚至以没有思想为荣。这样的后果是，很多作家只沉溺于“感性”之中，却缺乏对社会变化的理性思考能力，因而他们所表达的只能是最流行的常识或者新意识形态，尽管可能会有艺术上的探索，但缺少了对现实的敏感与思想上的照耀，即使能够写出华丽的作品，也是苍白无力的。韩少功与之相反，他在感性与理性方面保持了一种均衡，并能以新的思想照耀现实，发现新的社会现象，做出独立的思考、分析与判断，这不仅表现在他的一系列思想随笔之中，也表现在他的小说之中，在《马桥词典》《暗示》中，他对“语言”问题的思考不仅让他发现了被普通话遮蔽的方言世界，而且他也在探索着历史之外的历史、语言之外的语言、世界之外的世界，让世界呈现出了一种新的面貌。
具有思想能力的一个标志，是能够将所把握的题材对象化与陌生化，而不是日常化。在日常化的熟视无睹中，我们不会发现新的问题，也不会具有发现的敏感。只有在“陌生化”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够具有历史感与现实感，或者反过来说，我们只有在历史流变与社会结构中去把握某种现象时，才能将之陌生化，才不会认为它是“自然而然”的，才有思考的动力与可能性。韩少功的思想能力正是来自于他对“变化”的敏感，他对“伪小人”的精彩分析，他对“性而上的迷失”的批判，他对“扁平时代”的反思，他对“重建道德”问题的关注，等等，都来自于他并不认为“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或者并不认为这些是与他毫不相关的。韩少功的思考能穿透表面的现象，抓住最为核心的精神症候，在层层递进中逐步深入，让我们从不同侧面对某一命题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发人深省，引人深思。
但是另一方面，韩少功的思想不是抽象的演绎，而是与他个人的生命体验密切联系在一起，他有他自己的“根”，有他思考的出发点与归宿。在《马桥词典》《暗示》等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韩少功总是回到他作为知青下乡的岁月，从具体的经验与细节出发，去谈论他的感受与思考，他思考的可能是十分宏大的命题，或者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但是他在论述的过程中，总是会一再地回到具体的生活经验，如他关于“话份”的描述，既有马桥人的经验，也有他关于话语权利、现代主义艺术命运等问题的思考，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既具体又抽象，既特殊又有普遍意义，显示了韩少功思维方式的特点。正是由于如此，《暗示》虽然具有一部学术著作的形式，但在本质上却是各种经验碎片的整合，更接近于小说的性质。而《山南水北》更是通过他在乡下居住的具体经验，提炼出了他对当下各种社会现象的观察与思考。即使在他的思想随笔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生活经验的思考，他描述某一现象的笔法，其生动形象也会让人想到小说。
我们可以发现，韩少功是从个人的生活体验出发去触摸理论命题的，他不止于生活经验的描述，也不止于理论命题的抽象思考，而是在二者之间建立起有机的关系，以自己的方式将之融合在一起，探索一种独特的思想以及独到的表达方式。正是这一特点，使韩少功既与社会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与理论界的思想命题保持着有机的互动，或许我们可以说，这是韩少功保持思想活力的独特方式，也是他能够不断“突围”的原因。
三
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韩少功为什么要“突围”？对于韩少功这样80年代成名的作家来说，最安稳的方式莫过于在文学界占据一个位置，名利双收。但这显然不是韩少功的选择，也不是他理想的文学与文学方式，对于他来说，文学显然与一个更宏大的追求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追求是什么？我们无法把握，只能从他的文学作品与文学探索中加以描述：从小的方面来说，他需要寻找到一种能够描述他的个人体验与社会经验的文学方式，而这样的经验无法在既有的文学成规中得到充分表达，这便促使他不断尝试与创新，不断突破文学成规，不断突破自我，永远走在一条探索的道路上；从大的方面来说，文学只是韩少功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或者说是他追求“真理”或者表达困惑的一种方式，是他思考与发言的一种方式，在他的眼中，文学虽然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但并不是绝对独立的，而只是我们这个社会精神现象的一部分，是与我们这个时代密切相关的，面对这个社会，他可以用文学的方式发言，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发言，相对于文学来说，对这个世界做出自己的观察、思考、与判断或许是更重要的，当“文学”无法容纳他的思考时，他必然要突破“文学”的限制，创造出能够充分表达出他的体验与思考的新的文学形式。
这也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传统，对于鲁迅来说，晚年不写小说固然是极大的遗憾，但是他的追求显然不仅仅在于小说，他最终所要达到的并不是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而是以自己的全部生命与精力致力于中国与“国民性”的改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可以被当之无愧地称为“民族魂”——即他改造乃至创造了现代中国人的语言、思维以及最重要的精神命题。巴金也是如此，从一开始写作，巴金就宣称自己“不是作家”，这样的宣称几乎贯穿了巴金漫长写作生涯的不同时期，这当然并不是说巴金不认同自己的作家身份，而是说在作家的角色之外，巴金具有一种更大的理想与抱负，而文学只是实现这一抱负的方式。
在海口召开的“韩少功文学写作与当代思想研讨会”上，有论者指出，韩少功是当代作家中“最像”现代作家的一位，这指的是韩少功不仅写作小说、随笔等不同体裁，而且从事翻译，还编辑杂志，是一位“全能型”的作家，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但需要补充的是，韩少功之所以从事上述不同的工作，恰恰在于他并不将自己仅仅定位于“作家”，如鲁迅、巴金一样，他也拥有一个更开阔的视野和一个更宏伟的抱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韩少功是鲁迅传统的当代继承者。他所继承的正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承担精神，与时代和民众血肉相连的情感关系，以及“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进取精神。正是这样的精神，将韩少功与其他作家区别了开来，也让他不断突破旧日之我，不断创造出新的自我与新的文学。
我们可以说，这样的精神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也是中国文学的精神，从古到今，无数优秀的知识分子正是以这样的精神关注民族与民生，创造出了无数奇迹和灿烂的文化，如鲁迅所说，他们正是“民族的脊梁”。而在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艰难转型过程中，以“戊戌”一代和“新青年”一代为代表，中国的“士”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面对国家凋敝与民生多艰，他们不断探索着中国与世界的出路。在这一过程中诞生的中国“新文学”，正是他们探索的一种方式，也是他们进行社会启蒙、社会动员、社会组织的一种方式。经过几代人艰苦竭蹶的奋斗，终于迎来了中国的独立与富强，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新文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因此，“五四”以来，“新文学”不仅在文化领域中占据核心位置，也是整个社会领域关注的焦点，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80年代。
30年后的今天，文学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整个社会领域，文学已经越来越不重要，关注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在广义的文学领域，以畅销书和网络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占据了文学市场的大部分份额，“新文学”传统之内的“纯文学”或“严肃文学”（以文学期刊为代表），也越来越为人们所忽视，读者在逐渐减少；而在“纯文学”或“严肃文学”内部，则存在着严重的问题：80年代成名的作家占据了文学界的中心位置，但他们的思想与艺术观念仍停留在80年代，无法以艺术的方式面对变化了的世界；而新一代作家的成长则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不少人认为文学的边缘化是一种“常态”，他们简单地将中国与西方某些国家中文学的位置加以比附，认为那是一种“趋势”，但是他们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中国文学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到“改造国民性”，无论是传统文学还是“新文学”，中国文学都在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中占据核心位置，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一种“传统”，我们固然不必迷恋传统，但似也不必简单地比附西方，中国文学的位置与重要性需要中国作家去创造。
在这样的情势下，韩少功的“突围”便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让我们看到“新文学”传统在今天的延续，也让我们看到“严肃文学”在今天所可能具有的影响力。相对于通俗文学的娱乐消遣功能，韩少功的文学是一种精神与美学上的事业，是一种对世界发言的方式；而相对于僵化的“文学界”内部，韩少功则让我们看到，文学不是自我重复，不是工匠式的技巧演练，也不是以反抗旧意识形态姿态出现的新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探索，是在一个变动了的世界之中努力发出声音的美学尝试。如果我们需要恢复文学的尊严，需要恢复文学对世界的影响力，那么我们必须重视韩少功及其“突围”。
一个汨罗人眼中的韩少功
黄灯
我多次设想，韩少功重回汨罗后第一次被人称为“韩爹”时，一定对时光的飞转有一种触目惊心的感觉。1976年，他离开汨罗时，还只是一个“长沙伢子”，2000年，韩少功重返故地时，岁月已将他变成了“韩爹”。
韩少功的回归成为知识界的一次重大事件。当大家好奇地揣摩他此行的真实用意，并顺便给他一顶“隐士”的帽子时，韩少功已经兴致盎然地搭起瓜棚果架，汗流浃背地开荒种地，养鸡喂鸭，尽情享受另一种多数人只会停留在口头的生活。他的入驻显然增加了汨罗人的生活趣味，在消费萨达姆、卡扎菲、美国飓风、台湾选举这些遥远的人和事的同时，韩少功成为周边农民重要的消费对象。他们回忆韩少功知青时的种种逸事，尽量还原他之所以混出名堂的先兆迹象，我所听到的评价包括这些，“真是日怪，作文写得几多好！”“确实是个怪器人，字又写得好！”更令人惊异的是，我一个堂叔，整天被鸡零狗碎的琐事折腾得灰头土脸，但只要看到我，就两眼放光，执意和我讨论韩少功的创作，他记得韩少功1977年参加高考的作文是《心中的话儿向党说》（我从来没有向当事人求证过），还记得这篇作文曾经发表在《湖南日报》上，情绪好时，还要语气夸张地向我背诵作文的前几段，对韩少功的关注简直构成了他精神生活的全部。只有马桥人对韩少功有点意见，他们始终不明白一些不正经的词诸如“嬲、龙”，说说是可以的，“但怎么能够写进书里”？并由此断定韩少功也是个“下人”！我的邻居小杨伯伯放弃一天的农活，步行十几里，在视察完韩少功的新居后，开始感叹“韩老倌那个位子真是绝了，几好的山，几好的水，真是个会享福的人！”并且提议“要是有空，他应该养点蜜蜂。”但这种消费的新奇感并没有持续多久，在发现这个从城里回来的厅级干部居然有一双丑死人的黄胶鞋，居然跑到临近学校的厕所去挑大粪，并且讲话一点都不打“乡气”后，他们扔给他一个“韩爹”的称号，就当他是自己人了。
现在，我得回过头来说说汨罗人，从广义的范围而言，汨罗以北的地区都属于《马桥词典》所描述的方言区，换句话说，以韩少功居住的八景乡为圆心，方圆半径30公里的范围，所有人对《马桥词典》都能理解。家乡人对于国家大事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一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村民不但知道克林顿，还对他婆娘希拉里的情况了如指掌，一个四岁的孩子对利比亚战斗的进程如数家珍，一个刚刚还在打猪草的农妇竟然会为伊拉克没有核武器辩护，这种完全“生活在别处”的状态、对宏大叙事的热情多年来总是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离开家乡，我才发觉这是一群内心有着不易觉察的傲慢和自尊的人，尽管铺张浪费、不切实际、爱慕虚荣几乎可以算他们的致命弱点，并且总是在现实的残酷面前被打入社会的底层，但对自尊的敏感却是他们骨子里最为重要的气质，他们身上没有来自社会底层的卑微和胆小，对利益和算计也缺乏相应的兴趣，这种性格显然和主流知识界对底层民众的想象相背，意识到这一点后，我猛然想到韩少功某些方面是多么像一个汨罗人！他多年的创作其实一直在勾画汨罗人的灵魂，无论评论界从哪些层面来解读他的作品，这一群木讷、虚无、智慧但并不胆怯的村民显然勾起了他探讨人性的兴趣。他笔下的张种田、马鸣、盐早、绪非爹仿佛都能在生活中找到原型。由此推断，尽管历次面对媒体的采访，韩少功坦诚选择汨罗的缘由总是冠冕堂皇“这里山青水秀，确实是一个好地方”，但我相信背后有着更为重要的心理契机。
我不相信韩少功在被城市接纳20多年后重返乡村的举动是为了体验生活。如果体验生活真的能够使一个作家写出神来之作，韩少功生在城市、长在城市，成名成家也是在城市，城市生活的丰富复杂，一定比之短短的六年知青生活更能够占据他的情感和生活空间，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车水马龙的城市生活并没有彻底进入韩少功感性的视野，这种“体验生活论”的失效，恰好显示韩少功的精神世界存在一些隐秘的暗区，凸显了他心灵领域和现实的一种紧张关系。韩少功《山南水北》仿佛回答了这样一个命题，这部作品真实再现了重回乡村生活的质感，他像自己笔下的人物一样率性而为，充分放纵对文学成规的反叛。在一个没有理论就难以发言，没有意义、没有宏大的主题、没有对生存的焦虑、没有对人性的深刻揭示就不足以称为一部像样作品的时代，《山南水北》甚至放逐了对文体把握的基本边界，以一种简单、本真、直接的方式，悄悄接通了作家和世界的关系。站在“八溪洞”人的角度阅读这部作品，一种极端的真实让人忍俊不禁。韩少功完全从感性出发，自如驱遣情感的流转，那一份悠然自得随处可见。
我注意到知识界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依旧离不开专业术语的支撑，而对于知晓种种生活细节的汨罗人，面对此种被知识缠绕的现象只会窃笑。回到上面提到的体验生活的话题，如果说，城市是知识、规范、资源的产物，以韩少功对智性的偏爱和对世界的好奇，肯定有过尝试打开感觉的通道去表现这种生活的冲动，但他在尝试无效后，最后只得捡起智性的武器去对抗，很多人注意到了他小说中城市生活的缺席，没有留意到他90年代的随笔几乎就是他对城市生活无法通过感性的方式表达后，转而向理性妥协的产物，相对“散文家”的名号，韩少功显然更珍惜“小说家”的名声。“想得清楚的写散文，想不清楚的写小说”，城市生活的条块分明、秩序井然、冷酷森严显然不能够满足他对文学的想象，他由此意识到知识改造世界的有限性，意识到知识的强势对人感触理直气壮的钝化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他开始警惕“知识生产的局限”，并决定重新敞开感觉，重新打通恢复生命原初感受的通道。他开始寻找一种和圈内人保持异质化生活的可能，以吐纳多年来城市生活对感觉感知的遮蔽，整理被知识、规范压抑以至变得拥挤不堪的思维内存，回归汨罗正是从这个层面体现了它的重要意义。在一个学者漠视生命的原初感受，自动将判断的标尺交给西方理论的时代，韩少功通过创作和生存实践无非证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所缺的正是诸如阳光、空气和水这样的常见东西，在知识分子习惯了和现实生存场景的隔离，只懂得运用逻辑和推理来判断真相时，韩少功指出常识的回归是多么的重要。
韩少功遭遇汨罗江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次偶然事件，就像史铁生遭遇清平湾，张承志遭遇大草原，李锐遭遇吕梁大地一样。但综观同时代的作家，能够像韩少功这样一如既往地将知青地视为精神家园和创作根基的作家并不多见。知青经历尽管在韩少功的生命历程中只有短短六年，但这六年深深锲入了他的血肉，使得他离开乡村重回都市以后总是一次次回望，他对“知青生活”的精耕细作表明他骨子里对新的东西有一种犹疑，也显示了他对题材的新奇并不依赖，但同时也不经意地泄漏了他性格中固执、不会变通的一面，这一点倒是和笨拙的汨罗人如此接近，这样看来，韩少功显然是一个有“核”的人，用汨罗话说，这是一个有“种”的作家！这种理解充满了对“血性”的信任和向往。从精神气质而言，韩少功确实算得上一个有“有担当、有血性”的男人。外界的诱惑对他的改变是如此有限，名声、权力、美色这些对世俗男人的致命诱惑，韩少功远远观望但总能找到通道悄然脱身、绕道而去。他是一个不会给自己世俗生活设置障碍的男人，在关键时刻总是具有超乎寻常的放下的勇气。很多时候，他多么像他笔下的马鸣！他对这个人物的刻画几乎贯注了自己对生活的全部理解，并且毫不掩饰其中的从容和赞赏。他对世俗生活处理的智慧给他思想的自由赢得了极大的空间，这种清醒当然和他对人性的体察有关，也和他年少时代所遭遇的精神创伤有关。
他确实是一个懂得“看透”的人，但“看透”之后，还能做到“宽容”，还能在世俗的细节中获得生存的智慧和力量，这和他天生豁达大度的性格密不可分。“文革”期间家破人亡的遭际并没有使他加入到知识分子带血的控诉中，“左派”的帽子戴在他的头上总是显得不伦不类，在无法给韩少功一个确切的标签时，从道德的层面将他塑造为一个勇士成为保险和省力的方式，以致很多人慑于这种道德榜样的辐射对他敬而远之。从汨罗人的角度看，韩少功只不过身体力行地做了自己喜欢的事，在他人前行的时候，他选择了立定观望；在他人蜂拥而去的时候，他选择了逆身而行；在他人斤斤计较于现实利益忽略精神价值的时候，他将人生的天平更多地倾向于过一种有精神附着的生活。在功利浮躁的时代，这种倔强的坚守姿态是如此扎眼，如果非要将他置于一种道德高标的境地来打量，我倒是认为他知行合一的品格，对当下知识分子精神空间的拓展就已足够。作为一个汨罗人，我本能地不相信言语，在一个言语过剩的时代，我只相信行动。韩少功在我的心目中，没有任何道德高标的意味，他和我的父老乡亲一样，只是一个内心始终持有标杆的男人，他信守底线，崇尚谦卑。以道德的高标评价韩少功喧嚣到什么程度，就可以看出现今世界做一个正常人已经艰难到什么程度。
关于韩少功的创作，有一个话题仿佛绕不过去。我从很多场合听到大家对韩少功不会写爱情的遗憾，甚至有人好心地建议，韩少功至少应该进行一次轰轰烈烈的婚外恋，获得更丰富的人生体验以更充分地表达人性。这当然显示了男性立场的自信和专断，但韩少功诸多创作中爱情的缺席和简单倒是事实。关于这一点，我只能承认韩少功对两性关系的探讨确实缺乏一个作家该有的兴趣和敏感，他理科生的性格在这一点上是真的有点“没心没肺”。我还设想这和他多年以来身边围绕的亲人多是女性有关，母亲、姐姐、妻子、女儿、孙女，这种女儿国里的男性担当让他充分发挥了男性角色的特长。从这个意义而言，韩少功的作品是最能给女性带来安全感的创作，当消费的喧嚣声浪一次次逼迫女性违反自然规律地对抗年龄和性别的极限时，韩少功创作中所传达的气氛令女性感到一种理解的温暖，由此我甚至愿意给韩少功戴上一顶男性写作的帽子，如果将男性的纯正特质定义为理想、责任、担当和对世界的宽容和大爱。
好了，在对韩少功评价上，尽管我总是提醒自己避免作为一个汨罗人对他的特殊拥戴，但我不得不承认韩少功确实是一个复杂的个体。他外表周正，但内心叛逆，为人宽厚，但极讲原则，对人性的真实有着透彻的理解，但终究保留了感动和愤怒的能力。他内心深处是孤独的，相对于宇宙的宏阔辽远，他能清醒地意识到个体的卑微和渺小，但因为保留了一份对世俗的亲近，也不至于陷入知识分子自忧自怨的情绪泥潭中。他潜藏了一份时间之外的童心和赤子之心，这与他老成持重的外表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有着惊人的对付世俗杂事的能力，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精神世界的维护。阅读他的作品，我总能感受到一种根植于生活的类似于孩童般的顽皮，一种从最简单的层面对世界明心见性的理解。我甚至固执地认为他最羡慕的人就是《马桥词典》中的马鸣，他最动人的爱情描写，就是黑暗中的房英，尽管只有寥寥数语，这种带着呼吸的文字却多次使我暗中落泪，使我因为放弃了专业范围内诸多高深理论而深感不安。韩少功被知识界公认为一个理性极强的作家，但他的创作却给汨罗人提供了无数温馨感人、会心一笑的片段。也许，作为个人的韩少功面目是清晰的，但他营造的艺术世界总是暧昧模糊、出人意料，从来不能给我们一个终极答案。
给大家提供一个片段。2008年10月的一天，我负责牵线，带着八景临近的三江乡的几位老师去拜访他，经过八景学校时，一群孩子执意要跟着我们去看“韩爹”，其中一个胆大的女孩告诉我，学校的老师规定他们平时不能跑到“韩爹”家去，但星期六星期天可以去。我立即恶作剧般地怂恿他们跟着我们，一群孩子呼啦啦欢呼雀跃，立即跑到队伍的前面，充满了山野小畜的野性和快乐，跑到门口，孩子们齐声喊着“韩爹爹，韩爹爹！”韩少功应声开门，看到这群孩子，像呵斥自己家的孙子一样，并对孩子们的吵闹打搅了客人而表示歉意。孩子们做着鬼脸带着狡黠的小小得意跑开了，我们应邀进入客厅。这一幕深深震撼了我，我切身感到韩少功和周围的世界早已达成一种真实的和谐，早已互相进入彼此的生命和世界，一种真实的温情令我久久感动。
最后，我要说，作为汨罗人，我发自内心感激韩少功对这片土地的依恋。这种行为接通了一种伟大的传统，在屈原以后，韩少功是这片古老而又贫瘠土地上最为重要的文化和心灵事件。两千多年后，汨罗人竟然在最喧嚣、最浮躁、最功利的时代，迎来了一位清醒的思考者和坚守者，汨罗人将这份亲切和温情只能凝聚在对韩少功“韩爹”的称呼中（我估计屈原在汨罗江畔孤独行吟的时候，纯朴的村民一定也称他为“屈爹”，并且在饿肚子的时候吃过村民给他做的咸鱼痨菜），他们以并不完美但最为本真的人性和韩少功共同守护着一种精神的隐秘，共同完成着当代思想史上最为温情的交流和互动。在知识界一次次伤害和误解韩少功的时候，恰恰是这群被主流知识界视为愚昧落后需要启蒙的普通农民，给他带来心灵的慰藉，使他一次次获得精神的能量和写作的动力。
韩少功是属于汨罗的，作为一个汨罗人，我有理由窃喜和庆幸。但韩少功笔下的汨罗，韩少功笔下的马桥是属于世界的，作为一个汨罗人，我时刻意识到，正是韩少功将乡土中国一个普通的地名赋予了一种超越性的意义。
透视韩少功
本刊编辑部
中国文学发展到今天，似乎应该说道说道了；可问题又太多太大，真的不知从何说起。2011年末，在海南召开的一次关于韩少功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出来。30多位中国学者和来自法国、日本、韩国的专家，就韩少功的文学写作、先锋派问题、中国思想发展、甚至文风学风问题都展开了讨论，整个会议争议不断，群情激昂，高潮迭起，煞是好看。会议的命题是“韩少功文学写作与当代思想”，看似很普通的问题，其实隐藏了许多潜台词，也抓出了中国文学与思想的某些要害问题。
在与会的多数青年学者眼里，韩少功是位老作家了，写作三十多年，享誉海内外，是中国当代文学标杆性的人物，看云识天气，看韩少功可以透视中国文坛，这个都没问题。关键是韩少功的存在不只是与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相齿合，尤为重要的是，韩少功与中国当代思想发展相关，他的文化实践，本身就是一篇大文章，值得细细揣摩，慢慢品味。
比如，韩少功1988年到海南，主编《海南纪实》，这种达到100万份的杂志是如何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氛围相合相契，一个深入到中国发展肌理的作家，肯定与书斋里的作家有不同的姿态和立场，理解了这一层，你就不难发现写《爸爸爸》《女女女》的韩少功怎样狡黠地透过文学，展现一个波诡云谲的中国当下。
再有，在一片“忍看朋辈成主席”的呼号中，韩少功也不能免俗地做了海南省作协主席和文联主席。但是，主席和主席是不一样的。韩少功在与大的政治环境妥协的同时，却对“小气候”进行了毫不犹疑地治理和改善，他在作协进行了民主改革，革命有时候也革到他自己的头上，他坚持下来，那是一份可贵的民主经验。他改版了《天涯》，使得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杂志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发展的一个标杆性刊物。所谓“北有《读书》，南有《天涯》”，成为学界的口头语，其实，《天涯》早已走向世界，成为外国知识界了解中国思想状况的重要窗口。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那些实验，那些语言的迷阵，那些文学策略，都会与现实世界找到一一对应物。再看长篇小说《暗示》，你苦苦求索里面只言片语，那些小场景，破碎化的经验，都是韩少功对这个世界的思考。只不过他用了文学的手法，用了艺术的形式对这个世界发出声音。
后来韩少功去了乡下，许多人争说他成为现代隐士，难听点的说他想走“终南捷径”，但是你看他的作品就会知道，那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他的乡村情结和对乡土的热爱让他不得不亲近山水，大城市的喧嚣对作家的创作来说未必是件好事。韩少功就是这样，知我罪我，我行我素，作家立场和底线坚守是不变的追求。
2005年，多变的韩少功又发“变徵之声”，中篇小说《报告政府》一出，四座皆惊。回归现实么？似乎不是这样。世道人心不断恶化，生活环境日趋严峻，韩少功似乎没有耐心写那些曲里拐弯的小说了，他奋袂而起，怒目金刚一般，发出吼声。“心坏了，脑坏了”是他这次研讨会的总结发言的基调，在那些幽默的语调里，我们分明能看到他隐忍的大心。
这组稿子刊发了韩少功的《我的困惑与信心》。《九问韩少功》是我刊对韩少功的独家访谈，访谈稿三万字，限于版面，我们忍痛缩减到一万多字，取其精粹的思想，以飨读者。另外我们还约了李云雷和黄灯两位青年评论家的稿子，都是最新研究成果，但是绝无学术腔，耐看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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