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首短诗的解读与问题的提起
てふてふが一匹韃靼海峡を渡って行った
一只蝴蝶飞过鞑靼海峡
安西冬卫（1898―1965）这首题名为《春》的诗虽然只有短短的一行，在日本的文学史著述里却经常被提起。诗人、诗论家大冈信（1931—）的《昭和诗史》谈到大正末期至昭和初期那些可以“统称为现代主义”的诗作，首先举出的就是这首诗。1《昭和文学史》的著者保昌正夫叙述“从大正文学到昭和文学”的转变，提到安西冬卫的诗集《军舰茉莉》时，也特意在括号里说明该诗集收录了短诗《春》2。1990年11月，《新潮》杂志出版《日本诗101年》的临时增刊，从1890年起，到1990年为止，按照一年一人一首的原则，选择了101名诗人的101首诗。选在1929年项下的虽然是安西冬卫的散文诗《军舰茉莉》，但在著者介绍里，仍然引录了这首《春》的全文。这些都印证了诗人村野四郎（1901—1975）的判断：“每当人们说到昭和初期的新诗时，这首《春》肯定是会被提到的”。3
日本当代许多学者和诗人都参与了对《春》的评论和解说，而大量关于《春》的言说，都把关注点集聚到了这首诗的新奇意象、意象的新奇组合以及诗人的奇特想象方面。1969年，村野四郎为系列丛书《日本的诗歌》第25卷撰写鉴赏文字时，曾绝口夸赞《春》 “把极其微小与极其宏大的意象同时叠印在一个狭小的语言空间”，显示了独特的韵致4就在同一本书上，著名的超现实主义诗人、理论家西胁顺三郎（1894—1982）也发表了类似意见，他认为《春》是最能代表安西新鲜诗风的杰作，表现了安西非凡的想象力，“按照一般的联想规则，蝴蝶和鞑靼海峡本来不能连接在一起，因为这两个意象一般看来间隔很远，但安西君的一行诗，把蝴蝶和海峡这两个间隔遥远的意象连接了起来。这可以称为‘越轨的联想’”。西胁还说，《春》所创造的意象直接连通永恒，让人感觉到法国超现实主义创始人“布勒东所说的神秘的惊叹”和“布勒东所说的美”。5此后一些关于《春》的解说，基本沿袭了与此相近的思路，当然分析得更为细致了。比如，早稻田大学教授卢田孝昭特别注意到安西冬卫这首《春》的书写符号，他说：
日本语作为文学语言的特点是，汉字多用来表示凝固的东西，平假名多用来表示柔软的东西，片假名则多用来表示外来语或需要强调的部分。
这首诗的用字也是这样，“蝴蝶”用平假名写，给人以柔软的印象；“鞑靼”用汉字写，给人以凝固的感觉。……
“鞑靼海峡”这个词汇，……跟用平假名写的「てふてふ」的柔软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具有对照效果。所以，人们称他是一位活用对照效果而造出想象（image）来的诗人。6
《春》因为这些论述的不断生产、增殖而成了现代主义诗的经典，而这些论述的意义，也远远超出了对一首短诗的解读，而牵涉到对现代主义文学整体原则的理解。弗雷德理克?詹姆森（Fredic Jameson）从后现代立场重审现代主义，曾指出一种普遍存在的“偏见”，是把现代主义视为纯粹的文体和语言学的文本，把“非政治”视为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7前面引述的仅仅从音韵节奏、书写符号和意象组合等形式因素解读《春》的言说，似乎应该归入这一意义的“普遍的偏见”之内。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文学评论家川村凑（1951—）质疑日本文学史叙述中普遍存在的此类“偏见”时，也把安西冬卫的《春》作为重要的讨论对象。川村凑特别提到《春》和它的安西冬卫所置身的殖民城市大连的关联，认为诗中“通过日语所表现的‘自然’感觉与‘风土’感觉，如非居住在殖民地都市的年轻诗人，恐怕是绝难捕捉得到的”。8川村凑从《春》的解读，进而论及最初发表《春》的诗刊《亚》，以及围绕着《亚》开展诗歌活动一群年轻诗人。他把《亚》视为日本现代主义诗的原点，认为：
日本的现代主义诗是在大陆的一角、殖民地都市大连诞生的。甚或可以说，恰恰因为是在大连，《亚》诗刊才可能诞生，日本的现代主义诗是从这里由蛹虫化为蝴蝶，振翅飞起的。9
川村凑可能为了获得修辞效果而有意在言辞中添加了夸张，作为现代日本文学的研究者，他当然清楚，在1924年《亚》诗刊创刊之前，日本本土已经有一些年轻诗人陆续展开了后来被“统称为现代主义”的诗歌活动，如平户廉吉（1893—1922）在1911年发布了“日本未来派宣言”，萩原恭次郎（1899—1938）等在1923年创办了倡导达达主义的杂志《赤与黑》，同年，高桥新吉（1901—1987）在自己的诗集封面上明确标榜出“达达主义者”字样。川村凑的论述值得注意之处，并不在于他对《亚》诗刊的文学史定位，而在于他对《亚》诗刊所处的历史地理场景的恢复，以及对这些场景所蕴涵的政治意义的阐发。这些场景因素不仅是以往的形式主义论述所极力回避和遮掩的，也被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对现代主义施行严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所忽略。如盖?卢卡契（Lukács Gy?rgy 1885—1971）就认为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小说中的都柏林、卡夫卡(Kafka Franz,1883—1924)和穆齐尔(Musil Robert 1880—1942)小说中的哈布斯堡，作为“故事场所”并无特别意义，“他们热心描写的场所仅仅是旁支末节，不是他们艺术意图的根本”。10川村凑对《亚》诗刊所做的政治地理式的解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詹姆森和爱德华?萨伊德（Edward．W．Said）。前者把小说中的场景视为追溯现代主义文学文本中帝国主义痕迹的重要线索，在解读乔伊斯小说时，对卢卡契不屑一顾的爱尔兰城市都柏林给予了特殊关注。11而后者分析加缪（Albert Camus 1913—1960）的《局外人》等作品，也认为首先应该注意加缪“所选择的地理场景”，因为由此可以考索出这位孤寂独步的先锋小说家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事业之间复杂而隐秘的联系。12川村凑本人并不讳言自己的工作与后现代主义文学论述的关联，他说，以往的研究，或者对殖民地的“满州文学”避而不谈，或者将其看做是文学“现代性”发展的特殊变异，而他在1990年出版的《异乡的昭和文学》，则把“满州文学”视为日本文学“现代性”运动的正统继承和直接结果，并在这样的意义上，对包括《亚》诗刊在内的“满州文学”进行了研究。在一篇研究综述里，川村凑明确说，他的《异乡的昭和文学》，标志着日本从后现代立场研究殖民地“满州文学”的开始。13
当然，也正因为是最初的尝试，许多话题在《异乡的昭和文学》里还只是刚刚提起。该书虽然不无洞见地提起了《亚》诗刊与殖民都市大连的关系，但是，大连究竟是怎样一座殖民城市？这座殖民都市从哪些方面促成了《亚》诗刊的诞生、怎样介入到《亚》诗人们的生活经验和文学活动，并在他们的诗作里留下了痕迹？这些都没有得到细致的描述和分析，都还有待深入地进行考察和讨论。
二、与殖民都市共同成长的一代
如众所知，大连作为商贸港口城市的最初蓝图是俄罗斯人划定的，早在1890年代初，俄罗斯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的时候，就已经筹划取道中国东北，构筑直通海参崴、连接俄国亚、欧地区与太平洋的大通道。1896年，沙皇政府乘中国甲午海战失败之危，胁迫清政府与其签署“密约”，正式获取在东北修建铁路的权利，随后又租借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湾地区做海军基地。1899年沙皇尼古拉提出在军港旅顺旁另建商贸港口城市的构想，并为之命名“达尔尼”，就是后来的大连。14俄罗斯殖民规划的逐步实施，刺激了一直觊觎“满蒙”权益的日本帝国的野心和欲望，1904年2月日本以突然袭击方式发动对俄战争，1905年1月便成了大连殖民地的新主人。著名诗人、小说家森鸥外（1862—1922）曾作为高级军医官员参加了这场战争，出征之前他吟诵的一首和歌：“梦境里鲜花灿烂开放的达尔尼/我欢乐嬉戏的地方”，究竟是模拟俄罗斯人的口气，还是抒写诗人自己心中的图景？据说一直存在歧解15。其实，如果说两者兼而有之，也完全可以读通。俄罗斯殖民者的理想之花，在日本殖民者的梦中开放，森鸥外的诗句凝练地浓缩了俄罗斯和日本在殖民地争夺与继承的历史。日本殖民者后来颇为讳言对俄罗斯殖民规划的沿袭，如“满铁”刊行的《满洲读本》便以坚决的口气否认大连城市规划与俄罗斯人的关系，但大连街市的格局和公共设施的建筑风格，都分明存留着俄罗斯蓝图的影响印记，其实是无法抹掉的。当然，《满洲读本》所描述的日本刚刚接管大连时的情景，“除‘俄罗斯街’外，现在的市街区几乎都是草原荒地”，16基本也属事实。作为殖民都市，大连确实是在成为日本殖民地后，特别是日本为“经略满洲”仿照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的“国策公司”“满铁” （全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本部1907年从东京迁来以后，由于它的主导和推动，快速发展起来的。
据有关资料显示，到1909年，大连的街心广场、马路、发电厂、上下水、煤气管道等城市基础设施都大体修筑齐备，还在一个被日本人命名为“伏见台”的可以俯瞰城区的高台上，修建了装饰电气照明设备的游园地，灯火辉煌的程度，在日本内地也很少见到。有轨电车也在这一年从大连埠头通到市内，仅比上海有轨电车开通的时间晚了不到一年。这年9月，著名文学家夏目漱石（1867—1916）应他东京帝国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时任满铁总裁的中村是公（1867—1927）之邀到“满洲”观光，目睹战后新兴的大连市容和市内诸多欧式风格的建筑，颇为感慨地说，这些设施，即使在欧洲，也只有在地处中心的大都市才见得到，并说：“从内地（日本本土）来（大连）的人，在这里被当作乡巴佬，也只好认账”。17
随着城市基础设施的齐备，大连的人口大幅度增长，商贸市场日益繁荣，到1920年代初，这里的人口已经由日俄战争刚结束时的38,896人增加到23万多人（见表1），而开设在市区的各类公司、商店也接近四千家。18 大连港的进出口贸易额，1916年就进入到中国境内的五大港口行列，虽然排序最后，但发展迅猛，1920年便跃居五大港中的第二位，仅次于上海，并跻身到远东五大贸易港的行列。当时远东五大贸易港按照进出口贸易额排列的次序是香港、上海、神户、横滨、大连。19
但必须指出，仅仅从大连本身孤立地看这座殖民地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并据此描述《亚》诗人群和这座殖民地城市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考察范围还必须延伸到旅顺，以及旅顺至长春之间的铁路干线、支线和铁路两侧的附属地，当年这些地方都属于日本殖民管辖的范围，在日本的殖民规划中与大连承担着不同功能。
表1：大连人口表（1906—1928）
总人口 日本人 其他外国人
1906年
明治三十九年
光绪三十二年
38,896
8,349
22
1912年
大正元年
民国元年
110,124
34,045
102
1916年
大正五年
民国五年
140,482
41,620
77
1920年
大正九年
民国九年
238,867
62,994
152
1925年
大正十五年
民国十四年
278,544
78656
423
1928年
昭和三年
民国十七年
317,339
86,897
695
资料依据：大连日本民政署编《大连要览》（大阪屋号书店1928年版）5—6页
说明：总人数除去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后的数字为居住在大连的中国人数字。
日俄战后的旅顺仍承担着军港城市的功能，殖民地最高管理机构关东都督府就设在这里。关东都督府本由日俄战争期间对占领区实施管制的关东总督府转化而来，采取军政合一体制，都督由现役陆军将军担任。1919年日本政府以“军政分治”名义调整殖民地的权力结构，关东都督府改称关东厅，管辖原来由其民政部负责的警务、财务、医疗、卫生、科技、教育、法院、监狱等机构，其陆军部独立为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旅顺，司令官则由日本天皇直接任命。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旅顺一直是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殖民统治的中心和总枢纽，当然也为殖民都市大连提供了背景和保证。只有注意到旅顺的存在，注意到由旅顺、大连伸展到东北腹地的铁路，20才能够理解大连城市社会以日本人为主导的结构特征，21理解大连城市建设和经济、贸易骤然兴起的原因。毫无疑问，这些都与日本在中国殖民进程的推进有关。篠崎嘉郎刊行于1920年的《大連》直言不讳地写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欧美资本无暇东顾，给日本占领中国市场提供了良机。1915年日本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得到认可后，日本更在中国、特别在“南满洲”地区获得多种特权。这些因素，导致日本人主导的大连经济自1917年起呈现空前繁荣景象，骤然暴发者辈出，日本国内甚至流传说：“大连乃天降黄金之地”。22
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由旅顺、大连组成的“关东洲”，和伸展在“南满”的满铁铁路，构成了“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空间。本文所讨论的《亚》诗刊的几位诗人就生活在这一空间里。其中，北川冬彦、城所英一、富田充三位，还在孩提时代就来到“满洲”。他们不同于森鸥外那样主动参与对外扩张的军事殖民者，而是被“满洲”淘金大潮裹挟而来的。1907年北川冬彦（1900—1990）被父亲带到“满洲”的时候，不满8岁，在日本国内还没有读完小学一年级。北川一家从神户乘船抵达大连后，是否在市内停留过，23不得而知，因为父亲是满铁的铁路技师，在距离大连约一百五十公里的一个名叫得利寺的小车站工作，所以，他们一家来到“满洲”后首先居住这个小车站的职员宿舍里。但北川冬彦要到瓦房店的一所日本人小学就读，从得利寺车站到瓦房店乘火车需要一个小时左右，上下学的时候赶不上客车，北川一般总要搭乘货运列车，乘货车过站时放慢速度之机跳上跳下。后来，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北川冬彦先后转学到奉天（沈阳）以北的铁岭小学、鸭绿江边的安东小学。直到1913年1月，北川冬彦才因父亲工作的又一次调动回到了大连。如果他还记得最初到大连的情景，一定会觉得这座都市已经今非昔比，当然，北川冬彦自己也已经13岁，由一个懵懂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初知世事的少年。
北川在大连小学只读了三个月，他的小学生涯就结束了。1913年4月他升入旅顺中学，这是当时“满洲”唯一的一所日本人中学校。前面已经说过，旅顺是日本殖民者的军事、政治中枢堡垒，教育主管机构当然也设在这里。而殖民地日本人的教育设施，尤其是初等教育，早在日俄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时已经开始配置。据满铁的《满洲读本》，在“南满”殖民地，虽然没有像日本国内那样实施“义务教育法”，但“不论怎样小的群落，凡是日本人的住处，肯定会和学校保有联系，学龄儿童无一遗漏地都在上学读书”。而旅顺中学还修建了学生宿舍，以便接受分散在“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人子弟。24北川冬彦沿着铁路线从偏远的小车站移动到旅顺，看似个人的偶然经历，其实一直是活动在殖民规划的网络之中。
作为“在满”日本人的“最高学府”，旅顺中学紧邻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和参谋部等官衙。殖民政权在这里设立了学校街，意图很明显，是要同时把旅顺建造成殖民教育的基地。25而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旅顺的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遗址，也都被改建成纪念馆和纪念观光景点，经常有日本国内青少年学生被组织来修学旅行，缅怀日本军人的光荣战绩。从这样的意义上，旅顺也承担了对日本本土学生进行殖民历史教育的功能。26
旅顺中学的校长和教职员都是从日本国内选聘来的，北川冬彦在这里接受的是和日本国内中学生同样的教育。从1913年到1919年，北川冬彦在旅顺生活了六年之久，但其间曾有两次因病住进大连医院。北川第二次住院时间长达半年，他的父亲曾专门从东京定购《文章讲义录》杂志给他阅读，引发了他的写作兴趣，在病床上写了一篇文章，投寄给该杂志的“文章俱乐部”。27樱井胜美认为这次住院“是诗人北川冬彦诞生的重要契机”，确实，出院以后，北川开始关注文学作品，甚至购买了《中央公论》杂志的“小说专集”和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的小说。28但是，这一点文学热情很快过去，他的志趣在学习理科，未来的志向是经营果园和牧场，所以，虽然同学中不乏痴迷的文学青年，如城所英一，但北川并没有和他特别亲近。临近高中毕业的时候，北川因为高度近视无法进入理科专业，最后不得不转而报考了文科。1919年4月，19岁的北川冬彦告别生活了12年的“满洲”，从大连港搭乘开往神户的客轮返回日本国内，到校址在日本关东地区京都市内的第三高等学校读书，而和他同期毕业的城所英一和富田充则去了东京的早稻田大学。他们可谓是各奔东西，大概谁也不曾料到，几年以后会联袂回到大连创办诗刊《亚》。
二、《亚》诗人群：在“内地”与“外地”之间交错游走
非常有意思的是，从殖民都市和日本本土的空间关系来看，《亚》诗人群中唯一一位和《亚》诗刊共始终的同人安西冬卫，恰好和北川冬彦等人走了不同的路向。就在北川冬彦等高中毕业回日本国内上大学的1919年，在国内已经读完高中和高考补习学校的安西冬卫跨海来到了大连。
安西冬卫出生于日本的古老都城奈良，父亲曾任奈良县知事官房主席（办公室主任），安西冬卫出生的第二年，转任中央政府文部省的官吏，1907年，出任大阪府堺市市立女子手艺学校首任校长，安西冬卫也便随着父亲在东京和大阪度过了小学、中学时代。1918年，安西冬卫的父亲辞去官职，奔赴“满洲”，在大连市最为繁华的商店街经营了一家商店。1919年秋季，年满21岁的安西冬卫来大连陪伴父亲，到大连不久，他的父亲就带他去旅顺参观了二○三高地等日俄战争的遗迹。29
和北川冬彦不同，安西冬卫的诗歌生涯，其实早在中学时代已经开始。1917年，他写的短歌曾入选《中学世界》杂志，并被评为一等。1918年他作的俳句刊载在堺市发行的《堺日报》上。1919年底安西冬卫从大连回国，翌年秋季，他的俳句作品入选日本国内最权威的俳句杂志《子规》，更让他产生了一种意气风发、少年得志的感觉。就在这期间，一次，在从东京开往关西的列车上，安西碰巧遇到了《子规》杂志主编、著名俳句诗人高滨虚子（1874—1959），安西兴奋地上前自我介绍，但“先生只是微微点了下头，竟然一言不发”，让安西不得不坐在车厢里忍受难堪的长长沉默。30对于文坛名家高滨虚子来说，这应该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在安西冬卫的文学生涯中，却是一个很大的创伤。他从这次尴尬的遭遇中感受到的不仅是一个老诗人的傲慢，更主要的是日本诗坛的闭塞和既有文学秩序的僵硬。安西冬卫后来甚至把和高滨虚子相遇的这个日子定为“禁日”：此后“只要是这个日子，我就绝不写俳句”。他还回忆说：“渡海到大连，也就在这一事情发生的前后。渡过大海第一次接近大陆的地貌，我意识到一个新的世界已经在眼前展开。……新的土地，使我的精神高扬。加入新诗运动的基础就这样在我的面前展开了”。31
安西冬卫的回忆明显有些含混其辞。他最初渡海到大连，其实是在1919年，但他一定要把遭遇高滨虚子的经历和初次接近大陆地貌的感受联系起来，不仅表明那次尴尬遭遇给他的创痛深刻，同时也明显流露出离开本土跨越国界给他带来的精神欢悦与解放。但1920年秋安西冬卫再次渡海到大连后并没有马上焕发写作的热情，他先在父亲的商店里帮忙，1921年4月进入满铁工作，成为殖民地里最大的垄断公司的职员。安西冬卫在大连时代的诗歌写作，始于一次个人的不幸。就职满铁不久，1921年10月，他患了膝关节炎，住进几年前北川冬彦曾经住过的满铁大连医院，1922年做了膝关节切除手术，直到1923年4月才病愈出院。安西冬卫不得不因此放弃满铁的工作，退职后蜇居家中，他开始以写作诗歌消遣度日，并把一些作品寄给《大连新闻》、《满洲日日新闻》等日文报刊发表。
又一次奇妙的巧合出现在这一期间，在日本国内读书的北川冬彦恰好也在1923年开始了文学活动。据樱井胜美考察，北川冬彦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读书的三年间（1919—1922），同学里有很多富有文学才情的青年，有的已经在文坛崭露了头角，北川在日常生活中和他们不无交谊，却没有参与他们组织的文学活动。1922年4月三高毕业后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北川选择的是法文法律专业，而由三高来东大读文学的几位同学在接续主办文学杂志《新思潮》时，32也没有想到邀他参加。北川冬彦的文学热情，是被旅顺中学时代的同学城所英一、富田充煽动起来的。这两位旧日同窗，1919年进入早稻田大学不久，就创办了一份名为《未踏路》的小小的同人杂志，虽然刊期不定，但一直坚持着，所以，他们和北川久别重逢之际，首先想到的就是把他拉进《未踏路》。北川最初不为所动，但到了1922年底或1923年初，终于着手为《未踏路》翻译法国文学作品，并提议回大连举办诗歌展览33。1923年暑期，《未踏路》的这几位同人结伴回大连度假，真的在大连市内三越百货店里举办了一次别致的诗展， 并因此注意到居住在大连的安西冬卫发表的诗作。34展览会后，北川冬彦和城所英一、富田充一起拜访了安西冬卫，相互似乎都颇有相见恨晚的感觉。翌年11月，遂有共同创办的《亚》诗刊诞生。《亚》的刊名题字出自北川冬彦的手笔，而作为发行所的“亚社”地址：“大连市樱花台八四”，其实就是安西冬卫的新居。后来，安西冬卫把《亚》视为《未踏路》诗展带来的结果，35而《未踏路》的诗展也被追认为《亚》社主办的第一次诗展，并由此成为定制。
《亚》诗刊创刊时没有发表宣言，以后也一直保持低调，只刊载作品，很少发表议论，但这群年轻诗人的志向其实是要挑战日本本土的主流文坛。他们认为日本诗歌处于一个大转变时期，而变革的重任就落在包括他们在内的年轻一代身上。这在《亚》同人富田充的一篇随笔里有明显表露：
现在的诗坛，正当由旧时代转向新时代的黎明期，……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年轻人已经向诗坛举起了烽火，不久，这些烽火将汇集一团，像太阳一样，放射出耀眼光芒。36
但在如何把“烽火”燃烧得更耀眼的战略考量上，《亚》同人之间却存在分歧。在东京求学的富田充、城所英一和北川冬彦主张把《亚》的编辑和发行迁移到东京，而安西冬卫则顽固地坚持在大连不动。1925年1月《亚》出至第3号时，创刊时的同人只留下了安西一人，城所英一等三人回到东京后则另外创办了一份刊名《面》的杂志，致使安西不得不去拉新结识的泷口武士做伴。从社团的组织形式角度看，这当然表明《亚》社的分裂，但如果把流派的意义理解得稍微宽泛一些，则无须把这次分裂看得多么严重。首先，北川等人在东京创办的《面》，在艺术主张上和《亚》基本是一致的，二者不但没有对立，反而形成了呼应。就像安西冬卫后来所说的那样：《亚》和《面》是互通声气的伙伴。37其次，虽然北川等人的名字自第3号后从版权页消失，但此后他们仍然有作品在《亚》上发表，并继续参加《亚》社的活动。《亚》创刊一周年时，泷口武士按季节从日记中抽出若干片段，连缀成一篇回顾性文章，从这篇文字中可以看到，富田、北川等仍是《亚》社活动的热情参加者。
回想起已经结束了的“骑兵与灌木带”之会，我也曾是其中一员。在冬日寒冷的房间里，会场总是在亚社。桌上放着罗兰桑的照片，花瓶里整日插着古色古香的绢花。聚集而来的人非常之少，集会的气氛却极其热烈。冬季年末一日的集会，山道君席间说我：你好象是一块冻豆腐。
五月11日，上午去郊游，红叶溪麓，杨柳茂密，从新绿中隐约听得到春的对话。对面是海湾，街市遥遥在望。从东京回来的富田君也来参加。
夏日来临。在浓郁的深绿色中，向日葵点缀了海港的风度。建筑物投影在街道上，刻印出粗野的威严。海风无声，吹来拂去，北川回来了。不久，诗展举行。……
租界地里秋意渐深，窗下暗绿色秋虫的叹息，载人向哀愁。人们从这个街巷到那个街巷，忽东又复西。今秋不得不和加藤郁哉君告别。某日，为加藤夫妇举办晚餐会，安西在房间里点起了煤油灯。灯光下，支那人垂头丧气地搬运食物，开始是栗子，随后是烧鸡，等等。晚餐后围坐在桌旁，计有加藤夫妇、山道、安西、富田、北川和我。话题与夜色俱深，猛然醒悟时，已近午夜十二点。38
泷口武士描绘的这幅图景其实省去了许多环节。比如北川冬彦，1925年8月从东京回到大连后，一直住到1926年3月，这期间当然还参加了《亚》的其他活动。1925年4月北川在东京大学的法文法律专业本来已经毕业，他的父亲希望他到满铁就职，但他本人却迷进了文学不能回头。北川转而进入东大的法国文学专业，决意专心学习文学，特别是法国诗歌，但新的学习生活似乎并不尽人意，所以他很快就辍学回家，在父母身旁悠闲度日。在这段时间里，北川几乎每天都到安西冬卫的家、亦即《亚》社的所在，和同样是在父亲的呵护下专心写作的安西谈诗论艺，他的第二部诗集《体温计与花》就是这一时期的产品。39泷口武士勾勒的四季鸟瞰图则进而显示，在大连悠闲写作的诗人并不只是安西和北川两人，还有一些虽然没有列入《亚》社同人但也活跃在《亚》周围的诗人，如加藤郁哉等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群体。而这个群体的出现，无疑和大连这座殖民城市、特别是大连市日本人社区的状况有密切关系。
前面已经描述过，在《亚》诗人们活跃的1925年至1926年间，大连市人口的增长到27万多人，其中日本人将近8万（表1）。而随着日本人社区的繁荣，日本居民的文化需求和消费也不断增长。据满铁图书馆《书香》杂志刊载的一项调查显示，1922年至1923间，居住在“满洲”各地的日本人平均每百人拥有藏书为78.5册，而日本国内居民每百人仅拥有7.9册；其中，大连每百人拥有藏书为150.9册，日本的首都东京则只有10.9册40。1924年，亦即《亚》创刊的年份，满铁庶务部曾对该社日本职员的家庭生活支出做过调查，结果表明，大连满铁社员的生活费中，只有将近百分之四十用于绝对生活开支，其它部分则用到了文化娱乐方面。而在日本国内，一般公司职员用于绝对生活开支的费用，却要占到总生活费的百分之七十，有时甚至达到百分之八十。41这两份调查当然是为了显示殖民地的“优越性”而刊出的，但它所提供的情况，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亚》周围的年轻诗人们所以能有那样优雅“艺术”心境的原因：首先是优裕的家境，同时还有殖民都市里的文化氛围。在当时的大连，这份前卫诗刊没有被冷落，而是受到了欢迎和鼓励，《亚》诗社主办的三次“诗展”连续获得成功，可谓一个证明。
在此已经有必要对《亚》社诗展的场地三越百货商店做一点介绍，它的来历和背景其实很不一般。三越原本是隶属日本三井财阀系统的吴服店（绸缎庄），后虽独立经营，但实际上仍和三井保有联系。它是在日俄战后不久较早一批获得进入大连开办分店许可的商店，而所以能获得这样的“特许”，则是因为有与三井财阀关系密切的高级官僚伊藤博文在后面撑腰。42与伊藤博文这些明治维新元老的特殊关系，使东京的三越常常能得风气之先，早在19世纪末，它便率先从传统店铺经营转换为现代百货商店，从1907年起，又在东京本店设立美术部，展览、贩卖美术作品，并在商品广告杂志上刊载文学家的随笔，开展文学征文活动。文化人类学研究者山口昌男曾详细考察过从三井吴服店到三越百货店的历史，以此为个案，分析日本近代都市文化空间的形成。在《失败者的精神史》一书中，山口颇为详细地叙述了三越把文学、艺术组合进都市商业空间的过程，43但他考察的范围基本限定在日本国内，并没有注意到三越开在大连的分店和日本早期现代主义诗派的结缘。那么，在殖民地大连，三越百货店是一个怎样的去处呢？一位在满铁工作的女性的一篇随笔曾这样说道：我们“虽然每日无暇梳洗打扮，没有游逛三越的时间，但拥有职业的我们是幸福的。”44这位职业女性用职业工作和游逛三越对比，说明即使在当时居住大连的日本人心目中，三越也是有钱且有闲者出入的场所，特别是有闲、有钱的女性消费和消遣的地方。而非常有趣的是，这位女士文章发表的年份，恰巧就是《亚》社在三越举办第二次诗展且大获成功的1925年45，由此可知，垂青《亚》诗人前卫艺术作品的，主要是被满铁职业女性所鄙夷的三越百货店里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顾客，这无疑是很很令人回味的。
其实，《亚》社的这群青年诗人也是一群“游手好闲”者。当然这是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论述波特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的脉络上所说的那种“游手好闲”。而《亚》诗人们也确实曾把波特莱尔、阿波利奈（Guillaume Apollinaire）以及在泷口武士随笔里出现的罗兰桑（Marie Laurencin，1885—1956）等现代主义诗人、画家视为楷模和偶像。46不过，关于欧洲现代主义文艺和《亚》诗人群关系的详细讨论应该在另外的文章里进行，在此仅想指出一点，即同为现代都市里的“游手好闲”者，《亚》诗人群对待大连，却不像波特莱尔对巴黎那样冷漠、疏远甚至敌视。47如果说，日本国内的大都市和文坛体制，曾给《亚》诗人们带来压抑和创伤，是他们蓄意反叛和挑战的对象，那么，殖民都市大连，却很像他们人生旅途的避风港和停泊地，他们可以在这里疗治创伤，获得宠爱，更可以在这里施展自己的才华。北川冬彦在东京彷徨无路，回到大连后诗情焕发，就是典型一例。而安西回忆到腿部残疾残之后的经历，也没有丝毫的凄凉，特别是说到1924年迁居大连郊外樱花台，以那里为《亚》社社址开展诗歌活动的时光，他的笔下更充满了温馨：
当时我独身住在位于樱花台山崖上的房子里，有一个姓王的佣人陪伴，享受我一生中最快乐无忧的日子，正好是写写诗歌的身份。
据安西说，他当时住的房子，也就是《亚》社社址的后面，是渐渐隆起的秃山，山上岩石嶙峋：
……突然雪崩般形成的断崖，扼住了大连港口，亚洲大陆到这里就终止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在昼夜足踏波动起伏的大陆终点的姿态中，我把捉到了一种昂然的精神，并因此而深感自豪。
据说有“宪法守护着”的说法，那时候的我，完全是一个“大陆的守护者”。
放肆的想象和杂乱的意象因此日夜奔涌而来，《军舰茉莉》里的作品，只是给了这些幻想和想象以方法而已。48
就《亚》诗人群和殖民都市的关系而言，安西冬卫在回忆中重构的情景包含了许多重要线索。日本学者以往的研究，也偶有涉及《亚》诗人们以“满洲风物”入诗的问题，但大都停留在诗作的素材和题材层面，而我们无疑还应该深入追问，《亚》诗人们在殖民都市里的经历和经验，安西冬卫所描述的那种生活姿态和精神状态，与他们的诗歌想象方式以及他们诗作中的意象、隐喻，存在着怎样的结构性关联？在做这样追问的时候，如果把《亚》社同人作为一个群体，则仅能看到大致轮廓，其实《亚》社的每一个诗人都有自身的特征，需要细致辨析。49但这样的工作只能留待将来，本文只能处理一个小小的个案，且让我们回到开头提起的短诗《春》。
四、词语、意象的分离与组合
川村凑注意到，在安西冬卫的诗作里，一些在传统语义脉络中不能并置的意象和词语，比如他的散文诗《军舰茉莉》里的“茉莉”和“军舰”，短诗《春》里的“蝴蝶”和“鞑靼海峡”，这些词语是被诗人从原初隶属的想象体系、抒情传统和意义链环上剥离出来，仅仅作为一种符号，安置到另外一条逻辑线索上的。安西诗作的独特意境，是在这些强行连接起来的词语相互冲撞产生的。川村把安西诗作这种 “生硬移植”与“强行组合”的形态视为殖民地都市文化特性的表征。50
川村首先是在安西冬卫的日常生活环境中获得这一发现的，他在安西的日记里看到，安西居住的街巷，虽然用 “伊勢”、“春日”、“櫻花” 等日语词汇命名，虽然街上的书店也按照日本称谓叫做“大阪屋”“金凤堂”，但诗人实际是置身与日本风土完全不同的大陆上，这些日本词汇，毋宁说只造成了一种异国情趣，已经从传统的意义脱离，只具有符号的意义了。51
但事情远比川村的描述复杂。仅以大连市区街巷名字为例，只要追溯一下从原来的中国名称到俄据、日据时期的变动经过，就会看到，命名其实是一种权力，命名过程浓缩着殖民与被殖民、殖民主义争夺的残酷历史。俄国、日本对“大连”先后命名的故实，已经众所周知，无须多说。据日据时期大连市役所发行的《大连市史》，在明治37年（1904）日俄战争还没结束的时候，日本军队已经用他们一些将军的姓氏如山县、乃木、东乡、儿玉等为他们所占领的街巷命名。俄罗斯人规划修建的商业街市“欧罗巴街”，被日本接用后开始俗称其为“露西亚街”，但到了明治40年，日本军政机关整顿大连区划，便按照满铁的意见将这一带统统改为北大通、乃木町等纯粹日式的街巷名称。大正12年（1923），大连民政署再次整顿旧城区和新社区，又有一批街巷改换成日式名称。大正13年（1924），大连城区继续扩大，随着一些新建筑在郊外建造，大连民政署又一次宣布新的街巷名字。比如，郊外老虎滩一带的新住宅区，就都被按照日本方式改称为某某台52，安西冬卫就是在这一年移居到樱花台的，而这个地方，本来的中国名字叫王家屯。对这些变化，安西冬卫的诗作曾有所表现，在《鳞次栉比的街景和文明》一诗里，他写道：
新文明象征的照相馆，在风景变幻中黯然陈旧。
（“市区改正”已经来到了这条淡黄色的街）
安西把“市区改正”描绘成为文明的日新月异，显然遮蔽了殖民地里街巷名称变换背后潜藏的权力关系。同样，解读安西冬卫的诗，如果只看到诗作中词语、意象与原初所属的语义体系的断裂，也是不够的，把它们仅仅视为一种空洞的符号，更难免重陷形式主义的窠臼。其实，如果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安西诗作里的词语和意象，并没有成为失去意义所指的空洞符号，它们不仅仍然和原本所属的想象与意义体系保有丝丝缕缕的联系，并且，还在殖民都市多重复杂的政治、文化纠葛中生产出了新的意义。在单纯从形式的观点阐释现代主义的框架中，这一过程大都被遮蔽了，把它们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其间的痕迹就会或深或浅地显露出来。
本文开头已经介绍过，在解读《春》这首短诗时，许多权威评论都夸赞安西冬卫超越常规的联想能力，认为他把在传统想象体系中一直翩翩飞舞于林间花丛的蝴蝶，安置到浩渺宏阔的海峡，想象奇特。这确实触及到了《春》的修辞特征，尽管是显而易见的特征。但这样的分析却不能回答，诗人选择宏阔意象，为什么一定要是“鞑靼海峡”，而非其它？安西冬卫本人曾经表示：这个意象，不能用其它海面，诸如日本国内的濑户内海或者太平洋等进行置换53。他在叙述《春》的最初创作构思时说：
如果一定要明确说出置于诗作深层结构里的设想，我想必不可少的要素，可能是平假名“蝴蝶”和汉字“鞑靼”所具有的强烈的外形对比，以及由此抽象出来的形而上的精神对比的美。
“蝴蝶”用的是旧式假名，鞑靼就是中国语里的达达、塔塔或者塔塔儿。
这种叠音词所产生的声息恍惚的世界，令我陶醉不已。坚信生机昂然的春天到来的原因，就在这里。54
作为《春》的，安西冬卫本人的解释当然具有无可替代的权威性，本文开头引述的那些解说，可能都受到了安西自述的诱导。但需要指出的是，安西其实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这首诗最初发表在《亚》杂志第19号（1926年5月）时，使用的词语是“間宮海峽”，55直到1929年收入诗集《军舰茉莉》时，他才把“間宮”改为“韃靼”。尽管两个词语所指的是同一地点，但这一细节无疑使上面引用的安西自述失去了基本前提，而为我们探寻触发安西意象联想的深层因素提供了线索。
在这样的意义上，了解《春》里出现的海峡在近代被发现和命名的历史，应该是一个关键所在。这条海峡，本是位于萨哈林岛（中文名库页岛，日文名桦太岛）与亚洲大陆之间的一条狭长水道，但直到18世纪末期，还没有进入欧洲地理学的知识视野。1787年法国探险家拉比鲁兹曾航行至此，便因被浅水所阻而认为无路可通；10年以后，英国人布罗顿至此也遭遇到同样障碍。56那么，日本人是何时了解到这条海峡的存在的呢？一般的日本近代史著述都认为，自19世纪初年起，随着俄罗斯不断东扩殖民，日本日益感受到北部边疆的压力，北上拓边的意识也日益高涨，德川幕府因此先后派遣人员，到以往被称为“虾夷”之地北海道和桦太岛踏查。1809年，幕府派遣的探险家间宫林藏（1775—1844）实地查清萨哈林为一个孤立的岛屿，发现了海峡的存在，间宫的姓氏因此成了对这条海峡的命名。57一本通行的中学地理教学参考书在“间宫林藏”条目下这样记述：“1800年左右，赴千岛?桦太探险，证实桦太不是半岛，而是一个岛屿。（该岛）与大陆之间的海峡称间宫海峡”。58间宫林藏发现了间宫海峡，间宫海峡因间宫林藏而得名，这在日本已经是定论和基本的历史常识。
但有必要指出，这个“发现的故事”背后其实还有故事，而这些故事的线索，就记录在间宫林藏自己的《东鞑纪行》里。《东鞑纪行》是间宫1809年9月踏查归来后提交给江户幕府的报告书，题目上的“东鞑”，指的是当时清朝中国管辖的黑龙江下游地区。据间宫林藏自述，1808年7月他奉命二下桦太，在东海岸寻找俄罗斯和清朝中国的边界，久寻不得，最后询问当地土著居民，才得以知道“桦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岛屿，没有和大陆连接”。59遂于1809年7月2日搭乘土著人的船只，渡过海峡到了“东鞑”。和间宫林藏同船前往“东鞑”的库页/桦太住民们的目的，是到黑龙江下游一个名叫“德楞”、驻有清朝中国政府派出机构的地方，贡献土特产并参与贸易，随行的间宫也因此得以亲眼目睹了 “朝贡边贸”的别致仪式和热闹场面，并受到主持其事的清朝官吏的礼遇。60同年8月6日他再次跨越海峡回到桦太岛后，便开始有意识地调查清朝中国和岛上住民的关系，获悉很早以前即有清朝官吏率众登岛，驱赶强盗，任命部落酋长，整顿社会秩序，并确立了“朝贡边界贸易”的制度。从岛上住民出示的当年清朝官吏留下的文书上，间宫林藏知道这一事件发生于在乾隆十二年。61
当然，间宫林藏还不知道，其实早在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满洲各部不久，就把库页岛划入管辖范围。62而在18世纪初期刊行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上，已经标明库页是个独立的岛屿。但在《东鞑纪行》里，间宫林藏确实没有过分夸张“鞑靼海峡”的发现。江户幕府给了间宫丰厚的奖赏，也没有对他的“发现”大肆张扬。这主要因为，间宫的跨海出境在锁国时代的日本本属严重违禁，而他的“发现”在当时也属于需要严加保守的国家机密范围。最先公开褒扬间宫林藏的是德国学者施福多（V. Siebold,1796–1866）,这位医生兼博物学家1823年来到日本后近乎狂热地搜集有关日本社会制度、风俗人情、山川形胜、动物植物、书籍、器具等各类资料，包括间宫林藏的探险纪行和绘制的地图，甚至因此被怀疑为别有用心的侦探，1828年遭拘禁审讯，许多和他有联系的日本人也惨受牵连。据说“施福多事件”的告密者之一便是间宫林藏，63但施福多被日本的幕府政府驱逐出境后，1829年即在德国地理学会的学术报告会上发布了间宫林藏的发现，首次把“鞑靼海峡”称为“间宫濑户”、“间宫海峡”，64后来又在自己的著作《日本》（1832—1854）中翻译、引录了《东鞑纪行》，使间宫林藏的名字和“间宫海峡”在欧洲学术界广为人知。65
1859年施福多获准再度来日本，并一度被幕府聘为顾问，表明他的日本研究、包括对间宫林藏业绩的宣扬都得到了肯定。此时间宫林藏早已经去世，免去了两人见面的难堪。但在此之前，俄罗斯探险家涅维尔斯科依也率领舰队穿越鞑靼海峡，并于1850年8月1日发布通告，宣称鞑靼海湾周围、萨哈林岛以及黑龙江沿岸地区，皆已归属俄罗斯帝国的管辖，66此后日俄两国在这一地域的角逐愈演愈烈，1869年8月，日本明治政府成立的第二年即宣布桦太岛属于自己领有。1875年，日、俄达成暂时妥协，俄罗斯用千岛群岛换得萨哈林全岛，但1905年俄罗斯在日俄战争中战败，日本作为战胜国，不仅夺得俄罗斯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相关权益，还迫使俄罗斯割让出萨哈林岛的南半部，鞑靼海峡成为日本控制的海域，而间宫林藏发现海峡的故事也被重新提起。1905年4月日本军队占领桦太岛时，为特别纪念间宫林藏的功绩，追赠给他“正五品”的官位。67随后满铁总裁室也把满铁大连图书馆收藏的《东鞑纪行》手写本找出来重印，由满铁庶务课作为“非卖品”发行。68
了解上述的历史，了解了间宫林藏发现“间宫海峡”的故事在殖民地不断再生产的过程，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安西冬卫登上大连市区的高崖，“目接蜿蜒伸展的大连湾海光”，脑海里“雷击般闪现出的意象”，69会是间宫海峡。这看似毫无关联的越轨奇想，内里其实是有轨迹可循的。其中，间宫海峡和大连海湾同处北方的地理位置，固然是唤起诗人联想的因素之一，但更主要的，无疑还在于这两片海域和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关系。作为生活在殖民地的青年诗人，安西瞩望大连海湾，遥想当年殖民拓边者的业绩，眼前浮现出以开拓北方疆土的先驱间宫林藏的名字命名的海峡，不是很自然的思路吗？
但是，在《春》发表三年以后，安西冬卫为什么又把“间宫海峡”改成了“鞑靼海峡”？安西自己所反复强调“鞑靼”一词双声叠韵的魅力云云，或许是原因之一，但“鞑靼” 一词在日语表述中出现的变化，更可能是促使他改动诗句的因素。如众所知，“鞑靼”本是一个古代部族的名称，被蒙古消灭，但到明代竟成为对蒙古的称呼，有时也被用来泛指中国北方所有的少数民族，其内涵和外延的变革，无论在汉语还是日语的语境中都相当复杂，此处无法详细梳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代以来，在日语的表述里，“鞑靼” 一词多在泛指地域和民族的意义上使用，既指中国东北地区，又指居住在那里的原住民族，如间宫林藏《东鞑纪行》的“东鞑”即属此类，其指称范围有些类似“满蒙”，当然后者使用的频率更高。尤其是自19世纪末期日本政府公开提出“大陆政策”之后，“满蒙”一词在日本成为流行用语，关于中国东北和蒙古—亦即日人所谓“满蒙”地区的历史、地理的研究，也成为日本学术界最热门的课题。早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就有日本军人和御用学者进入“满洲”测绘地形，考察风俗民情和历史遗迹。日俄开战以后，日方组织了人类学、历史考古学专家随军同时在辽东半岛进行考察。日俄战后，满铁本部专门在东京设立了“地理历史调查部”，从1915年起，和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合作陆续刊出“研究报告”。在这股“满蒙学”、“满鲜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热潮中，“鞑靼”也被重新提起，1918年12月满铁刊印的《满鲜历史地理研究报告》第五册上，就登载了箭内亘撰写的《鞑靼考》。70而在“满洲”殖民地内，也有人对“鞑靼”研究倾注了热情，其代表人物就是后来出版了题为《鞑靼》论文集的卫藤利夫（1883—1953）。不过，他关注的重点，不是“鞑靼”部族和词源的源头，而是被混称为“东鞑靼”的“满洲”和“满洲人”。
卫藤利夫是满铁图书馆的头面人物，但在来“满洲”之前，他的经历并不顺遂。就读帝国大学预科期间，他因参与抗议外务省官僚利用特权安排子女转学的学潮而受到处分，失去进入帝国大学本科的资格，只能以不能拿到学士学位的“选科生”身份进入东京帝国大学。711912年大学肄业后，因为无资格和东大精英一样在政界、财界出人头地，卫藤只好靠翻译投稿谋生。1919年7月，他来到大连，进入满铁大连图书馆，1920年即成为满铁奉天图书馆的主管。
安西冬卫是和卫藤利夫是同一年来到大连的，在大连是否有过直接接触，不得而知。但《亚》创刊以后，很快成为卫藤的爱读书。72并且，非常凑巧的是，在安西感受到“鞑靼”一词魅力的时候，卫藤也正在热心搜集、考证有关鞑靼的文献。1930年，亦即安西冬卫把 “间宫”改为“鞑靼”的第二年，卫藤利夫完成了长篇论文《康熙帝与南怀仁》，广征博引，考察南怀仁1682年陪同康熙皇帝巡访中国东北地区时写下的《鞑靼旅行记》的各种版本及其在欧洲的流传，并将南怀仁的文章翻译成了日文（日译题为《南怀仁的满州旅行记》）。为什么卫藤利夫会对南怀仁的这段故事突发思慕之幽情？他在文中曾附带做过说明：“经历了三百五十年的岁月间隔，我们现今恰好就置身于南怀仁书写的旅行记的现场：满州”。73同一时期，卫藤在满铁图书馆主办的《书香》杂志第14号（1930年5月1日发行）发表的短文《谈鞑靼》，同样采取这种借谈古以论今的方式，特别强调自己现今置身的现场和这个古代部族的关系，卫藤称自己现在的住地就是“东鞑靼的古都”。而讲述到当年康熙的车队经过抚顺的时候，他还情不自禁地插上了类似“画外音”的感叹：“不管是康熙，还是南怀仁、高士奇，他们做梦都想不到这里的地下，埋藏着东洋无比巨大的财富”。卫藤说的巨大财富，无疑是抚顺地下的煤炭储藏，日俄战后，由满铁垄断开采。从卫藤的得意之情，不难看出，在日本国内的坎坷际遇，与在殖民地的顺遂得意，已经使这位反抗官僚特权的热血青年转而成为了殖民政策的拥护者。
而为《鞑靼》初版本作序的加藤新吉则把卫藤的动机说得更加清楚，他说：卫藤之所以热心追溯这些欧洲人深入满、蒙的记录，是因为这些先驱者们的事迹引起了他的共鸣。“卫藤先生自己就是满州开拓的先驱 ”。他“追慕先人的足迹，在古鞑靼之地，我们今天立足的地方，在至今尚无道路的心灵荒野中跋涉”。加藤特别注意到“鞑靼”这个书名：
鞑靼，这是一个在唐代已经出现、曾远征到中亚的历史古老的（部族）的名字。从日本海北岸、鞑靼海峡之涯，到突厥斯坦，这片地域是他们的故乡。现在，他们的故地和这里的居民，正以新的名称和形式登上现代的舞台。这就是满州、蒙古。以日本为指导者的东亚民族的复兴，未来的崭新的历史，已在鞑靼故地写下了第一页。在这一意义上，鞑靼又是一个最新鲜的名字。卫藤先生选择这个名称，应该有这样的寓意在吧。74
综上，可以看到，从间宫林藏的“东鞑”探险，到箭内亘、卫藤利夫等对“鞑靼”历史、文化的考论，其实存在一个既连续而又不无变化的线索。“鞑靼”，或者用日语中更通行的表现来说：“满蒙”，首先是作为一个地域概念，作为觊觎和探察的对象，进入日本的殖民规划之内的。但是，在日本武力占领“满蒙”，成为“鞑靼”故地的新主人之后，情况则有所变化，怎样叙述出新殖民者与“鞑靼”故地的文化连带故事，成为当务之急，于是“满蒙学”应运兴起，以“学理”的方式，委婉曲折地把“鞑靼”地区的历史嫁接到日本殖民者的历史脉络上，“鞑靼”也由此缠绕上了复杂的隐喻意义。如果把安西冬卫改“间宫”为“鞑靼”的行为放在这一线索上考察，应该能够看出，安西的改动，非但不会淡化和掩没日本殖民先驱间宫林藏的功绩，反而会把间宫当年踏查“东鞑”的行为，和他的后继者们在“鞑靼”故地的殖民事业，诗意地联系起来。而“鞑靼”这个词语，在以往的日本诗歌中，又是一个绝少被使用的词语，引进这个陌生的“诗语”，它的复杂字形和发音，特别是它在现代殖民地语境中产生的隐喻意义，无疑会以陌生化的修辞效果，在日本诗歌中引发新鲜的回响。从这样的意义，可以说，殖民者开拓新疆域的欲望，与现代主义诗歌开拓新诗艺的尝试，都恰倒好处地交汇到了安西冬卫的诗句改动之中。
五、附 语
本文所努力发掘和恢复的《亚》诗刊当年所依托的政治地理场景，在《亚》诗刊存在的当年，完全构不成问题，因为在当时日本读者和评论家的心目中，殖民都市大连和《亚》诗刊本来就是互为依托，不可分离的。《亚》社1925年在三越百货店举行诗展时，一位来自东京名叫武井谦的参观者写下的观后感，表达的就是这样的印象：
我是第一次来这里旅行。天空是这样明朗，海港是如此雄壮，街道是这么美丽！富丽堂皇的建筑，色泽鲜亮的街树，一应俱全的文化设施，让我目眩神迷，惊叹不已。但比起这些，还有更让我震惊的，那就是三越楼上《亚》社主办的“诗展览会”。在东京，我也曾看过两三处诗展，但无论是展厅的设备，还是内容（作品），都达不到如此完美程度。75
认为殖民都市风情构成了《亚》诗人们的艺术特色，而《亚》诗刊则给殖民都市风景增添了靓丽色彩，在当时并不是武井谦一个人的看法，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1927年末《亚》决定停刊，曾有五十多位著名诗人、作家撰文发表感想，他们在夸赞《亚》诗人们新鲜诗艺的时候，普遍强调了“外地风情”的因素。如新居格和角田竹夫就都谈到了《亚》诗刊所流溢的“内地所无的氛围”和“芳香浓郁的异国情调”，已经在日本国内诗坛崭露头角的竹中郁也称誉《亚》是“支那海中的一颗珍珠”，76另外一位居住在日本本土的诗人伊藤信吉甚至给《亚》冠上了“远方大连的文明”的定语。77他们表达的都是类似的感受。
1927年12月，《亚》正式停刊。自1924年11月创刊算起，这份同人杂志存立了3年又2个月，共刊行4卷35期。《亚》的停刊并不是一个凄凉的结局，它的早期同人，如北川冬彦，早已成为东京主流文坛的活跃人物，一直居住在大连的安西冬卫和泷口武士，此时也具有相当广泛的文学名声。1928年，他们都成为了在东京刊行的现代派杂志《诗和诗论》的同人，并且是其中的骨干和中坚。而在《亚》停刊后，在大连，也有新的诗刊出现，如1929年创办的《戎克》杂志，其主干成员就有参与《亚》社活动者，如加藤郁哉。这批后起的诗人，都自觉认为是在继续《亚》的事业，都愿意在“满洲文学”谱系中确定《亚》的前辈位置，以及自己和《亚》诗人们的亲缘关系。直到1942年，著名诗人、诗论家春山行夫（1902—1994）梳理“满洲”诗歌发展谱系，仍然把《亚》社诗人视为先驱，认为“正因为关东州曾经产生过安西冬卫、北川冬彦、泷口武士等现代诗人，所以才诗人辈出”。78应该说，有意回避甚至切断《亚》诗人群和殖民地的关系，抽除他们诗作的殖民都市场景，而把对他们诗作的解释集中到空洞的词语、意象分析，主要是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失败以后的事情。本文前面引述的有关《春》的形式主义解读，就都出现在1950年代以后。这不是很耐人寻味的么？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