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书信集》即将付梓，浩然的小儿子秋川来电话，让我为这书信集写一篇序。我对此事义不容辞，便欣然答应。
我和浩然从1957年上半年相识（当时我19岁，浩然23岁）。相识之后，很快我们就成了知心的朋友。此后这些年来，无论是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我们始终保持了亲密的友谊。从1957年成为挚友，到2008年他不幸逝世，我们之间的兄弟情谊长达半个多世纪（在他重病不起之后，我还曾几次赴京到医院去看望他）。从青年直至老年，我们之间，总是书信往来不断。他写给我的信，收入本书信集中的就有157封,时间的跨度是从1957年10月到2001年8月他重病之前，长达40余年之久。
书信，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作品形式。如果归类，可以归入散文之中。因为书信是朋友之间互相交流，写信的时候，并不是想要拿出来公开发表的。所以写起来就更加自由，更加没有顾虑，因此也就可以直抒胸臆，掏心窝子说话。
众所周知，浩然一生待人诚恳，性情直率，说话从不拐弯抹角。在生活中，他和朋友们相处时是如此；他给朋友们写信，亦是如此。因此，读这些他写给朋友们的信，能深切地感到他捧给朋友的一颗真诚的心。
此次出版的《浩然书信集》共两卷，收入书信1000余封，近70万字。这些信，有写给文学界朋友的；有写给出版社编辑、文学杂志编辑和影视编导的；有写给组织的；有写给社会上其他各界人士和朋友的；有写给青年业余的；有写给青年文学爱好者的；有写给社会上普通读者的；也有写给妻子、儿女和其他亲属的（家书）……等等。书信的内容，有的是和文学界朋友探讨文学创作问题，交流对作品看法的；有的是和编辑交换对书稿、文稿的意见，谈论稿件如何修改、刊发、出版的；有的是指导青年业余和青年文学爱好者如何写作、如何读书的；有的是回答普通读者关于作品和其他方面问题的；有的是向组织上汇报和反映自己的创作、生活情况和其他方面问题的；有的则是他外出创作不在家人身边时，关心家中事务和子女学习、工作情况的……等等。
在这些信中，真切而翔实地记下了浩然从青年时代直至老年这几十年来，他的所见、所思、所为。记录了他这一生中生活、工作、思想、观念、文学创作的经历。记录了他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只上过三年小学、半年私塾的青年文学爱好者，靠着自己艰难刻苦的努力，靠着自己百折不挠的顽强奋斗精神，成长为一个享誉中外著名作家的辉煌而曲折的历程。同时也从侧面映照了这几十年来我国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思想观念、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的状况。也可以说是时代面貌的真实记录。
浩然与之通信的这些朋友中，有不少也是我的朋友。他和这些朋友说到的一些人和一些事，也有很多是我知道和熟悉的。因而，我读起这些信来，就感到格外的亲切。读着这些信，会引起我许多的联想。一些往事，会一幕幕地又历历映现在我的眼前。
浩然在写给朋友的许多信中，常常谈到他自己的创作情况。比如，在写给我的信中，就叙述了他的《喜鹊登枝》、《苹果要熟了》、《新春曲》、《珍珠》、《蜜月》等几个短篇小说集的编选诞生的过程；叙述了他对短篇小说《蜜月》是如何反复修改以至重写的；叙述了他的短篇小说《送菜籽》、《一担水》、《月照东墙》等，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叙述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如何从最初写《真金不怕火炼》，到后来写《云火录》，到最后写出《艳阳天》的；也叙述了《金光大道》是如何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写过大纲，并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写出了第一部的初稿，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停笔，1971年根据周总理指示召开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后，又获得重新拿起笔的机会，正要开始接着写《金光大道》时，却接受了写《王国福》传记的任务，于是便全身心地投入关于《王国福》传记的写作，在写作的过程中，是如何的艰苦，如何的废寝忘食，当把《王国福》传记的第一部写到一多半的时候（他自己对写出的部分很是满意），突然，《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不许写“真人真事”的文章，使他付出的宝贵心血化为泡影。于是，他只好把写真人真事的《王国福》传记和原来搭起的《金光大道》的架子揉在一起，合二为一，从头开始了《金光大道》的写作……这样一些通过书信对自己创作情况的叙述（在写给其他朋友、尤其是写给编辑同志的信中，也不乏这类的叙述），对了解浩然的作品，研究浩然的创作，都是十分难得的资料。
浩然在写给文学界朋友和青年业余的信中，有不少都阐述了他对文学创作的主张，对某些作品的看法，以及他自己创作的体会、经验和教训。这其中，有奋斗的艰辛，有成功的欢乐，也有遭遇挫折和磨难的苦闷。这些，对读者，尤其是对搞文学创作的人，会有着宝贵的借鉴意义。
浩然在写给家人或写给知己朋友的信中，说到妻子、儿女乃至孙辈（还有那从小和他相依为命的姐姐一家人），总是那样的关怀备至，牵挂不已。字里行间，流露出他深深的情，浓浓的爱，对他们的生活、学习、工作、病患……常常是放心不下。尤其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对有病的老妻，浩然更是时刻牵肠挂肚。其中不少发自内心的深情话语，让人读了不禁为之动容。他不但对家人如此，对朋友（尤其是遇到困难的朋友）亦是如此。
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文学界的不正之风，他深恶痛绝。对社会上的好人，弱者，他总是尽力予以帮助，为其仗义执言。对那些品质高尚的人，如萧永顺（《艳阳天》中萧长春的原型）、王国福等，他则由衷的钦佩，热情地赞颂。在他的作品中是如此，在真实的生活中，亦是如此。尤其是伟大的周恩来总理，更是他一生敬仰、崇拜和学习的榜样。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的第五天（1月13日），他写给我的那封信中，对总理的逝世，他是那样深沉的悲痛，是那样因失去了周总理而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担忧……其中的一些话，在当时来说是很“犯忌”的。把这样的一封信寄给远方的朋友，也是冒着很大风险的。
浩然写给友人的信中，经常说到自己的身体状况：“近几天血压又高了。头晕……”“这几天又犯了感冒……”然而，他一面这样说，一面却仍是在紧张地工作着。他的很多作品，就是这样在病痛的折磨中写出来的。在我给他的信中，几乎每次都提醒他：“注意保重身体”，“千万不要拼之太过”；其他朋友给他的信中，不少人也都在这样劝他。然而，他的这一习惯，却一直也没有改变，直到他最后重病不起……
他的一生，对培养青年，一直十分关心。尤其是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在河北三河、廊坊一带和北京郊区等地，实施他倡导的“文艺绿化工程”，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精力。他亲自主编了《苍生文学》杂志，并主编了7套《泥土文学丛书》和《文艺绿化丛书》。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和丛书中编入的作品，他对每一篇都要亲自过目，亲自动笔修改。在他的汗水心血浇灌下，这些地方一批又一批的文学成长了起来，有的已成为有了一定名气的青年作家；一批又一批的作品（其中不乏很好的作品）发表了，出版了。可以说已是绿林成荫，硕果累累。在他编辑这些作品的过程中，他给这些青年，写了一封又一封饱蘸真情的信。这里收集到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显然，编入这两本集子中的，只是浩然一生中所写书信的一部分。就以他给我的信来说，也是丢失了不少的。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曾经留下印象很深的一些信，在现存的这157封信中，却是没有的。丢失的原因，有的可能是读过之后，没有及时和他给我的其他信放在一起，而是放在了另外的地方； 还有些信，是我认为格外重要，格外有意义，故而单独存放，若干年过后，竟然想不起藏在了什么地方；有的则是别的说不清的原因而找不到了。毕竟是40余年漫长的岁月，这样那样说不清的原因是很多的。另外，除了收到的信之外，还有的信，是在邮递的路途中就丢失了。就是现有的这些信，留存下来也是不容易的。两年多前，浩然的女儿春水给我来电话，说是他们想收集她父亲写给朋友的信，准备整理后出版。于是，我翻箱倒柜地四处寻找，结果只找到了60来封，都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70年代以前的，竟然一封也没有。我感到奇怪， 70年代以前的信，怎么会一封也没有呢？不久，春水给我来电话，高兴地告诉我，在她家里，找到了她父亲写给我的近百封信，都是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她父亲写给我的信，怎么会到了她的家里呢？我这才想起来，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处境一度不大好，担心被抄家。我怕浩然写给我的这些信被抄家抄去，就在一次去北京的时候，把这些信带到浩然那里，让他去保存了（当时，他那里相对比较安全）。
我想，其他朋友的情况大概也是这样。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未能把浩然写给他们的信保存下来。另外，有的朋友已经作古，有的朋友虽还健在，但已经失去了联系。所以，现在收集到的信，也就只有这些了。如果今后再能陆续收集到的话，那就再编续集吧。
我认为，这些书信，和浩然的作品，可以相辅相成，让读者看到和认识到一个更加真实的有爱有恨、有情有义的浩然。
值此浩然诞辰80周年之际，三河市领导和有关同志，对出版“纪念浩然80周年诞辰丛书”（包括《浩然书信集》两集、《浩然年谱》和图片集《大地之子》），热心地予以鼎力支持；具体工作的同志，不辞辛劳地予以操办；从而使其得以顺利地奉献给广大读者。我作为浩然的挚友，对此表示由衷地感谢。
在整理编辑这套“丛书”有关资料的过程中，浩然的儿女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文稿、图片加以收集、整理、编排、校勘，把书稿、图片弄得有条有理，这既是对他们的父亲尽了一番孝心，也是为读者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浩然在天有灵，应该为有这样的好儿女而感到欣慰。
是为序。
2012年2月15日于呼和浩特。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