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和评价浩然的作品,不能忽视信仰这个因素。也就是说,浩然之所以写出《艳阳天》、《金光大道》那样的作品,与他对社会、对生活的认识有直接的关系,而他对社会、对生活的认识,源于他的信仰。对同一个事物,立场和观点不同,便会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认识。说一句玩笑话,在我看来,浩然是“铁杆儿的共产党”。他是孤儿,饱受旧社会之苦。14岁参加革命,16岁入党,从儿童团长做起,当过8年村、区、县基层干部。共产党救了他,使他有了出头之日,并成长为著名作家。他从骨子里感共产党的恩,信仰共产主义,相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之后,北京市作家协会集中部分重点作家在通县学习讨论。恰在此时我们去看望浩然。浩然将我们安排在当时通县档次最高的通州宾馆,以便于他一边参加学习,一边关照我们。一天参加学习回来,他看上去心情沉重,深思良久,深为感慨地说:“如果有一天社会主义真的在中国跨台了,我宁肯做它的殉葬品……”这是他与我讲的“私房话”,当是肺腑之言了,此话铭刻在我的心头,至今记忆犹新。我真正认识浩然,理解浩然,理解他的作品,应该说是从这句话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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