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湖的红船。第一次见到它是1967年，在我姐姐“大串联”带回来的一枚小小的像章上。第二次是这个六月初，在历史一样迷蒙的烟雨里。这中间，绵延了近半个世纪。
南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起点。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召开，当时为寻找开会的场地和解决代表的住宿，组织者走路子、托关系费了不少周章。会议开到中途因有捕房的探子前来“探班”而紧急休会，代表们分两批去了嘉兴，由熟悉当地地形地貌的李达夫人在南湖上包了条花船，并坐在船头上站岗放哨，终于把会开完了，把党攒成了。据负责会务的李夫人王会悟——瞧这名起的，真鬼使神差——回忆，当时租船花了四块五毛，一桌午饭三块，加上小费一共八块钱。与会者总共十来位，代表了全国总共五十来位党员。九十年前的中共，就这么幼小却又这么精神，就这么举步维艰却又这么前程万里!
十八大前不久刚刚开过，那样的声势气派还用“隆重”来形容，我都替“隆重”这个词难为情了。今天的中共，是全世界最大的执政党，领导着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它已然成为财力和权力的巨无霸。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道德上和价值观上，它是那样有气无力、弱不禁风：别人穿背心它得穿夹衣，别人穿羊毛衫它得穿羽绒服;赶着特别的日子口，糊窗缝、加门帘能跟坐月子似的。这种失衡的状况已经给中国迄今的发展造成极大的问题，也给中国未来的命运埋下不小的隐患。
要改变这种道德无力、价值疲软的现状，光靠排查出更多的“敌对势力”，然后拨更多的经费请他们“喝茶”，求他们降低音量，这办法要有用早有用了。由月嫂们搀着每天绕北京的金山走一圈，用GDP增强道德自信，也属驴唇不对马嘴。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扶自身的“正“，祛自身的”邪。所谓“扶正”，其实就是好好为人民服务，积累正面口碑或公信力。如今虽不能再要求服务员“全心全意”，但服务费也不能高得没边。最近正审着的刘志军，辩方强调他为人民建了高铁，功不可没。高铁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功业，但刘志军给自己发的服务费也太变态了。所谓“祛邪”就是反腐肃贪少胡作非为，这项工作虽然一直在搞，但搞得一没决心二没信心。这十年间贪官之所以前仆后继，原因之一就是仆倒了还能再爬起来，怎么贪也不用担心枪毙，“决心”安在?再说信心，官员财产公布我想符合任何说得出口的道理包括中国的道理，否则我们党也不会主动搞试点，个别封疆大吏也不会对媒体说自己才不怕公布呢。但最近这件反贪利器竟被定为“敌对势力”亡我的凶器。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敌对势力”要干什么——敌对势力还要在不久的将来到访中国、跟国家领导人拥抱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贪官们都干了什么，多少人干了，干到了什么程度。关键的关键，在于这些问题的答案有告知人民的自信么。
正与邪对立统一，扶正与祛邪相辅相成。中央文明办这边工作越累人，中纪委那边的差事就越养人;反之那边劳而无功，这边也只能功而无效。这次在嘉兴，接触到了一个96345信息服务平台，是政府组织志愿者及商户解决老百姓的各种日常生活小难题，如疏通下水道、更换线路、修理电脑之类，收费低于市场价，而且有备案，有监察，有评比，类似于欧洲国家搞的“道德企业”，应该说是探索国家、市场、社会三者间合作关系及良性互动的有益实践。当地朋友说，“我们有事都打96345，很方便，过去求人托人真麻烦死了，街上小广告找他也不放心!”我试着拨了这个电话，打听某博物馆的日程、收费、路线等信息，接线员热情耐心，回答了我的部分问题，回答不了的问题说打听清楚再告诉我，五分钟后电话果然就响了。这让我很高兴，前些时死猪漂江(不少来自嘉兴)留下的恶劣印象有所缓解，对东部富裕地区的社会生态多了一些认识。
这次在嘉兴听到一位普通交警平凡却温暖的事迹：某人醉驾被这位张警官查获，按规定要拘留十五天。醉驾者听说要拘留便大吵大闹说自己是心脏病患者，张警官打电话给他家属了解到此人确有心脏病史，于是先带他看病，然后陪了一夜床，最后确定没事后才把他移送拘留所。此人从拘留所出来后专程跑到张警官那里又是表示感谢又是表达感悟：“我现在真是理解了，你们真的不是和我们过不去”。张警官的所作所为，其实已不仅是依法治国，还兼有以德治国的内容了。可没几天，延安城管将市民攒殴在地又跳起脚踏其头的视频就疯传网络，那马踏飞燕似的造型看着就跟革命圣地又被胡宗南匪兵攻占了似的。现在的局面是正不压邪，水龙头赛不过决口溃堤。而且，当总的正小于总的邪时，不信“正”就会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不传“正”就会成为普遍的社会行为;各种负面的消息就会混杂着谣言误解，像野火一样成为狂风中的舞者。人民币和美元和的汇率曾经到过十比一，就社会影响力而言，我看一百个张警官也未必能折合一个踩头哥。也就是说，在正邪倒值的情况下，失民心会是一个加速的过程，有点一哄而散的味道。对此，我们党也别觉委屈，当年得民心不也是这么个一拥而上的态势吗?延安宝塔山，就因为正大于邪大到了一定比例，于是被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学子传得神乎其神，争相抢购。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道德上的正邪倒值未必是绝对的坏事，正值也未必是绝对的好事，社会历史过程为辩证法预留了一定的空间。中共被民心从宝塔山一路簇拥上天安门之后，脾气在山呼海啸的“万岁”声中迅速膨胀为霸气，批评和质疑则迅速销声匿迹。在没有批评和质疑的环境里，错误和失败沿着反右、大跃进、文革拾阶而上，如入无人之境。最后，那位万岁声喊得最高的法定接班人，以惊天动地的一爆将泡沫震碎。高压之下，亿万人脸上的热情和忠诚冷凝为假面。丙辰清明上百万北京市民摘掉假面，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一次奇异的“公投”。毛主席拿着公投结果，满眼的悲风苦雨，树老枝残。据说他观看老电影看到当年解放军入城、人民群众载歌载舞的场面时痛哭失声，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接下来就是人亡政息，历史改道了。今天，处在道德谷底的中共所面临的民意或舆论环境，其实要好于文革后期及剧变前的苏东。今天，除了月嫂们的宽心话体己话，它几乎看不到好脸，但也看不到假面。假面下默然积蓄的负面能量，“翻脸”时骤然释放的毁灭性冲击波，可能会成为朝鲜的未来，但已经属于中国的过去了。再者，物极必反，否极泰来，道德的触底本身，对于有志有为的领导人未尝不是一笔丰厚的遗产。前三十年尤其是文革十年捆着千万人命运(如出身)、勒着亿万人正常需求(如花衣裳交谊舞)的麻绳，邓、胡一剪刀下去就为新政剪了彩——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平凡冤假错案、废除禁欲主义的举措，一毛钱的GDP也没贡献，却为中共轻轻松松收获了广大民心，为改革开放在道德上积蓄必要的动力。
这届新领导下车伊始，便接连开出“洗澡”、“照镜子”、甚至“割肉”祛邪诸方，他们把问题提到了可能“亡党亡国”的高度。其实，比“亡党”“亡国”更现实的是“亡天下”。所谓“亡天下”就是风气大面积败坏，正道壅塞，众人如水就下，已经不是东西的还想更不是东西，已经更不是东西的还想最不是东西(有学者管这叫“社会溃败”)。亡天下虽还不是亡党亡国，但天下亡了，党、国也跑不了。重建道德真的是刻不容缓。势是这么个势，理是这么个理，就剩做了。写到这儿，起身活动活动，窗外已是烟雨溟濛。
烟雨中的红船，会重新出么——道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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