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聚散
郁平到劳改农场看望乔丽，与乔丽取得了互谅。
一
第二天一早，文槐果然跟舅舅走了，小粉子泪眼红红的送行到门口路边。这情况很快传遍了家家户户，引出一些叹息，事情也就算过去了。三队那里，他听说，分队被阻止了，但顺从群众意愿，新选了队长，是群众公举的一个正派能干的年轻人。
因为母亲生感冒，而父亲的挨批斗还没有结束，他在家里又过了几天，就出发到乔丽的农场去。向北走过一片田野，上了大圩，摆渡过河，那边是一个小集镇，不逢集时，空旷旷的。两县城之间的九十里公路有一个停靠点就在集镇边上，上下午来回四班汽车，过时不候。有一个妇女负责卖票，提前几分钟笑嘻嘻的来了，手里拿着两面小旗子，卖了票，一共五个人。过了一会儿，汽车也就到了。卖票妇女吹哨子挥动小红旗以示停车。车门开处，没有下车的，他们五个人上了车。妇女跟司机做了交接，谈了一句家常话，也就吹哨子挥动小绿旗发车。四十分钟后到了射阳县汽车站，买到了半个小时以后开往农场方向的车票。两个多小时之后，他到了上次到过的那个小镇。
他带了干粮，是妈妈做的两块饼和两个熟鸡蛋。找个路边坐下来，就可以把午饭吃了，但他想到上回那个老汉家，不妨到那里去吃个饭，歇一歇，顺便也跟老汉聊聊，了解些情况。他依照记忆找到了那个老汉家。老人一眼认出了他，热情的让进屋，请他坐下，说，你又来看望家眷了?我弄水你洗个脸，马上弄饭给你吃。他问，你的孙子呢?老汉说，到他姨妈家去吃饭了。他说，那我也不麻烦了，我带了干粮，跟你要一碗开水，就行了。老汉说，开水现成。你看到我冰锅冷灶的，今天我确实没有做饭，因为孙子不在家里吃。不过你如果要吃饭，我马上弄，还是蛋炒饭，也快。他说，不要费事了，我有干粮，不吃掉也累赘。老汉一听，说，对对。就去弄了水来，让他洗了脸，又倒了开水来，里面还是放了他自家做的茶叶。
他拿出饼和熟鸡蛋来，请老汉一起吃，老汉说，我早上吃得晏，肚子不饿，你吃你的，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可能你就是得到这个好消息才来的吧?
他一听，请老汉说是啥好消息?老汉说，农场要解散了，移交给地方，犯人已经遣散了一批……。
他一听，真是无比重要的好消息。他问，犯人是遣散还是转移?老汉说，农场的田地房屋物资都要移交地方，二十年以下的，全部遣散，二十年以上的转移。
当真?
这还个不敢瞎说。不光是这个农场，那是全国的事情。劳改的、劳教的，都要削减一大批。老汉回答得很明白，可是他不能相信这是真的，疑在梦中。
先放那些三年五年以下的，后放那些十年八年的，最后放那些十年以上的，分期分批，都放回家，要放好多，哪里来哪里去，交给当地管，放在群众当中。只留极少数不能释放的集中到别的地方去。你的家眷我记得上回你说是十五年的，而且是冤枉，你来得正好，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呢!
他的心嘣嘣直跳，确实做梦也不敢相信有这样的好事情，甚至怀疑这样做是不是对。
他赶快吃了干粮，喝了水，道谢老汉，从带给乔丽的糖果里抓出两大把来，留给老汉的孙子。老汉笑道，这糖我收下，我是报喜的，该吃你的喜糖!他很感激地点了头，告别老汉，就朝农场走去。他要赶快见到徐场长，究竟如何，一切就都清楚了。
在没有见到徐场长之前，一切是不敢肯定的。但从道理上说，有些犯了法的人，确实可以放在人民群众之中，利用群众的力量管制、教育，有利于减少对抗性，也减轻国家负担。他相信毛主席对这个问题，会有这样的思路。像乔丽这样的“犯罪”，何必一定要判十五年徒刑呢?何必一定要送来劳改呢?假如明文规定这种问题是放在群众中教育改造，宗进庭给他的这一打击报复也就不可能实施到这种程度。
他还没有到达农场，就已经从事实本身判断到，老汉所说，大约是真的。因为他看到有不少人带着简单的行李，迎面走来，而这些人分明是从劳改农场释放出来的。他们苦兮兮灰蒙蒙、以至有些麻木的脸上，有了一种光，一种获得解放的光，一种希望的光;他们步子走得急切，身子都向前倾着、往前面冲去一样;他们的心已经飞到自己家中，哪怕那只是一个茅草棚，也是他的温暖的家;家那里有他的亲人熟人，有他的自由、有他愿意去做的劳动并且收获……
他站在路边，望着这些人从眼前走过，感受到他们心中的一切，并为这种大批犯人获释而出的场面所感动。
这情况到了农场门口，更得到了证实，有更多的拿着自己简单行李的人，带着那种同样的特征和表情，从里面急切地走出来，在岔路口朝不同方向散去。
他赶忙进了农场，直奔场长室。他一眼看到了徐场长，一颗心放了下来。农场里正在做这样大的工作，而徐场长的办公室里却仍然只有她一个人，但桌子上堆着很多材料，显出正在处理的事情较多。
你来得正好!是听到啥消息的吗?徐场长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问他，一边隔着桌子向他伸出大手来。
他卑谦地跟徐场长握了手，回答说，我来的时候没有听到啥消息，到了这里小镇上听到有关说法，而且看到正在释放人，是真的吗?
徐场长哈哈笑了起来，说，当然是真的，你都亲眼看到了，还不真吗?真是大知识分子!徐场长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给他倒了一杯开水，递给他，而后又回到办公桌后面去，坐下来，说，我们这个农场整建制撤销，土地房屋移交地方!不光是我们，也不光是我们省，但我们省的行动是比较快的，有的省比我们还要快一点。全国的劳动改造单位要大为减少!《九评》上就有一段跟我们工作有关的话，写在“理论和策略”的第十三条，说，“要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现在，又有了新的指示，更具体了，说，“不需要这么多监狱。把监狱里这些人放到群众中改造，这个办法好，天塌不下来。”老郁啊，其实毛主席的意思在原则上早就说过多次，可我们领会不深。毛主席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犯了错误跟在旧社会犯了错误不应当是一样的结果。你记得吗，一九六O年撤销过检察院，一九六二年又恢复，公检法一会儿分开办公，一会儿合署办公。一切都在实践摸索之中，目的只有一个，怎样最好地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怎样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毛主席说，“要搞群众监督，不能监督群众”，说，“抓人解决不了问题，主要靠群众监督”。还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有反必肃，有错必纠。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改造人第一，生产第二。要把犯人当人，反革命也是人。”真是一系列的最高指示啊，我条条都记得，都觉得无比正确。现在，正在劳改的这些人的多数，都放到群众中去，让他们带着释放证，到当地派出所、居委会、生产队报到。只有极少数的人，才需要圈起来坐牢，而且要得到省一级的批准。我们这里，重大犯人都解走了，集中到少数几个监狱里去。这是个大行动啊!
他一听，喉头就紧了一下。徐场长说，乔丽的事情，你们亭州法院本来就判得不轻，但我们只有接收、执行的权利。她是十五年期的，已经服刑五年。一个月之后才释放到她这一档，看来还得在农场过年。这个我不好提前，工作不能乱。
尽管如此，他一听到乔丽很快可以获释，就哭了下来，捂住眼，身体不自主地剧烈抖动起来。徐场长说，你就放开来哭一下。但他却控制住了，他坐直了身子，由衷地地说，我们感谢党和政府，感谢毛主席。
徐场长用手揩了一下眼睛，说，这几天，我们这里，犯人释放时都喊“毛主席万岁”，就是天上的神仙、地下的阎王，也要感动。现在，你既然来了，我就做个特殊处理，安排招待所，让你跟乔丽过三天，以后到时你再来接她回去。行不行?我把我们的电话号码写给你。
他忙站起来，连声“嗯嗯”答应着，双泪直滴，也就取出本来就准备送给徐场长的一斤糖果来，送上，说，这是糖果，一点心意。徐场长说，行，收下，及时，算是你的喜糖吧，我代你发。你在这里歇一会儿，我去把这事情具体布置一下。这虽然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但还是头一回。
徐场长把让他以后联系的电话号码写给他，出了办公室。他一个人坐着，渐渐从一种激动中平静下来。他将要面对的，是跟乔丽过三天，可是将咋样相处，似乎成了大问题。他简直还不能相信这将是真的。可是他急切期待着这马上就要实现的事情。他的心，因为这突如其来的、特殊的幸福，而不听话地乱跳起来。
他抬头看了一眼毛主席像，想表达心中的感激之情，可是他找不出这时候似乎能适用的那种宗教情感，还有某些必要的宗教动作。他所知道的似乎只有磕头、双手合十、在胸前划十字这些，但他是现代中国的读书人，不想采用这些“形式”来表达。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大的作家，也有那样深的宗教情感，而黑格尔把宗教摆在艺术和哲学之上，列为人类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些就有点难以思议。至于中国的民众，多多少少是有自发的和被培养的宗教意识的，可惜与迷信、迷惘难以分清。他也试着能在自己心中唤起某种诚惶诚恐的宗教情感，可是徒然地不能。他想起了《论语》：“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仁者爱人。”孔子这些话，在某种道理上，还是能“古为今用”的，可以“扬弃”具体的历史内容，而取其思想方法和精粹言辞。
徐场长回来了，他忙站起来。徐场长说，别着急，你坐下来。徐场长到办公桌后面坐定，对他说，我布置下去了，不会有问题的。我们食堂旁边有个小浴室，这会儿你没有事，又坐了这么远的长途，满身是灰，先去洗个澡。我也有点事。你洗好澡，跟食堂要点开水，到学习室去歇歇，喝喝水，看看报，到时我派人去叫你，让人带你去跟乔丽见面，并且跟她一起过三天，时间上跟你定一下：从今天算起，今、明、后，第四天上午你就要回去，为接乔丽回家做些准备。你到食堂去吧。
这样细致的关心，令他感动。他按照徐场长的指引，到食堂去。
所谓小浴室，在食堂大厨房里，确实不大，只有两个平方，略微倾斜的水泥地面，有个下水道槽子通向外面，用铅丝网拦住了杯口大的墙洞。里面有个冷水缸。食堂里提供了一桶热水，一个舀子，一个脸盆，一条半旧的但晒干了的干净毛巾。有一块“大运河”牌的肥皂现成地在眼前的一个墙洞里。至于衣服，墙上有一个挂衣服的东西，还挺精致。一双木拖鞋守候在地上，等你使用。门可以关起来，但里面没有插销，而是在门外有个牌子，一面写着“有人”，一面写着“无人”。他进来时，就把“有人”的一面翻转朝外，别人就不会进来了。一切至为简陋，但不缺啥了，唯一缺的就是蒸汽。但他发现，小屋里暖烘烘的，原来北墙那边就是食堂大灶，等于是这边浴室的供暖设备了。他脱了衣服，洗起澡来。一桶热水很充裕，最后竟洗浴得微微出了汗。
在洗浴的享受之中，他忽然想到法国人民的攻陷巴士底狱，那上面有一尊对着人民的大炮，成了某种可恨的象征，于是被人民推倒。革命好像不免要跟监狱发生一点关系。文革以来，他不是也从监狱里进出过两回了吗?那么，毛主席党中央在这时采取这个削减监狱的措施，就不能算是出于一时的想法。但削减监狱，除了他这样的当事人，绝大多数人不知道。放出去的这些犯人，像鱼儿被放进了汪洋大海，能有多大动静?
身体的清洗，带来精神的轻松愉悦，他向食堂人员道了谢，要了一瓶开水，一只碗，就到旁边的学习室去，他上次去过的。门开着，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报纸依然管理得很整齐。他就看起最近的报纸来。
他注意到在一月底的报纸上连续几天都有这样的话：
“人民解放军最坚定地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坚决支持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人民解放军热烈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号召，握紧枪杆，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
一月二十九日的报纸说，阿尔巴尼亚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国防部长巴卢库，“在广州热情歌颂毛主席和我国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领导文化大革命保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彻底胜利。谁反对中国，谁就是反对马列主义，谁就是反革命。”
他还特别注意到，一月底的报纸上，有“青岛二十三个革命造反团体联合起来，夺了青岛党、政、财、文大权”，有《人民日报》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有《红旗》杂志社论，提出“要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建立临时权力机构，领导夺权斗争”，这就是“革命三结合”。
接着，二月份有点“捷报频传”的势头，以“西南的春雷”报导了贵州省的夺权，以“东北新曙光”报导了黑龙江省的夺权，《红旗》评论员文章说，“一切革命的领导干部，都应当站出来，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地进行斗争，而不管他们的什么‘纪律’，他们已经不是革命的上级，而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他觉得他对形势得出了一个整体的估计，感到他竟然心有灵犀知道处在运动中的各种不同的人们各自怀着怎样的心思。毛主席正掌握着现实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矛盾运动体，用他的矛盾斗争理论，在引导运动“收”，并且要“收”到符合文化大革命的要求上，而这将面临各种困难，有群众方面的，有干部方面的，这其中要让军队发挥工作队的作用。
有人来喊他了，他归还了热水瓶和碗，就回徐场长办公室去。徐场长定睛把他一看，说，好，新鲜气出来了，还挺俊气。你坐下来，马上让你去，估计新娘子还没有到呢。他一听，脸上烘的一下，体会到某种尴尬，这却是被理解为“幸福”的。在一种发自内心的力量推动下，他说，徐场长，虽然我们岁数差不多，但以后让我叫你徐大姐，好吗?
好的。徐场长点了头。徐场长的眼睛湿润而红了。问他，你有姐姐妹妹吗?他说没有。徐场长说，我知道你三十九岁，我比你大两岁，可以做你的大姐。
徐场长忽然问他，你们那里文化大革命咋样?他就把大致情况说了，只是没有讲宗进庭等人在群众要求下被投进看守所，他怕徐场长听了会“很不理解”。
徐场长问，闹到现在，抓出了几个走资派?他说，当权派一般都靠边站了，但当然不等于就是走资派。一个人真正被定为走资派，大约也不容易，那也是运动后期的事。徐场长说，但走资派这三个字，也不至于仅仅是一种词语吧?全国人民这么高的革命热情，都是在跟某个词语做斗争?
他说，词语本身，是对某种实质性东西的概括。但具体落实到某个领导干部身上，定他就是走资派，这个却不容易。运动要打倒的对象在词语上很明确，在具体上不是看得很清楚。这大概就是这次运动的一个特点吧，是重在思想政治教育，《十六条》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徐场长挺严肃，说，我们的社会是有矛盾的，是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不是空洞的词语。毛主席咋能让矛盾普遍发展到尖锐的地步再来搞运动呢?那不就太迟了吗?毛主席是对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全世界无产阶级做一个大交代，哪怕打碎一些罈罈罐罐、生产生活受一些影响也在所不惜。他不亲手做这事，谁又有魄力和能力来做这事?我看他老人家也是被逼上梁山。我只是担心，运动这样放开之后，咋样才能收起来?
他真的佩服徐场长的直率，他说，毛主席总有办法吧。徐场长又说，我还想，若干年以后，如果资本主义真的复辟了，那时学生工人咋敢起来造反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既然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要团结，也就是继续当权，这些人以后更加自尊自贵，又咋办?第三，他们跟这个运动结了仇，真的走到相反的道路上去，那又咋办?
他摇头，说，我回答不了。
徐场长突然放松，哈哈一笑，说，既然回答不了，那就随它去吧，让以后的历史和人民去回答，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嘛，不能怀疑这两条根本的原理。运动的意义对于明天，确实比今天还大。但今天的意义也有，不是放空炮，不是跟词语作斗争。搞这个运动也是党中央通过的，只要有半数以上举手就行了。搞一下，确实让人知道了有这么回事，搞比不搞好。他说，是的，是的。他真的佩服这个人高马大的女干部，考虑问题明明白白。
一个女管教人员来给他带路。徐场长说，你去吧，这三天，夫妻二人该做啥就做啥，是自由的、合法的，不要怕，也很安全。你们好好商量以后的打算，日子还长呢。以前害你们的人，不要记恨他，让他自己去想。
徐场长这几句话，他又感动又心悦诚服，连连称是。
路上，女管教员自我介绍说，我姓赵，是乔丽她们的队长。我跟乔丽很好的，虽然我是管她们的，但时间长了，这个界限也就是表面上的了。他连说感谢你，感谢你，并且说，以后一定请到亭州我们家里做客，跟徐场长一起去。赵队长听了很高兴，说，一定去!他想起来了，乔丽信上是提到过这位赵队长的。五年来，乔丽多亏了徐场长、赵队长，得到着照顾，如果相反，得到的是无情的或阴险的对待，那可就完全不同了。他多么感谢这不幸之中的万幸，他和乔丽简直又该算是幸运的人了!
赵队长领他走了一段路，来到有几间房子的地方，旁边一口井，长着一些树，树木之间还拉着晾衣绳。赵队长很远就停住了脚步，遥指着说，那就是我们的招待所，跟城上不好比。乔丽在二号房间，看见吗，门上写着号。她已经在里面了。这个小院子就是你们的活动范围，不要走远。安全你们放心，不会有闲人来。目前也没有别的客人住，这里就你们两个人。三顿饭会有人送，这是我们的规矩，送来就吃，别的不要问，也不用给钱。去吧，好好团聚!赵队长说罢，跟他点个头，转身折回，把他丢在那里。
二
他望着门上写着很大的2字的那一间，顿时浑身热热的，头脑烘烘的，心跳加快起来，比热恋中的人即将会到心上情人还要激动万分。一股内在的火燃烧着他，推动着他，他好像没有走几步就站在了2号房间的门口。里面没有一点声音，乔丽咋样?她在哭吗?他轻轻推开门，乔丽坐在铺边上，穿着家里的旧棉袄，确实低了头在流泪。他的心顿时碎了，他快步走过去，扑在了乔丽脚下，抱住了她的双腿，后来就把她拦腰紧紧抱住，把头埋在她身上，不住地轻声喊着“乔丽，乔丽……!”
乔丽伏在他肩上“呜呜”地哭出了声。他的泪也无声地汹涌地流着。他不住地说着，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让你吃这么大苦，让你吃这么大苦。他们哭了好一阵，他拧了毛巾给乔丽，让她揩了眼泪，他自己也揩了眼泪。他说，徐场长真是好人，徐场长对我说，一个月以后我来接你回家。我想，这个月底、下个月初，就可以来接你了。还有一个月时间。快了，苦到头了。我们的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我们会像从前那样正常工作、生活，这是一定的。啊，我倒忘了问你，你好吗?身体咋样?乔丽点点头。他说，太好了，只要你身体好，我们啥都不用愁了。我们从头开始!
他跟乔丽对面站着，他看着乔丽的眼睛，看着他熟悉而久违的脸庞，黑了些，结实了些，多了些沉着的气质。他说，我们重新开始，而且会越来越好!乔丽看着他，一声不响地看着他，看他的眼睛，看他的头发，看他的脸，也在看他起了啥变化没有。他从乔丽这样看着他的眼睛里，看出了乔丽对他的爱，对他的挂念。他心中一疼，把乔丽拥进怀里，开始吻她，轻轻地吻她的脸，吻她的额头，吻她的脖子。乔丽轻轻拒开他，说，我们到外面走走。这是乔丽开口说的第一句话，这句话把他带到了以往的岁月，从前在家里，到时乔丽就会说，我们到外面走走。他的散步，总是这样依赖着乔丽的提醒，要不然他就会一直地把书看下去。他朝乔丽会意一笑，他从乔丽沉静的眼神里也看到了会意，于是，一切都沟通了，一切都抹平了，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可以而且已经重新开始了。
他和乔丽真的就在农场招待所里过了三天，享受某种来场人员的待遇。乔丽的倾诉，让他了解到他的真正的错误有多大，虽然他以前多少也想到过的，但没有这样具体，没有这样肯定。他无数次把乔丽搂在怀里无言地抚慰着，他也无数次检讨着，说都是由于他，而让她吃这么大的苦。乔丽的泪水在他身上流着，乔丽把他身上咬出了许多的伤口，他还鼓励她咬，让她咬得狠一点、再狠一点。他们就在爱与恨之中翻来覆去、颠来倒去，好像这样就可以补偿一切似的。他从未有过地吻遍乔丽的全身，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咋样也吻不够。他一遍一遍地，崇爱而贪婪地吻她、抚摸她、折腾她，然后跟她无数次地结合在一起，无数次地喊着她的名字，一次一次地好像要把自己完全倾注和融化到她的身体里去。乔丽抱着他哭，骂他，打他，咬他，又紧紧抱着他，生怕马上就会失去他一样。那种爱啊，是失而复得，是久别重逢，是死而复生。他们睡着了，乔丽像一只小猫一样蜷缩着睡卧在他的身上，而他就那样躺着承载着她，并且双双很香甜地睡去。这就是他们每天一觉睡到天亮的姿势，真是一刻也丝毫不肯分离。
他发现，乔丽对今后的日子，怀有忧虑。他劝慰着她，他说，我给你讲个故事，是法国作家萨特写的一个戏剧，叫做《恭顺的妓女》。说的是，有一个早晨，突然有人敲一个妓女的门，妓女以为警察来了，赶紧叫屋里的一个白人青年藏起来。开门一看，是个黑人，而且是妓女在火车上见到过的。黑人寻找到这里，是求妓女作证，当时在火车上有几个白人青年欺侮两个黑人，开枪打死一个，逃走一个。这个黑人就是逃走的那个。他请妓女为这事作证。妓女答应了他。黑人离开后，白人青年走了出来，他也是来找妓女作证的，他说，是两个黑人在火车上要强奸这个妓女，而几个白人青年上前解救，于是开枪打死了一个黑人。妓女认为事实不是这样。白人说，他是议员的儿子，打死黑人的是他的表兄，而他的表兄是一个很重要很有用的人，不能为此去坐牢，他就是为这事而来的，他以五百元贿赂妓女作伪证。妓女不肯这样做。这时又有人敲门，这回来的真是警察，惊魂未定的妓女发现，警察竟然跟这个白人青年是一伙的，他们威胁妓女，但妓女仍不屈服，他们除了发火，毫无办法。这时议员本人来了，千方百计软化妓女，认为只要她按照他们说的那样作证，不但那个犯事的白人青年的母亲会无比感谢她，把她当自己的女儿，而且全城的母亲都会感激她、称赞她做得对。在这样诱惑下，议员拿起妓女的手在伪证上签了字，犹豫不决的妓女没有反抗。打死黑人的白人青年无罪释放出来了，妓女天真地以为议员许诺的一切都会出现，贵夫人会给她送花来，把自己的照片签名送给她，当自己的女儿一样爱她。但结果，议员给了她一个信封，里面不过是一百元钱，这就是全部的感谢，而他儿子当初要给她的却是五百元。妓女知道自己受骗了，很伤心。那个黑人又突然逃来，说白人正在追捕他，要把他烧死。妓女拿出手枪来给黑人，说如果他们来了，你就打死他们，我给你作证你是好人。但黑人不敢，说他不敢打白人。情况紧急，妓女让黑人藏了起来。许多白人追到了这里，妓女把他们骗走了。白人青年来了，想跟妓女亲热，却发现屋里藏有人，黑人于是往外逃，白人青年追出去开了枪。白人青年回到妓女屋里，说黑人逃走了。妓女拿枪对着他，恨他，他在枪口下向妓女陈说自己血腥而高贵的家族，而且祖父跟华盛顿是朋友，精神上镇住了妓女，结果缴了妓女的枪。他并没有惩罚妓女，反而表示说喜欢她，要她做他的情妇，有花不完的钱。在这样诱惑下，妓女渐渐依顺在白人青年的怀抱里。
这是戏剧，一会转变到这个方向，一会儿转变到那个方向。你说这出戏的主题是啥?他问乔丽。
乔丽说，反对种族歧视。揭露为富不仁。批判社会黑暗。嘲笑法律虚伪。同情被压迫的人们。
他笑道，你说得都对，但都不是这个戏剧的主题。这些表面意义是用的现成的思想，以满足一些表面上的思想需要，便于认同这些表面意义的观众进入戏剧。正如到山洞里取宝贝，这是一路上见到的引人深入的小宝贝，虽然也可以装进口袋算作收获，但还不是深藏在洞底的大宝贝。
还有大宝贝?我想不出来。乔丽说。
他说，萨特不仅是作家，他还是哲学家，他的戏剧，还有小说，最后都有一个哲学的大宝贝藏在里面，这个大宝贝的名称，只有两个字，叫做“选择”。
他就给乔丽讲起来：萨特认为，人天生是自由的，所以人实际上随时自由地为自己做出了选择。正因为人是自由选择的，人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乔丽说，对，我落到这步田地，归根到底，是我自己的选择，并不曾有人逼我抱着亮亮走到河里去。你出事之后，我做的事，都是我自己去做的，我应当对自己造成的后果负责。你也是这样，虽然人家给你造成冤案，但以后的事情，就是你自己负责自己了，你为啥不选择做一个无赖的丈夫赖在我的身边跟我们在一起呢?你为啥不能把一切做得更正确一些呢?那以后的事情就会完全不同。那个美国妓女，当她选择正义，她就是正义的，并不因为她是妓女她就不高贵;当她被议员拿起手签字的时候，她好像没有选择，其实是选择了对权势的服从，所以她还是要对作伪证负责;当她拿枪对着议员的儿子时，她选择的是报仇雪恨，因为他们欺骗了她，她的形像这时又高大起来，但当议员儿子允诺她那么好的条件时，她选择了依顺，这样她就背叛了正义，这是她最终的选择。“选择”才是真正的主题，所有表面的意义都是外包装。
他对乔丽这样回答，由衷喜欢。他说，所谓人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还有另一面的含义，也就是，被选择者成为啥样的，也要由选择者负责。比如，当妓女选择不屈服时，议员的儿子与做帮凶的警察就拿她没有办法，他们成了失败者。当妓女最终选择了依顺，议员和他的儿子那些人就成了胜利者。选择，就是你硬它就软，你软它就硬。对方的结果，是由你决定的，不是由对方自己决定的。叫做“对象的意义被自由选择的人所赋予”。侵略者打来，我们如果选择逃跑、投降、“曲线救国”，那侵略者就不可战胜，是我们自己让侵略者不可战胜的。如果我们选择坚决抵抗，侵略者就成了失败者。侵略者的强大与否，首先倒不是由它自己决定的，倒是由被侵略被损害和侮辱的人们决定的。萨特提出“自由选择”这个概念的战斗意义，就在这里，作为一个欧洲人，他是启发人们起来抵抗德国法斯西。
乔丽说，原来如此。
他说，萨特用这个主题写了好几部戏，他的主题几乎可以运用到一切题材上去，这也说明这个哲学命题具有普遍意义。再深入一步说，一个人与一块石头，都是存在，但石头是“自在的存在”，人是“自为的存在”。石头就是石头，叫做“是其所是”，它是啥就是啥。人就不同了，人是活的，人有“自为”性，可以自己决定如何如何。这个自为，就是自由，却不一定对人有利。比如戏剧中那个妓女，她是可以自为的，但她的自为的最后结果，是让黑暗的势力更加强大。她一会儿是正义的，一会儿又变了，最后变成了可耻帮凶。本来一个善良正义的人，反而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了。这就叫做“不是其所是”，而“是其所不是”，她异化了。人要不发生这样的“异化”，就要克服软弱性，就要作出正确选择。
乔丽说，我以后是要坚强些。
他说，萨特这个戏剧还有更深一层的东西。
还有啊?乔丽笑道，真是太厉害了。
所谓“还有”，就是“他人的目光”。这也是萨特的概念。人虽然是自由的，但人毕竟生活在人类之中，时刻处在“他人的目光”之下。“他人的目光”看你是好的，你就像是好的，“他人的目光”看你是不好的，你就像是不好的，实际上你都被错看了，甚至连你自己也会错看自己、不自信起来，由自卑到自毁自灭，你就“是其所不是”，而“不是其所是”了。比如，我出事之后，“他人的目光”就变了，看我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而不是从前的人，我浑身长嘴，也无法对所有的“他人”作解释，所有的“他人”也不会相信我。如果我的冤案几十年得不到改正，我渐渐老去、死掉了，“他人的目光”就给我盖棺定论，说我就是那么一个人。至于我其实是个啥人，也许有多么好，多么没问题，多么能为人民服务，都不存在了，都被“他人的目光”无视、蔑视、否定掉了。我这个人最后终于“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这个“他人的目光”厉害不厉害?鲁迅写的“孔乙己”这个人物，最后的悲剧结果就是这样，“他人的目光”把他都瞧扁了。只有鲁迅发现了真正的孔乙己，同情地把他写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写在那个表面上的孔乙己底下，让读者自己去把他分析出来。以前我们就吃了这个亏，被弄得“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但其实，在人们逐渐看错了的乔丽和郁平里面，一直有一个真正的乔丽和郁平。今后，那种“他人的目光”，如果我们抵挡不住，仍然很可怕。如果屈从于它，就会精神压抑，无法好好生活。今后如果我们坚决选择看破“他人的目光”，不在乎“他人的目光”，正确对待“他人的目光”，我们就会自信起来，就能正常生活，还能有所作为，让人们逐渐地刮目相看。归根到底只有我们自己的选择能够改变我们自己，也改变“他人的目光”。我们运用“自由选择”的法则，选择自信，选择快乐，选择勇敢地面对生活，而不是选择躲避，选择退缩，选择自卑，选择抬不起头。这样，我们就不但没有输，而且能把失去的都赢回来!要说智慧，中国古人早就具有这一智慧。老子说，不争，故莫能与之争。在哪些方面争，在哪些方面不争，这就是选择。回避是不行的，只有作出正确的选择。从这个角度说，萨特戏剧所写的处境，就是整个人类的处境!
他对乔丽瞪着眼，做着有力的手势。他看到乔丽眼里满是泪水，好像小学生一样面对着他这个思想的巨人，而且她的心全部领会了他的所说。他把乔丽拥进怀里，乔丽伏在他肩上放声大哭，他也泪如雨下。五年，以至是七年，他没有跟乔丽这样好好说到话，而就这样一泻千里似的一口气滔滔不绝，他说，乔丽听，都仍意犹未尽似的，他这样一下子跟乔丽回到了以往的关系，觉得一切都恢复了。
他觉得需要把他自己的，以及亭州的一些情况，如实告诉乔丽，因为她已经多时与世隔绝，要让她有个思想准备。他说，外面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至于啥是文化大革命，我来接你回去以后，你就会亲眼看到，而且我会把前前后后的一些文章、材料，给你看，把一些事情，讲给你听，你很快就会明白的，因为运动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这个运动，可以说，我并没有参加。但我是被动地参加了。运动到现在已经半年多，我就两次被拘捕，关进看守所。但两次都把我无罪放了出来。这其中原因，说破了其实很好理解，但在当时是很可怕的。不过我没有怕，因为我有数。有一个情况我没有告诉你，就是我一九五九年“审干复查”的案子，跟亭州的一个领导人有关，他叫宗进庭。他在亭州负责这方面工作，是一手遮天的，他是我的老家的人，家族史上的矛盾使他认为我是他的仇人，要把我灭掉。你的事情，判得这么重，有形无形地也跟这个人有关，跟他恨我这个人有关。文化大革命运动来了，他又趁机打击我，而且想用打击我，来让运动朝适合他的心意的方向上进行，他很固执，一次抓了我，二次又抓我。
那是啥人把你放出来的呢?乔丽问。
说来话长，总的来说，运动中有理解和拥护毛主席路线的，有不理解和抵制毛主席路线的，双方发生斗争，此起彼伏，那一边占上风时，我就被抓起来，这一边占上风时，我就被放出来。那个把我当仇人的领导人，他抵制毛主席路线，要把理解和拥护的这一边打下去，就拿我作为一种典型。
乔丽听着，似懂非懂，叹了口气。
目前，那个打击我的领导人，竟然反过来被造反的群众要求市委把他撤销职务、关进了看守所。碰巧，他跟我关在一个号子里，合睡在一张铺上，我们交谈得很好，沟通了一些思想认识。
啊!乔丽又一次惊呆了。
他说，是的，这简直是破天荒，以从前的眼光看，确实就简直是翻了天。但亲身经历运动的人，就觉得那也很自然，没有啥不可思议的，是有来龙去脉的。另外，这个领导干部也不会垂头丧气，他晓得这只是运动的过程，决不是最后的结局，他们的名字，并没有像我似的从组织部的名单上，从财政局的工资单子上去除。他进去了，我就出来了，群众把我放了出来。
那会不会还有第三次再来抓你呢?乔丽问。
确实应当这样问，不过我还没有想到。从逻辑上说，这倒该是有可能的，这就叫做运动可能会有多次反复，中央文件《十六条》上就这样预言过。但那个关在看守所里的领导干部，好像对今后很有信心，是另一面的信心。
啊!乔丽抓住他的臂膀。
他说，不要怕，不管今后如何，我反正历史上没有问题。在我的案子没有得到纠正之前，在运动没有结束之前，我就难免这样要受到些折腾。那个领导干部在运动一开始就拿我开刀，使我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对象，有时还成了一个标志，但我并不是这个运动的真正对象，这是不用说的。
照你这样说，回去之后，一时还过不上太平日子呢。乔丽说。
他说，这个不用担心。运动归运动，日子还是过的。拿工资的人，一分钱也没有少拿。大鸡蛋还是五分钱一只，大烧饼还是三分钱一个。社会就像一座山，风吹得树林摇晃，但山没有动;也像一条河，表面风浪不小，但下面深处，并不像上面这样动荡。当然，这只是一个比方。我们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好。
理由是啥呢?乔丽问。
我要告诉你两个情况，还有一种形势。
他就把医校学生查阅他的档案的事情，还有宗进庭在牢房里对他做检讨的话，这样两个最重要的情况，告诉了乔丽。乔丽像深深潭水一样的黑眼睛久久看着他，好像不认识他似的。看来这两个情况特别地震撼了乔丽。他拉住乔丽的手，轻声唤着她，搀着她，而她的步子确实有点软软的。他们回到屋里，乔丽立即无力地依靠在他身上，他问，你咋的啦?哪里不舒服?乔丽说，别问，抱紧我，用力。他就用力地抱紧她。他们就在床边坐下来。乔丽说，我只是感到可怕。太可怕了。听乔丽这么说，他明白了乔丽心中所感，他抱紧乔丽，默默无语。乔丽伏在他的肩上，轻轻地啜泣，他也流泪了。
在他出事以来的日子里，他是日渐把愤怒的情感努力压到心中最底处去的，因为听任情感泛滥，于事无补，他需要的只是理性的抗争，让神经坚强、更坚强，天崩地塌，不为所动。但乔丽不是这样的，乔丽受着情感波动的主宰，也不会想到一个人可以用组织的名义陷害打击另一个人，让这个人的家庭在压力下造成悲惨的后果。可是，他还没有把他的所有的事情全部告诉她呢，特别是一九四六年北撤除奸的事情。
他安慰着乔丽，说，所以，我的问题只等这运动过去，就一定会解决，一切都已经十分清楚了，没有任何的疑点了，只要组织上一着手处理，很快就会有答案出来，要给我平反，恢复我的一切，让我们再从鬼变成人，把本来属于我们的，本来不该从我们手中剥夺去的，还给我们，把我们的本来面目还给我们。我们不是鬼，我们是人。
乔丽揩揩眼泪，看着他，问，运动啥时候能结束呢?他说，快了，从报纸上看出，运动进入“收”的阶段了。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一种形势。乔丽疑问地看着他。他说，这个“收”，也就像渔民收大网那样，要一把一把、一步一步地收，急不得，终归是要“收”起来的，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但无论怎样，历史也不可能是简单回到以往了，社会和人的思想是一天天进步、一年年不同的……
第六章 进退
乔丽从劳改农场被释放回到亭州;郁平听到“英雄”们有几分凄凉的心声。
一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他和乔丽双双跟徐场长洒泪而别，回到亭州。他到派出所去为乔丽报户口，呈上劳改农场的公函。派出所长对于他和乔丽的事情很了解，而且同情，事情也就顺当地办了，乔丽重新成了亭州的居民，只不过属于劳改释放交群众监督改造人员，目前还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要听从街道居委会与派出所的监管，定期汇报思想，接受教育。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服从就是了，也不是啥难事，你可以当作“形式”去安然接受，不必想得太多，也就是说，不要太当真，就连派出所长也对他们说，“不要想得太多，该咋样过日子你们就咋样过日子。”
乔丽即将获释的事，他上次从农场回亭州，就已经跟王校长说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觉得王校长是最关心他的人，还因为王校长是自己的领导，有啥事情要尽早让领导知道，以便得到领导的帮助。王校长虽然暂时“靠边站”，是市委宣布撤销了职务的，但他当然不能这样简单地看。事实上，学校里的有关事情，总务主任必定还是悄悄地要来请示王校长。
他领着乔丽去拜见王校长。王校长为他们高兴，王师娘拉着乔丽的手到一旁去谈心、流泪。王校长问，乔丽的工作问题咋考虑的?他说，医院我们去过了，当权派说他也“靠边站”了，这个问题怕是要到运动后期处理。至于医院群众组织那一头，我们没有去找，因为他们分成两派。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王校长说，不能闲在家里，最好是工作起来。这个问题我本来是要为你给宗市长说一说的，我觉得跟他说反而能解决。但他现在坐在看守所里，不好说。我想到了杨书记的爱人王雪，她是卫生局党委书记，她虽不管行政，她说一句话，人家还是要听的。我跟她通了话，把情况跟她做了汇报，好在她也是有所了解的，她说当然还是安排回到卫生系统来，人家本来是一个医生嘛，如果本人愿意，还可回到原单位。她答应了做工作。但是，现在发生了不好的情况，王雪挨医生系统的某一派揪斗了，这是背后有人在指使，目的是不让她参加“三结合”，要把她挤出卫生局。问题复杂了，她这方面，暂时还依靠不上。本来也可以考虑安排进医校担任校医，但现在不是学校能正常进人的时候，目前也不宜到学校里来，还是让得远一点比较好。我们别处再想想办法，乔丽在家里先歇歇，一边恢复身心，一边看点儿医书，做些准备。工作问题总是会解决的。
从王校长家出来，他们心中还是得到很大安慰，也满怀希望。他们就去了一趟江南，到乔丽父母家住了几天，母女团聚，亲人相见，流不完的眼泪，话不完的酸楚，也都过去了。没想到，他们从江南回到亭州不久，乔丽却得到了一份工作。给他们找到这种关系的，却是学生。情况是这样：
公安局、法院、检察院里也有起来造反的干部，其中严检察长被大家公推为头儿。他为人鲠直，过去受宗进庭的压制，但也没法把他赶走，因为严检察长有来头，他做过华东局首长警卫员，也经历过枪林弹雨。另外，严检察长平时真是处处为人民服务，廉洁到就连写私人信件也不用公家的信封信纸，工作上坚持原则，是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江进海到检察院去找严检察长谈赴丹阳调查郁平一案的事情，严检察长就问起，你们郁平老师的爱人放回来了，你们知道不知道?说，郁平的案子是要调查的，但现在急不起来，肯定要等到运动结束以后组织上来处理。目前你们要想办法给他的爱人找个工作，要不然吃饭问题咋解决呢?江进海说，我们学生哪有办法?你能不能帮助想个办法?严检察长想了一下说，我能帮忙，但这件事，你们以后不要提到我，也不要感谢我，只说是你们帮助解决的。江进海答应了。严检察长就跟重型设备厂通了电话，安排乔丽做厂医。那边的当权派叫朱荣兴，是跟严检察长在一条船上打过长江去的，文革前才从部队转业到亭州，没有受到造反派冲击，一直仍在厂里负责生产，安排一个厂医，应当没有问题。严检察长在电话里还把乔丽的情况做了介绍，说其实也是一个冤案，混淆了矛盾，是不对的，以后终归要有说法。那边朱荣兴在电话里立即就答应了。重型设备厂情况不复杂，清一色是“工红”。江进海遵照严检察长吩咐，去跟刘克成谈了一下，刘克成跟重型设备厂的头头刘济武打了招呼，厂里造反派这方面也就不会有麻烦。
他真是听呆了。他想起十年前他为乔丽奔走呼号时，是见过这位严检察长的，那黑滋滋的人确实有点特立独行的样子，那人对他说过是不主张起诉乔丽的，但得尊重检察员的报告和大家的意见。当时能讲那样的话，算是不简单了，倒不怕他抓住了作为理由到处去缠搅。但客观上也让他接受了最难以接受的现实。有时想起来他也疑惑，这人是很爽直呢，还是自有一种特别的“工作方法”?现在这人利用自己最好的关系出力帮忙，想来想去，只能认为这人正直仗义。所以，这份工作是可以接受的。虽然严检察长跟江进海说过不要提到这层关系，江进海觉得还是把一切原原本本告诉他比较好。江进海要求他不要提到严检察长，只当不知道。他答应了。江进海说，郁老师，你的问题还要耐心等待，要等运动后期组织上来处理，严检察长叫我们暂时不要动，这意见是对的。这孩子，倒会劝人，而遇事却见出年轻人的冲动，这是很有意思的。
晚上，他就同乔丽一起再到王校长家去，问能不能接受重型设备厂的这份工作。王校长说，工作可以接受，不要多虑。先站一脚，以后再说吧。他犹豫着说，那个厂是站在“工红”这边的。王校长说，这个不用担心，造反派也是响应党的号召，革命造反嘛。虽然王校长这样说了，他仍觉得有所犹豫似的。但王校长说，不要想得太多。他和乔丽感谢了王校长，告辞出来时，有放心之感。他对乔丽说，我在王校长面前撇清一下，是有必要的，王校长毕竟是当权派呀，当权派对造反派是反感的。唉，说实话，现在有点难做人。乔丽叹了一口气。
一切没有费啥事，江进海告诉了一个日期，乔丽就到重型设备厂当厂医去了。医务室条件不错，她的工资暂时相当于厂里大学毕业分配来工作一年后的技术员，甚至是高于老工人的。应当认为，这已经很照顾。
不久之后的一天晚上，江进海、林集二人来找他，屋子太小，就站到外面说话，原来，是请他去“有个事”。他问啥事?江进海说，刘克成想见见你，而且有情况要告诉你。他一听，犹豫住了，说，我这样的人，不宜参加这些活动，你们代我婉言谢绝吧。江进海说，我们能理解你的心情，但你也不要考虑太多，你不关心政治，可是政治一直在关心你，运动以来没有让你太平过。他说，我的情况你们是晓得的，我要远离政治，我跟你们是不同的，也不能连累你们。江进海却说，你是被吓怕了。你吃了资反路线那么大的苦，可以说文革之前这苦就被吃上了，现在反而怕它，这是不对的。这话让他确实愧则有余，只觉得自己人格的渺小，身上因袭着“精神奴役的创伤”。但他仍然不想跟他们走，他的思想还是应当复杂一些。林集说，郁老师，事情有这么可怕吗?那我们中国真是没有希望了!我们也早点去向当权派的方面举手投降吧!这幼稚而沉重的话，触动了他，也感动了他，让他无地自容。他说好吧，就去跟屋里的乔丽讲了一声，而后跟他们走了。
他竟然参加了亭州最显赫造反派“工红”的一次头头会。
先是来到一条冷僻的大街，进入饮服公司。里面是一个不小的大厅，空空如也，看样子是旧时代的建筑，大厅里可容二百人站着开个会。抬头看，上面四周是木结构的楼房回廊，弄成一间一间的，用做公司的各个科室。大厅里灯光黝暗，向里进入一个小门，是一个小花园，长着一大丛竹子，有一对石笋，后面有高高的粉墙映衬着，夜色灯影中有如郑板桥的一幅画。旁边一幢精致的小楼，也是木结构的旧建筑，走上去楼梯咯吱咯吱的响。小楼最里面一间稍大些的屋子做了小会议室，亮着一个枝形顶灯，竟有些华丽，四周靠墙摆着椅子，当中一张旧式的但名贵的红木圆桌，桌上凌乱地有些纸张笔墨。江进海就领着他进了这间屋，坐下来等。不一会，刘克成那些人虎虎生气的都来了，一目了然本来都是普通工人，有的人吸着烟。都跟他握了手，一一介绍了姓名，平时他虽不算关心，也已经是如雷贯耳的，这下子都见到本人了。他们的态度，对他这个知识分子很尊敬。
刘克成对他说，郁老师，你先听听，就知道了。这时他不好说啥，又不能站起来说“我退出”，而且江进海、林集一边一个坐在他身边，好像原本是很郑重地陪着他来的。情势变成这样，真是只有“既来之，则安之”了。
刘克成说，当前形势有点沉闷，骨里复杂，我感到好像酝酿着新的斗争。“一月风暴”在亭州没有真正实现，反而使我们遭到了分裂。想当初，我们这些人，对社会、对厂里的一些现象，看不惯的心，追求平等的心，是有一些的，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要社会主义。对于出来造反，怕的心、想退的心，也是有的，因为晓得习惯势力强大啊。但我们出来了，我们啥都不怕，我们也要讲策略，我们的思想，总的来说就是这样。但我们没有想到运动还会发展到“夺权”。当初决不是为“夺权”造反的，哪里会想到这一步呢?一说起“夺权”，好像我们这里面起码要有几个人去掌权、去当干部了，情况就复杂起来，八字还没有一撇，内部就闹起来了，像红了眼一样。真要让当权派看了好发笑。我们很被动。“一月风暴”的好形势立即变成了不好的形势。当时我真想立即就退到厂里、回到我的电工间去，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斗争的时候，个人站前面是应该的，既然要“夺权”了，个人往后退是应该的。我在辩论会上都说过了。但我们渐渐清醒过来，事实上我们想退也退不下去。发生分裂是表面现象，背后仍然是文革以来斗争的较量。
好几个头头都闷着头一支接一支抽烟，屋子里很快就尽是香烟的烟雾。一个不抽烟的头头说，你们不能少抽两支?说着起身去开了窗子透气。
刘克成继续说，陈安国、史宏他们闹分裂，虽然没有把我们搞垮，但也确实大伤我们的元气。想不到资反路线这么顽固、狡猾，你要伤它，伤不到，它要伤你，一伤个准。出来造反的人还是处在不利的地位，还是会有失败和打成反革命的危险。像陈安国、史宏他们投降过去，那就不危险，那就安全了，以后说不定还真会捞到一官半职，但叛徒是没有好下场的。我想，从前闹革命的时候，党内还不断产生各种机会主义、出叛徒，相比之下，我们这样的群众组织算啥?大家全凭观点一致在一起，一点小意见，说分裂也就分裂了，一个不高兴，也就回家不干了，随便得很。我们当这样的头头，是很难的一件事。有时我真想到责任太大了，恐怕负不起这个责任。但我们既当了头头，不能撒手就走。别人走得了，我们走不了。我们就像骑上老虎背，下不来了。但心里也安慰自己：只要是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就不要怕，即使以后被咋样，我们也有话说。“一月风暴”当中，好多厂的生产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捷报》纷纷贴到大街上来，医校学生写了《抓革命、促生产调查报告》之一、之二、之三，大字报上了墙，现在传单也出来了，我念一段《编者按语》：
“在没有官僚和官僚机构的情况下，工人们自己管理工厂、管理生产，他们用干劲冲天的创造性的富有成效的实际行动说明着，现在，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一个人民直接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管理工厂、管理农村、管理一切的崭新时代开始了，它从巴黎公社庄严起步，它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它在井岗山上举起大旗，它在天安门上深情凝望……”
这些话，写得多好!
江进海激动地指着林集说，这是他写的!
旁边的林集把头深深地低了下去。这些显赫的工人首领们鼓起掌来，个个说“写得真好!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做为老师，他甚觉脸上有光。当然，林集的思想、文笔，完全出于林集自己。
刘克成说，在各个工厂，革命造反派能当家的都当了家，逐步把原来的保守派人员团结吸收过来;如果力量不够，当不到家的，暂时就当不到家了，厂里原来的保守派摇身一变，挂靠陈安国的“红旗”，在厂里当了家。这就是目前基层的情况。
现在，哪个厂是“工红”的支队，哪个厂是“红旗”的支队，双方都清清楚楚。学生那边，也是一样。各行各业，凡是倾向我们的，都有了联系，革命造反的队伍是扩大了，但形势，确实有点沉闷、模糊。报纸上报道了山西、青岛的夺权，用《西南的春雷》、《东北的曙光》这样好的题目，报道了贵州省、黑龙江省革命造反派的夺权，离我们都很遥远，那种形势在我们这里还看不到出现的迹像。报纸上再三号召“一切革命的干部，都应当站出来”，同时号召“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但从亭州看，能勇敢站出来的干部一个也没有。全国好像也只有一个地委书记站了出来，在报纸上发表了《我是怎样站出来的》，至今还没有看到第二篇这样的文章再发表。在对群众的要求方面，从鼓励“敢想，敢说，敢做”，转到“整风”上来了，报纸上发表了上海的《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说是要给自己整风，《文汇报》社论《搞臭风头主义》，提出了“开门整风”。造反队伍里确实有些人有不好的行为作风，我们一贯也是不赞成的。报纸上的要求还有“按单位，按部门大联合”、“脱产人员返回生产岗位”、“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亮相’喝彩”、“中小学复课闹革命”。从这些看来，运动是要“收”了。真的“收”了也好，我们就回厂生产，回家过日子。
但是，三月十日《红旗》社论又说：
“警惕有人歪曲三结合，搞折中主义，合二而一，混水摸鱼，篡夺文化大革命果实，实行反革命复辟，社会出现新的反复，使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重新上台。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
这些话，又说出了当前的问题。这样看来，运动还不能为“收”而“收”，不能糊里糊涂的让走资派上了台。他们上了台，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就利用保守派，就来给我们算账，就搞资本主义的一套。但是，就拿亭州来说，你能把哪个干部定成走资派?走资不走资，在他肚子里。除了明显顽固执行资反路线的，除了被揭发出有明显问题的，可以说，你都要认为他是好干部。现在不但是到了造反派分裂的时候，也是到了向干部讨好的时候。革命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收”，但是要“收”到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而不能“收”到另一边去，这就又要“斗”。决定哪些干部能上台，哪些群众能参加“三结合”，只有依靠解放军了。报纸上说，“人民解放军最坚定地支持革命造反派”。但是，有了这句话，就万事大吉了吗?驻亭州部队还不曾有行动，我们听到的消息是不太好的，说他们不支持我们，他们一直是保守派观点，是站在当权派这边的。这也不奇怪。我估计，情况不光亭州这样不生不熟，全国也一样。目前形势和对策，已经非讨论不可，请大家谈谈。
刘克成发言结束，屋子里一时沉寂。
赵家琪说，我确实不想再参加活动了。你们拖我来的时候，我就说了“不如歇歇”。一路上我想，“歇歇”这两个字，不就是我们目前应当做的吗?这就是我提出来的对策。文化大革命，如果它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如果它是前所未有的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革命，它就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可能像我们的心情那样，啥都要弄个彻底清楚才好。实际上，恰恰相反，啥都不会彻底，啥都不会清楚，你所恨的，你所怕的，还要卷土重来，还要变本加厉。但革命已经发生了，社会的政治民主、工厂的管理民主、人民的当家作主思想，已经在革命与保守的反复斗争中得到一次空前的大讨论、大提高，一切都被推动了，就连坐在家里的老太太也受到一次思想的洗礼。“反对领导就是反党论”、“出身论”、“秋后算账论”，都被打得稀巴烂，至少表面上听不到提了。“一月风暴”，就是由我们这些人去掌权吗?我们本来就不曾有这个想法，中央也没有这个说法。如果我们是处在巴黎公社的时候，不去勇敢夺取政权并且运用政权是不对的，现在情况完全不同，我们本来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参加一次大运动，规定了运动之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也许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干部，都要重新工作，回到他们的办公室里去。我们呢，当然回到我们的车间里去。事实上我们很自觉地守在界线的这一边。我认为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工人、一个平民百姓的尊严。我在这里宣布，我决不参加“三结合”，操他祖宗的才参加“三结合”。我们最好这时候宣布解散，大家全身而退。
现在中央一再叫干部站出来工作，一再叫我们正确对待干部。这就是最大的形势，中央对运动要“收”，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已经达到目的，已经在历史上、在人们的思想上，深深打下烙印。要按我们很多人的心，还要搞下去，没完没了地搞下去。我认为，前一阵那样轰轰烈烈是被逼出来的，现在就要走向无政府主义，就应该受到镇压!
运动的方式，本来是《十六条》说的“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完全是动笔动嘴动思想的事情。因为出了镇压群众的资反路线，出了保守派队伍，有了对立面，斗起来了，这才闹了起来。现在保守派改头换面了，但毕竟在表面上消失了。现在既没有人来压你、冲你、砸你，你也没有要去冲、去压、去砸的对象，浑身的劲好像没处使了。但是你不能越出中央对当前运动的要求。中央现在已经不需要我们还保持着造反组织。
但是，现在散又散不得，搞又搞不下去。我们只有取中庸之道，暂停一切活动，都回到厂里去上班，回去搞生产。要开个支队长会，把这意思告诉大家，取得上下理解，同心同德、步调一致。至于以后一切，顺其自然!
赵家琪中等身材，面如满月，跟林集一样，也有点头大身小，但个子要高些，身体要结实得多。看来是个遇事冷静，善动脑筋，有智谋的人。所说这番话，在大意上，他觉得是不错的，而且十分可贵。
周元龙说，这样不行!我们这些人都退回厂里去，广大基层就失去了靠山，失去了信心。你头头部这样消极，这样怕死，下面就全散了(赵家琪冷笑一声，但周元龙继续说下去)，现在是啥形势?现在是要有反革命复辟逆流了!表面上没有啥动静，我们也准备照中央说的回去忙生产，但我们还没有这样实行呢，人家的话都出来了，说，造反派气数差不多了，给他们算账的日子快了。
你看，他们一天也没有忘记要跟我们算账!算啥账?我到今天也没有打过人骂过人，没有偷，没有抢，一分钱便宜也不占。老刘对我们说过，当头头的，一个经济问题，一个生活问题，最容易把自己搞臭。所以我们平时这方面特别注意不要犯错误，不要自己给自己这边丢脸。我连我单位的当权派都没有斗一下，他们自动靠边站回家休息了，他们也没有威信管生产了，我们自己把生产管了起来，港口现在船到船空，井井有条，没有留港，没有事故。我只斗过一次人，是过去一起初中毕业、一起由劳动局安排到码头上出力流汗的，他做了保守派，暗中整我们几个人的黑材料，我们还不知道，后来群众把他们揭发出来，黑材料当场搜出，好乖乖，以后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呀，真是残酷无情。群众把他们几个押来，气愤之下，我让他们都跪在毛主席像面前，说了他们几句，手指头碰也没有碰他们一下，只一会儿，心中不忍，就让他们起来走了。就那样，我心里还觉得有点不过意。
就那一点点，现在他们说起来，咬牙切齿，说我们批斗了他们。现在他们跟当权派暗中靠得更紧，哪一天不在算计我们?反正你参加了造反，你就是罪人，到哪一天都逃不掉的，比当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还大。他们恨不得立马把我们打成反革命，运动斗来斗去，斗的就是到底造反有理还是造反有罪?
这些时的报纸虽然没啥看头，说来说去是正确对待干部，是三结合，是按部门回去大联合，还有造反派内部要整风，我感到都没有说到我们的实际情况。但有一条是说到了，我特别注意的，就是二月十九号的《解放军报》社论，其中提到“彻底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这就说中问题了!不过那说得还不够具体，我想在字里行间去找，也找不到。可是“反革命复辟逆流”这个问题提得好!刚才老刘说了，三月十日《红旗》杂志又说到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咋退?你退了，人家来进攻，咋办?我认为这些时我们有些萎靡不振，也有些糊里糊涂，我们没有拿出好的对策来。总的我认为不是怎样退却的问题，而是怎样前进的问题。我们振作了，别的人才能振作，都看着我们“头头部”呢。
周元龙长脸直鼻，皮肤有点黑，面目清秀，说话时不住地把眼睛细起来，有点近视，虽说是干体力活的港务工人，却很有几分文雅气息。
郑林说，刚才元龙说到，他们单位上那些人又在说“秋后算账”的事了，我们单位也是这样，别的单位也有这样的反映。有个不阴不阳的家伙当面对我说，郑林，你们造国家主席的反，这是天大的罪啊。我说，国家主席就咋啦?文化大革命不是反国家主席，是两条路线斗争。谁反对毛泽东思想，不管他地位多高，都要受到人民的反对。要这样说造反派有罪，那我说走资派保守派才有罪，因为他们反对文革、反对毛主席。我这样一说，那家伙瘪了下去。你们看，他们要给我们戴的帽子有多大、有多重、有多怪，我们能戴得起吗?我们当真是反国家主席，他们当真是保国家主席吗?文革就斗的这个吗?真是胡说八道!他们还提到冲工商联的时候金子的事情，好像凭那个又可以直接定我一个啥罪。其实这事情市委的黄部长当时在场，那金子后来是被 “主力军”缴走了。假如今后他们得了势，还会这样来整我们的，政治上整，经济上整，有得也整，没得也整，不是真的可以污蔑我们八辈子吗?我们往哪里退呀?我们只有斗争到底!本来形势很好的，全市十大系统基本都走到一起了，已经就是革命大联合了，而且是按系统按部门的。市委常委集中在“三峰园”里，都承认执行了资反路线，都表示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老刘叫我在那里日夜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我跟他们相处很好，有说有笑的。可是，这么好的形势一眨眼就丢掉了，陈安国、史宏这样的人，要在从前，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叛徒!现在常委都放回家了，十大系统基本不联系了。这说明还是资反路线那边力量大，他们一个小诡计，就让造反派分裂，就把我们的大好局面破坏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干部都站在那一边，有的是铁杆顽固，有的是明哲保身，也有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但不敢公开站出来。干部不可能真正拥护文化大革命，他们现在按兵不动，随时会出来反攻倒算，说我们不是好人，让我们背黑锅。刚才元龙提到逆流，确实就有。这几天我想得很多，想想很悲观!
郑林抹了一下泪水，所说的话让人心里沉甸甸的。
刘克成说，提到金子，还发生了一回，不知工商联里哪来那么多金子的!那天我进去，一间办公室里面一个工作人员好像就在等着我们有人去，他把一串钥匙一个卡片交给我，说这个办公室交给你们了，还噜噜苏苏说了些啥，我心思通在别的问题上，没有很注意听他说，顺手就丢在办公桌抽屉里，后来就忘了。到第二天，拉开抽屉，一看，这是哪里的钥匙?啥卡片?竟然想不起来。拿起卡片一看，上面写着数字，才想起那个人，他交的是保险柜钥匙。说实话，当时惊出冷汗来，因为那个人虽交了钥匙，并没有跟我当面点清保险柜里的东西，也没有第三个人在场做证，而且我把这钥匙丢在这里过了夜，不知有没有发生情况。正好身边有几个人，宫平、梅有韬、陈汉玉，乔国柱、包吉、金满林，说打开看看，就照卡片上的数字开了保险柜，里面是十二根金条，还有许多钞票。多险啊!于是立即打电话叫市委“文革办”派人来拿走了，而且叫他们去找那个工作人员进行核对。结果后来电话打来了，说核对无误。我在电话里叫他们要好好训一下那个工作人员。回头想想，那个交钥匙给我的，作为一个掌管保险柜的，当然是国家干部，咋可以这样不负责任呢?就像一个国民党撤退人员赶紧逃跑了一样。现在来看，万一是个陷阱呢?好在这个陷阱我们没有掉进去，正好也不曾有小偷来。现在想想，心里真不是滋味，咋会有这样的事情?
刘克成又说，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就在“一月风暴”拿下工商联以后，有一天，运输公司的陆大头找来，叫我帮他弄十公斤汽油，我问做啥?他说“纺机厂”西边，也就是从前“光孝律寺”大殿西面，有一个小楼，金属公司占用了在里堆放杂物，长期锁着。陆大头他们想用，就砸开锈锁，清理杂物时发现八个很大的木柜，里面一格一格放的是佛经。一商量，说，那柜子倒不错，佛经有啥用?不如用板车拉出去烧掉算了，汽油一浇，烧起来快。我一听，把陆大头骂个臭死，让他去叫了十几挂板车，连柜子带佛经好好地全送到档案馆去，交给档案馆。后来陆大头从档案馆打来电话说档案馆长不接受，我就叫馆长接电话，对他说，你不接受这批东西，我们就不接受你，请你回家!这样这批佛经就存放在档案馆里，得到了保护。我小时候有机会见过这批佛经，所以陆大头一说，我就明白了是咋回事。现在外面竟然说造反派把光孝寺的佛经拉出去烧掉了。为啥我们做了好事没有人传，一说我们做了不好的事就有人信?这反映了啥问题?将来如果我们真的失败了，那就要被说成土匪恶霸青面獠牙。
大家沉默着。吸烟的烟雾浓浓的。
接下来说话是袁懋垠，中医院的医生，“革命人道主义公社”的负责人。说话在嗓眼里压着声音，不慌不忙、有板有眼，让人很留意。说，工商联的金子问题，也不要想得太复杂，会有人用金子布置陷阱，其实情况可能就是那样混乱。法国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里说过，一八四八年革命中，运送王宫财宝货车的，正是那些衣衫褴褛的人们，他们虽然赤着脚，却不会伸手去动一下那些财宝，革命使他们显得无比庄严。雨果这些话写得多好!革命年代总是会出现这样奇异的情况，这样奇异的情况也反过来说明着和考验着啥叫做革命，它是为群众所拥护所爱护的。刘克成和郑林遇到的事情，在学生当中我也听说过不止一桩，我相信还有许多人也不假思索就经受了这样的考验。如果绝大多数群众，或者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群众的表现正好相反，看见金钱财宝就忘记了一切，那文革以来的天下还得了吗?污蔑文革的人，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关于当前形势，我的想法跟你们有所不同。我认为，作为革命造反派，已经可以满足了。我是说，我们拿文革前跟现在比，就会感到满足。文革前哪里想到还能这样起来闹革命?不要说打一次反革命，打一百次都足够了，根本就不需要设啥陷阱。当然，现在，设陷阱的事可能还是有的，他们就等着我们犯错误、甚至引诱我们犯错误。我们提高些警惕也很有必要。形势明摆着，当权派以后还是要掌权，保守派以后还是要比我们吃香。天下有些东西是很难改变的。站在我们的角度，朝前看看，认为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像还要把革命闹下去。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决不能这样认真。所谓革命的胜利，永远只能是相对而言。我认为我们有幸参加了史无前例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应该觉得很满足了，别的不要去多想了，看问题不要光站在自己的角度，还要站在历史的、全社会的角度。我认为中央就是站在这种角度，辩证地现实地考虑更多的问题，在共同点上把社会统一起来。以前没有哪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像现在这样，闯了大祸、犯了大罪似的。这是因为这次运动跟以前完全不同。现在是把矛头对着领导，反而要跟领导过不去，要跟人心里最根深蒂固的东西作对，这当然就不同了……
林集插话说，我们像鲁迅小说《狂人日记》说的，踹了古久先生家的陈年流水簿子。
袁医生说，对，是这样。并不是党中央有个《十六条》，就自然而然啥都解决了。《十六条》说，要斗垮走资派。但走资派能不反抗吗?运动到今天这样僵持的局面，总的来说，就没有他们的反抗以至捣蛋在起作用?群众是跟你走，还是跟他们走?这种形势不是明摆着吗?要不是毛主席党中央支持，我们其实一天也闹不下去，根本就不敢出来。陈安国和史宏这些人现在一下子聪明了，转到那方面去了，他们不再有这种压力了，但我们不会跟他们一样。当权派方面现在暂时处于政治劣势，他们的力量其实并没有多少损失，而且正是党中央给了一个保证，叫做“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是不是就感谢这句话，那不一定，他们现在更抱团，蓄势待发。最后倒霉、吃苦的，只能是我们，我们是做了蜡烛。但我们应该有埋怨的思想吗?我认为不必。我们是自觉自愿的，我们自己选择了站在哪一边，没有啥好埋怨，就像当年自觉自愿参加了红军，在反围剿中、在长征中作战牺牲了一样，没有啥好后悔的。毛主席没有给我们下啥保证，相反，毛主席早就说过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毛主席还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些话，我们过去是在字面上认得，现在越来越成为亲身的经历。我听一个学生说过，想不到我们也在毛主席领导下闹一回革命。我们也是这样的，也有这种思想情感，但现在我们已经渐渐体会到，所谓跟着毛主席闹革命的全部意义应当是啥样的了。不光是扬眉吐气，还有失败，还有担当，还有牺牲!谁要“秋后算账”，就让他们算。如果我们有啥好让他们算，那是活该，是自己负责，而且上对不起毛主席，下对不起群众;如果我们没有啥好让人算账的，那他们不是跟我们算，是跟文化大革命算，是跟毛主席算、跟社会主义的方向道路算。这个账如果当真被他们算到，到那时，我们这些人咋样，已经是不重要的了。所以，我们不要有患得患失思想，不要盲动，该收的时候收，该退的时候退。我们现在所处的，还是属于文革第一阶段，就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运动以来，反来复去，就是“斗”，明的暗的都有，这边要斗垮那边，那边要斗垮这边。现在，已经有了基本结果，资反路线被斗垮了。中央认为第一阶段这样已经够了，乱得差不多了，不要再乱了，应该往第二阶段上推进，进入“批、改”，实际上就是“收”。我看，过不了多久，市委、省委就要恢复，我们要承认这样的现实。但有人想来个复辟逆流，就是要给“收”改个方向，就是反攻倒算。那我们等着它来。对于我们来说，是不要从我们方面去干扰中央，不要老是想我们的战斗大旗永远飘扬，好像那样我们就有保障了，这种思想方法是幼稚的。造反大旗该到降下来的时候了。我们这些人像波浪，自然而来，又自然而去，不要有任何得失之心。如果我们该退的时候不退，硬要前进，但又前进不去，就会变成瞎闯盲动。比如，我们现在想把市里的“三结合”搞起来，咋搞?哪个常委听你的话?全市人民咋认可你?军队的态度又如何?这就叫力不从心，前进不去。我们不如退一退比较主动，也不犯错误。从我们个人来说，也许真的想一退到底，以后咋说也不出来了，过自己的小日子、做自己的事情，不好吗?我们在座的找了女朋友准备着结婚的有好几个呢。但我们还不能去过自己的小日子，我们还有一定责任没有完成，至少还要应付一个阶段，带领跟着我们的群众，让运动按照中央的要求“收”起来，最重要的是，这种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灰心失望而犯急性的错误，人家正好有理由来污蔑和镇压我们，这是千万要注意的。
袁懋垠说到此，摘下眼镜，朝镜片哈一口气，用手帕揩着。
二
我赞成!先退一退。退到厂里，果真逆流来了，再说。现在就看解放军的态度了。我们当然是拥护解放军的，但如果他们站到老保那边，我们也不是好惹的。
刘济武用他激愤的表情，过于简短无文的话语，表示了这个态度。他是瘦骨头脸型，挺精神，留一抹乌黑唇髭，头发整齐，衣着讲究，脚上一双闪亮的棕色皮鞋，裤腿是笔直的两条缝，即使坐着，也是昂昂然的，说话斩铁截铁。注意仪表，并未有损其质朴爽直的气息，但也让人感到有些鲁莽浮浅的成份。他就是乔丽所在的重型设备厂的工人造反头头。
谭向东说，我得到一份北京的传单，是中央文件原文，我读一下。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并转各级党委、人委、军区、军分区：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这场夺权斗争，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十七年来猖狂进攻的总反击。这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工具。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
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底下是具体的五条指示，其中第一、第二条说以前关于不介入的指示一律作废，军队应当支持左派，第三条说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反击，第四条重申军队不得做走资派和资反路线顽固分子的防空洞，第五条点了刘邓二人的名，指出他们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跟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立和斗争的。要求这个文件原原本本传达到每个解放军战士。
这个文件，我想，驻亭部队应当早已收到，也应当向每个战士作了传达。亭州市委虽然表面上“瘫”掉了，但他们也应当早已收到这个文件，常委们早已晓得这个情况。不晓得的，只有我们。我们虽然从报纸上能知道一些精神实质，但不像看到中央文件这样直接，这样引起注意。点刘邓二人的名，报纸上至今没看到，但现在部队的每个普通战士都应当得到了传达，而且每个班排都应当开会学习、表态过了。这情况很重要。运动以来，中央曾经向各级党委发过多少这样的文件，我们不知道，但中央每有大的精神，总是首先向各级党委下达文件，然后在报纸上用社论形式向全国人民宣传。在这种情况下，当权派们对于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仍然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甚至反过来执行资反路线，这简直太说不过去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实。我们千万不要被所谓的“胜利”冲昏头脑，也可以说，我们从来不曾有过“胜利”。
中央这个文件是一月二十三日的，今天是三月十二日，一个半月了，驻亭部队没有动静，这不是他们没有动静，或者他们正在暗中调查、摸情况。我们只有等待。陈安国的分裂造成了被动，要不然，大联合的形势不遭破坏，部队的支左也就不复杂。文件上所说请求部队支持的这一条，现在对于我们是头发丝拎豆腐，提不起来的。你这一边要部队支持，他们那边也说要部队支持，部队咋办?现在这就成了问题。
这种情况下，我赞成不能盲动，我们已经无法前进，只有退却。我们回到生产岗位，自我整顿，养精蓄锐，以静观动。半个月到一个月之内，我们主要是等待军队的态度。我们怎样促成他们支持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我们自己做得正确，这方面要尽力而为。至今为止，我们做得是正确的，我们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跟资反路线、保守势力斗争的，迎来了“一月风暴”，当权派做了检查，保守派垮了台。全市人民都看得很清楚，不可能有人出来否定得了这个事实。而且，我们没有任何错误可言。在亭州，我们就是中央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除非把文化大革命否定了，那我们也就没有啥可说的了，可是文化大革命的合理合法性和积极历史意义是不好否定的。
我同意召开一次支队长大会，把我们的意思传下去，我想是能得到大家理解的。我们要准备一份《关于时局的声明》，让大会通过，公布出去，向全市人民、向全市各个方面、也向驻亭部队，表明我们的立场，态度。
谭向东的话把问题又加深、推进了一步。谭向东是饮服公司下属食品厂的工人，看上去平平常常。能成为整个饮服公司的头头，并且被选进“工红”头头部，想必总有其过人之处。他的发言也是沉着、老练的。
“工红”的笔杆子张大同说，这些时，我也感到沉闷、看不清，好像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刚才谭向东读的中央文件，其中的说法很新、很尖锐：“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十七年来猖狂进攻……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些话，很重大、很重大!以前《炮打司令部》只提到六二年的右倾、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现在是回顾到十七年以来了，而且明确点了刘邓二人的名。这一方面说明了毛主席的决心，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运动阻力为啥这样大，因为是要清算党内一条要搞资本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不是一天这样的，是“十七年来”，并且是直接掌握行政权的，如果再参考毛主席在七屈二中全会的报告，那么对于建国后的党内斗争的性质，就看得更清楚了，一切都被毛主席预见到了，带有必然性。
啥是党内的资本主义路线?就是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啥是资本主义?那就是资本家有资本，工人有劳动力，资本家自由投入资本，工人自由出卖劳力。马克思说，那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这句话写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的末尾。
马克思这是说，在资本主义前提下没有工人的真正的自由，只有工人阶级受压迫、剥削的自由。他从经济分析入手，揭露了资本主义的虚伪和实质。反过来说，只有社会主义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和谐。文革作为运动和斗争，是不和谐的，但它是不准走资本主义，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和谐。《矛盾论》指出，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矛盾的统一是相对的。我也想，难道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就不过日子了?就没有我们过得好?那不一定。因为资本主义早已向全球发展，列强们几百年来对世界武力掠夺、经济盘剥，所以列强国家要比我们发达、富裕得多，因而分给它们国内的无产阶级的残肴剩羹也要多些，这种残肴剩羹的绝对值要大大超过我们的收入。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工会领导的对资本世界的斗争，客观上一定程度维护着促进着那里工人阶级的利益。在物质的相对的意义上，我们所享有的，也许远不如美国的工人，但在国家主人公的意义上是不是也不如他们，那就不能这样说了，他们能这样进行文化大革命吗?
作为一个工人，不管在哪个社会，他总是劳动，而劳动产生价值，扣除抵偿工人工资、福利的部份，就是剩余价值，问题是它归谁所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它到了资本家手上，成为资本家的积累、发展和享受的财源，所以工人是为资本家劳动，资产阶级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国家的一切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实质是资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没有资产阶级，只有各条战线的劳动者，我们劳动的积累是上交国家，国家再给生产计划、生产资金，国家还帮助打开市场、出口进口。加上农民的集体经济，工农联盟成为国家的基础，国家是广大人民自己的，所以是人民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场运动提出的问题是，今后国家的发展方向到底何去何从?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运动跟全体人民最深的关系就在这里，不管你想到了还是没有想到，承认这个还是不承认这个。
但我们确实有些糊涂不清，我们简直不曾想到，也不敢相信有人要来改变社会主义、要来演变它。随着运动深入，我们的头脑有点清醒、复杂起来，有点晓得问题严重。斗争实际上很尖锐。从前闹革命会闹到一个杀头坐牢的结果，难道今天闹革命就不应当有挫折、有失败吗?抱着“很容易、一定胜利”之类的想法，显然是太天真了，甚至是机会主义的。
确实，我们在很多方面缺少充分的思想准备，对于参加文革以来，总是有个“反革命、反党、坏人”的帽子抓在当权派、保守派手里，悬在我们在头顶上，叫嚣随时要给我们戴起来，我们感到不理解。现在才明白，斗争本来就是这样的，不是现在问题复杂，而是我们本来头脑简单。如果我们有人说当初悔不该出来参加文革运动，这个后悔也是有道理的。现在，我们出来造反，被说成青面獠牙，而反对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被看成十分可爱。我们是魔鬼，他们是天使(说到此，在场这些工人头头们笑了起来)。外国有句话说，不要跳进浑浊的水中，可我们偏偏就跳进去了。现在我们也许想把身上洗洗，趁早回家，退出不干了。但假如有人来对我们说，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反修防修，那都是空想、骗人、胡闹。只有私有制、世袭制、资本主义才是正常的，只有特权自私、和平演变才是人间正道、天经地义。面对这种说法和这种做法，我们又该咋办呢?我们能心安理得在家里过小日子吗?鲁迅说过，群众，尤其是中国的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我们现在还应当倒退回去做那样与己无关的麻木的看客吗?当然不能。但资反路线就是要我们重新成为这样的麻木的看客，那对于他们是天下太平。
毛主席早就说了，要搞资本主义很容易。我想了一下，确实容易，我们咋对私改造的，人家就咋对公改造，毛主席咋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的，人家就咋把工人农民打散，我们咋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人家就咋防止社会主义复辟，我们咋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家就咋搞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针锋相对，完全相反就是了。
大家笑了起来，觉得张大同说得太离奇、太夸张了。
他被吸引住了，这个工人真是好学、善思，而且在读《资本论》，不但读懂了，还能深入浅出、设问解答。
张大同继续说，现在有种怀疑，说，斗了半天，除了中央文件指出的刘邓二人，走资派在哪里?在我们亭州，谁是走资派?资本主义咋可能复辟?我们好像一直是在跟一种概念、一种词语做斗争，情况比唐吉诃德还差一些，他眼前还有一个风车，可以与风车搏斗，而我们呢，眼前连这样的风车也看不见，好像是在跟风车的影子搏斗，我们比唐吉诃德还要唐吉诃德(大家又笑了起来)。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啥叫资反路线，我们是亲身领教过了，那是要用“反党”帽子戴在我们头上，叫我们永世不得翻身的。这说明，我们不是在跟一个影子搏斗，是有个很厉害的东西躲藏在这个影子里面的，这很厉害的东西，体现为一条路线。看来，我们不必把走资派理解为一个具体的干部，而主要应理解为一条路线。谁跟这条路线走，谁就是走资派;他明天不跟了，明天就不是走资派，而且还可能成为走社派。但既然我们领教了资反路线的厉害，那么走资派就一定是存在的;他们现在总体上是躲在影子里，但如果他们胜利了，他们一定会很明确很威风地站在你的面前。情况的复杂性就在这里，革命有被弄成折中主义收场的可能，中央有了社论要阻止折中主义，但社论恰恰说出了已经出现的思想和必然的结果。
纯而又纯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我们今后斗争的结果，其实是为了能得到一个较好的折中主义，而不是较坏的折中主义，让结局对革命的方面有利一些，希望不要有对革命的报复，或者报复得不要那么厉害。我们不能消极无为，又不能盲动乱闯。巴黎公社时期有个布朗基主义错误地认为，只要少数先锋带头，就能把一切鼓动起来，并且决定一切。在这样错误理论指导下，巴黎公社失败了。遵义会议之前的盲动主义错误，也类似于这个布朗基主义，而且更厉害。现在，毛主席也不能不因势利导，他不可像神仙一样吹一口气就让天下变、变、变，那不就是布朗基主义吗?他老人家也不可能让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斗争毕其功于一役，他的理论和策略从来不是这样认为的。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运动，做了这个大演习，让人民得到了一次大教育大考验大锻炼，我认为，就是他所能尽的最大努力了。
我再说一个让我们有思想准备的事例：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废除王政，宣布共和国的成立，是打碎了旧的社会，推动了历史前进;但革命派最终遭到厄运，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而共和国实际上还不存在，旧的东西又回潮。历史后来经过了督政时期、拿破仑第一帝国时期、王政复辟时期、第二共和国时期、路易•波拿巴第二帝国时期、巴黎公社时期，第三共和国时期。一百年，几起几伏，几伏几起，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才算确立起来，王政或者帝国都不可能再回头了。毛主席说，中国要经过一百年到几百年，才能最终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对这句话，我过去心里还不太相信，或者说理解不了，但对照法国革命的历史，对照文革以来的斗争情况，我现在有点相信、有点理解了。不管怎样，越是资本主义真的复辟了，我们越是应当感到一种幸福自豪，因为我们满腔热血参加了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总的来说，是亲身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勇斗争过。
一阵沉默。所有人的呼吸气都加重了起来，就连他也是这样。
张大同说，我认为确实要开个支队长大会，把我们大家今天说的，对他们说一说。我们要办一份报纸。市委小印刷所的设备，被刘济武弄去了，出了一期小报，我看过了，上面发表的东西与当前运动没有啥关系，不知是啥人在那里弄，成了无聊文人自我陶醉的园地，趣味和水平都很差，说实话，真让我感到奇怪，现在咋出现这样的东西?办报人真好像活在世外桃源的境界里一样。
刘济武说，印刷所是我用卡车从市委里搬出来的，在厂角落上弄了两间房做了印刷间，报纸是交给旁边小学里的老师钱文山办的，他有积极性，也听说他懂文学、会写诗，我就交给他了，我没有重视，我检讨。很简单，回去不让他弄就是了，我说了算。
张大同说，主编的大权现在要收到“工红”宣传部来，编辑部由我负责，印刷所的运转和安全就由济武负责。今天我们这里有一位在省党报做过编辑、参加过新四军的老师，还有二位学生负责人，我们工人、学生合办一份《红色造反报》……
他心里一直想离开这样越听越重大而可怕的会议，而觉得自己身份不合。碍于情面，勉强坐着没走，姑妄听之。但渐渐听得有了味道，以至忘记了心中一直念着的危险。一听张大同这话，顿然猛醒，想开口拒绝。张大同用手势制止了他，说，我晓得老师想说啥，你不要怕，我们不要你负政治责任，虽然最好是把报纸全交给你，你会比我们弄得好，但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你跟我们不同，我们要保护你。但我们还是想请你做一点技术性的工作，领我们上路。我们要么不办，要办就要办得正规。到时我们派人把材料送到你家，你在技术上把把关就行。我们认为你是可以为我们做这件工作的。按道理说，你一样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资格，但毕竟你的情况不同，我们要对你负责。如果你觉得就连这样的工作你也不便做，那我们也尊重你的意见，不过我们认为这没有啥大不了的，我们希望你最好能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这些人需要你的帮助。
他的心，不知为啥一下子被打动了，他点头说好吧。身旁的江进海林集也表示他们的高兴。
张大同又说，关于电台的事情要议一议。亭州的夺权，大约只有广播电台算是在表面上有了这么回事，“革命造反有理广播电台”一直到现在每天都在工作，但我总觉得我们的播音员的声音听上去不那么坚定自信宏亮有力了。其实，除了每次开头的那一句“革命造反有理广播电台开始广播”之外，所有内容都是转播中央台的，我们并没有编排自己的节目内容，电台是公器，不能随便播送大字报。现在，我认为可以把电台交还，但是要跟他们说清楚，广播内容还是转播中央台，每次播音要用“革命有理广播电台”做开头，去掉比较刺激人的“造反”二字。但这两个字也没有丢掉，而是移到我们的报纸上来了。这样，我们在电台里的那几个人，就可以撤出，到宣传部来工作，不要担当“夺权”的虚名，特别在发生了分裂的情况下。
张大同的提议，大家赞同。
散会的时候，刘克成告诉他，他们在华东局上访，接待他们的是一个女同志，叫朱芸，当他们汇报到亭州医校有个教师郁平的情况，这个女同志特别关心，详细询问，他们把他的情况，包括他的妻子的情况，都说了，朱芸说，运动当中这样逮捕郁平是不对的，历史问题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
他听着真是呆住了。看来，从盐阜师范一别之后，朱芸在革命队伍里走在一条正常的道路上，随着大军过江、解放南方而在上海定居下来。他感到一阵欣慰，为朱芸知道了他的情况而有一种莫名的高兴，脸上竟然很幼稚地火辣辣的，大约脸都红了。
刘克成说，当时我们估计她一定认识你，所以把你的情况讲得比较详细，并且说你的历史问题可能是个冤案，你把自己的情况写上了大字报。这个女同志把我们反映的这些情况都记在本子上了。
他告诉刘克成：一九四六年，在新四军盐阜师范学习时，朱芸与他是同班同学。后来他生病，正好当时撤退转移，组织让他回家坚持，跟同学就分别了。朱芸大约一直跟着大部队走，后来就打过长江去了。
工人头头们用好奇的、敬重的眼神看着他，羡慕他的经历，分享他的高兴。
那天晚上从饮服公司回家，一路走着，一路想着自己竟然参加了“工红”头头部这样重要的会议，而且还接受了他们的《红色造反报》的工作，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但那些头头的发言，让他对事物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了解到这些人是啥模样、啥性格、怎样说话、心里在想啥。他对他们本来就是同情的，旁听了这个会，心里的同情以至理解又更多了一些。对于为他们的报纸做些技术性工作，是推不掉了。如果没有不恰当的文章，那也就不应当会有啥事，如果发现不恰当的文章，就向他们指出来。
乔丽没有睡，在看着书等他回家。乔丽问他去有啥事了，这么晚?他轻描淡写告诉她，被两个学生拉了去听工人开会，不好意思中途退出，只好等到现在。乔丽问，不会有事吧?他说，我只是一个听众，没有说话，以后不去了。乔丽这才放了心。
乔丽告诉他，医院里有个老同事来看过她，谈了医院里的一些事，想不到王副院长自杀了。他问乔丽，这人怎样?乔丽说，人挺直爽的，我倒也说不出他有啥不好，至于把我安排到这个小屋里来，因为我没有资格住你留下的那个小洋房了，这也不能怪他。大字报上写他这是别有用心，让我受了刺激，这话也有些道理，他确曾要我打个请求调房的报告给他，我后来没有按照他说的做，别人也劝我不要去求他，当时他可能是没安好心的，但谁知道呢?文化大革命为这些事，当然，还有他作风不好的事，把他斗死了，这，行吗?
他听了无言，觉得真难说。
熄了灯，乔丽依偎着他，说，做个人也许还不如做一个鸟儿。他说，自古以来，天上的大雁，还被人用箭射下来呢……
乔丽像小鸟一样躲在他的怀里。
第七章 无妄
两派学生冲突。郁平就《形式论纲》与范公望交谈和争论。
形势总的来说，有点沉闷，他这个让自己置身事外的人，也时时感到空气有点令人窒息，好像一切都僵住了。那天晚上不意旁听了“工红”头头部的会议，加深了他对这种沉闷空气的感受。因为听工人的宣传部长张大同谈到法国大革命，他正好有一本旧书，就翻出来看，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三年出版，《法国革命史》，是法国历史学者马迪厄著，杨人楩译。明代汇集《清平山堂话本》的人叫洪楩，也钟情于这个“楩”字。经查辞典，“楩”乃南方大木名，读如“骈”。寄名于木，是一种象征手法、文化意识。正当文化大革命，读这本《法国革命史》，似有点参照性，他心里很佩服张大同这样好学的工人。马迪厄说，他这本历史著作，“要描绘一幅具有各个方面的法国革命的图画，尽可能办到正确、明晰与生动。我们所特别着重的在于表现各史实彼此相联的关系，根据当时的思想形式及各种利益与力量所发生的作用，来解释此类史实，至于个人因素，只要我们能把握住它们的影响时，也不忽略。”这番自白，表明着一种力求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是值得敬重的。
他不觉把《国民大会的选举》一章中的一些话用铅笔划了出来：
吉伦特党与山岳党的冲突是深刻的。这几乎是一个阶级冲突。吉伦特党包括“一大群业主及有教养的公民”，他们具有社会尊卑感，他们要保全并加强此一尊卑感。他们对粗俗而未受教育的人民，天性表示厌恶。他们认为财产权是绝对不可侵犯的。他们认定人民是无能的，他们要给本阶级保留政治垄断权。
反之，由山岳党代表的是小民，是那些受痛苦的人，曾经推倒王权的人，因暴动而得接触政权的人。他们容易地提出生存权来对抗财产权，提出公共利益来对抗私人利益。他们不了解竟会有人在尊重原则的借口之下，拿一阶级来与祖国衡量。遇必要时，他们预备限制自由及私有财产，倘使为着群众最高利益而非此不可的话。
吉伦特党之恨巴黎，不仅因为这个城市之反抗他们及摒弃他们，而且因为这个城市是第一个行使这个公安政策的，它计划了并且施行了要牺牲他们这一阶级的专政策略。使他们反对山岳党的，由于恐惧者少，由于保守的天性多。
罗伯斯庇尔要在平等及大众利益的原则上建立共和国。他提请注意，有人把骚乱及抢劫的观念与人民及贫乏的观念联系在一起。
读了这些话，他感到，凡是国家社会的历史，在时间与空间上无论距离我们多远，我们总是能够读懂的，因为“人同此心”。历史，总是在某些意味、某种思路、某些分歧、某种“形式”上，有着惊人相似之处。
忽然想起范公望柳春芳两口子，他们最近以来思想有何变化和发展呢?而他是答应了去拜访他们的。应当去交谈交谈、讨论讨论!他就合了书，锁了门，去找他们。
但一出门就正好遇到一个教师，说，复课闹革命了，你咋还没到学校去?其实，说复课也没有复课，乱糟糟的，但你我既然拿了工资，还是要去转转的呀，一起去看看吧!他没有理由拒绝，也不便多说啥，也就只好跟他同行。
一路上看到，不同的组织写出了相同的标语，“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欢迎革命干部站出来亮相”，“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致敬!”，还有“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破私立公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之类。至于“欢呼一月革命风暴”、“欢呼东北的曙光”之类的老标语已经陈旧、零落了，尽管相应的任务在亭州并未实现。小城的人似乎主要是在观念、情感和想象中经历了那些“风暴”和“曙光”。想来很有意思，他读马迪厄的书，也似乎在观念、情感和想象中，经历了一回法国大革命。
他们正好赶上了一件事。只见一群学生把王校长和教导处高主任反绞着臂膀咚咚地推向前走，进了大会堂，后面乱乱地跟着许多学生和教师，这真是触目惊心。王校长和高主任被强行跪在地上，一个学生冲上去在高主任背上踢了一脚，发出沉闷的一声，好像踢在板壁上似的，想必踢得很重，但高主任却并没有被踢倒，坚持着老老实实跪着的姿势。一个学生指着低了头的王校长和高主任义正辞严地说起话来。因为他没有敢靠近，所以也听不清这批斗的内容，然而也就看到站在四周的学生们愤怒地举手呼口号。跪在地上的两个人只是听天由命地跪着。站得远远的他只觉得气闷，也觉得无能为力，如果他上前劝说，效果只能适得其反，只会拿自己做了一个陪跪的。正犹豫之间，后面冲进许多学生来，为头的正是江进海，只见他们猛扑上前，就把王校长高主任救起，迅速护走，且战且退。他赶忙抽身而出，并且干脆就出了学校。
他快步走着，朝着到范公望家去的方向。心中像被塞进了一团乱草，刚才的印象给他很大的刺激，学生尚且如此，社会上的人们呢?正如马克思说过的，无产阶级也有一个水平问题。他进而怀疑：这个运动，宗旨虽好，但这样放手发动群众是否现实呢?然而，他又进而否定自己的怀疑，因为，正是由于相信和依靠人民，才终于打下江山，建设着社会主义，未见得从前相信和依靠人民，就没有出过啥不好的事情，可以说，罗列起来会是很多的，然而在总的比例上，又一定会是很小的。毛主席的考虑，竟然会经不起他这样的设疑吗?
他进而又反过来想，如果运动不会产生这些混乱，群众之间不会产生这些分歧和斗争，又何须提出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就拿他的事来说，正是史宏江进海这些学生，闹到静坐市委的程度，才使他获释，岂不正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一个结果?何错之有?当然，要不是有这个运动，也就不会有拿他和刘镇琛当“老反革命、新反革命”加以逮捕的事。可是，在这个运动之前，他不早就遭了冤屈吗?他申诉了多少回?等待了多少年?在这个运动之前，刘镇琛这样的学生，不一直是背着出身问题的“黑包袱”吗?运动初期，竟被称为“黑五类子女”，连革命的权利也没有，就好像是可怜的“不准革命”的阿Q一样。这样荒谬、令人压抑的情况，在这个运动中被群众冲破了，这难道不是事实?他怎能怀疑运动的方式?没有这个方式，就没有这个运动，就没有他亲身经历的这一切。这大风大浪是必然会有的，是不可避免也不能避免的，像疖子一样与其在皮肉里面拱着，不如害出来，就好治疗。毛主席为了长久之计而不怕一时混乱，岂能为平庸之见所囿?对此不用怀疑、不应动摇。
范公望居住的地方，是一个较宽大的巷子，巷口墙上有个地名牌：“紫藤花架街”。地上还是过去的青石板，被无数人的脚走得光滑了，有的已经破裂，石缝里冒出几茎小草。他举手敲门。门开处，正是范公望本人，双方大喜，让进屋里。范公望说，柳春芳到学校去了，不能两个人一个也不到校，派一个去探探情况。他说，我也刚从学校里出来，离真正复课还早呢，还有一个过程。范公望说，我们乐得在家里做自己的事，工资又不少我们的。我们这种人，历史上是曾经被列入“蠹”的行列的，就是蛀虫，但我们还是我们，谁敢不要知识分子?从春秋战国汉朝以来!
哈哈一笑，坐了下来，他问，你最近看啥书?做啥研究?
范公望说，我在钻西方政治思想史。他问，为啥要攻这个冷门?
范公望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嘛。既然如此，就应当研究政治。所以过去像丁文江这样的地质学家，对政治的兴趣实际上比对科学的兴趣还大。政治反过来是要作用于经济的，而经济直接跟每个人有关。眼前的文革，不就是发动全国人民来讨论政治吗?而且企图通过运动实践来进一步确立某种政治，摒弃另外的某种政治。运动以来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在一片浑沌之中怎样认识这种斗争?或者问一下，这种斗争是必然的还是可以避免的?是一时性起的，还是有较长久的蓄积的?如此等等。研究政治史，以史为鉴，用镜子照一照，或许有助于看得清楚些。社会斗争归根到底是不同政治主张之间的搏斗。应当人人都来关心政治，研究政治，发表政治见解，这样形成习惯，就能减少无原则的斗争，提高斗争的文明程度和价值含量。但我们现实的斗争，可以说是远远低于这种要求的。
他心中虽有同感，但不知双方理解是否一致，问，此话怎讲?
范公望说，运动来了，要大家关心国家大事，可是接着就盛行“出身论”，出身不好的学生不能成为“红卫兵”，多么大的政治歧视，伤害了多少学生的心。实际上是把群众划成可以关心国家大事和不可以关心国家大事的，也就是说，认为这个国家有“政治贱民”的存在。后来把它叫做资反路线，其实这还抬高了它，其实它是低于批判水平的，所以跟它的斗争也就使我们、使人民，甚使这个运动，在等级上总体下降。历史上真正的革命时期，或者社会危机时期，就是政治最热的时期，人人无不谈论政治，这是不可阻止的。“莫谈国事”永远是愚昧和虚弱的征象。“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远在春秋时代的经验之谈。“下无直辞，上有隐君;明君在上，下多直辞”嘛。至于我的政治观点、研究方法、以及我的表述，会跟别人不同，会遭到别人的批判，那当然也是正常的。问题是要有学术平等，不能用你的立场来压制我的立场，甚至侵害我的人身自由。要真正实现“知无不言、言者无罪”，看来还遥远。文革以来，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一会儿从那个侧面，一会儿从这个侧面。实际上文革以前就严重。所以运动一来，首先就在这方面发生了斗争。到底是不是人人都有关心国家大事的权利?往往，就连一个普通的中学生，也能动不动就来压制别人的言论。有句成语叫“仗势欺人”，看来，人要做到不“仗势欺人”很难，不是我仗这种势欺你，就是你仗那种势欺我，好像生来就会，欺过来，欺过去。难道我们的青年，无师自通有某种压制人的习惯和本领吗?这岂不可怕?《十六条》说“摆事实，讲道理”，对的，听上去很简单，很容易做到，但在事实上就表现为斗争的过程，真是所谓所谓“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啊。看来，要釜底抽薪，把“斗争”二字去掉，不让你们斗了，只让你们吃饭屙屎睡觉。哈哈，这简直是要给人类换一个新的上帝。人类确实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创造了人类的老的上帝是让人类斗争的，你去看《圣经》就知道。
看看鲁迅的批判，就知道我们有着漫长的压制的历史，而手段残忍。永乐皇帝对于渺视他的夺位的大臣，残酷到活剥人皮、以其妻女充军转营。张献忠也曾施行活剥人皮的酷刑。根据这个，鲁迅说，“有明一代，以剥皮始，以剥皮终”。最后连屡败清军的抗清前线总指挥袁崇焕，也被从前线骗回，蒙冤遭剐，清军一个小小的反间计，就让崇祯皇帝如此丧心病狂。这样必须倚重的柱石，国家竟然自己把他杀害，并且杀得这样惨，而麻木的百姓还去抢吃从他身上剐下的肉和内臟，这样的朝代，这样的社会，焉得不亡?我读书至此，连恨三声该亡该亡该亡!现在，中山塔那里实际上还是明代留下的格局：衙门右手是监狱，左手是土地庙。监狱还用着，就是看守所，而土地庙已经废了，做了一辆卡车的仓库。过去剥人皮就在土地庙面前。现在不少人在开玩笑时，还有这么一句：“活剥了你的皮!”这时往往还带着很好的笑容，好像那是一件双方都会感到很有趣的事情。这就是历史在语言中的痕迹。我们的历史如此，我们还有啥话说?“有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他说，是的是的，我同意你的感慨。
范公望说，读书人一声长叹罢了。
他说，我告诉你，你们两口子在学校挨批斗的时候，我作为在场的一名观众，是看到了的，而且，你们的《现实乌托邦形式论纲》，我也是拜读了的。作为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善于抓形式，思维形式，社会形式，自然形式，甚至还有后来对经济学很重要的价值形式，也被这老头子在那时就抓住了。你们也是抓住了形式做文章啊。
范公望大为吃惊，瞪眼看着他。他说，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拿来给我看的，看过后书稿又让他们拿走了。你家里还有底稿吗?果真弄丢了很可惜，你们可以再整理一份出来，好好密藏，经受时间的考验，也可以继续研究、不断加工，毕竟是你们的心血。但你们写的，还只是一个大纲，还有待扩展和深入。你们的“形式论”，我觉得我读懂了。当然，我并没有对学生说啥，我说这是谈哲学的，我想模糊他们，我要保护嘛。但我小看了学生，他们其实也读懂了，他们读出了你们在“形式”下面做的文章，说你们写的是政治。
范公望倒抽一口冷气，问，那么，你同意我们的观点吗?
他说，你们是认为，社会主义无视以至想消灭人作为个人的存在，这就最终将被人抛弃，人将回到绝对的自私性，回到历史的正题。从正题产生反题，从反题又产生正题，而人性必胜，说穿了，也就是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必胜，这就是合题。将来，不是社会主义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是资本主义要防止社会主义复辟。你们还暗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这样从“形式”上、从人性上予以否定和批判，虽然你刚才还说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好话，你们实际上对这场运动很不以为然，视为“乌托邦”，是历史终结的最后挣扎，必将从“反题的自身”，而回到“正题的前身”，于是“作为人间正道的合题”，也就不遥远了，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真身”必然在神州重现，人将回到自身的自由的状态。我们进化太迟，中国就是新的非洲，中国人就是新的黑人，要蔑视和抛弃自己一切旧的历史，包括最为光荣其实最为错误的革命史，老老实实向西方看齐。你们的观点如此，确实有你们自己的逻辑，而且是疯狂的逻辑，五体投地拜倒在西方脚下。
范公望笑了起来，说，夸奖!哪怕你是批判我们的，也是最高的夸奖!
他说，那我就算是你们的半个知音吧，不过，我确实是不同意你们的，但我决不会仗势欺你，你也不要仗势欺我，我们只从学术角度讨论。如果你们接着写下去，就要翻很多历史旧账，就要肯定洋奴卖国也是对的了。其实，真正的社会主义不是你们所理解的那样蔑视人性、否定人作为个人的存在。社会主义并不比资本主义更不人性，社会主义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不人性中产生的，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随处闪耀着对于剥削压迫者的愤慨和讥讽，洋溢着对被压迫人们的同情心，充满着人道主义精神。社会主义是取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而改变一切压迫剥削的关系和意识形态，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马克思说，他设想的社会主义是“自由人联合体”，生产资料是公共的，以此进行劳动，产品也属于全社会，其中一部份留作公共生产资料，另一部份作为生活资料在“自由人联合体”成员当中进行分配，以供消费。这里面有一个公与私的关系，所以不但不是否认个人、个性和家庭及其个人财富的存在，这种存在恰恰是这个“自由人联合体”存在的前提，没有一个一个的“自由人”及其家庭、财富，哪有啥“自由人联合体”?社会主义社会在理论上是这样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产品社会所有，在社会成员当中进行分配，从而对于劳动的安排是有计划的，对于分配的安排是有尺度的，总原则也就是“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这并不排斥商品和市场，也并不否认个人，这些加在一起，就是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的共产主义。《毛主席语录》有一句话，说，要争取跟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这涉及的就是这个“自由人联合体”也需要世界市场，需要进口和出口，至于国内，当然也是一个大市场。现在我们每天买菜，不就是拿着货币上市场吗?工业产品进入农村，农业产品进入城市，是通过市场关系，是有价的，不是无价的。只是有个定语：社会主义市场，意味着消除资本主义市场的那些唯利是图的混乱和罪恶。毛主席还说过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局面中要有“个人心情舒畅”这一条，这涉及的就是在一切领域个人、个性、个人天地的存在。所以，你所指出、所批判的，充其量是社会主义社会实践中的某些存在问题，是你刚才说到的历史遗存，它们不是社会主义的原意和本身。比如，一九五八年发生的“浮夸风”“共产风”之类，就是社会主义原则被向“左”的极端推去，这并不是社会主义原则不好，而是人们理解有误或另有内在的计谋斗争，后来得到了扭转，产生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六十条)》这样的一些正确文件，各方面正在完善而且大见成效。但还会有新的问题新的分歧产生，不会是一劳永逸的。社会主义是在公有的基础上做事，是私有制以来前人未曾做过的伟大事业，它碰到的问题理当会是很多，遇到的反抗也理当会是最普遍最激烈的，问题还是出在资本主义的影响作为强大习惯势力的存在上，不能以这个来否定社会主义的历史进步和必然胜利。所以，你们的主张是开历史倒车，你们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范公望克服着被他批判所产生的情绪低落，竟然高兴地说，痛快!你这就是“摆事实，讲道理”，我简直如坐春风，如饮甘泉，而不在乎你的观点跟我对立，不在乎我仍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你，现在你骂我几句我都觉得痛快，甚至我可以仅仅因为你就改变我的观点!观点不同算啥，让所有的观点都见鬼去吧，人的自由，人与人的平等相处，人在这个世界上感到心情舒畅，才是最高境界!而现在，我感到，这成了最大的问题!学生竟然把老师拖上台批斗，这算啥呢?不能好好的坐下来谈吗?
对范公望的愤恨，他倒也无言以对，好像在替学生受责似的。他说，列宁在《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中有一段话这样写的：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马克思恰恰是把他一生的很大一部份时间、很大一部份著作和很大一部份科学研究，用来嘲笑自由、平等、多数人的意志，嘲笑把这一切描绘得淋漓尽致的各种边沁分子，用来证明这些词句掩盖着被用来压迫劳动群众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资本的自由。
至于啥是边沁分子，可以从马克思的一些论述中看出来。马克思说：
在劳动力的买和卖这个“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里，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马克思还说，“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平庸理智的这个枯燥迂腐、夸夸其谈的圣哲”耶利米•边沁，“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市侩，特别英国市侩，说成是标准人”，并且“用这种尺度来评价过去、现在和将来”。“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海涅那样的勇敢，我就要把耶利米先生称为资产阶级蠢才中的一个天才”。马克思太辛辣了，因为他太深刻了。但边沁好像正是你们的《形式论纲》的理论基础!
范公望红着脸说，我承认，我不得不承认。但马克思所讽刺的边沁主义其实远远没有过时，它至少还要存在一千年!现在常说要防止啥复辟之类的，我问你，一个东西它咋就会复辟过来的呢?如果它复辟成功了，那就有它成功的理由、人心的基础，说明它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你就只能接受它，完善它，维护它，巩固它，并且帮助它防止相反东西对它的复辟!哈哈，即使一个少女在无意中被人奸污了，这无意、这大意，也就是她被奸污了的合理性!如果羊被狼吃了，那就有它被狼吃了的合理性。其实，你我这一思考、这一争论，三十年代在胡适和他的朋友丁文江等人之间就真诚地发生过，情况被胡适写在《丁文江传》里面，我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别人手里看到的，胡适他们也是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胡适坚决否定苏俄道路，而丁文江对苏俄地有一半寄予希望。他们到底哪个对呢?只要用一个加法，结论就出来了，胡适是整个的，丁文江有一半，好了，就是说，作为最有良心最有科学思维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十五是不赞成社会主义的，难怪老是说要改造知识分子呢。按我们《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说法，现在苏联是“修”了，南斯拉夫“修”得更厉害，那里的社会主义正在或已经“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了，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事业眼看着不行了。有鉴於此，我们正在进行“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切，不正是说明胡适加丁文江的看法对了吗?就是说，百分之七十五的知识分子其实握有百分之百的真理，总的来说，社会主义是弄不下去的，弄到临了仍然是空想，没有啥“科学社会主义”，所谓社会主义还是一个未知数，嘿嘿。
喝着茶，双方似乎有点不愉快而沉默着。过了一会儿，他说，总之你就是不服气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范公望沉默着，突然说，你应该同意我们的《形式论纲》。他问，为啥?范公望说，因为你的情况。他问，啥情况?范公望说，你的情况，我都听说了，很不幸，很糟糕。难道我们不应当对环绕我们的、造成我们不幸的根源及其思想，有所怀疑吗?真理的信仰当然不以个人遭际为转移，但个人遭际，是有时代烙印的，因此不应该轻轻放过……
他知道范公望的意思了。他说，你实际上是要我以个人不幸为转移。奇怪的是，我的不幸确实不能算小，我在我所经历的时代里确实过得不咋样，先是过得很好的，后来很糟。不是我出了错，而是我的时代社会的某一方面对我出了错，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让我吃了苦，而是旧社会的传统在新社会的某种遗留，笼统地说，是官僚主义、很坏的官僚主义让我吃了苦。我对我们的时代社会，应当怀有不满，而且有权追问、批判它的黑暗面，希望和帮助这个社会能正确些。但这些黑暗面和错误，我说了，在理论上，它们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东西，也不是共产党本身的东西。所以，我还是不能同意你们的《形式论纲》。在没有更具说服力的真理征服我之前，我咋可能认为我原有的认识已经不是真理呢?你们的真理，在我看来，还不是更具说服力的。
范公望笑道，眼前这运动，我看就有行不通的地方，我在运动中的表现都不会是认真的，而且会是互相矛盾、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就像一个两面派，可能还不止两面，我确实成了一个大坏蛋。
他说，你不是大坏蛋，大坏蛋不会说自己是大坏蛋。那我就跟你讨论文革吧。我在家里才看了《法国革命史》这本书，一路上都在思考。所有背离人民而去的倾向，如《法国革命史》所说，那种需要“社会尊卑感”的倾向，是在“当权派”那边，实际上是要以其“私人利益”代替“公共利益”，并且是以“祖国”的名义。在新中国，这一切也是作为习惯性的东西自然地存在着。既然是习惯的和自然的，那么人民就会处在朦胧之中，甚至还会认为那是“理所当然”以至趋炎附势。这一社会矛盾可能远远没有到尖锐的程度。但毛主席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认为正好与南斯拉夫、苏联的情况遥相呼应，是有规律性的东西。于是，他挺身而出，勇敢面对着这种斗争。与其说他是在跟“当权派”们某些现实的特权过不去，不如说他更是在和他们未来的特殊利益过不去。他要保卫以前的革命成果，他表现出了革命的彻底性，这没有啥可奇怪的。
毛主席毕竟不是塞万提斯笔下的那个骑着一匹瘦马、几乎赤手空拳的人，第一，他正在利用个人的崇高威望来搞这个运动，给历史打个烙印。第二，他相信人民会理解他、成为他的力量，他也力求争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他认为依靠人民能取得胜利，正如罗伯斯庇尔说的：“我只依靠人民，只有人民是可靠的”。好奇怪，十八世纪法国革命英雄所说的这句话，每一个字都能用来给毛主席作注脚。这里面一定有一种根本性的联系，有一条历史的红线。反过来试想一下，假如毛主席从来就不曾提出这样的问题，更不曾一次又一次努力在实践中解决这样的问题，而是不闻不问，听凭“将私利混同于祖国”的人自觉不自觉地做成了他们的事业，同时假意歌颂他、让他放心;或者，这回毛主席在其高年所尽的这一努力也没有能阻止住那种倾向，一切却反而变本加利发生了，一切将是如何?可以说，当这种情况演变到一定的尖锐之时，历史则可能重复从改良到革命的老路。对于这种可能的反复，毛主席是早已指明，并且多次提醒。
据我所知，口号喊得震天响的造反派们，实际上很有些悲观的思想情绪。这说明运动把他们投入这样重大的实践，作为要完成的任务，是这样巨大艰难，又是这样欲罢不能，希望几乎渺茫。一个巨大问题的解决，是历史的和世界的，它不可能凭着一个国度的一次政治运动，获得十分的和圆满的成功，也许有一分成功就算很好了，也许只要能这样不计成败地进行了一回，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它只能提供出理论、经验和思考，包括提供一些并不美妙的教训。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保障，当然并非一蹴而就，但文章已经破题，经过这一运动所体现和提出的原则，将成为历史的深刻记忆，这大约就是毛主席的一种战略意图。毛主席不是形而上学地认为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种发展前途和可能性，当他说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时，他在理论上经过了多少次的一正一反的论证，包括你所说的一切，他一定都考虑过多少次的。
毛主席七十多岁了，可以说，毛主席因为这个运动，无论咋样，就最终地完成了他自己。但显然，如同马克思所说，他简直是“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己。那些从前信服他、尊扬他的，现在已经可以怀疑他、反对他、贬损他、仇恨他。只有历史，会更深地把他铭刻在自己永不风化的岩石上，只有人民，会把他永远铭记在心灵的深处。
文革作为历史运动，正在进行着，充满较量和痛苦、失望和希望。将来，只要某种社会矛盾依然存在，使它发生的条件依然存在，它就可能再度被讨论。但如果作为历史前提的矛盾和条件消亡了，真正时移事易了，它就将成为挥手告别的历史。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提出自己时代最重大而有前瞻的课题，并且付诸实践，尽力地把握它，使之完成到它可能达到的程度。伟大人物不可能永远主宰历史，只有他的思想精髓和内在精神是永恒的，而他具体所做的，虽然在要求上尽可能十全十美，在实践上却不可能十全十美，因为有对立面的斗争，还因为群众的觉悟与水平参差不齐。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句话多么彻底，这就是真理的品格，可以用来理解我们现在所谈的一切。
范公望举起双手，说，讲得好，我确实几乎要被你说服了。看来，事物自身是在肯定与否定这样的两面性中存在，肯定是世界的本质，否定也是世界的本质，这两面推动了世界的前进，两面性是最正常的现象，所以我是两面派。难怪外国作家说，世界是荒谬的。哈哈!
他笑道，这方面我倒可以为你提供一个有力的理论根据，《资本论》好像就说过“通过荒谬的形式呈现”这句话。我想这有道理：比如，战争作为人类自相残杀的现象，无论如何是荒谬的，但即使是赶走侵略者这一最正义的战争，也不得不是人类与人类之间的残杀。整个人类已往的历史都可以这样看，是在荒谬的形式中过来的。在某种意义上，真正合格的人类，和真正合格的人类社会，还是将来的事，那时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将真正走到终点，在现在的历史意义上说，从那以后才再也没有历史。所以，我们现在的世界……
只能是荒谬的!荒谬就是历史的存在方式。文革是客观存在的，不管你咋赞成文革，它也不能不是荒谬的。同样，不管我咋想否定文革，它也不能不是现实的。你我通同处在荒谬之中。“斗争”是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最主要的荒谬形式。它的极端就是国内战争和世界大战。组织性越高的“斗争”就越是荒谬可怕。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第三等级的一方也罢，王朝或贵族的一方也罢，他们都处在历史的荒谬之中，不管多少人为哪一方写出了多少赞歌，后来的人们总是要问：为啥要用断头台?为啥一定要这样残酷?但后来的人们总是有一天又会程度不等地再次坠入这种荒谬之中，断头台也许不再使用了，剥皮酷刑不再用了，代之而起的却是别的残酷的形式。我们的“人民江山”，是通过三大战役，在血与火中诞生的。历史就是无数荒谬的堆积，真正的作家就应当对世界具有荒谬感!
不用多久，时间就会证明我的《形式论纲》是一种预言，预言一种荒谬将要谢幕，另一种荒谬将要登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老话不是随便说的，是有大智慧的人说的，这人道出了天机，天机就是人机，就是因为人的寿命平均只有这么长，所以三十年为一思想反复。如果人的平均寿命短一倍，就会是十五年河东十五年河西，反之，就会是六十年河东六十年河西。世界永远按照正题，反题，合题的次序，周而复始。既然如此，那就不会是一种理论主宰天下，就会继而有相反的理论主宰天下。相反，再相反，又相反，所谓螺旋式前进。这不是很符合马克思主义吗?一阴一阳之谓道，一反一复道之动，何必死抱一种真理，不承认还有另一种真理呢?真理将轮流坐庄。一九五七年一些人物主张的“轮流坐庄论”不错!所以在美国，资产阶级干脆把这一点体现为政治制度，既有民主党，也有共和党，既有参议院，也有众议院，一是便于争论的展开，二是使争论文明化、集中化、条理化，而不是诉诸街头。对社会主义，我也不是不赞成，它既然被历史提到桌面上来了，而且在一定范围实行到了今天，说明它已经具有现实意义，它将用它的荒谬主宰世界。但我更赞成各种经济形式、生活形式共存同在互相交流，才更有意思更五光十色!那么，社会主义也就不要在多数的借口下施行压制，这是可以思考的。
他说，如果社会主义还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自由，人们还要它做啥?它理当在民主自由方面继承并推进以前一切优良传统，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做到的那些方面。正如列宁所说，“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是民主主义革命，自由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西方资本主义光靠国内发展，是不会有现在这么富有的，几百年来，它抢掠了世界财富，用战舰加贸易来实现，鸦片贸易就是他们的好品德的表现，这个不会改变的。日本人向西方学习的头一条就是做强盗，直至跑到中国来建立“满洲国”，用南京大屠杀来表示它的“大东亚共荣”。日本人的这种“自由”，中国人应当接受吗?日本大约想做成英国的梦，要把中国变成它这个岛国的殖民地。美国、日本，还有老牌的英国等等，将来一定要向人类检讨、懺悔!那时你所侈谈的“自由”也许才真正有点眉目。
范公望说，听你说话，你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呢，共产党重视你吗?
他说，那是另一回事，我们是在探讨真理，与我有没有参加哪一党，或哪一党对待我如何，是无关的。任何一种新鲜的观点我都感兴趣，但你们的《形式论纲》没有能说服我。我看你属于马克思多次批判过的蒲鲁东主义，也就是“把商品生产看作人类自由和个人独立的顶峰”，认为“联合的坏处多于好处，它是束缚工人自由的锁链之一，它是空洞的信条，违反节省劳动的原则，只有竞争、分工、私有制是有益的经济力量”，但另一面，又想用这种所谓“永恒的商品生产来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实际上是驼鸟式的对资本主义视而不见，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因为资本主义正是从商品生产中产生的，所以蒲鲁东主义是不要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是掩耳盗铃，是羞羞答答，是自欺欺人。我敢说，如果从中国的现实退回去实行资本主义，首先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再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腥历史。
啥?咋会?范公望似不信。
他说，你阅读不细。发表于两年前的中共《九评苏中央公开信》就列举过这方面的例子，就在第二段“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它举例说，苏联一些人怎样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怎样成了所谓新的企业家，厂长怎样有好几个老婆、好几辆汽车、好几所房子，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这些人又如何跟国家机关人员、司法人员勾结，并且有高级干部庇护;集体农庄也是如此，那里的负责人，相当于我们的农村大队党支书吧，能使全村处于恐怖之中，集体的职务都让他的亲友担任，把农庄变成了私人领地，真是比地主还厉害，这些人又与城市里的那些新的企业家之类的联成一气，城乡结合，大赚其钱，并且收买保安人员、监察人员、稽查人员、巡视人员来为他们服务。这些人同工人农民的关系，已经变成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另外，在社会上，私人企业、商业投机也发展起来，与前面的这部份一起，形成资本主义复辟的生动图画。在文革之前两年，《九评》早就这样深刻地写到过。
范公望说，这情况还不会是苏联社会的全部吧?
他笑道，你的心倒不黑?你还要全部?如果上面的路线进一步顺着这种情况，那变成“全部”的速度就会很快。中国早就把这情况看在眼里，搞文革，就是认为中国要坚决遏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南斯拉夫呢?范公望问。
他说，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改造先是不彻底，后是培植和发展私人资本、私人企业。它的所谓全民经济其实是铁托集团为代表的官僚买办所有。它的农村基本没有触动富农经济，后来又解散合作化，实行土地自由买卖、自由租赁、自由雇工，结果当然两极分化。在国际上，南斯拉夫成为美国的附庸和别动队。就是说，南斯拉夫本来没有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多少，已经前进了的，还大踏步后退。他们实际上是建立新的更严密更残酷更虚伪的剥削压迫制度，并且归附西方，终将失去民心，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是中国的看法，于是爆发了大论战，两三年之前的这场国际共产党之间的大论战，可以说是现在文革的先声。
老郁，毕竟你这都是从《九评》上来的，我们没有亲眼见过。
虽然没有见过，从事理上听听该是那么回事。你们的“形式论纲”，还差着一半，现在是光有理论，没有具体。要有方案，还要分为若干步骤，每一个步骤应当有怎样的口号与提法，等等。这也是一个不破不立，破中有立的过程，只不过方向相反。你大可把《九评》所列那些情况反其意而用之，至少再写八万字，你这部大著就完整了，前一半是理论，后一半是具体方案，你就成了一个“黄石公”，而等待着张良出现授书与他吧。哈哈哈，信口开河，务请海涵!
范公望说，惭愧惭愧!真理越辩越明，你实际上补充着我，我也补充着你，加起来确实就完整了。丢下这个，我来谈谈你的学生史宏，还有宗进庭，行不行?他说，可以可以，换个话题也好。
范公望说，史宏在学校里第一个写出大字报，指出逮捕师生是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并且领头静坐市委，把你从监牢里救了出来，这不是不需要勇气的。他说，是的，我很佩服。这次运动，就是学生冲在前面，老师跟着学生走，学校成了学生的天下。真是造反了。但老师看到学生思想活跃、生龙活虎、以天下为己任，该是欣慰的。
范公望说，但是，你注意到没有，现在的史宏，虽不说已经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至少也转了有一百二十度。要不然，他就只是《十六条》说的“勇敢的闯将”而已。
你说的就是他成为新思潮派，跟以前的激进造反告别，走上中庸的明哲保身之路。想来这也正常。从自由的“形式”上说，史宏是无可非议的，而从内容上说，那是另一回事。我不想加以评论，我只是一个观潮的看客，虽然不免被狂风恶浪打湿衣衫，但我不会跳进浑浊的水中。
范公望笑道，你表达得真好，不过我估计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只看到无形，你不了解有形。跟你说实话，我跟迫害你的人，就是宗进庭，有一定交情。我在学校里是支持学生造反的，我也可算是一个很早的造反派，我老婆就是学校里第一个贴领导大字报的人，比学生造反还要早些，可以算是朝阳初中的、以至于亭州的聂元梓。她受到资反路线压制，是我鼓动学生造反，而让她得救的。
他听了，说，你们真是“战斗的爱情”啊!
范公望说，不幸的是，后来曹校长自杀，虽然“未遂”，但毕竟是自杀，而且千钧一发，真是怕人。这跟我们并无直接关系，但我们多少是有点责任的，我们有懺悔之心。后人如果谈到朝阳初中这一段校史，不知将怎样看待我和柳春芳。至少，曹校长的亲人对我们是永远不会原谅的了，我们也无法求得他们的原谅。这就是运动。它造成人与人之间的裂痕，无法弥补。还是那句话，历史是荒谬的。
我从宗进庭谈话当中体会到，他十分痛恨史宏，如果真的有“秋后算账”的一天，他非得让史宏穿小鞋不可，就像对待你那样。当然，作为造反的我和我的老婆，本来也在他的痛恨之列。如果不是我有意接近他，取得好感，有朝一日，他会有办法来把我们一网打尽，永世不得翻身。我想这也没有啥可奇怪的，一切都在人性之中，一切也都在历史上有过无数先例，太阳底下并无新鲜的事物，只有荒谬而已。
人因为其地位、天赋、经历的不同，而所具有的人性有所不同。所以我越来越重视人性这东西。所谓阶级性，其实也是人性。“性相近，习相远”嘛。生来一样，后来有阶级阶层地位的分化。从人性角度，我知道宗进庭也是可以沟通的，我就跟他沟通，果然也就沟通了，所以我具体知道了他对造反派是多么的仇视，他从我也增加了对群众的了解。闹静坐那时的史宏作为一个造反学生的内心情况，就是我告诉他的。我并不真的是两面派，我有我的想法。
他说，你有你的《形式论纲》嘛。
范公望一笑，说，你开始挖苦我了，但现在找个能挖苦我、挖到痛处的人，也不容易。昨天傍晚，我秘密地到看守所里去看望了宗进庭。你感到吃惊吧?我还以为我这是很勇敢而独特的，其实，宗进庭告诉我，到里面去看望他的人可不少，当然，都是秘密的，外界毫无所知。去看望宗进庭的人劝告和安慰他最多的一句话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对我说，这个道理，其实他早就想过了。当然，他如果想不到这一点，他还是宗进庭吗?他对外面的大势了如指掌。我去了以后，心里立即更加认为，我去看望他，是对的。如果这有投机之嫌，这投机也投对了，投对了就是对了。我是不是去看望他，对他并不重要，对我却很重要。问题的复杂性这就显出来了。但我并不是有意做投机分子，我只是从人之常情出发。他坐了牢，我应当去看望他。如果他永世不得翻身了，我更应当去看望他。我和柳春芳的结婚证还是通过他办的呢，真是荒谬。但由此我也想到，政治投机在这个运动中必定是隐蔽而大量的，却不为人知，哈!
这就要说到史宏了。狱中的宗进庭带着恨意说到史宏，我就把“一月风暴”之后造反派发生分裂告诉他，说明史宏已经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化，至少已经转了一百二十度。宗进庭听了沉默着。但这一情况好像立即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他对史宏的恨意。他当然还不能就这样立即认可了史宏，他心中发生着一种矛盾。我说，也许我可以让史宏来看望你。他尊严地说，不要。
他听着，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说，你这是何必?
范公望说，我也不知道我这是何必，但当时的情势让我立即提出了这个建议，说明这个建议有它的合理性呀。我只不过是在搞社会试验，试试能导演出啥来。运动初期我导演出朝阳中学的一幕，我获得了一种做为导演的信心。编导们能在舞台上让不可能结合的结合起来，让不可能分开的分了开来，设计了不可思议的转化，他们是掌握转化的哲学家。史宏、宗进庭，我要让这两个对立的看上去不可能走到一起的走到一起去。人物是现成的，也早已冲突起来，现在我要让他们转化为握手言欢!
他的心怦然一跳，他听范公望说下去。
对于让史宏去探狱，宗进庭虽然板起脸没有首肯，但我认为他的内心仍是有接纳史宏的可能性的。如果史宏恭恭敬敬地去，宗进庭就不会拒绝。他们双方有一种心理的需要。我到你们学校去找到史宏，我说我有重要事情跟你谈，他就领我一路走进西南角的小花园，那里翠柏阴森，竹林环绕，寂静异常。原来你们医校的解剖室就在那里，一间密封的大屋门上一把大锁，牌子上两个字真吓人：尸库。小路久无人走，长满青草。小花园能藏人，也可以在竹树的缝隙中一眼发现远处走来的人。我说你咋把我带到这么可怕的地方来?史宏说，这里谈话最好。确实，那是个秘密谈话的好地方。
他说，那地方我只在散步时去过一回，后来再也不去。据说那里一块花圃下面还深埋有十几具尸体，目的是让其腐烂干净，取出来做骨架。学校里有个善于做骨架的老师，所以就带来了这个项目。全国需求骨架的单位不少，那东西是教学必需，摆在一定的地方显出科学的气氛。但制作周期长，数量有限，供不应求，从尸体的来源，到埋下去，都很神秘，毫无惊动，一般人也避而不谈，不去打听。
范公望张嘴“啊”了一声，史宏这小子，就把我带到那么个地方，他倒不怕!
他到那里上学，就是学医的么，无所谓了。有的学生能一个人呆在解剖室里对着一个真真实实的脑袋做专业研究，用过以后再送到药水里去。那里，尸体躺在药水池中，像活人很随便地躺在浴池里一样，而且照样有曲线美，只不过是睡着不动的姿态。
啊哈，我真是少见多怪了。那天我就开门见山，问史宏想不想见一下宗进庭?他问我：啥意思?他问我这话，等于已经明白了是啥意思，他是绝顶聪明的，但这层纸要由我来给他捅破，他反而把架子端起来了。我不跟他计较，我说，我今天就特地为这事来的，我认为你现在很有必要去跟宗进庭见一面，这对你很重要。见面时你首先要有小学生的态度，是晚辈在长辈面前应有的样子，是关心的和同情的，而不再是一个造反学生领袖。他在里面是知道外面的情况的，知道你们闹了分裂，所以他对你的看法实际上已经在转变，这时你去看望他一下，他对你就消除隔阂了。他在里面的时间，我估计也不会很长，马上不是要军管吗?那就是要恢复一些起码的秩序，整个运动已经在“收”，市委的一个常委关在看守所里这件事，军管的方面不会不研究，总不能老是关着。你不趁这时候去看望一下，说不定机会就失掉了。这时去看望一下，比以后检讨一百句还重要。人的头有时要昂起来，有时要低下去，不会低头的人不懂政治。
我想不到史宏回答得很快，他看着我，说，感谢你来向我提醒。怎样去看他?我说，我安排，晚上你在家里等我。你跟宗进庭单独交谈，我回避。他点头，要我保密三十年。这小子智力过人。我答应了他。不过，我只告诉你一人，连柳春芳也不知道这事，没有必要让她知道太具体。我知道你是不会说的，因为你对这些不感兴趣。
他笑道，不胜荣幸。不过，我最关心历史人物的动机，比如，史宏愿意听你的话去看望宗进庭，他的动机是啥?这跟他以前的人格是如何统一的?
范公望说，当然是统一的，是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世界之后，在新的历史关头，重新作出了选择。他迅速懂得了很多道理，他的原初的民粹的东西，永远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永远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大多数人永远处在下层，这是天经地义，哪有绝对平等的社会?政治家总是把无产者的乞食袋当作号召的旗帜，用乌托邦的幻想充当他们的精神食粮，让他们充当炮灰。聪明的他何必坚硬到底?他已经冲杀到这样的地位上，退也退不下来，他得为自己做些考虑，求得一个好结果。他需要“曲线”救一下自己了，而不能再直线往前冲;他需要低头而后才能抬头，如果简单地一直地把头昂着，将来就要长久地低着了。经过运动，他反而认清了方向。他对自己作出了最重要的调整，坚决地分裂了出去，而且这不是他一个人，他及时跟上了一种新的潮流，这股潮流是从北京的大学里传来的，一切由潮流负责。他和陈安国他们在向世界说明分裂理由时，实际上表明了他们与从前划清了界限，就像洗清了自己的“原罪”一样。能这样分析的人不多，也许只有我，但能这样感受到的人是很多的，所以那些坚持原来立场表示“一反到底”的造反派工人学生，就对他们这样的人十分痛恨，称之为叛徒。但胜利属于谁呢?对于我来说，谁上历史断头台，我都无所谓，属于我的胜利是在他们的胜利与失败之后。现在我暗助史宏他们获得这一胜利，是我的历史使命。不管怎样，我也是历史的斗士，现在还没有人知道我的隐身存在，只有你。哈哈哈!
他不是汗手，但手心不觉有些潮湿了。范公望深深刺激了他的一颗平常之心。
我说得对吗?你同意我的分析吗?
你分析得完全对，你的逻辑可能将完全吻合历史的轨迹，我们已经说了，历史是荒谬的。不过，我不能像你这样感到快乐。在这个问题上，你能这样快乐而有信心，而我总有些挥之不去的悲哀。
范公望说，这说明你有人民性或者说是民粹性。其实，最不足为凭的就是人民这二字，其实人民永远只是漂亮的借口。这也是我的内在的政治历史观点之一，加上你所说的蒲鲁东主义、边沁主义。说穿了，我反正是不赞成啥社会主义的。来自北京的一本思想资料，汇集了某人的言论，我看了感到他很了不起，他所主张的，确实是另外一套，最代表现实，也必代表将来，我拥护。
他听了无言。他问，那么，陈安国的情况呢?
范公望说，陈安国不当“红旗派”的头头了，在厂里他也不再是主要头头。他们内部作了大调整，由一些新面孔组成了新的头头部，这些人在出身上三代查不出问题，本人起码是中专毕业，有几个人还具有中共正式党员或预备党员。这样的头头部，对参加“三结合”比较有利，是一种有远见的调整。你可能会问，谁出的这个主意?谁有这样的调整能力?陈安国咋愿意的?我告诉你，据我所知，确实是有人能让那些人听话，陈安国即使不十分愿意，也不行，在那里面他不可能再发动一次分裂。我路上遇到他时，对他说过，“急流勇退”也好。他大眼睛往天上翻翻，对我点了点头，没说话，可能有点抑郁。但他其实已经体会到了一种解脱，只不过略有些空虚、惆怅。
他笑道，你也深知情感的“形式”呢。
范公望说，那当然，柳春芳不就是我这方面的成果吗?
时间已经不允许再交谈下去，至于史宏如何夜晚去看望宗进庭，似乎也不必听了，范公望也不会说，就任其湮没在历史的浑水中吧，在这一点上，他们也处在相同的感觉上，保持着一种“形而上”的品位。范公望同样兴味已过，似也觉得累了，于是两下告别。他几乎是强人所难地跟范公望借了一本书，一九三八年上海复社版的《西行漫记》，他再三保证完璧归赵。唉，文人就这点小气。
回家路上，他不无痛惜地感到，史宏在他心中已经远去，以至于面目模糊。他不想再见到这个学生了。可是史宏对于他是很重要的，他不愿意忘记史宏为他所做的一切。这令人有点伤感。
乔丽还没有回家，他捅开煤炉，准备弄晚饭。一边就无聊地在桌上丢起一枚铜钱来，丢了六次，用笔记下，得出一卦，一查《易经》，是“无妄”卦。他猛然想到“无妄之灾”这句话，心头一惊。
但《易经》却认为这一卦总的说来是“元，亨，利，贞”，吉利之卦，只是有个条件，就是如果行为不正，轻举妄动，就会有灾难，不利于有所作为。反过来说，只有守正，才能避灾，才能得到吉利的结果。这些话似乎“唯心”，但似又有一半的真理。往下看，《易经》又深入一步说，灾难是随时会有的，不要以为总是好事在等着你，一方面你正心诚意、不轻举妄动，就会好，另一方面即使你心诚意正、并未轻举妄动，也仍然可能有麻烦，这就是“无妄之灾”。这就说得客观、唯物些了。是说世界并不总是有序的，并不总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就是那另一半的真理，是人们往往不愿承认的，而《易经》却能直面这种严酷的事实，坦然面对，给取了一个词“无妄之灾”。
这样读来读去，到最后，《易经》其实没有给你一个确定的答案，只是给你提供许多不确定的可能，启发你的客观、辩证思维，让你能看到事物的正反两面，估计到好坏两种前景。
《易经》给出了六十四卦，每一卦里又有六种情况，以说明天上人间的规律性的东西，真有包罗万象、应答如响之妙。《易经》作为哲学的诞生，而且如此深刻、成熟、丰富，早于古希腊哲学六百多年，至于十九世纪的黑格尔更是晚辈后生。而《易经》思想的诞生，可能还要往前再推几千年，它不会是截然地在某一天突然产生的，它只能是前人成果的总结和提高。《易经》不承认任何一成不变的东西，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是人类最古老唯物辩证思维的一个突出代表。
思考到此，有打通古今、洞察幽微之感，心情畅快。从范公望那里带回的半肚皮闷气，一扫而光。
晚饭时，他把刚才打得“无妄”卦之后的所学所得，比划着讲给乔丽听。
你想写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吗?
不写。
对!啥文章都不要写。
乔丽跟柳春芳在功名心上是不一样的，虽然她们都是女子。她更爱乔丽的这种淡漠平常之心。乔丽在出事之前原就是这样的，从来没有在这方面要求或期待过他。看来，从劳改农场回来后，乔丽对于文革，已经有所体会了，采取了小心谨慎的、保守的态度。
幸福跟幸福是不一样的，而不幸跟不幸大体一样。托尔斯泰的那句名言似可以这样颠倒过来说。
第八章 有惧
郁平与乔丽欣喜地看到实行军管，心中又转而产生了某种恐惧。
一
一九六七年三月下旬的那几天，他这个名叫郁平的微不足道的人，又一次经历了自己似乎能够理解、而又难以接受，虽然难以接受、却又能够理解的惊涛骇浪。那种主动投进历史波涛中去的人，是多少想要去改变历史，或是想投机其间，总之他们乐意如此，他们的感受，跟他将不会相同。
张大同派一个小伙子把第一期《红色造反报》的材料送了来。那小伙子中等以上身材，清秀、苍白，和气善良，但在神情态度上，有点低眉顺眼、不能正视，这是出身寒门、性格卑微的形迹，还可能不是一代人留下下来的。离开时，小伙子低了头走着，显现出一种历久的自卑和柔弱，但忽然有所努力地要让自己抬起头来似的，姿态却不很自然，身子有点歪着前行，也就走远了。他问出小伙子是木雕厂的雕刻工，那当然是很小的工厂，只能是“小集体”性质的。小伙子说他刻的山水小屏风，在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很好卖。木雕上能找得到他的名字：汪国维。手工艺品旁边就是出口机床，我们手工业小厂也跟重工业大厂一样能为国家创外汇，工人们感到自豪。谈起广交会，小伙子说，广交会一九五七年开办，出口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解放牌汽车。他说，你比王国维只多了三点水，你知道王国维吗?小伙子说，在鲁迅的书中晓得有这个人，是个大学者。这回答使他十分高兴，他很喜欢这小伙子并且记住了他的名字。
小汪临走时问他啥时候能好?他说，我马上就弄。其实，他是巴不得赶快脱手的。小汪说，我天黑以前来取。他说，要不了到天黑。小汪很满意，就走了。
他把门关了起来，对着窗户坐下，面对着那一叠稿子，仿佛要责怪自己当时咋就终于接受了这一可怕的任务的。他想象到了一切的后果。倘若有朝一日真的跟造反派“秋后算账”起来，他这个为他们办报纸的，将要遭到怎样最沉重的打击!好像有一种不成文的、不言而喻的、天经地义的道理：最恨的不是那种“大老粗”，而是这种有文化知识的人……
是的，韩非子早就指出过，“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乱法与犯禁相比，其害不知要大多少倍。而他，到时咋辩白说自己只做了些技术性的工作，大约也还是绕不过去。他确实很后悔。他刚才狠下心来，不顾情面，不守信诺，找个托词不接受，一推也就推掉了。为了不做一个食言的人，为了自己的一种心软，还似乎为了一种同情和报答，他也就拿起稿子看了起来，一面觉得就好像明知深渊，却眼一闭跳了下去。
他虽然只负责技术方面的工作，但总得把稿子内容看一看，这才能决定咋安排版面，要不然，仅凭篇幅字数划版，一张报纸出去，肯定会有版面的混乱。而且，报纸既然经了他的手，他又怎能不看内容呢?万一有不当之处，日后他能说没有责任吗?
他是拾了一个烫山芋在手上了，丢不掉，还要吃下去。好在乔丽到厂里上班去了，到晚上才回来，要不然，乔丽知道了会说啥?肯定要责怪他欠考虑，至少很为这事担心。他不能让乔丽知道这事，他还是尽快把这活儿干掉、送走。
这第一期的主要内容，看来是宣传中央文件。谭向东读过的那份中央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当放在头版头条，占据左侧，题目竖排，用大字、红字。《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并列头版头条，放在右侧，题目也是竖排，文章较长，转到第二版。《红旗》杂志的第五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放在第三版。“本报评论员”一篇大文章《回顾与展望》，放在第四版。三版四版的多余空白处填以两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报导，还有一篇对口词《枪》，一篇小故事《归队》(写一参加保守组织的工人兄弟如何地觉醒的)，版子也就排满。
他把“本报评论员”《回顾与展望》仔细拜读了一遍。用两条路线斗争这条线索，把亭州文革以来的总体情况、大小事件，理得很清楚，其中还提到“逮捕两名无辜师生的医校事件”，是“资反路线在亭州的突出表现”。他盯着这条与己有关的记载看了好久，想把它删掉，或者想让它表述得婉约一些，但终于是没有办法，只好把它放了过去，因为它说的是事实。在文章的“展望”部份，表达了对前途的信心，对人民解放军的期盼，隐藏在这种正面表达出来的信心和期盼下面的，就是前天那次“工红”头头会上的思想和心情。文章结束以独立一行写道：“这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大搏斗。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好像把所有的力量和千言万语都凝聚这两句中了。他估计，这文章肯定出于张大同之手。这位青年工人的思想水平、文字能力，都很强。
送来的材料里，竟然还有十多张划版纸。他也就在划版纸上最终完成了任务。这是一件不算费难的工作，让张大同做，当然也能完成，并且差不多也是划出这样的一个格局。但他们是认为他总要做得内行一些的。他赶紧把这些材料收好，连同没有用完的划版纸，都卷在一起，用旧报纸包了封好，拿在手上，给“工红”送去。他不必等小汪来取，他不想让材料留在家中，甚至那些空白的划版纸。
他拣了小路走着，所幸并未遇到熟人，想不到大白天的他自然而然就走进“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了，设在原工商联里。走过一个横长竖短的天井，首先到达一个能容不少人的会场，一排排的长椅，并无会议，只有少数工人或坐或站，在谈他们的话，也并不注意他的到来。穿过会场，他往里走去。里面有一个院子，长两棵很大的桂花树，有一座太湖石假山。迎面是办公楼，两层，有几十间房，很讲究的小青砖砌成的，墙上爬满青藤，绿油油的一片，已经把上面的窗户都包围了。他找到楼梯，上了楼，一眼便看到“工红宣传部”，正好见到小汪从里面出来，但有几个人跟小汪激动地嚷着，坚持着他们的啥要求。他站住了，只等把手中东西交出，就好离开。
不料，小汪却指着他，对那些人说，正好，郁老师来了!不信，你们问郁老师!稿子是早已定好了，插不进去了，而且……
那几个人就丢开小汪，对他嚷着，你就是郁老师?我们早就晓得你!报纸是在你手上编?我们有一篇重要稿子一定要发!说着就把一篇东西塞到他手上，你给我们看看!写的全是事实，很重要!
他不知道该说啥，这真是没有想到。小汪挤过来，推开那些人，从他手上拿过他们的稿子，塞回给他们，说，你们不要跟郁老师闹，他不负责审稿!
小汪这句话顿时成了一种提醒，他忙说，我不负责审稿，我只负责版面技术工作。他忙把手中那个纸包给了小汪，说，都弄好了，都在里面。小汪就举着那纸包对那几个脸上激动得红红的工人说，看，都编好了，马上就要送排，除了张大同，谁都无权改变，这不是硬闹的事情。下一期再说，行不行?
不行，让我们看看，让我们看看!为头的两个工人却提出这样的要求。别的人也就附和，一定要看编好的稿子。小汪郑重地说，你们不要动手，由我给你们看。那些人一愣，立即答应了，并且就后退了一步。小汪就把那纸包打开，一份一份给那些人看，并且说，文章位置都摆好了。主要文章都是中央精神，次要文章都是有特别含义的，一定要发在第一期，明天就要出报，事关大局，不能改变!
那些人通情达理，互相看看，说，好吧，我们去写大字报!走!
小汪说，我看你们等一等，这个大字报现在不能写!
但那几个人一阵风地走了，剩下他和小汪。小汪对他抱愧一笑，说，工人就是这样。他们的稿子根本是不能发在我们这个报纸上的，他们把矛头指向部队了!
啊?他吃了一惊。
小汪说，驻亭部队还没有出来支左，但也快了，这是关键时刻，再有理由也不能写这种大字报。部队有没有偏向，现在还不好说，我们要冷静、要争取。
小汪这话是有政治头脑的，但他不想对此说啥，他含含糊糊点个头，说，稿子就交给你了，我回去弄晚饭了。小汪说，刚才我正要到你家去，谢谢你给我送来，节省了时间，我立即就到我们的印刷所去，刘济武说那里一切都准备好了。报纸要赶快出来。小汪说罢跟他握手再见，就急忙往回走，大约是到办公室里还有点事。他也就赶紧掉头下楼，离开这是非之地。
一路上，他不免把经过他手的报纸内容在头脑里又过了几遍，反复认定是没有问题的，似乎才完全放了心，但终于还是觉得做了一件让自己悬心的事情，不免懊恼。他不该跟江进海林集走，不该旁听了“工红”的头头部会议，不该接受了编报纸的任务，不该真的就编起了报纸。他是早就想到过这些“不该”或“不能”的，但事实上还是跟去了、旁听了、接受了、做过了，这不是“陷进去”了吗?这正是他的弱点，他拉不开情面。他真佩服那种遇事能拉得开情面的、很死板的、能决断的人。他犹犹豫豫、模模糊糊，后果真的到来的话，那一定是不容分辩、毫不客气的呀。这一切，他全知道，他全想得到，可是他还是照着不该做的做了。他把自己弄进了浑浊的水中。
乔丽已经回家，正在家里忙着。见到乔丽，心就往下一放，似乎他原来是不放心的。但乔丽对他的关注看来也不亚于他，问，你有啥事去的?他说没啥事。乔丽说，你有心事，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这令他心中暗惊。是的，所担心的事情虽然还没有发生，也许不会发生，但内在的焦虑却是很大的，大约不觉都反应在神情上了。
回头再跟你说吧。他跟乔丽没有啥可隐瞒的，他打算告诉她;但小屋就这么大，门外随时都有人走过，说话似乎都不便了。那就等晚饭以后跟乔丽去散步，把一些事情告诉她，包括以前从来没有说过的老家的那些可怕的事情。饭碗才丢下，小汪来了，自行车一停，站在门口，压抑着气喘，说，郁老师，还要来请你。他忙用手势制止住小汪往下说，走出去，把手放在小汪肩上，走出几步，低声问，啥事?
小汪说，我来带你去校对、清样，真是麻烦你了，要开夜车。
这是没考虑到的，还要亲自到印刷所去，而报纸起码校对三遍，才能清样，都是中央文件、中央社论、政治文章，不能有一个字的错误，需要特别仔细，也确实应当是他的责任范围。从时间上看，半夜能弄好就算是快的了。这跟他当初想象的不一样，当初只把小样送到他家来，让他不为人知地在家里完成工作，现在这简直是要他完全跟他们一起“战斗”了。他犹豫着，甚至不快着。
小汪感觉到了他的心情，说，两个排字工，现在又找了两个去，正在抓紧排字，工作起来是很快的，张大同也去了，让我来请你。无论如何，请郁老师帮忙。
他的心又活了，他又不忍心不讲情面了，他做不出那种死板的样子来，他只有继续走进浑水里，毕竟这也不能算是掉进黄河洗不清，他确实只是做技术性的工作，而他们也不是在做啥不好的事情，况且内容主要是宣传中央精神。
他答应了小汪，于是走回屋里，跟乔丽说，我还要去有一下事，可能时间很晚，要到半夜。你安心睡觉，把门关好。乔丽那一双黑眼睛望着他，好像在推测他是去有啥样的事，但终于是理解的，也是放心的，她不反对他去尽自己的义务，至于这里面好像多少要有一点勇敢和神秘，那也是正当的和值得尊敬的。乔丽说，你去吧。
小汪在他身后，不免观察着乔丽的神情态度，大约竟起了一种敬意和感动，对乔丽鞠了一躬，说，乔医生，你放心，我一定负责把郁老师送回来!
小汪让他在后座上坐好，然后推动自行车，稳稳地做了一个前上车，把车子踏行起来。
小汪带着他，穿过城市街道，骑向郊外，骑了好远，到了一个大工厂的围墙外面，就是重型设备厂了。立即就有一种实实在在的工业的氛围有力地裹挟了他，使他自愧平日处在虚无不实的“精神活动”之中。这里就是接纳乔丽当厂医之处，每天有一千多工人在这里上班。他心里起着一种亲切和感激之情。下了车，小汪跟门口说了一声，就带着他往厂里骑去，而道路却也宽大好走，两边绿化杂以高树矮树与花草。他们显然来到了工厂深处。一大片空地，长着大树，只有两排简易平房，有两个窗户里往外透着强烈的灯光，将外面的黑暗辟出一片光明。小汪说“到了”，就向那里骑去。
他们走进雪亮炫目的灯光里，张大同正在看一份小样，立即从坐着的地方站起来迎接他，握住他的的手，说，郁老师，难为你了，我怕我们来不及，所以只好请你来!他说“不要紧”，问，小样有了吗?张大同说，边排边校，边校边排。他看到，有四个中年的工人正在紧张地工作，稿子拿在手中，在铅字架子面前熟练地找到字，并且放进手中的小木盒里，那就是在排字了。而所谓印刷机，就是小机，一般只用来印刷文件、报表、票据之类的。印刷是要将纸一张一张地放上去、又一张一张地拿开去。如果套色，印刷次数就相应地增加，是很麻烦的，然而也只好如此。屋子里是他曾经熟悉的印刷厂的味道，那是铅字、油墨、机器、汽油、机油、纸张、用脏了的纱团发出的混合气味。
他对张大同说，让我来吧。张大同说，《回顾与展望》排出来了，我再看看有无修改的地方，看过后，请你再给我看看。说着就给了他两纸，是文章的前面几段，已经用红笔略有增删。他也就坐到桌前，工作起来，他主要是找错别字，当然，也得留意有无病句和欠妥之处。报纸既然经了他的手，他也就不能睁着眼睛把那种问题放过去。
就那样，他在那里审阅着一遍一遍打来的小样，实际上是把即将印出的报纸重复看了多遍，真是一种既枯燥烦心又不能马虎大意的工作。小汪和张大同有事离开了，让他一个人静静地做他的事。到最后清样时，已近十二点。那几个工人在小印刷机那里忙着，准备印刷。
他走出去，外面是沉静的夜，空气清凉新鲜，天上星星都大而且亮，灿烂星空笼盖人间。他想起了俄国作家安德列耶夫的《走向星空》，让戏剧情节在一个国外的天文台里发生，而联结着国内正在进行的十月革命的情况，于是二者形成对比，在广阔无垠的星空下，在天文的视野里，伟大的人间革命运动，显出了渺小，同时却也显得深邃和悲壮。
工厂一片沉寂。只见前面路上来了几个人，原来是头头们来了，除了张大同，还有刘济武、刘克成，此外就是小汪和另外两个工人，就是先前要求在报纸上刊登他们的大字报的，这才清楚，他们一个叫包吉，一个叫梅有韬，是刘克成厂里的。从他们的谈论中知道，包吉他们的大字报上了墙，只不过没有上大街，而是在下面写了“赤峰大队”四个字，贴在厂里的大字报专栏上了，刘克成知道后赶快派人覆盖掉，并且把他们臭骂了一顿。
头头们向他问了辛苦，热诚感谢，就都看那清样，说，像个报纸呢。他们用热情感激的目光看他，好像一切都是他的功劳，好像一切没有他是不行的。
刘济武说起，旁边小学里的老师钱文山被他着人叫来，他对钱文山说，报纸的事，今后就不要你管了，“工红”宣传部直接管。钱文山一听，当场就急得像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用他那荷州口音说，我的文权!我的文权!急得那个样子，啥“文权”，那么大岁数的人，真想不到说出这种话来!
工人们都笑了起来，他也感到那个钱文山好笑，但钱文山是“知识分子”，是他的同类，他没有他们那样笑得快乐、彻底。
他提醒张大同在清样上签了字，这才觉得他的工作是最后地完成了。小印刷机“格锒锒”地响了起来，像奏出了悦耳的音乐一样。试印了一份，效果不错。大家看着，很满意，说明天一早就散发出去!
他这是跟工人们在一起“战斗”了，这让他的心暗自沉浸在一种特别的感动之中，虽然他的岁数比这些工人要大到十岁，他们之中最大的也不会超过三十岁。
印刷工人在进一步检查机器，准备纸张，将进入大量印刷。刘济武看了手表，说，一起到食堂里下面条吃!他说，肚子不饿，也不习惯夜里吃东西。张大同说，那还是早点送郁老师回去休息，路上小心。
大家送他到印刷所门口，一一跟他握手致谢，小汪就用自行车带着他离开了。
他多时不见深夜中寂静的亭州小城了，而以前“遣返原籍”期间，因为到亭州来申诉，却在夜间独行其中好几回的。百姓的房屋显得那么古老，也都好像睡着了。当白天来到，人们从睡眠的房屋里走出来，人间的喧闹也就在晨烟中重新开始，一切都苏醒而生动了，今天与昨天连接起来，明天在今天的把握之中，于是就有无数执着的事情发生，而不考虑它们终将成为过眼云烟。想到人间如此“荒谬”，跟着去为那份造反派小报忙了这半夜，可算是无意义中的无意义。但努力蹬着自行车的小汪，一定决不是这样看的。小汪忠于自己的革命职责，要把他尽快而又安全地送到他的家中。随着小汪轻轻一声“到了”，自行车停下，他站在了自家门前，他的思想回到现实之中，跟小汪握手致谢。小汪立即匆忙地走了。小汪毫无倦色，勇往直前，正是一种“战斗”激情，把青春燃烧着，像火光，复又照亮了他的心，让他不免自愧起来。
他轻敲他的家门。这薄木板的家门，作为一种防守，是多么无力，假如真有不法之徒想要破门而入，那是很容易的。环顾四周，家家莫不如此，有的门就是破木板钉起来、补起来的，而不觉得寒酸。百姓们白天一般都敞着大门，夜晚都安然深睡。
在街巷之中，从前富人家的高房大屋比之四周低矮的平房高出一头，日见显出文物的价值来。百姓们是没有多少个人财富的，但他们好像不在乎自己不富裕。他们每月从工作单位上能领到固定工资，国家培养他们的孩子上学或安排就业，他们的住房也总之迟早可望依靠单位发展得好来得到解决，医药费也是这样，只要有个工作单位，就是有着落的，这一切，就是他们的财富，所以他们的财富不仅仅是在自己家中。只要成了一个有工作单位的人，即使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也就很自然地觉得自己很有信心地过日子了。千百年来个人发财的思想，正在这个国家社会里逐渐淡漠和消失。对于一般人们来说，经营之道的知识和能力也离他们越来越远，只有那些领导着和具体做着经济工作的人们，还与此有着密切关系，担负着计划工作和市场工作以及工厂企业的管理，那是社会分工给予他们的职责所在。还有一些百姓被允许做某种小生意以养家糊口，比如卖某种小吃的人，卖某种手工制品的人，这些人口袋里的现钱也许比普通百姓多些，但在人们眼中却比较卑微渺小，也并不把他们看作有钱人，反而看成比较困难的人，因为他们一切得靠自己，没有单位可以依靠，以至也跟国家有点脱节。人们依然生活在一个一个的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里，到了一定年龄的人就要独立出去成立新的家庭，个人不是不需要财富，但如果一个人流露出个人发财的意识，大家就觉得这是很可鄙的。社会就这样趋向平等并且反映到人们的精神风貌上。这是社会的主流，也是眼前运动要它继续巩固和加深的方向。这一切人们已经顺从和习惯，就像鱼儿在水中却没有想到水一样。这个国家社会，就这样与旧社会完全不同，可以说与几千年的旧世界划清了界限。由于“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的原则，在某种眼光下，确实是有范公望尖刻所说的“乌托邦”味道的，但已经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秩序，并无矫揉造作之处。人民按照这种现实来要求自己、衡量一切，所以他们对稍有特权的人和现象都不满，这大约也就是人民如此积极参加文革运动的最内在的原因、最深处的“历史秘密”。但文革这一场搏斗仍在进行，范公望手握一卷《形式论纲》冷眼旁观，有时还出来进行某些活动;他则刚刚为《红色造反报》出了力，二者的意味是不同的……
他心中一阵激动，感到自己从十七岁投奔新四军盐阜师范至今，在思想上是坚定、没有改变的。这对不对呢?当然是对的。
正是春二月最好的气候，不冷不暖，似有若无地飘逸着香气，有时猫儿会冷不防地在某个屋顶上叫了起来，因互相追逐而把屋瓦踩得一片响，却使得夜更深而睡更香了。
乔丽睡意朦胧给他开了门，又躺到床上，侧卧朝里，很香地又睡着了。春天是最睏人的。
他把自己放倒在床上，立即忘掉一切，沉入睡眠。
早上他醒来时，乔丽已经上班去了，给他买好了豆浆和两个烧饼。吃着烧饼，慢慢体会忽然而有的一种异样之感，于是豁然明白：那是因为他跟乔丽晚上无言自睡，早上不辞而别。就这么一点点生活中的异常，也引起了心理上的反应。到将来岁数很大时，咋行呢?人是可以变得这样脆弱的么?一九五九年他出事以来，还有乔丽出事以来，他们那样艰难的日子，各人都独自地过来了，哪有这么娇贵?而他跟获释的乔丽重新开始生活才一个月还不到，心理咋一下子产生了这样微妙变化的呢?但重新聚首的生活确实是太值得珍惜了。
他不想出门。至于学校，去了也是白去，假如有事，会有人来通知他的。所以，他也就把自己关在家里看书，“遗世而独立”了。他想到那份小报，似乎害怕看到它在人们手上的出现，而这时它一定已经在大街上散发给群众了。
他乱乱地翻看着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好像要从经典中为现实找到某种现成答案或预见似的，不断地为那些饱含情感、深刻犀利的词句所激动而紧张着。文革作为自己发动的内部的政治运动，跟历史上的法国革命当然不可简单比拟，但他还是感到隐含有一种“形式”上的相似之处。范公望把“形式”二字打进了他的脑袋。
他就这样乱翻书，乱想着，在屋子里把自己关了一天。他一时“与世隔绝”，却这样在词句上和思想上跟历史和现实发生着最紧密的联系。
二
下午，看书累了，他出去散步，把身体和脑子松动松动，顺便也买点啥吃的东西。他在街上走了一圈，没有看到新的动向，也没有看到人们的异常。他庆幸没有遇到啥熟人，特别是造反的学生、工人，因为他似乎不想知道他们的任何事情了，也不想跟他们再有任何的关系;他因为没有看到一个人手里有那份小报而感到些放心，好像那是不存在的。灵魂在内心深处收缩和躲藏着，就像一条虫子要躲进自己的壳子中去一样。他知道这是可笑的、没有用的，但他阻止不住内心的这种很不高明的蠕动。有谁能从他安闲的外表，看穿他的不安的内心世界的呢?他倒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人来给他以深刻无情的解剖。也许，范公望有这个能力，但他没有在范公望面前暴露过他的懦怯惶愧的一面。他因为有自己的具体情况，在这进行着文革运动的天下，他也许随时会被人看得很可疑。只有组织上还他以清白的那一天，他和他的灵魂才能得到安宁，才能真正把胸膛挺起来，而不必多少有点故作镇静戴着假面似的，更不必提心吊胆。
他暗怀着一种希望，一种人之常情，也就是盼着运动的早日结束和正常秩序的恢复。“工红”头头们那些悲观情绪不是无缘无故，但运动的结束不会以那种情绪为转移，而只能注意到、照顾到那种情绪的存在，以便妥善地把工作做好。另一方面，他相信，运动的结束也决不至于需要用铁血，文化大革命在方式上毕竟规定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亭州人晚上常吃的小菜如熏烧之类，饮服公司的小店早早地就开门售卖了，他买了一些。那卖熏烧的青年似乎认得他，给他剁了一块好的，而且秤杆儿翘翘的。他接受了这小小的好处。另外又到做小生意的私人家里，买了一包油炸蚕豆瓣，他最喜欢吃这个;到酱园店里买了几块香干臭干，他也最喜欢吃亭州的这种豆制品。往回家的路上走，心情散漫而轻松起来。
到十字街口时，前面被站着的人们堵住了，好像发生了啥事情。走近一看，一支解放军队伍正在通过大街。他们一身新军装，鲜艳的红五星、红领章，没带武器，步伐齐整，动作一致，手举《毛主席语录》小红本，一边行进，一边有节奏地轻轻挥动着，雄浑地唱起《毛主席语录歌》来：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群众自发地鼓起掌来。他的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
他想起了十八年前的一九四九年在丹阳见到的解放大军入城仪式。傍晚夕阳在战士的刺刀上燃烧，战士的脸庞都如紫铜的雕塑，武装齐整的队伍如同钢铁洪流，肩上的枪支如同移动的森林。那时他欢欣而又羞愧。他没有成为这铁与火的大军里的一兵，但他本来是可能成为那随军而来的工作队里的一员的，他看到了队伍里那些随军的男女知识分子，不胜羡慕。历史曾给了他时间和机会，可是他因病失去了，他虽不愿落伍但成了一个落伍者。好在当时的丹阳军事管制委员会及时给他指引了方向，使他能去报考了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而后成了省报的编辑。当然，再以后，他到苏州去做了教师，再以后，他调到亭州来，遭到了宗进庭的迫害……。
军管了!军管了!人们这样说着。
收了!收了!他的心里这样下着判断，乃至感到一种欣慰。
政治家多么熟练地运用着“形式”啊：一九四九年军管，一九六七年又是军管。军管就是在旧的文官政权崩溃或“靠边”之后，新的文官政权重建之前，过渡性的一种政权“形式”。
他似乎很想找个无人的地方痛快地哭一哭，为了历史的雄浑，为了现实的复杂，为了现实中浮现出历史、历史又在现实中再度出现，而他似乎总是做着一个旁观者，一个在其中沉沉浮浮、立足不住的人。他抓不住任何东西，某种不幸却随时可能抓住他;他侥幸苟延残生而不至于毁灭，然而他尝尽了痛苦的滋味。别人的命运虽也不见得都好，但他的命运为啥就这样差的呢?他像一个蚂蚱一样被恶作剧的命运用一根线绳轻轻地系住、牵住。他明白自己是芸芸众生里的一个，但他好像还看重自己，好像总是处在一种等待之中，好像总该有他的人尽其才和安宁幸福在前面等着他。这是不是有点可笑呢?
中山塔门口掛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牌子。两个战士手持《毛主席语录》小红本在门口站岗。他从那里经过，并且凝望了一眼，心头热热的。
乔丽下班回家了，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军管了!他说，是的，我看到解放军从街上经过，看到旧市委门口掛上了军管会的牌子。乔丽说，这下子好了，运动要收了。他说，是的，要收了，要恢复正常秩序了。有许多事情，需要社会相对安宁，才有解决的可能。
吃着晚饭，享用着亭州的小吃，门关着，电灯亮着，美丽的妻子坐在对面，斗室虽小，却觉得并不缺少啥了。
乔丽只吃了一点，就放下了筷子。他诧异地望着乔丽。乔丽坐到他身边来，抱着他，说，我可能有了。他放下筷子，抱住了乔丽，二人久久地无言地互依偎着。乔丽啜泣了一声。他轻轻搂抱着她。好像千言万语都在这搂抱中传达，而乔丽也就得到了必要的安慰，领会了他对她的内疚和感谢，他们共同明白这正在形成中的小生命对于他们的重要。他觉得了屋子的狭小简陋和不适。他说，我们出去走走吧。
夜晚的亭州照常是宁静的，偶尔的自行车铃声在远处的响起，都显得突兀，耳朵不由得关注着它的渐渐消失，心也就感觉着四周的宁静，并且享有着它。即使是主要的大街，到九点之后，也就行人稀少，更不用说周围的街巷，那是早就安宁了下来的。东西方向的国道线在城的北郊，南北方向的国道线在城的东郊，小城的工厂区划定在西部北部和东部，至于交通河道，也处于城市场外围。因为这一切，亭州城里极其安静，亭州人耳朵里听到的最大的声音，莫过于城郊国营“华泰纱厂”早晨的汽笛声，于人的睡意朦胧中，像一条老牛，突然吼起，雄浑高亢，悠长不止，响彻全城，亭州人虽然用防空年代的“拉危声”来称谓它，却已经把它当作美妙的晨曲和准确的报时，知道新的工作的一天又开始了。
他和乔丽在宁静无人的东门大街上走着。这是一条老街，如果一辆卡车通过，那就很妨碍行人了，并且震动两边人家的房屋。路面是早已破碎零乱的石板路，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口水井，在街边凹进去的地方，占了半间屋的地盘，两边的房子让着它，尊重它作为至今使用的公共水源的存在，这情况说明着这条路的古老。据说元代时的东门大街是亭州最繁华地段，两边都是大宅红楼，后面是私家园林。常遇春领兵前来攻打张士诚的老家，一把火将这条著名大街烧得精光，只有石板路没有烧掉，如今两边低矮的平房当然是后来的事物了，这条街再没有兴旺起来。
乔丽轻轻依偎着他，他们慢慢地走着。他把亭州这条“东门大街”讲给乔丽听，又把他最近以来的所学所思都讲了，也就讲到了对形势的分析，最后讲到他对自己的分析，形容自己一半似乎还年轻、一半已经很老了。
他们在最宜人季节的最宜人的夜晚，又轻松又愉悦，东拉西扯地谈说着，走到了市委前面的那条古老的“府前街”。军管会大门敞开着，门口依然是两个站岗的解放军战士，而旁边的看守所的门是关着的。他说，宗进庭和一些干部还关在看守所里呢，啥时候才把他放出来呢?乔丽挽紧了他的膀子，把他往路边拽，意欲快些离开，她本能似的害怕这地方了，她也曾在那看守所里被关过的。他们就折向南面的一条路。于是发现了墙上的三份布告，都是大铅字印刷。一份是《中央军委命令》，上有毛主席批语：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他看了一下，是一月二十八日发出的，已经两个月了，部队现在将它公布了出来。内容一共八条，那头一条的头一句话就让他困惑：“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那么，所谓“真正的”，就亭州而言，军管会认为是认刘克成他们呢，还是陈安国他们?抑或认为双方都是的?这在亭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而头一条的后面两句话，则令他胆寒：“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这一类的话，文革以来一般是当权派和保守派用来警告造反派的，而造反派却从来不用此类语言针对保守派，并且只要一听到或看到这样的话，就会反感。
八条命令的其余七条，基本都是针对军内单位的，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但显然也适合于地方，比如：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这些命令，当然都是很好的。
八条命令里，那第一条与地方的关系最直接。现在把这份军委命令公布出来，当然意味着这是在亭州实行军管的依据，文件开头就明确说了：“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这份命令，总的精神是对运动有所规范和管束，是对文革运动中某些不正确行为有所纠正。
然而，其第八条却又是耐人寻味的，说：
“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无论你如何理解，这八条总之是有一种管束的要求，以至有一种肃杀之气，扑面而来。
另外两份布告，一个是军管会一号《布告》，主要是说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和上级指示，驻亭部队司令部决定，自某日起对亭州军事管制，军管会下设革命委员会、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一个是军管会二号《布告》，是宣布对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邮电局、广播电台、交通局、人民银行、华兴机械厂、亭州电机厂、纱厂、布厂、重型设备厂、电子仪器厂、粮库、电厂、水厂等单位实施军管。
面对三份布告，除了一般会有的紧张之外，更有一种特殊的紧张，像一股寒雾笼罩了他们，不因为别的，就因为他是背着“历史问题”的，而乔丽是“监外服刑”的，他俩都不能算是普通正常的百姓，跟“反革命”之类的距离很近。而重型设备厂是军管单位，对乔丽不会有啥妨碍吗?她还能像现在这样平安无事吗?这也不能不担心。
他们无言地走了一段路，脚步不由得是加快了的，好像要逃离身后的某种危险。他们无心再散步了，回到了屋里，关上门，在铺边上坐了下来。乔丽依偎着他，好像怕被重新抓去劳改。过了一会，他们似乎才松了口气。乔丽站起来，调了两杯温开水，两人喝了。他笑道，我们好像有点紧张。他觉得自己笑得有点惨。他认为还是应当放松些的，所以他要努力地笑一下。乔丽坐到他身边，说，是有点紧张，不知为啥。他说，不为啥，就是我们要“缩缩魂，窝了尾巴靠靠墙”。他苦笑了一下。乔丽靠紧了他。
回顾下午看到部队时的那种激动、欣慰的心情，真好像有点不可思议了。就连乔丽，本来不也对实行军管很感高兴的么?这却就一下子似无端而又有因地害怕了起来。
他说，你看我们是属于人民呢，还是属于人民的敌人?乔丽说，属于人民，我们一直属于人民。
他说，对。我们对自己有数。但我们是被人放在有点危险的“边缘”上，要忍受一些可能发生的事情，要耐心等待有正确说法的一天，总有个过程。
乔丽看着他，他说，一方面运动能促进一些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运动也是最乱的，我们不能只接受好的一面，不接受不好的一面。没有运动，我的问题就不会有现在的突破性进展，但运动却已经让我坐了两回牢;虽然让我坐了两回牢，我却不怪这个运动，因为这个运动的本义不是要拿我坐牢，并且是反对这样做的。你也是这样，因为削减监狱而得到释放，但回来之后，直接处在了群众运动当中，反而没有了农场的那种与世隔绝，倒不免有点担惊受怕。是不是这样?
乔丽点头，但又担心地看着他，不知道他还会说出啥来。
他觉得是时候了，他应当把他从前的事情，原原本本都告诉她，也需要把运动中的复杂情况告诉她，以防万一发生啥事情，好让她有个思想准备。
他说，以前一直想告诉你，但一直没有机会告诉你，就是关于我的历史上的事情，还有我的哥哥的事情。
你哥哥?
我的历史上的所谓告密，到底咋回事，这个你已经晓得了，那是子虚乌有;但还有一件事你不晓得，就是宗进庭为啥要把我往死里整?他弄得我家破人亡还不够，又借着这次运动的机会，打着这个运动的旗号，两次把我投进看守所，如果翻不过来，那是要算数的，因为那不是群众行为，是政府行为、司法行为。宗进庭跟我这样有仇的原因到底是啥?以前我不敢告诉你，没有把这个底说出来，是不想让你晓得那种可怕的事情，要不然你的压力会更大。
啥事?
一九四六年一天夜里，出于偶然，除奸队把驳壳枪往我手上一塞，叫我参加追打他，我射出的那颗子弹，也许就会把他打死的。
乔丽惊得站了起来。他就把详情说了一遍。
啊，不可思议。后来他咋晓得有你打的枪呢?
他说，当然是从某种途径听说的。仅凭这一条，他就要把我恨死。何况他另外还有个心病。所以，解放后，他是不能见到我这个人的，如果见到了，他就会巴不得我立即从他眼前消失。正好我们调来亭州，被他晓得了，他就借“审干复查”把我冤枉下来，接着利用你出事，把你送得远远的，可算是打扫得干干净净!在我的努力和有关方面干预下，我得以回到医校苟延残喘;但运动来了，又成了他的机会，他又下手，毫不留情。
乔丽问，你刚才说他还有另外的心病?
这就是应当告诉你，而一直不想告诉你的另外一件事：我的哥哥，那样年青、有才华、有前途的哥哥，担任过根据地中学校长的，很进步的，宗进庭作为一乡之长，领着“除奸队”，以革命的名义，在野外打死了他，至今不明不白，永远不明不白了!
啊!乔丽扑倒在他的身上，簌簌发抖。
宗进庭会认为我拿枪打他是要为哥哥报仇，我是他的仇人，他也是我的仇人，他既然这么看，所以要对我下毒手。
乔丽真是听呆了，默默地坐着，回味着他说的这一切，流起了眼泪，说，我以前哪能想到你的身上会有这些可怕的事情?
他说，是的，我也想过，我从那样复杂的情况里出来，没有必要让你知道这些。可结果呢，还是让你也成了牺牲品。你不幸，归根到底是因为我。我为啥在信上多次说我对不起你，原因在这儿。我对不起你是很深很深的，也可以说，我欺骗了你……
乔丽俯轻轻伏到他的身上，说，不能这样说，……我的天哪!
乔丽抱着他哭泣，他也泪流满面。
过了好一会，他们的心情好了一些。他就这样让乔丽完全知道了他的情况，乔丽也进一步理解了他。于是，关于眼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已经想到，而乔丽却还不能意识到的，他觉得要对乔丽说一说，让她有一点思想准备，他不能再让她因为他可能又会出事，而再一次处在突然的打击之下。
他说，你身上的事情，虽然没有结束，但实际上结束了，也许还要再等几年，才会宣布你完全回到了人民内部，发给你选民证，也许只要一到二年，你的问题就能完全解决，给你改判为无罪、撤销刑事处分。只要你自己不要当回事，你实际上从现在起就啥事也没有了，你正常地只是一名医生，你完全可以把自己当作以前的自己，不必介意。
乔丽说，我已经无所谓了。那么你呢?
他说，我的事情以后也不会有啥麻烦了，我只等着这个运动过去，一切恢复正常，来认真调查我的问题，我心安理得坐在家里等结果出来，还我的清白，给我恢复一切。但眼前运动还在进行，可能还会找我的麻烦，如果有这方面的事情，哪怕我又被抓起来，你也不要担心，运动中这样的事情，叫住“反复”，今天“反复”过去，明天又会“反复”过来。这对我来说，已经是老经验了，我一点也不害怕。不过，在旁观者眼中看来，还是很可怕的，一个人被抓进看守所，还不可怕吗?是最可怕的事情。
你，有啥预感吗?
有预感，或者说是担心。军管就是来维护社会稳定的，因此对造反的看法就比较复杂，对保守的看法会比较好。部队干部家属随军在地方工作，她们一般不可能是造反观点，她们反感这个。那么我就仍然可能被看成一个有问题的人;因为我跟造反方面是有点瓜葛的，是他们造反把我从看守所里放出来的，我也写过造反的传单;昨天我出去半夜就是为造反派办报纸去的，虽然我只负责技术性工作，但如果说起来，我就是为造反派办报纸。
唉!乔丽似感到一阵无力。
他说，这么复杂的运动，洁身自好很难做到。也许我只能躲到乡下去，但农村也不太平，中央规定我这样出身的人运动中不要回家。你呢，只能呆在亭州。这样我们真有点劫数难逃。这个运动是有点特殊，我们只有小心地过着、尽可能躲着，但实在躲不过去也没有办法，那就硬着头皮挨着。他朝乔丽苦笑了一下。
那我们啥都不说，蒙起头来过日子吧。乔丽坚决似的站起来，去拿吊桶，准备上井打水。
我跟你一起去。他拿起了小水桶。
第二天，不用人通知，他自己就到学校去了，而教师们不约而同都是这样的，好像都明白要恢复正常秩序了。学生好像也都回到班级上，而且两派相安无事。他也就看到了刘镇琛。他正想招呼，那孩子却回避了他。
在学校里到处走走消磨了一些时间，他也就趁早人不见，溜之乎也，回家看书。第二天，学校里出现了一份“医校军训领导小组”的《通知》，说是下午召开全体师生大会。
主席台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一位中年的英武的军人，一位是王校长，这是意味深长的。被“打倒、靠边站”的王校长，忽然又成了台子上主持大会的人。王校长站起来，按照文革以来新的时风，手捧《毛主席语录》本，很严谨地朗读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然后放下《语录》本，说，“全体起立，唱国歌……坐下……大家欢迎医校军训领导小组组长、驻亭部队政治部张科长讲话!”他自己这才坐下去。
张科长站起来，向全场敬了一个很标准很精神的军礼，全场报以一阵鼓掌。张科长坐下来，一口纯正的四川话，说，人民解放军奉中央军委命令，介入地方工作，是来向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的，要胜利完成支左、军管、军训的工作，就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医校，就是要依靠全体革命师生。对于学校里的两派革命组织，我们一视同仁，希望两派能响应党中央号召，实行革命大联合。两派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应当学习上海鲁迅兵团的经验，用整风和开门整风的方法，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破私立公，提高认识，达到团结。昨天，亭州市军管会主任、驻亭部队政治委员宋云同志，作了号召整风的报告，我们学校的师生代表也到场听取了这个报告，我们要坚决贯彻、全面落实!学校要复课闹革命，社会要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明天下午，市军管会在体育场召开“全市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新高潮、抓革命促生产动员誓师大会”，会后还要大游行。全体师生下午一点准时到校，学生按班，教师按组，在操场集中出发，只打国旗、校旗、红旗，一律不打各群众组织的旗帜，人员不得无故缺席。经过军管会研究批准，王淮兴同志从今日起，协助军训小组，临时主持学校日常工作。将来，我们要在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的三结合，一切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干部，都应当积极配合，共同努力。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指导我们的思想和工作。我们在此严正警告一小撮阶级敌人，要立即停止一切破坏活动，随时准备接受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让我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按照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精神，进一步把我校文化大革命搞好，取得最后胜利!
那天散会之后，他回到隶属教导处的那间屋子里，是以前专门刻写、印制试卷的地方，已经空空如也，油印机和刻写工具、纸张之类，早已被学生弄去了，一切要重新添置才行，但他当然不急，到时自会解决。他就很无聊地一个人坐在屋子里，阅读《毛泽东选集》。没有任何一个人来找他，他也不去找任何一个人。他回味张科长的讲话，那最后所说的“严正警告”，他听了有点心虚似的。张科长的讲话把“收”的意图和步骤说得很明确了，是无可非议、应该接受的一种形势，每一个人都感到了这种空气，都会生收敛之心。全场安静，并无任何反对和不满的表现。他告诫自己，从现在起，要格外谨慎，决不多说一句话，决不多走一步路，按时到校，按时回家，别处不去。至于是不是要拿他作为“阶级敌人”对待，那不是他所能反抗得了的，他听天由命。
第二天下午，他也排在队伍里到体育场参加了万人大会。只见秩序井然，全市各单位按系统站在指定位置，也果然只见国旗、单位旗、红旗，没有群众组织的旗帜。高音喇叭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和别的一些革命歌曲，在空中回荡。一种整肃的空气笼罩全场，象征着一种新的局面的出现;人们似乎顾全大局，把属于自己这一派的立场、观点、感情暂时放到了一旁。这是很不容易的。
大会以后，依次出发，到大街游行，领呼口号的人此起彼伏前后呼应，整个队伍口号声不绝于耳，响彻天地。他走在医校的队伍中，也就从一种特别的情境中感受到作为人民一分子的安全、安逸、安心，而如果作为排斥于人民之外的“牛鬼蛇神”，那感到的就只有孤立和可悲了。他当然愿意留在这个队伍里，哪怕只是厚着脸皮作为勉强能够被容纳的人混在这个队伍里，也是好的。
大游行散了，他心中有所宽慰地走回家。虽然耳中依然回响着张科长的“警告”，那大约可以看作泛泛之言，他不必跟自己联系起来。但他却感到，他好像确实连第三次进看守所都有了思想准备，一切仍有些深不可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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