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瞿秋白忌日前

　　为叛徒的丰碑

　　——写在瞿秋白忌日前

　　鲁迅书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当众多“暮鸦”如孙科、蒋介石、汪精卫竞相留崇陵遗响，当众多“精禽”如李立三、周扬、郭沫若高翥向沧海扬波——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此时的鲁迅，惊闻瞿秋白饮弹，怆然泣下，掷笔当哭：“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鲁迅心头滴血，淌几多苦楚，几多哀伤！

　　瞿秋白写下了《多余的话》。

　　—— 写在前面

　　眼底云烟过尽时，

　　正我逍遥处。

　　——瞿秋白：《狱中题诗》

　　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

　　从长汀公园到罗汉岭，1000米的捐躯路，瞿秋白挥一道《国际歌》流，向长空，向云霄，向中华大地。

　　军警虎视，兵卫森严，则恍似过眼云烟;

　　刺刀林立，枪头染恨，原不过衰草天粘。

　　没有镣铐的沉重，却有小亭独酌，飘一番杜康的潇洒;不见白的恐怖、红的血腥，却满目天高，地广，江河如画……

　　瞿秋白盘足而坐，放眼顾盼。

　　青山背倚，绿茵铺陈。“此地甚好!”他颔首独语。伴松风悄吟，为着饮弹的安然。

　　赴死，一似闲庭信步。写尽了殉道者为理想的从容，思想者为信仰的徜徉。

　　瞿秋白生命化虹，为茫茫中国耀一团共产主义七彩光;他同时留下《多余的话》，为芸芸众生抒一纸无情的自省。

　　呵，那孤独的背影——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多余的话》开篇扑出一个“忧”字，道尽瞿秋白内心的沉重。

　　进退忧，生死忧。“忧”如一座大山，压迫瞿秋白寒来暑往;而挣脱这压迫的努力，则成为瞿秋白生命的全部意义。

　　为谁而“忧”?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本想能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这一世，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至于学俄文，也不过是为了“谋一碗饭吃。” (《多余的话》)

　　——为自我而忧!

　　瞿秋白家族本是世代乡绅。但是，“我家因社会地位的根本动摇，随着时代的潮流，真正的破产了……我的心性，在这几几乎类似游民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中，铸炼成了什么样子我也不能知道。”(瞿秋白：《饿乡纪程》)

　　同鲁迅一样，瞿秋白从封建士绅群中沦落，成为农民的别样形态——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心路历程，欲将何往?

　　辛亥革命后，又一轮特权阶层沉渣泛起，中国社会腐败依旧;而五四运动却借得俄国十月革命烈焰，燃动中华变革的燎原之火。“社会现象吞没了个性，好一似洪炉大冶，熔化锻炼千万钧的金锡，又好像长江大河，滚滚而下，旁流齐汇，泥沙毕集，任你鱼龙变化，也逃不出这河流域以外。”(瞿秋白：《饿乡纪程》)

　　时势造人。大潮火海，谁不裹挟其中?

　　家族破败的小悲剧，迅速汇入民族沦亡的大悲剧中。堕入社会底层的瞿秋白，同底层一起呼吸着腐臭的空气，承受着血泪的压迫。

　　底层的命运，底层的情感，涌动底层的抗争和底层的希望。

　　历史风云把瞿秋白卷入革命大潮。

　　为了民族觉醒，瞿秋白毅然赴俄：“倒悬待解，自解解人也;彻悟，彻悟，饿乡去也。”

　　他勉励自己：“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

　　他寄情同胞：“我绝不忘记你们，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以上均见《饿乡纪程》)

　　那为自己讨一碗饭的“忧”，被人民革命潮起潮落洗礼，向着“忧”天下黎元升华：“只身孤影，心灵中无穷奇感，‘我’的一部分渐起变态，暗昧中常有社会的‘我’的意识冷嘲热讽。”(瞿秋白：《赤都心史》)

　　——为民族而忧!

　　那是社会“大我”对个人“小我”的批判，那更是瞿秋白自我改造的自觉。他感受着历史之唤，心中热辣辣地腾起“天将降大任于斯”的自豪：“驱策我，由宇宙的意志。”(《饿乡纪程》)

　　“宇宙的意志”——人类解放的千古宏愿，聚为共产主义的时代追求，从此成为悬在瞿秋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他朝乾夕惕、战战兢兢地走过一个共产党人本应走的自我改造人生路。

　　那是小资产阶级向着共产主义者的升华路!

　　那是背负十字架的滴血路!

　　路尽处，羸弱的瞿秋白，同着羸弱的耶稣，以上帝——人民之灵，为他们的门徒，矗立起一座“叛徒”的丰碑!

　　这是怎样的丰碑呀!

　　我们还原历史，竟惊奇地发现：南昌城头第一枪，原来秉承一个文弱书生抛出的令箭。

　　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秋收暴动……瞿秋白的吴侬软语，炸万钧雷霆，震乱云明灭，催发工农起义的急雨骤风，猛烈冲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官僚特权集团糟践中华肌体的脓毒污秽。但见檄文到处，迭起造反大潮，红色根据地星罗棋布，革命之火遍燃神州。

　　“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却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多余的话》)

　　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教育和改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善良的幻想和懦怯。

　　1927年4·12白色恐怖，拦腰斩断激情澎湃的北伐铁流。共产党人成批倒在血泊中，中华民族重陷深渊。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瞿秋白战胜自身的软弱，挺身而出，担负起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袖的艰巨责任。

　　革命!

　　中国共产党不能没有革命。

　　瞿秋白在党的五大上严斥右倾：“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存在着，有机会主义存在着，它们正在危害着我们的党。如果我们不明白的公开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就要抛弃我们了。我们不能看‘党’的面子，比革命还重要。一切为革命的胜利，这才是我们的信念。”(转引自张琳璋：《瞿秋白》)

　　党，并不比革命重要!放弃革命的党，一定被人民抛弃。

　　这是中国共产党紧急关头的历史转折!

　　革命，诠释这个“转折”。

　　如果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李大钊、陈独秀最早把马列主义引进中国;那么，瞿秋白则是这个先驱群中引进俄国革命于中国实践的优秀代表，他为毛泽东奠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如果说，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的转折点，1935年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转折点;那么，1927年的“八·七”会议，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卓越领袖们挺立于白色恐怖中，以对列宁主义的重新解读，成为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战略转折。

　　这是伟大的转折!

　　蒋介石大屠杀教育了共产党人，而斯大林向中国的共产主义扩张也教育了国民党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不管建立什么样的统一战线，不管是议会竞选还是改革开放，归根结底，双方的生死对决才是实质。

　　八·七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文斗” 转向“武斗”，从“偏师” 转向“主力”;它不再附庸国民党，而是以主人身份冲上政治舞台。

　　这是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开端，也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开端。这个“开端”，以瞿秋白的名字为标志。

　　“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瞿秋白) 瞿秋白准确地把握了列宁新民主主义的要点，明确了“无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意义、武装斗争的重要作用等问题。”(杨尚昆：《在瞿秋白同志就义5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人艰难求索：列宁新民主主义——无产阶级主导、工农联盟、暴力革命，如何转化为中国革命的特定形态?

　　瞿秋白试图解决而毛泽东最终解决的，是中国革命的特殊性问题：即俄国资本主义得到相当发展而中国基本是一个农民社会的现实差距。

　　列宁新民主主义寄成败于工农联盟，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则几乎是以共产主义为指向的彻头彻尾的农民革命。

　　瞿秋白进行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开拓，毛泽东付诸实践。

　　瞿秋白的“民族之忧”，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激励下升华。

　　——为革命而忧!

　　革命，是共产党的灵魂，是共产党人的本色。

　　反击蒋介石和汪精卫，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全党在沸腾，革命在沸腾。共产党人勃发牺牲精神的伟大冲动，塑造着激情的瞿秋白：“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动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消灭政策。……共产党对于农民的杀戮豪绅地主的运动，是努力赞助而领导的。”(《武装暴动的问题》)

　　那是澎湃的“左”的激情，那是挺胸赴死的“左”的牺牲精神，那是求取人类解放的“左”的崇高理想。

　　然而，“左”，并不能保证革命胜利。

　　瞿秋白用革命的左倾催唤起全国的左倾，遍及全国的工农起义导致遍及全国的工农在短短时间里百万人战死沙场，革命被迫转入低潮。瞿秋白沉痛检讨：“广州暴动失败以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路线了。”(《多余的话》)

　　盲动主义没有止步。在瞿秋白之后，崛起了更加左倾的李立三，进而形成王明集团左倾宗派、左倾冒险甚至左倾杀戮的畸形力扩张。

　　信仰是崇高的，信仰的底座却并不坚实;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不等于小资产阶级脱胎换骨。

　　瞿秋白这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最大理论家，并没有认真读过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反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部分……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的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多余的话》)

　　瞿秋白如此，等而下之的王明集团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呢?

　　瞿秋白的反省，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反省：没有系统的理论，难免自欺欺人;而脱离实践的自负与空谈，更遗害无穷。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便是沉痛教训。

　　其实，红军败于蒋介石百万大军，只是表象;事实上，不待蒋介石围剿，红军惨烈的内讧与自残，已经自己打败了自己。

　　那是苏联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中国版。

　　王明“被斯大林模式”扶植上台，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发出了极左的动员令：“在全党展开政治斗争，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彻底地改造党。”(转引自戴茂林、曹仲彬：《王明传》)

　　王明集团慷慨激昂地挥舞几篇共产国际的文件，祭之为尚方宝剑，然后“人剑合一”， 自封为真理的权威，居高俯视，用“左”的冠冕堂皇，煽动小资产阶级狂热，将根据地的肃反斗争无限扩大，制造着革命队伍内部血淋淋的屠杀和惨兮兮的冤案——

　　红六安独立团肃反，1000人的团竟逮捕200多人，班长以上干部一律定为反革命;

　　红320团肃反，49名连以上干部全部被杀;

　　红73师肃反，逮捕3000多人;

　　红25军肃反，营以上干部全部被捕，大部被杀;

　　红4军肃反，两个多月杀害2000多人。包括两个师长、1个师政委、8个团长、5个团政委、25个营长、2/3的连指导员、1/3的排长，还有县委书记、特委委员……

　　成千上万人被错杀。“当时的小山上、沙坪里堆满了死尸，狗吃红了眼，……解放后在这里盖农场，挖的全是人骨头，并且这一块到处都是这样，很难找到没有骨头的地方。”

　　不独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左倾;即便毛泽东，也同样左倾。那使毛泽东声名狼藉的“富田事件”，便清晰地勾画出这个“山大王”——农民革命领袖难以挣脱的小资产阶级根性。

　　毛泽东断言“富农路线”统治党和军队，敌特渗入红色根据地政权。他强令红20军肃反，竟从副排长到军长，所有干部被捕，大部被杀。

　　肖克将军后来回忆：“仅1930年11月至12月的一个多月里，在不到4万人的红一方面军内，打了4400多个AB团，杀了几十个。”

　　徐海东大将后来回忆：从1932年10月到1934年11月，鄂豫皖苏区4次大规模肃反，“全区共逮捕了3900多人，杀害了2500多人。”

　　贺龙元帅后来回忆：“明知他们都是好同志，但就是救不了他们的命。”(以上资料及引文均见曹英：《红色档案系列之二：中共早期领导人活动纪实》)

　　为什么?

　　因为，“左”是共产党的命根子，是革命的普遍认同;离开了“左”， 就没有中国革命，也就不需要共产党人。

　　共产党以弱小之旅，抗击旧势力虎狼之围，如果没有“左”的强力冲击，就无法杀出一条血路，夺来生存之地;而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新生力量，又具有不可遏止的生命活力，它天然地迸发着扫荡一切的青春朝气。

　　一旦失去这“冲击”与“朝气”， 新生也就化为腐朽。

　　事实上，富农路线即右倾投降主义对革命队伍侵蚀巨大，敌特的渗透、反间、暗杀，也严重威胁红军的生存。

　　解放战争后期，蒋家王朝风雨飘摇，国民党整师整军整战区的起义，极大地改变了敌对双方的力量对比，缩短了中国革命的进程。相对而言，井冈山时期红军弱小，林彪尚且有“红旗能打多久”的疑问;而上海中央一个顾顺章的叛变，便几乎暗算了整个中共领导机构。所以，强敌环伺中的反水随时可能发生，红色政权随时可能毁于一旦。保持高度警惕并严厉肃反，绝对必要。

　　然而，矫枉过正，竟是历史不能更改的规律吗?

　　“极左”的自负、狂热与愚昧，演绎着“肃反”扩大化的闹剧，反过来戕害革命自身。徐向前元帅后来回忆：“肃反”主要针对三种人：从白军过来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清一色工农干部的要求，为压制不同意见、打击同志合法化。徐向前说：“张国焘借口肃反，建立个人统治……陈昌浩就更凶喽，捕杀高级干部，有时连口供都不要。这个人干劲十足，但容易狂热。”(转引自曹英：《红色档案系列之二：中共早期领导人活动纪实》)

　　借肃反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乃至于任意罗织罪名，残酷杀戮，排除异己，成为共产党在自己队伍中埋下的李自成兵败、太平天国倾覆的隐患。

　　这隐患的制造，也便与李自成兵败、太平天国倾覆的原因相同——小资产阶级根性。

　　小资产阶级根性是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赋予小生产者的特殊性。

　　私有制、私有观念与公有制、公有观念是对立的同一体。在小生产者身上，有着对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潜在认同，它表现为农民的善良、纯朴和反抗不平的义无反顾，因之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天然同盟军;而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封建遗存，则赋予农民对个体利益的执著与眼界的狭隘，因之又是资产阶级革命谋求个性解放的亲密盟友。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便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形态。

　　当小资产阶级把自己等同于革命的时候，他能够以生命的付出表达对革命的忠诚;也能够以个人情感和偏见误导革命：“左”的可敬、可爱，与“左”的可悲、可恨，交融在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血液中。

　　“左”与“极左”没有绝对的界限。从罗伯斯庇尔的法国大革命到巴黎公社，从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到斯大林的“大清洗”，从毛泽东的“延安整风”：到文化大革命…… “左”，无法逃离一个命定的归宿：“虚拟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

　　高处不胜寒。

　　小资产阶级必然地匍匐于“极境”之下。扫荡了旧权威，必然顶礼新权威。 “对这种‘新权威’的信念、信仰和忠诚心，越热烈，越纯粹，就越会变得激进得没有止境，也越会变得残酷。……他和他们之所以会对现实和他人进行彻底批判，就是因为把自己同‘普遍价值’和‘真理”视为一体的缘故。”(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

　　改造世界、改造别人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们自诩的神圣使命。然而这样一来，也便把自己置于最广大“别人”的扫荡之列。

　　其实，在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谁也不能涤清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根性，成为真理的化身。

　　瞿秋白之初“悟”，在中国革命云卷风吼的大潮里，算不算另类的声音?“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心不但在一切种种穷人的肚子里有，就是在工人的肚子里也会有。”(《“忏悔”》)

　　瞿秋白之感慨，穿透中国共产党百年行程，是不是韵味犹浓?“我们党的一些干部，连我自己在内，太需要认真地读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了。”(转引自张琳璋：《瞿秋白》)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缺失，葬送了红色根据地，难道还将葬送共产党人的前程?

　　那是瞿秋白难忘的屈辱：“看见一种不大好的现象，或是不正确的见解，却还没有人出来指摘，甚至其势汹汹的，大家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终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怀疑。优柔寡断，随波逐流。”(《多余的话》)

　　如此“不争论”，可谓全党之辱。

　　瞿秋白自责没有抵制王明集团的恣意妄为;然而，多少红军干部战士倒在“抵制”的屠刀下，连后来鼓动“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一个原则”的毛泽东，此时尚且韬光养晦，隐而不发，何况已被挑落马下降职酌用、只能在教育人民委员任上“帮闲”的瞿秋白呢?

　　瞿秋白痛心于“左倾”的泛滥：在肆无忌惮的“扣帽子”、“打棍子”的威迫下，“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多余的话》)

　　在他临刑之际，红军已经长征远去，而王明集团依然严重地戕害革命。“被拉出队伍”在病残中被俘的瞿秋白，如何阻止王明集团的劣行?而王明集团将革命引向何处?

　　共产主义是瞿秋白至死不变的信仰。但是，共产主义能够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引领下实现吗?

　　当年，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拉法格夫妇在80高龄之际，目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泛滥，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理论上都感到无能为力，最终自杀殉志。

　　瞿秋白是不是有着与拉法格夫妇相近的心态：生命，“最好是趁早结束了吧。”(《多余的话》)

　　然而，瞿秋白难以释怀：在中国革命中，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对小资产阶级的升华，是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曲解。

　　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瞿秋白已经反思：“德国的皮哈曾说过：一些小集团居然自以为独得了‘工人阶级的文化代表的委任状’——包办代表事务。这大概是‘历史的误会’。”

　　这是不是对沉溺于“误会”中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们的警示?进而言之，是不是对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等“四条汉子”们的警示，是不是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四人帮”们的警示?

　　不用说，瞿秋白象后来毛泽东维护“四人帮”那样维护左派。他说：那些挞伐鲁迅的创造社、太阳社们，“是有客观上的革命意义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因为，革命从来不会“四平八稳”，革命总被小资产阶级激情甚至冲动所鼓舞，聚起冲决罗网的烈焰。“独有现代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阶层的萌芽，能够用对于科学文明的坚决信仰，来反对这种复古和反动的预兆。”(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但是，如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诩“独得了工人阶级的文化代表的委任状”，独得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那可真是“历史的误会”。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文人，大抵两种角色——“帮忙”或者“帮闲”。 “所谓‘文人’正是无所用之的人物。……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多余的话》)

　　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纷纷落马，成为“多余的人”，终非人力所为，实乃中国革命的必然。

　　不仅如此，当蒋介石把“早产”的工人革命打出原形，中国革命终于认同自身的农民性质时，甚至工人出身的共产党总书记向忠发也便无所事事，成了“多余的人”。

　　五·四成为历史，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使命已经完成。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

　　在1928年共产党六大，瞿秋白“屡次想说：‘你们绕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但他无法推卸自身的担子。“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多余的话》)

　　瞿秋白期待历史转折的承载者。

　　毛泽东呼之欲出。

　　瞿秋白指出了毛泽东之路：“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湖南农民革命·序》)

　　不是遵义会议选择了毛泽东，不是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选择了毛泽东，而是中国革命选择了毛泽东，中国“三万万九千万农民”选择了毛泽东。

　　瞿秋白说：“中国革命的中枢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新民主主义论》)

　　事实上，当中国共产党从统一战线转为武装斗争，便已经宣布陈独秀历史使命的终结;而瞿秋白，则是为着终结的过渡。

　　当武装斗争从城市暴动向农民革命转换，时代呼唤“绿林好汉”，中国共产党需要山大王。

　　中国革命尽管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大潮，毕竟是农民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领导农民革命走向胜利?

　　孙中山不能，陈独秀不能，瞿秋白也不能。

　　农民革命需要具有农民气质、农民思维和农民本能的农民自己的领袖。当这样的领袖融会在时代精神和科学的感召中，超越农民自身“改朝换代”的旧观念，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赢得农民革命的胜利。

　　然而，胜利的农民革命同样不能荡涤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性。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构成，从来不是毛泽东期待的“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甚至不是“无产阶级分子”，而是农民小资产阶级和穿长衫或穿西服的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泽东说的很保守：“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见曹英：《红色档案系列之二：中共早期领导人活动纪实》)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在对立中的同一体。

　　中国共产党的小资产阶级基本构成，使它与广阔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保持恒久联系，从而有着牢固的社会基础和群众条件;它的无产阶级宗旨，则使它引领小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进步成为可能。

　　中国共产党的小资产阶级基本构成，使它具有了向资产阶级转化的条件，具有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孳生的土壤;它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则使它承受着自我改造自我救赎的鼓舞，也承受着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庄严。

　　事实上，世界各国工人政党，没有哪个党真正挣脱了小资产阶级束缚。

　　从第一国际的普鲁东派、巴枯宁派、布朗基派和英国工联，到第二国际的法国社会党、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再到以苏联为首的第三国际，实际上都是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在对立中的同一体。

　　《共产党宣言》规定了社会主义政党的历史方向，但在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苏东和中国，不会有纯粹的无产阶级政党;即如普遍工人化的欧美社会，基于工人的小资产阶级地位，同样不会有纯粹的无产阶级政党。

　　因此，自我革命，从来是工人政党不可或缺的护身法宝和激发活力的生命能。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便是这样的法宝和生命能。它再一次以惊心动魄的实践，为30年前瞿秋白《多余的话》作注—— 撕裂工人政党自诩的“神圣”，刺痛工人政党的神经，以震撼心灵之伟力，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开辟一条“再革命”之路。

　　而瞿秋白《多余的话》，以对中国革命——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深刻反省，不但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对小资产阶级领导权的艰巨性;揭示了新民主主义，即纳入无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的二重性;同时也揭示了30年后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

　　不许历史重演!

　　辛亥后的革命党们，忙着建设新的等级压迫;五四后的革命党们，忙着建设新的等级压迫;建立红色政权的共产党，也忙着建设新的等级压迫么?

　　瞿秋白期待——“吃过狼奶的罗谟鲁斯未必再去建筑那种可笑的煞有介事的罗马城，更不愿意飞上天去高高的供在天神的宝座上，而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乳母是野兽。……他终于……回到狼的怀抱来。”(《〈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共产党人，必须回归狼的怀抱，必须记起“自己的乳母是野兽”，必须踏着鲁迅的足迹，“回到故乡的荒野，在这里找着了群众的野兽性。”(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广大劳动人民向着压迫者的反抗和斗争，便是这种“野兽性”。

　　瞿秋白为共产党人指引了一条荒野回归路：“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练自己需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跟。”(《多余的话》)

　　——为自我改造而忧!

　　瞿秋白甩出串串鞭花，鞭影憧憧里血肉横飞……瞿秋白鞭挞的是自己。

　　中华血祭变革，“自嗣同始”;中国共产党人自我解剖，自秋白始。瞿秋白的“革命之忧”从此具有了侔同天地的广博与沉重。

　　瞿秋白笔重泰山：“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来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多余的话》)

　　试问天下，从专家、学者到“知识精英”，有几个不是“半吊子文人”?人类知识浩如烟海，有限人生能取几何?然而有几个敢如、肯如秋白者，对自身知识的局限如此自白，而将“先驱者”的光环、抑或“大师”的冠冕弃如敝屣。

　　瞿秋白尽吐肺腑：“对于政治，从1927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十几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多余的话》)

　　撕碎了虚伪，撕开了自我。瞿秋白公示内心深处对个体利益、兴趣、性情的迷恋，还原了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堕落”。但我们同时却看见了一个没有伪善光环的真实的革命者：为了党，为了人民，为了革命，他是怎样走过一条克制自我、战胜自我的坎坷路。

　　瞿秋白挖掘思想根源：尽管家境落魄，但赖于家族庇护，自己小时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剥削生活，“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觉察吧——其实是始终没有脱掉的。”(《多余的话》)

　　名重国共两党和共产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竟然“始终没有脱掉绅士意识”，这对那些盖棺论定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岂非残酷的幽默?

　　瞿秋白呀瞿秋白，你死就死呗，干吗留给后人些许尴尬?

　　然而这实在不是尴尬。

　　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能不跨过的关口——自我意识和自我改造。

　　这是刀山火海的炼狱之劫。

　　如果说，耶稣被罗马士兵和他的同胞钉上十字架;那么，瞿秋白则是自己把自己钉上十字架。

　　如果说，耶稣被冰冷的长钉穿透手掌脚踝，备受筋断骨碎的剧痛;那么，瞿秋白竟千刀万剐“剜却心头肉”，那是怎样撕心裂肺的苦楚!

　　瞿秋白解剖自己：无产阶级人生观“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的斗争，也就浸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多余的话》)

　　瞿秋白不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甚至不是“心甘情愿”的共产主义者。他终生苦恼于“二元世界观”的折磨，他始终徘徊在政治与文学、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他真实地走出一条共产主义者的心路历程。

　　那么，有谁是天生的、或者“心甘情愿”的共产主义者?

　　连耶稣不都是在自我改造中成为上帝的吗?

　　走向十字架之前，耶稣为着死亡的恐惧，大汗淋漓，踟蹰趑趄，他三次祷告，三次战胜自己的怯懦，才终于昂头赴死。(见《新约·马太福音》)

　　这是一个真实的耶稣。

　　在私有制、私有观念横行之天下，能有几人可以脱颖?因此，当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时，实际上给自己、也给他们的党套上一个枷锁——自我革命!

　　在世界人民没有砸碎脖子上被压迫的枷锁之前，共产党人无权砸碎自己脖子上自我革命的枷锁——这是从共产党“祖师爷”那里传承下来的金刚戒。

　　100多年来，全世界因为共产党人的这个精神而鼓舞。

　　21世纪，全世界因为共产党人的这个精神而期待!

　　这是直面人生的精神。“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鲁迅：《坟·论睁了眼看》)

　　因为“正视”本身，就是艰苦的自我批判。瞿秋白是经过长期的“自欺欺人”和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才终于在临刑前将内心的丑陋示众：“八七会议之后 我没有公开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一直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有这样的勇气。”(《多余的话》)

　　瞿秋白挥鞭抽向自我，鞭鞭见血——

　　“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的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像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的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如何还不要开除呢?”(《多余的话》)

　　“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多余的话》)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多余的话》

　　——用一句鲁迅的话，也许可对瞿秋白盖棺论定：“或者还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较为可靠吧。”(《华盖集·导师》)

　　长风落日，见证瞿秋白的“可靠”，那一声痛苦而真挚的哀叹，永恒地定格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我始终不能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多余的话》)

　　亲爱的瞿秋白呵，你太认真了!

　　问世间竟有几人，能如你这般把“无产阶级”4字看得如此珍贵，如此纯洁，如此不能玷污分毫。

　　如果你的战友或者你的党徒，真能如你这般，则无论苏东与中华，断不会有社会主义败绩，也断不会给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精英”们在弹冠相庆之余，还能振振有词地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奚落一番。

　　瞿秋白，你对于共产主义，该是怎样近乎固执的虔诚!

　　瞿秋白，你抱定牺牲信念而绝不投降，却为什么不肯留后世一个大无畏的英雄形象，偏要剥出一个渺小的“我”：“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作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多余的话》)

　　——感天动地，催人泪下!

　　瞿秋白不是烈士，是叛徒。

　　然而，耶稣不是叛徒吗?马克思不是叛徒吗?鲁迅不是叛徒吗?毛泽东不是叛徒吗?

　　耶稣背叛犹太民族的“爱国主义”，以至于他的同胞齐声怒吼：“打死他!”

　　马克思愤慨于工人运动中流行的“马克思主义”，他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鲁迅建树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座纪念碑;……他的确成了‘青年叛徒的领袖’。”(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毛泽东倾毕生心血结晶的文化大革命被否定，意味着他在“三七开”的虚晃一枪中“被拉出队伍”;而他临终前无奈的遗言：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不多，不也是对“被拉出队伍”的认同。

　　“叛徒”二字，在瞿秋白沉痛的自我批判里，孕育着新生的期待。

　　这是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背叛!这是对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救赎!这是为着“人类精神”的伟大超越!

　　为“叛徒”的丰碑!

　　临刑前的瞿秋白留下《多余的话》，临刑前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留下《自述》。二者珠联璧合，竟是“叛徒”铁证!

　　瞿秋白——李秀成，异曲同工，却在同一中对立。

　　李秀成在《自述》中，沉痛反省太平天国败绩：万千英雄慷慨悲歌，血沃中华大地，却终不免农民私有者的根性，等级压迫，争权逐势，乃至互相屠戮，“尽将东王统下亲戚属员文武大小男妇进行杀净……势逼太甚，各众内乱，并合朝同心将北王杀之。”(《李秀成自述》)

　　天国内讧，四分五裂。在内斗中耗尽生机。

　　《自述》并不是对生命的挽留;然而，不管是策反曾国藩图谋恢复汉室，还是诈降蓄意重整旧山河，抑或为保全天国余部免遭杀戮，甚至真的服膺曾国藩“愿效老中堂之马前”，实际上，李秀成已从农民起义对天下大同的理想空幻，完成了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体系的现实回归。

　　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在对立中，并不能免其同一性。《李秀成自述》实际上确认了农民革命向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投降。

　　瞿秋白则倾心于马克思主义为人类大同指引的科学之路，他以对旧势力旧观念的深刻批判和艰苦脱壳，拨亮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理想之光。

　　李秀成英雄末路，回眸处，留一腔对孔夫子“善的等级制”的依恋。

　　瞿秋白万缘俱寂，抬望眼，飘一缕超越自我、升华自我的绮思。

　　李秀成慷慨赴死，心有不甘。

　　瞿秋白坦然就义，“是真快乐”。(临终遗言，见张琳璋：《瞿秋白》)

　　瞿秋白自诩为历史新潮流的一朵浪花，他欢快地跳跃过，他融入这大潮中，与大潮同逍遥。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陆游难舍爱国情，临终《示儿》，遗一份儒家入世的固执。

　　“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瞿秋白则将佛、道的超脱，给予共产革命同天同地同宇宙的本质升华。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陶渊明：《形影神赠答诗》)

　　共产主义运动乃人类大化之浪，无论你反对还是赞同，自在其中。

　　所以，李大钊在绞刑架下，泰然自若;陈独秀被捕，管它生死，且一酣睡。

　　所以，恩格斯嘱将骨灰汇入大海;而周恩来撒下对中华的牵挂。

　　鲁迅则以别样的方式：“他没有给自己造一座塔，把自己高高供在里面，他却砌了一座坟，埋葬他的过去，热烈的希望着这可诅咒的时代——这过渡的时代也快些过去。”(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鲁迅埋葬了自己!

　　瞿秋白担起了清道的责任。“先驱者本是容易变成绊脚石的。”(鲁迅：《集外集拾遗·新的世故》)

　　瞿秋白搬开了自己!

　　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过渡的先驱者引领历史潮流，也不能免旧时代的腐气。因此，为着憧憬的新时代满园花灿免致玷污，竟不肯“它在丛中笑”。

　　耶稣之死，为着复活;瞿秋白之死，为着新生。

　　瞿秋白说：“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多余的话》)

　　鲁迅同怀。

　　鲁迅说：“这人如果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倘若一见之后，觉得我非其族类，不复再来，我便知道他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致李秉中》)

　　鲁迅寄希望于青年，瞿秋白也寄希望于青年。

　　——那是自省中奋然前行的青年。

　　鲁迅标识了对自我的厌恶。瞿秋白也标识了对自我的厌恶。

　　——那是对吃人的旧社会和旧观念的厌恶。

　　背着因袭重担的瞿秋白，走过一条艰难回归路：从自我生计之“忧”，升华为中华民族之“忧”，落实到中国革命之“忧”，最后回归自我改造之“忧”。

　　自我，在“忧”中救赎。

　　青年鲁迅曾写道：“奥古斯丁也，托尔斯泰也，约翰卢骚也，伟哉其自忏之书，心声之洋溢者也。”(《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

　　惜乎晚年鲁迅没能看到瞿秋白的“自忏之书”，《多余的话》其可与奥古斯丁、托尔斯泰、卢梭并列，当无愧。

　　瞿秋白引领中国共产党的救赎，引领整个人类的救赎。

　　“知我者，

　　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

　　谓我何求。”

　　——（《诗经·黍离》）

　　北京市写作学会 薛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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