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文化革命呐喊

　　鲁迅：为文化革命呐喊

　　在中华文化史上，有没有一个词可以概括鲁迅?

　　有!

　　那就是：颠覆!

　　在鲁迅笔下，阿Q、孔乙己、狂人，是颠覆;历史传说同样是颠覆：《理水》中的大禹是一个满身污秽的泥腿子，《非攻》中的墨子是反抗特权压迫而不惜与剥削者同归于尽的底层造反派;至于鲁迅的杂文、散文，更是颠覆：“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但我坦然，信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野草·题辞》)

　　鲁迅不是在写作，而是喊出五四运动的强音：颠覆。

　　五四运动要颠覆旧制度旧文化，那么，什么是“旧制度旧文化”?

　　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而是表现为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形态的整个私有制和私有观念。

　　那给予五四运动坚强支撑的《狂人日记》，以否定数千年“人吃人”历史的猛烈炮火，分明展开马克思“与传统所有制和传统所有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鲁迅式宣言。

　　五四运动要建树的新制度新文化，决不是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而是耀出社会主义曦光的公有制和公有观念。

　　五四运动决不是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灵圣地，而是工农兵文化胜利进军的桥头堡。

　　五四时期，周作人首倡“人的文学'”，那是对旧文化的抽象颠覆;而继起的“平民文化”，则以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开拓了通向工农兵文化颠覆官僚特权文化的光明路。

　　鲁迅是这一颠覆的举旗人。

　　鲁迅，标志着中华文化进入新的历史纪元，标志着文化领域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覆亡，标志着工农兵在知识化进程中新形象的崛起。

　　这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

　　从五四时期郭沫若最先喊出“革命文学”，到延安时期的解放区文艺，再到建国后批判《武训传》、《清宫秘史》，批判俞平伯、胡适，以及鼓动大跃进的工农兵诗歌，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八个样板戏”，中国新文化以革命的激情和左倾的激进，不断深化着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舞台的壮举，不断进行着文化领域扫除老爷太太、富豪大亨等一切特权剥削的伟大实验。

　　鲁迅是“革命激情和左倾激进”的正印先锋：

　　他激烈否定中国旧文化：“少看——甚至不看——中国书，多读外国书。”(《华盖集·青年必读书》)

　　他猛烈抨击中国旧文化的剥削实质：“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

　　他冷峻地刺向中国旧文化的思想权威：“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他无情地揭穿“知识精英”们的虚伪与龌龊：“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自叙传略》)

　　激进的鲁迅立下毒誓：“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宴席。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受永远的诅咒。”(《坟·灯下漫笔》)

　　晚年的鲁迅热情赞颂：斯大林的苏联共产主义实验“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南腔北调集·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颠覆一切!

　　钱理群说：“当鲁迅将他自我放逐，或者整个学界、整个社会把他放逐时，他所达到的境界：……对现有的语言秩序、思想秩序和社会秩序给以一个整体性的怀疑、否定和拒绝。也就是把‘有’彻底掏空。”(《与鲁迅相遇》)

　　朱寿桐说：“传统观念中有价值的东西被鲁迅概视为无价值的。”(《孤绝的旗帜》)

　　偏激鲁迅，坐不坐得文化战线上“极左”阵营的第一把交椅?

　　鲁迅自己就说：“我常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做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致许广平》)

　　其实，这样的偏激，早被孔子保留在2500年前的《诗经》中，那“与汝偕亡”的决绝，刻录着人类史上被压迫者宁死抗争特权剥削的不屈精神。

　　这样的偏激，更散见于世界各民族大大小小数百次数千次农民起义的暴烈行动中。

　　这样的偏激，也再现于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这样的偏激，甚至以“草”、“苗”关系的别样形态，发自到底是共产党人的邓小平的肺腑：“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1986，1，17)

　　“造反有理”!

　　鲁迅立足民众中，固执着与特权剥削的势不两立;他以对被压迫阶级文化观念的聚焦与升华，成为几千年农民革命的思想泰斗和后来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启蒙宗师。

　　鲁迅分明是20世纪中国文化战线上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黄巢李闯、太平天国。

　　不认同这一点，就不能理解鲁迅。

　　然而，鲁迅又是中国旧文化的承载者和继承者。

　　鲁迅熟读儒学经典。他说：“我几乎读过十三经”。 (《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

　　冯雪峰的《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得到鲁迅认可。冯雪峰说：鲁迅显示了中华民族与文化的精神，继承了“中国文学史上屈原、杜甫等的传统。”(转引自田刚：《鲁迅与中国士人传统》)

　　鲁迅是中国儒学思想的产儿。“无论是考察鲁迅的家学渊源，还是考察鲁迅所受的私塾教育，我们都可以这么说，鲁迅自小就沉浸在一种儒学的范围中。”(袁盛勇：《鲁迅：从复古走向启蒙》)

　　鲁迅一生，与中国古典文化相始终。尽管他“对传统文化采取彻底批判和否定态度”，但“其价值支点是着眼于现实改革的历史评价”;在深层文化心理中，鲁迅对传统文化精神有着“非自觉认同。”(田刚：《鲁迅与中国士人传统》)

　　这是怎样的“非自觉认同”?

　　青年鲁迅有着热烈的民族心：“中国之在天下……若其文化昭明，诚足以相上下者，盖未之有也。……中国之立于亚洲也，文明先进，四邻莫之与伦。” (《坟·摩罗诗力说》)

　　鲁迅为中华文化而自豪：“华土奥衍，代生英贤，或居或作，历四千年，文物有赫，峙于中天。”(《且介亭杂文·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

　　鲁迅决不肯做“中西方人”，他为光大中国文化，一生不辞辛苦，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北平笺谱》，以及木刻、版画，乃至呕心沥血，九校《嵇康集》。

　　鲁迅并不否认孔子的伟大：“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

　　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

　　其实，鲁迅的本体思想就是中国儒学——孔子学说。

　　孔子学说的道德指向：圣!

　　孔子真诚地表达对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向往。这种向往，通过“圣”——“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给予抽象的确立。

　　孔子学说的核心：仁!

　　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圣”已不复存在。但是，“圣灵附体”于仁。

　　“仁者爱人”。孔子立足私有制现实，以“私”为准则，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从自我出发，将喜怒哀乐推之他人。那么人人由己及人，由“爱己”而“爱人”，则人人整体之公义便在人人个体之私利中曲折实现。

　　这是“圣”即公有观念在正视私有制条件下的变通。

　　孔子确立了伦理原则，需要“礼”即制度保证：德政!

　　善的等级制。

　　私有制不能像公有制那样消灭等级制;但可以而且必须以公有观念规范、制约等级制。

　　孔子要求君正臣忠，父慈子孝，互相关心，各司其职，各尽其分。为政者以德，关心爱护百姓;为民者以忠，遵纪守法。也就是社会和谐，即“中庸”。

　　孔子主张剥削阶级与人民大众的阶级合作;但如果统治阶层放纵私欲，倒行逆施，又如何?

　　革命!

　　孔子推崇：“革故鼎新”(见《周易·杂卦传》)，肯定革命的重大意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见《周易·彖传》)

　　尽管由于私有制和封建社会特权剥削的强势，儒学思想体系不可避免地支撑了中国社会的君主专制、特权腐败与阶级剥削，但这个体系自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二程到王夫之、黄宗羲、康有为，始终涌动着一条激烈革命的潜流，那就是以“民重君轻”的执著，发展着对封建社会和儒学思想体系自身的否定。晚唐皮日休甚至喊出：“后之王天下，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原谤》)

　　因此，中国农民起义，总能从孔子学说的武库中找到适合自己反抗的兵锋;尤其“均贫富”，几乎成为历次农民革命的旗帜。

　　作为农民革命的思想大成，鲁迅最强烈最极端地表现出对儒学思想体系的否定。

　　鲁迅是历史变革时期内在动力的结晶。

　　在中国封建社会，任何对儒学思想体系的否定都不能彻底，而只能在量变中积聚质变。只有到了资本世纪，儒学思想体系才具备了崩溃条件，也才能出现执行这一“崩溃”的颠覆者。

　　在德国，马克思颠覆黑格尔哲学体系，剥出了黑格尔的革命内核;在中国，鲁迅颠覆儒学思想体系，剥出了儒学的革命内核。

　　鲁迅将孔子向往的“圣”融在自己的血液中：“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的新人。”(《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鲁迅认同孔子主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力，假使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那么请你自己先去死吧。”(《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

　　孔子将儒学思想的贯彻执行，寄托于中国“士大夫”。鲁迅就是许广平说的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元旦忆感》 转引自田刚：《鲁迅与中国士人传统》)

　　孔子规定“士大夫”：“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余英时释孔：“中国知识阶层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的时候，孔子便已努力给它贯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 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的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士与中国文化》， 转引自田刚：《鲁迅与中国士人传统》)

　　说“超越”，有点勉强。其实，孔子自己就不能超越。孔子学说立足于私有制的等级社会，以“自我”为轴心，他期待：“谋道”而“富”在其中;“忧道”而“贵”在其中。“士”者，当然热衷于对“富贵”的追求，也不能免从上面俯视民众的高傲。

　　然而，孔子要求：居尊贵，在于承担更重的社会责任;享荣华，在于对社会更多的付出。“士” 必须信守“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孤洁，必须有着维护“高傲”的尊严而为民众事业牺牲的自觉。

　　“士志于道”。

　　孔子要求“士”的人生价值在社会整体利益中得到实现，“士”的个体私利在对社会公利的贡献中得到回报。也就是以对社会公德的自觉，用“士”复杂劳动的文化产品与社会其他产品进行公正交换，按劳分配。

　　这是打了折扣的理想主义，然而，对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大多数“士”们，依然高难攀。他们被训导“士志于道”，却又馋涎高官厚禄，于是，“伪善”便成为“士”这个群体的随“形”之影。

　　五四时期，封建体制解体，“士”这个阶层也趋于没落。然而，“伪善”的阴魂不散，附体于新的知识阶层。中国知识分子的追名逐利，唱出了资本主义民主、自由、人权的高调，或者举起了社会主义和“无产文学”的招牌。伪善，在新形态下鬼影憧憧。

　　被陶行知在《守财奴想到守知奴》中称为“士大夫的新代表胡适”，犹疑于自我得失，联姻着新生资产阶级的软弱，在新文化颠覆旧文化的大转折时代，未能从“士”这个没落群体中超脱，甚至未能免“士”这个知识分子“为王前驱”的整体宿命，屈膝作了特权剥削的帮忙、帮闲，乃至帮凶。

　　胡适无足为儒学精神的继承者。

　　鲁迅是“士”，但他将救世情结与“无我”品格相融合，感受着新生无产阶级的勃勃生机;他颠覆了“士”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宿命，持戈“为民前驱”，伸张被压迫阶级的“私利”，开拓人类解放公天下的新境界。

　　鲁迅捍卫了“士大夫”应有的光荣，实现了“道”的升华。

　　鲁迅认同孔子推崇的“自我”。他说：“我小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鲁迅生年史料汇编》，转引自辛晓征：《鲁迅》)

　　不平而鸣。恨，因于私欲受辱、私利受损的锥心之痛;没有“以身殉道”的牵强，也没有 “献身理想”的自得，而是充满原始意味的为人生变革的抗争。

　　从优越的众人捧，到奴隶般的被歧视，鲁迅公然宣言在沦落中获得的与最广大被压迫人民一致的私利，一致的阶级仇恨。他明确捍卫“私利”：“我们穷人唯一的资本就是生命。以生命来投资，为社会做一点事，总得多赚一点利才好;以生命来做利息小的牺牲，是不值得的。”(《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

　　鲁迅已经不是个体的“自我”，而是被压迫阶级整体的“自我”。他期待：知识分子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深切感受着被压迫的痛楚，鲁迅的反抗真实而坚定;与广大民众同着脉搏，鲁迅的私利升华为民众的公利。

　　鲁迅因此继承了儒学传统，更升华了儒学传统;他以根深蒂固的民本思想，聚魂于“士”之精神，无愧“最后一个士大夫”。

　　鲁迅是叛逆的士大夫。他借魏晋文学，一吐胸中块垒：“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

　　黄钟毁弃、瓦缶长鸣。“瓦缶”堂而皇之登坛，“黄钟”成了伪善的祭品。

　　鲁迅钟爱庄子、屈原那否定丑恶现实的刚正和汪洋恣肆的文风。但在特权专制的重压下，庄子、屈原只能“质本洁来还洁去”，在绝望中避世或者投江。

　　嵇康，是鲁迅的最爱。他的反抗激烈豪迈。然而也只能用一曲《广陵散》的绝传，崩断悲愤的心弦。

　　近乎绝望的鲁迅于方寸间浩荡着庄子、屈原、司马迁、嵇康们在中国历史上掀动的抗争风暴，低吟着他们余音不绝的悲歌，却于悲歌中悸动微茫的希望。

　　时势造人!

　　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无限生机为否定私有制准备了物质条件，工人阶级的崛起为创造社会平等展现了科学力量。马克思主义诞生了。它迎向特权剥削这个庞然大物，逆势而起。

　　鲁迅是这个转折关口的庄子、嵇康，是对儒学思想体系实现超越的士大夫;他的悲愤萌生了希望战胜绝望的曙光，他的叛逆出现了可以支撑他勇敢战斗的新势力——正在觉醒的中国人民和正在崛起的世界社会主义。

　　鲁迅以对儒学思想体系的否定，实现着向儒学本质的回归：“把古时好的东西复活，将现存的坏的东西压倒。”(《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 这就是公元前500年人类轴心时代确定的公正、平等、善良的人类精神。

　　在中华民族，这个精神曾经是孔子形态，孟子形态，朱熹形态，康有为形态;也曾经是屈原形态，嵇康形态，李贽形态。20世纪上半叶，聚焦为鲁迅形态。

　　鲁迅形态是颠覆。

　　为着颠覆，鲁迅向旧制度旧文化掷出投枪。

　　孙中山说：“我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心已深，牢不可破。”(《建国大纲》)

　　梁启超说：“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见林伟民：《中国左翼文学思潮》)

　　——鲁迅向奴心奴性掷去投枪。

　　在《狂人日记》中，他冷酷地否定无辜者的存在。锋刃所向，无分“上等人”和“下等人”，无分剥削者和劳苦大众。

　　在《坟·灯下漫笔》中，他笔触悲愤：“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

　　不仅如此。“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 所谓“臣”，原不过下下等奴才的蔑称。(鲁迅：《且介亭杂文·隔膜》)

　　中华文明的一切传统美德：忠孝、仁义礼智信、勤劳勇敢……，统统被鲁迅置于专制与奴性的总题目下予以批判：华老栓有“父慈”之德，却散溢着喝革命者血的愚昧;阿Q勇敢地走上刑场，却展示着心灵的麻木;闰土终生勤劳，却抱定逆来顺受的卑下……

　　鲁迅把中华民族比喻为在一间铁屋子中酣睡的人群，濒临灭亡而不自知。即便少数人觉醒，也无力阻止中国沉沦，甚至被视为“疯子”，遭到围攻。鲁迅自叹：“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而已集·答有恒先生》)

　　愚弱的国民，卑怯的灵魂。旧制度旧文化，毒害每一个人的身心。

　　中华民族，如何才能苏醒?

　　那竟是入侵者暴虐和兽行的刺激!胡适说：“我们深深感谢帝国主义者，把我们从这黑暗的迷梦里惊醒起来。”(《慈幼的问题》)

　　当日本兵的刺刀挑碎了神州大地，当侵略者的暴行使中国人“做奴隶而不得”，中华民族终于睁开惺忪的睡眼……

　　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壮大和毛泽东的新中国。“他们这个侵略对于我们很有好处，激发了我们全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提高了我国人民的觉悟。”(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因为，在蒋介石专制独裁下，沉睡的国民大约不必觉悟，可以“做稳奴隶”。

　　曾经，为民众解放而饮刃的辛亥党人，不被民众理解——

　　《药》中的革命者夏瑜不仅被反动势力吞噬，而且被“华”+“夏”的整个华夏民族吞噬：华小栓期望夏瑜的血治好自己的病，夏瑜的母亲不理解儿子的义举，反为儿子的“罪”背负沉重压力。革命者，原是“人民公敌”。

　　《明天》中单四嫂子的希望，不是反抗的胜利，而是梦中的安慰。

　　《故乡》的主人公将命运寄托在一副敬神的香烛上。

　　曾经，为民众解放而断头的共产党人，也不被民众理解——

　　1928年，蒋介石专制政权在长沙屠杀共产党人，所得的却是大批看客蜂拥围观。“全城男女往观者，终日人山人海，拥挤不通……交通为之断绝”：看悬挂的共产党人的“首级”，看暴露街头的共产党人的“女尸”。

　　鲁迅含悲忍愤：“我们中国现在的民众，其实还很不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三闲集·铲共大观》)

　　麻木的心灵，助长着统治者的残暴，助长着苛酷的剥削和贪婪的嗜血，助长着一切卑劣一切恶。“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头上，他却看着高兴。”(鲁迅：《热风·随感录六十五》)

　　其实，非中国独然。只要鼓吹和纵容私有制，天下尽同。被鲁迅痛斥的“国民性”，原也是资本世界的“世民性”。

　　傅立叶并非仅为法国感慨：医生希望病人增多;律师希望家家打官司;建筑师梦想起大火，烧毁半个城市;玻璃匠盼望下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裁缝和皮匠则指望大家的衣服和皮鞋很快穿坏，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生意……

　　亚当·斯密并非仅为英国感慨：“正是人们对有钱有势者在感情上的认同支撑着社会秩序和等级差别。”(《道德情操论》)

　　恩格斯并非仅为德国感慨：“政府的恶劣，就可以用臣民的相应的恶劣来辩护和说明。”(《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同样，沉迷于私有制的泱泱中华，岂能超脱“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毋庸讳言，若非国民的冷漠乃至纵容，蒋介石敢对日本侵略者屈膝求和?胡适敢鼓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其能现奴颜婢膝昏暮乞怜于权贵之间者，必其能悬顺民之旗箪食壶浆以迎他族之师者也。”(梁启超：《论权利思想》)

　　史迹斑驳。曾经的中华民族不是意满志得做起“大元”的顺民吗?不是昂首挺胸甩动“大清”的辫子吗?那么，再做一回哼着樱花之歌、举着太阳旗的大日本国民又何妨?

　　这并非激愤之语。事实上，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精神对民主政治、民族独立的张扬，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崛起展现出人类解放的光明前景，如果没有联合国宪章对国与国之间主权侵略的拒绝，如果没有斯大林的苏联成为反纳粹的中流砥柱，如果没有罗斯福的美国领导世界坚持反法西斯的义举，最后，如果没有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不倒战旗，那么，不仅溥仪可以登基“满洲国”作日本的儿皇帝，不仅汪精卫可以割据南京做日本的傀儡，便是偏安重庆的蒋介石政权，也一定不免开门揖盗，成为太阳旗下的汉奸。

　　美国当局看透了蒋介石，曾于失望之余悲观估计：“也许一年之内，国民党政府就会变成一个日本大满洲国了。”(迈·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0—1995)》转引自张宏毅：《近代以来中美俄日关系的特点》)

　　蒋介石不讳言：“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此事乃我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也心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集》 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分明的汉奸心态!

　　如果不是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可能重蹈法国巴黎公社的覆辙。

　　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德奥侵略者和法国大资产阶级卖国政府达成“默契”：德奥大军负责围困，让法国资产阶级军队向本国同胞大开杀戒;炮火中，成千上万的工人喋血，巴黎公社沦亡。

　　1936年，蒋介石凭借围剿摧折红军90%兵力的有利形势，将红军一路赶杀至陕甘荒凉之地。30多万剿共部队虎视眈眈，与大军压境的日本侵略军互成犄角，形成合围的“默契”。 1万多红军命悬一线，毛泽东忧心忡忡：“我们现在好像坐牢一样，前门是日本人守着，后门是蒋介石守着。”(见吴江雄：《毛泽东谈古论今》)

　　蒋介石驾临西安指挥剿共。张学良苦谏，蒋介石铁了心：“即使你用手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会改变。”

　　西安事变，“张、杨以他们个人被囚被杀的悲壮结局，换来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可谓功盖华夏，永彰史册”;西安事变更将红军从危亡中解脱，毛泽东感叹：“把我们从牢狱情况下解放出来。”(均见《北京晚报·江山》 2011，7，22)

　　然而，西安事变，也使蒋介石在消灭共产党的大好时机前功亏一篑。一句“汉卿负我”，浓缩了蒋介石半生血泪。

　　张学良“负“了蒋介石什么?

　　——“宁与友邦，不与家奴”。

　　在张学良的心目中，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无论出于少年英雄报国心切，还是书生意气为“普世价值”的天真，张学良都远不及蒋介石的深邃：从来的民族斗争之本质诉求，是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

　　蒋介石深谙此道。鲁迅也深谙此道，他以如炬目光洞穿蒋介石，凌厉透析“攘外必先安内”的阶级根源：“新花样的文章，只剩了‘安内而不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这三种了。……前清末年，满人出死力镇压革命，有‘宁赠友邦，不给家奴’的口号，汉人一知道，更恨得切齿。其实汉人何尝不如此?吴三桂之请满兵入关，即‘人同此心’的实例。”(《伪自由书·文章与题目》)

　　蒋介石无非吴三桂的别样形态。

　　凡是剥削阶级，尽管披一张光鲜的外皮，把“爱国”喊得震天响，但一到关键时刻，为了自己的“小九九”，是绝不吝惜撕破一切廉耻，出卖祖国主权和民族利益的。

　　因为，剥削阶级的阶级利益——保持剥削人民的特权，远高于民族利益。

　　这是特权剥削者从娘胎里带出的恶臭与耻辱。

　　一个民族容忍乃至纵容这个耻辱，那是民族的耻辱。

　　整个人类容忍乃至纵容这个耻辱，那是人类的耻辱。

　　中华民族至今没有摆脱耻辱，整个人类至今没有摆脱耻辱。

　　消除耻辱，必须认知耻辱。“应当让受现时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时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宣扬耻辱，使耻辱更加耻辱。”(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特权剥削最集中地抽象着民族和人类的“耻辱”。 不消除这个“耻辱”，就没有中华的崛起，也没有人类的崛起;而没有全民族全人类在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中的自省与救赎，也不能根绝特权剥削。

　　鲁迅深厌国民性的恶劣，但他“揭发缺点，意在复兴。”(《致尤炳圻》) 他期待中华民族从专制与奴性的漩涡中挣扎逃生，自我救赎，洗刷耻辱，挺起“人”的腰杆。他鼓动底层革命：“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他要反抗，他要复仇。”(《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聚起复仇的众力，鲁迅向特权剥削掷去投枪。

　　在鲁迅书桌旁的墙壁上有一幅画，写照他心底深处的恨：那是4个凶狠的警察扑打一个乞丐孕妇的素描。(见司徒乔：《鲁迅先生买去的画》)。

　　在鲁迅爱憎分明的双眸中，镌刻着“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 他对“上流社会”的攻击固然刻毒偏激，却入木三分：富人之劣者自不必说，富人之善者就不心怀叵测吗?“侠客为了自己的‘功绩’，不能打尽不平，正如慈善家为了自己的阴功，不能救助社会上的困苦一样。”(《集外集拾遗·〈解放了的唐·吉诃德〉后记》)

　　消灭了贫富差别，如何显示富人的“慈善”?而不显示富人的“慈善”，则如何让富人踞于贱民之上挤一脸“上等人”的笑?又如何维持富人统治下的“贫富和谐”?

　　18世纪，法国的卢梭鄙弃做富人，他拒绝法兰西院士的“名”，也拒绝国王年金的“利”，甘心一个筋斗滚入贫民窟中;20世纪，鲁迅同样鄙弃作富人，他不接受爱的施舍，也不接受诺贝尔奖金提名，断不沆瀣于“上流社会的堕落” 中。

　　鲁迅固执地说：“我总以为下等人胜于上等人”。(《三闲集·通信》) 他对“上等人”的伪善率性笑骂、热骂和怒骂，乃至“下等人”的粗野骂阵：

　　“便完事，管他妈的!”(《华盖集·并非闲话》)

　　“看一看这些‘名流’究竟是什么东西”!(《华盖集·“公理”的把戏》)

　　“将你们‘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茅厕’里去。”(《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

　　在劈头盖脑掌掴梁实秋的“粗口”中，鲁迅的穷人情怀淋漓挥洒：“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二心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鲁迅为谩骂辩护：“谩骂固然冤枉了许多好人，但含含糊糊的扑灭‘谩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花边文学·谩骂》)

　　鲁迅断然宣布：只要阔人政治和特权剥削存在，“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就是‘他妈的’，围绕在上下和四旁，而且这还须在太平的时候。”(《坟·论“他妈的!”》)

　　“破帽遮颜过闹市”。 鲁迅完成了阶级地位和阶级立场的转变。他的“破帽”，与阿Q的破帽一样低贱;他的血管，流着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农民的血液;他的感情，洋溢着《社戏》中神往的与农村野孩子的挚情;他的父系家族的败落，更使他回归本原——农民。孔庆东甚至说：鲁迅家道中落，田产卖光，“由地主变成贫下中农了”。(《正说鲁迅》)

　　鲁迅是农民的别样形态，是穿长衫的农民，是呼唤觉醒呼唤革命呼唤造反的农民思想家。

　　瞿秋白看得真切：鲁迅“和农民群众有着比较巩固的联系。他的士大夫家庭的败落，使他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这使得他真象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了那种‘野兽性’。”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这是被压迫阶级积恨心头的反抗特权剥削的永恒根性——

　　在《铸剑》中，鲁迅以诡异之笔，描写眉间尺、宴之敖和楚王被砍下头后，于沸水煎煮中三头依然厮咬不休的场景，那复仇者对特权剥削的刻骨仇恨，那压迫者对平民反抗的殊死镇压，竟一直要斗到阴曹地府。“变成鬼也不饶你!”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鲁迅：《野草·淡淡的血痕中》)

　　临终前，鲁迅写下《女吊》，他用垂危的生命祭奠“叛逆的猛士”，鼓舞底层民众的革命信念，也将自己“盖棺论定”为造反的左派阵营：“明社垂绝，越人起义而死者不少，至清被称为叛贼，我们就这样一同招待他们的英灵。”

　　血的斗争实践，使鲁迅得出与马克思相同的结论：被压迫阶级与特权剥削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

　　鲁迅因此“孤绝”于旧的知识分子群，也“孤绝”于新的革命知识分子。

　　——“孤绝”鲁迅向左翼阵营的“战友”掷去投枪。

　　1935年，共产国际提出统一战线的主张，王明发表“八一宣言”，号召成立“国防政府”。顺理成章，周扬倡导“国防文学”。

　　鲁迅反对。他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两个口号，分明着两种立场、两种人格。

　　在知识分子革命家眼里，革命固然基于被压迫的反抗本能，但更多是对先进思想和原则的理性认同;在鲁迅眼里，革命固然不乏理性的感召，但一定深深植根于人民大众反抗压迫的情感与本能，因而有着强烈的被压迫阶级的阶级直觉。

　　鲁迅有这个直觉，毛泽东有这个直觉。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以被压迫阶级的阶级直觉，敏锐地捕捉住“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与资本主义复辟的内在联系;20世纪30年代，鲁迅以被压迫阶级的阶级直觉，深刻地把握了“国防文学”与投降主义的逻辑关系。

　　在王明、周扬的潜意识里，蒋介石和他的“国军”是庞然大物，是抗战的主力，因此，统一于“国防”，统一于蒋介石，天经地义。

　　鲁迅则愤然“国防”的暧昧，担忧新文化被蒋介石独裁政权统了去，重新沦为特权剥削的奴隶。他强调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毛泽东认同鲁迅：“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呼应鲁迅：“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国防政府”，对于王明、周扬是压倒一切的，对于颠覆旧制度的鲁迅、毛泽东而言，则只是统战策略，是被压迫阶级争取解放的过渡。

　　民族斗争从来以阶级斗争为轴心。“抗日战争”的活剧中，明确跃动着特权剥削与被压迫阶级相较量的主线。事实上，如果不是毛泽东抵制了王明的投降主义，大约中国共产党早被蒋介石专制政权统了过去。

　　这并非危言耸听。其实，不独抗战伊始的王明们，便是抗战胜利后解放区日益强盛时的刘少奇、周恩来们，依然重蹈王明覆辙;他们在毛泽东养病期间集体议决，准备向蒋介石交枪交权。

　　“周恩来在介绍‘法国共产党军队国家化的经验’时曾特别讲过，法共当时如内战必然失败，政治资本也会失去，同意将军队编入国防军后，不仅军事地位并未丧失，政治地位也绝大提高。”

　　刘少奇主持 《中央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的指示》，宣布“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军队改编为国军，“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

　　杨奎松问道：“把枪交出去，到中央政府里去做官，搞议会斗争那一套，这是毛泽东的本意吗?”

　　真悬哪!原来差一点中国共产党就束手就擒，差一点就没有后来威震世界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毛泽东拍案而起。在他病愈复出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愤然撕毁中共中央几乎定论的决议，拒绝收编，终挽革命于狂澜。“毛泽东的发言，使与会者明显地改变了认识”; 杨奎松写下毛泽东的慨叹：“蒋介石稍微放一下长线，大家就觉得天下太平，四方无事了。用他的话来说，直到较场口事件发生才又清醒了些，这实在危险得很。”(以上均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一点不虚，毛泽东缔造了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

　　放弃自我，必将全面溃败。看来第二国际领袖们的知识份子天真在中国共产党这支造反的队伍中，原也有如此深广的市场。能说中国共产党超越了小资产阶级层面吗?

　　那么，往回推10年，鲁迅反对“国防文学”，该与毛泽东有着怎样精深的灵犀相通!而40年代的刘少奇、周恩来尚且动摇，30年代领受莫斯科指令的周扬们，又怎能求全责备呢?

　　其实，周扬无愧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30年代初，中国红色文艺被白色恐怖无情摧残。周扬在“党组织连遭重创，完全失去和党联系的情势之下，不屈不挠，出生入死，顽强支撑”，以革命者的坚强意志和献身精神，重振了左翼文化军队。(李洁非：《典型文坛·长歌沧桑》)

　　可是，周扬为什么会失足于“国防文学”呢?

　　那是知识分子革命家的共性：革命冲动多因于崇高理想的感召，却不能免踞于民众之上的自负，不能自觉认同人民这个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因而自卑于共产党八路军的弱小，幻想背倚“大树”：内倾蒋介石的剥削阶级政权;外奉共产国际新权威。

　　周扬们以革命知识分子形态，张显出中国士大夫潜存的根性——“为王前驱”。

　　鲁迅与毛泽东则融血肉于人民，感应着中华民族沉重的脉搏，他们将对先进思想和革命原则的理性认同，扎根在被压迫阶级血与泪、情与仇、隐忍与反抗的深厚土壤中，所以能够把握人民的伟力，集中人民的意志。他们确信：不是国民党几百万军队打败日本侵略者，而是中华民族几亿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换句话说，抗战的主力不是蒋介石和“国军”，而是人民。

　　“为民前驱”!

　　鲁迅与毛泽东以知识分子革命家难以企及的豪迈，向着神州大地吼出一嗓子：我就是人民!

　　人民的儿子，独立乱云飞渡里;双脚，牢牢扎入被压迫民众中。

　　——肩着人民之子的自觉，鲁迅投枪更深地刺入自己的心窝：

　　“我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鲁迅：《三闲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鲁迅：《坟·写在〈坟〉后面》)

　　“我所憎恶的太多了，应该自己也得到憎恶，这才还有点像活在人间。”(鲁迅：《华盖集·我的“籍”和“系”》)

　　“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它，想除去它，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鲁迅：《致李秉中》)

　　鲁迅解剖自我，“抉心自食，欲知本味”。他写道：“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 (《野草·墓碣文》)

　　“殒颠”，是绝望于旧世界，也绝望于旧世界之构成分子的自我，是自我与旧文化的一体“殒颠”; 而新文化的崛起，也便与自我一体崛起。

　　鲁迅颠覆物，更颠覆心;颠覆社会，更颠覆自我。他的阿Q，为中国人“开出反省的道路”;他自己，更负起全体的罪孽，引领民族的和人类的救赎。

　　鲁迅如此写意滴血的十字架，写意基督受难的惨淡黄昏：“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一定是伟大的犯人。”(《集外集·〈穷人〉小引》)

　　钱理群说：“鲁迅既是伟大的审判官，更是伟大的‘犯人’，他的每一个拷问都同时指向自己。”(《与鲁迅相遇》)

　　冯雪峰说：鲁迅时时在自我批判，他“反攻别人的话”，“会很快转到分析他自己和批评他自己的话上去。”(《回忆鲁迅》转引自辛晓征：《鲁迅》)

　　孔庆东说：“鲁迅笔下很多人物的痛苦，其实是他自己痛苦的写照。”(《正说鲁迅》)

　　袁盛勇说：“鲁迅的国民性话语是一种自我在场的启蒙话语。”(《鲁迅：从复古走向启蒙》)

　　恒久的自我在场!

　　鲁迅诅咒一切恶，“连我自己，因为我就应该得到诅咒。”(《野草·过客》)

　　鲁迅痛下杀手：“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呐喊·狂人日记》)

　　鲁迅剖出自己的心：“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着排筵宴。”(《而已集·答有恒先生》)

　　日本学者竹内好称鲁迅文学是“一种赎罪的文学”;张宁认定：“赎罪”是鲁迅精神的一个基本特征。

　　王富仁如此敬服：鲁迅提供了被压迫者如何不变成新的压迫者的典范，那就是把“批判”首先“指向自己”，始终如一的自我批判，“不仅不能容忍对他人和自己的一切奴役，同时也警戒自己，不要去奴役他人。”(转引自张宁：《无数人们与无穷远方：鲁迅与左翼》)

　　钱理群笔下的鲁迅惊心动魄：“鲁迅不仅跟别人过不去，更主要地和自己过不去。他把自己搞得乱七八糟。……他把自己的后院搞得天翻地覆，不留后路，他不断地进行自我拷打。……鲁迅要打碎一切，包括自我经验。”(《与鲁迅相遇》)

　　毛泽东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毛泽东接过鲁迅的投枪，“搅得周天寒彻”。他鼓动文化革命“大动乱”，分明鼓动更广阔的自我革命;他亲手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政权，他的立身之本和成功载体，被他自己“搞得乱七八糟……天翻地覆，不留后路……自我拷打……打碎一切，包括自我经验”。

　　以至费正清如此指责：毛泽东“为了防止‘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弊病，几乎毁了中共。”(《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然而，燕雀岂知鸿鹄志?

　　公有制颠覆私有制，公有观念颠覆私有观念，是一场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过的大革命。它拒绝权利易位的“皇帝瘾”，拒绝“党天下”的私利;它更“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它“是暴动”(毛泽东)，是天下大乱。

　　这是沧海桑田的巨变。

　　没有这个巨变，能有底层民众的解放和工农兵文化的崛起吗?

　　鲁迅形态——通向工农兵文化崛起的桥梁。

　　鲁迅称自己是“斩除荆棘的人”。在《野草·影的告别》中，他将自己和灵魂和整个世界沉入黑暗中;他期待：在黑暗中孕育光明。

　　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除尽旧文化的荆棘，才有新文化的萌芽。“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鲁迅桥梁，在“破”中构建与延展。它鞭策“士”向“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转化。

　　鲁迅热情赞美：“奥古斯丁也，……伟哉其自忏之书，心声之洋溢者也。”(《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

　　奥古斯丁以教授之尊，肩起知识分子群的伪善与罪孽，在忏悔中皈依上帝。他鞭笞自我“喜爱空虚，寻觅虚伪”，是“言语贩卖者”;他甚至赞乞丐以自嘲：乞丐乞讨“是祝望别人幸福而获得了酒，我是用谎言去追求虚名。”(《忏悔录》)

　　鲁迅以“最后一个士大夫”的自重，引领知识分子群的自省与救赎，在忏悔中回归民众。他断然否定那种“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做特等车，吃特等饭”的知识特权思想。他宣告：“劳动阶级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鲁迅桥梁，是向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知识化的过渡。

　　以往的历史是特权集团剥削压制广大人民的历史;现在的历史是广大人民起来反抗特权集团专制的历史。人民的抗争，释放着每一个“大写的人”之能量，向着人人平等的未来过渡。

　　脑体相融的新人类正在崛起。“唯有左翼文艺现在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活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鲁迅说：《二心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在这“唯一的运动”中，同着鲁迅为文化革命的呐喊，成长起中国第一代战斗的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胡风们，和周扬们。

　　然而，胡风们，和周扬们，都不能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根性。

　　胡风是鲁迅晚年圈子中人，周扬是与晚年鲁迅联盟的左翼文化军队的“元帅”。 二者在彼此间的对立与斗争中，从不同侧面继承了鲁迅。

　　胡风偏重实质，周扬偏重形式。

　　没有形式，不能扬新文化之威;没有实质，则不能有新文化。

　　然而，周扬游走于形式。他紧跟王明，跟错了;紧跟毛泽东呢?经过延安整风和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呕心沥血20年，一次次以“左”的极端为工农兵文化鸣锣，虽成就一时辉煌，却毕竟缺乏底层被压迫者的阶级直觉，到头来终于跟不上，滑回了帝王将相的旧文化，被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疾风骤雨中扫荡出局。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单凭“紧跟”，决不能有真的“无产文学”。因为，“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鲁迅：《而已集·革命文学》)

　　相反，胡风执著于内容。他秉承鲁迅遗风：做革命文学，先做革命人;但他拘泥文艺理论的教条，拘泥“自我”，失于鲁迅真谛。他的“叛逆”，未如鲁迅那样从“士大夫”转变为农民思想家，而始终是一个文人，一个葆有农民之朴实的正直清高的文人。

　　鲁迅是革命家，他的文学为了革命，革命因文学而血肉生动;胡风是文学家，他的革命聚于文学，文学被革命撑得硬骨铮铮。从梅志的视角看：胡风“一向对政治钝感”。(《胡风传》) 他缺乏融文学于革命大潮的自觉。

　　这是胡风与鲁迅的区别，也是胡风在毛泽东以工农兵文化颠覆旧文化的大风暴中颓然倾倒的原因。

　　行文至此，真不免感叹：知识分子群不必谈，胡适、周作人不必谈，便是自诩“得了鲁迅真传”的王实味、胡风们，以及大陆内外几十年至今自封和被封的“当代鲁迅”们，谁又真可以比肩于鲁迅呢?那原因，在于他们尽管自认为代表着人民，实质不过代表一个集团、顶多一个阶层;而鲁迅则彻底地将自己的血肉和情感融于人民之中，代言着最底层被压迫大众的苦难和抗争。

　　当“底层大众”被时代风云锻压成无产阶级时，它便承担起人类解放的使命，它对特权剥削的反抗也便同时成为对旧制度旧文化的颠覆。

　　鲁迅 = 颠覆。

　　鲁迅与毛泽东并立。

　　在中国历史上，毛泽东是最后一位农民起义英雄和最后一位“专制帝王”，也是第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则是最后一位农民革命思想家和最后一位“士大夫”，也是第一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先驱者。

　　北京市写作学会 薛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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