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长虹第一次见鲁迅，是在一个吹着凛冽寒风的夜晚。那时是1924年底，《狂飙》在太原出至第三期便难以为继，于是高长虹便来到北京，将这份杂志以《国风日报》副刊的名义继续出版。12月的一天，高长虹从孙伏园处得知鲁迅对《狂飙》很赏识，而此时《狂飙》的处境十分艰难，于是便前去拜访鲁迅，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两人一见如故，尽管思想不同，却依旧相谈甚欢。“我那时以为已走入一新的世界，即向来所没有看见过的实际世界了。”(高长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然而仅仅过了一年，他的梦便被撕碎了，这位他曾十分敬重的前辈与他反目成仇，两人彼此间恶言相向、剑拔弩张。和鲁迅之间的论战使得他众叛亲离，此后淡出文坛，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后半生。
两个人的公开冲突是在1926年，那年6月，高长虹前往上海重办《狂飙》，鲁迅也在8月离京前往厦门，《莽原》的编务便暂时由韦素园负责。在此期间，韦素园频频压下狂飙社成员高歌、向培良的作品，向培良感到不满，与韦素园起了冲突，并致信身在上海的高长虹。高长虹得知后，便于复刊后的《狂飙》上刊登了两封分别给鲁迅和韦素园的公开信，在给后者的信中高长虹措辞激烈：“《莽原》需不是你家的!林冲对王伦说过：‘你也无大量大才，做不得山寨之主!’谨先为先生或先生等诵之。”(高长虹，《给韦素园先生》)并在给鲁迅的信中大倒苦水：“素园曾以权威献人，今则用以自献，然权威或可施之于他人，而不应施之于同伴也。”(高长虹，《给鲁迅先生》)见鲁迅迟迟未有回应，高长虹便在《狂飙》上刊登了《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一文，指责鲁迅以思想界的权威自居，将他描绘成“世故老人”，两个人就此公开决裂。韦素园的做法是否妥当另说，但高长虹的反应却早已超出了事情本身。而事实上，冲突的地雷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埋下了，压稿纠纷只不过是引爆地雷的导火索而已。
高长虹对鲁迅的不满源于1925年8月《民报》刊登的一则广告，这则广告将鲁迅描述成“中国思想界之权威”。高长虹对这种说法深恶痛绝，“我看了真觉‘瘟臭’，痛惋而且呕吐。”(高长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他认为，国民的思想尚处于刚刚启蒙阶段，在这时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而此时提出“中国思想界之权威”的说法，无异于为思想解放设置了障碍。他当面向鲁迅提出了质疑，可鲁迅却说：“有人——就说权威者一语，在外国其实是很平常的!” (高长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也许在鲁迅看来，这不过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广告宣传用语，无需当真，但敏感脆弱的高长虹却当真了，他无法理解这位他心目中思想解放的先驱者竟然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这顶高帽。压稿纠纷显然引起了他不快的回忆，否则便无法解释他何以在论争过程中大谈“权威”，并旧事重提攻击鲁迅。
高长虹在冲突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格结构，有点类似于卡伦•霍妮曾分析过的神经症人格。在《我们内心的冲突》一书里，她谈到神经症患者会创造一种关于自己的理想化意象：“无论是在意识中还是无意识中，这种心中的形象总是与实际相距甚远，尽管它对患者生活的影响是很实在的。”(卡伦•霍妮，《我们内心的冲突》)在高长虹身上，神经症人格的表现却有所不同，他未曾试图创造关于他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但他却在内心里构筑了关于鲁迅的理想化意象，在他的心目中，鲁迅既然是思想解放的先驱，那么理所当然应该反对一切涉嫌“造神“的行动(包括把自己塑造成神)。鲁迅是否真的把自己当作权威已无从考证，但不管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为何，可以肯定的是，《民报》广告一事使得高长虹心目中的鲁迅开始与现实中他所看到的鲁迅出现了反差，“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除世故外，几不知其他矣。”(高长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他由此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心理失衡。
据我观察，高长虹的这种心理失衡，在包括我在内的青年一代中是非常普遍的。对很多人而言，青年时代是开始睁眼看世界的时代，是开始挣脱过去的精神枷锁并尝试走向独立的时代。但青年们在摆脱旧的权威后往往急于净化这个世界，可偏偏这种昂扬的斗志缺乏足够坚韧的人格结构作为支撑，无力承受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痛苦，怯于光荣孤立，急于找到知音，因而容易对一个或若干个人格化的对象投射一种虚妄的想象。文革时期的那些殴打老师的红卫兵小将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平时跟校领导有些矛盾，师生之间关系比较紧张，又处在青春时期的逆反心理状态。一旦文化‘大革命’，学校秩序被打破，所有的条条框框全部被打掉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南方周末》：对话陈小鲁——“文革”不可能再现)“文革”让青年一代对权威的逆反心理得到了全面的释放，校领导、老师这些旧权威的代表人物被纷纷打到，然而红卫兵小将们“狂飙突进”的心理基础，却是对偶像与集体的盲信与依赖，青春期叛逆期的他们对自由与解放无比渴求，但他们孱弱的肩膀却无力承受光荣孤立所带来的重压;他们阅历尚浅，内心的信念并未经历足够的考验，脱离了偶像与集体他们根本无法坚持。高长虹那时的心理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与“文革”红卫兵小将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尽管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而一旦发现偶像并不如自己所想象地那般“纯洁”，革命青年往往会出现严重的心理失衡，却忽视了自己的想象本身就是所投射对象的不能承受之重。 “那种意象越是不真实，患者愈是敏感脆弱。”(卡伦•霍妮，《我们内心的冲突》)这种敏感脆弱支配了高长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与鲁迅后来的冲突。随着冲突一点一点的扩大，他的心理失衡也随之变得严重。他在冲突中对鲁迅所做的充满了敌意和火药味的攻击，很大程度上是在这种心理失衡的支配下做出来的行为。尽管鲁迅的所作所为并非无可指摘，而反抗者在取得了一定的地位与声望后蜕变为压迫者也不乏前车之鉴，中国后来的历史走向也印证了这一点。但每个人内在的“污渍”有着深远的社会历史成因，这些“污渍”只能通过外在环境的变化和每个人的自省达到净化，绝非外在的批判和强力可改变，内在于每个人的权威意识同样如此。诚然，高长虹的批判具有一定的预见性，而他与鲁迅决裂所招致的悲惨命运也表明后者凭借其在思想界的至尊地位所掌握的话语权确实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可是在旧权威尚且根深蒂固，所谓新“权威”还不足以全面压制新生力量的时候，便急不可待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后者，这种处理方式看似超前，实则“超”之过急。
对于高长虹，鲁迅待他如己出，尽力栽培他，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支持，并邀他共同创办《莽原》杂志，高长虹也对鲁迅投桃报李，他以生命赴《莽原》，“无论有何私事，无论大风泞雨，我没有一礼拜不赶编辑前一日送稿子去。”(高长虹，《给鲁迅先生》)他尽管不同意鲁迅的个别思想和主张，但他对鲁迅的基本情感却还是尊敬与崇拜。可是，这种情感在他身上的表现却是偏执的，他有多爱(他想象中的)鲁迅，他就有多恨(他所看接触到的)鲁迅;他越是崇拜鲁迅，就越因为鲁迅不符合他的想象而感到焦虑和绝望，因而越是激烈的攻击鲁迅;他对鲁迅的敌意表现得越强，证明他对鲁迅的依赖越深;而随后他的火力越猛，鲁迅的反弹就越猛，他的心理失衡就越严重，于是恶性循环。他对鲁迅的攻击尽管是出于对权威一贯的敌视，但同时也是出于对偶像病态的依赖，出于幻想破灭后的不甘心。
至于整个冲突过程中谁对谁错，我难以置评，而这似乎也不应是我们关心的焦点。然而在高长虹身上，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也曾像他以及“文革”红卫兵小将那样，将自己“狂飙突进”的勇气建立在对偶像与集体的盲信与依赖之上。而在发现自己所盲信与依赖的偶像与集体不如自己期待地那般完美的时候，我内心的信念便产生了动摇，在历经坎坷后才幡然悔悟。我们青年人并不缺乏净化这个世界的决心与勇气，我们缺乏的是当世界的污渍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清洗时泰然处之的心。对世界的污渍泰然处之并不意味着放弃清洁这个世界，而是通过学会理解世界的“不洁”，让自己被赋予一种更坚强的战斗意志，从而在“荷戟独彷徨”之际还能够顽强地活下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持久地清洁这个世界，并且在清洗世界的过程中让自己成长成熟。
然而，倘若一个人青年时代便能轻易获得这种对世界的“不洁”泰然处之的心，那么他/她能算是经历过青年时代吗?
2013年12月26日星期四晚 初定稿于惠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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