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我们总能遭遇到一些新的说法。说它们新其实也不新,而是被赋予了新。比如“谣诼”这个文绉绉的词。静夜读书,读到“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正人君子’。况且即使将来没有‘正人君子’之称,于目下的实利又何损哉?”(《十四年的“读经”》),先生所说的这些,是在说着当今早些时候的中国的事情,甚至连这段话中的表述也只需要略换几个词就已恰切。
有人把“谣诼”一词引进到日常用词中来,我有一个推测,直接源自该词的最初(?)书写:屈原的《离骚》。其文曰:“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从“有人”答记者问时大段引用屈原来看,我的这一判断当可成立。——退出领导岗位之前还引用过屈原。
谣诼成为一个受人瞩目的词,还与另一个说法有关,即“有人”引用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特别是最有一句,王的这一说法见《宋史•王安石传》,是针对孔子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而言,更是针对司马光强调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须更张”而言的。有人所说的“言”,大约是指“流言”、“谣言”之类,文一点,就是“谣诼”:大人物说,对他的谣诼不断,什么样的谣诼,没有说。
当着某人“毫不敷衍”地公开说出对他“谣诼不断”的话后,其所树立的对立面,立刻就站在了“辩诬”的地位,甚至连“辩白”的机会也没有了;对立面的光明正大之言、之举,也被一锅煮进这个大筐子中。
鲁迅先生也是喜欢引用屈原的人,比如在《彷徨》中引用了《离骚》中著名的几句,先生也不时使用这个词“谣诼”。
“我曾经也略略猜想过这些谣诼的由来:反改革的老先生,色情狂气味的幻想家,制造流言的名人,连常识也没有或别有作用的新闻访事和记者,被学生赶走得校长和教员,谋做校长的教育家,跟着一犬而群吠的邑犬……”(《坟•寡妇主义》)
“西滢先生们原来‘常常’听到这样的流言,而且和我偶尔听到的都不对,可见流言也有种种,某种流言,大抵是奔凑到某种耳朵,写在某种笔下的。”“有谁明说出自己所观察的是非来的,他便用了‘流言’来作不负责任的武器。”(《并非闲话》)
先生在《并非闲话(二)》中,引了陈源的《闲话》 一段妙文,其中就有“谣诼”一词:“你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了几句公平话,……自然免不了诽谤丛生,谣诼蜂起。”
在《准风月谈》后记中,先生如是结尾:“文坛上的事件还多得很:献检查之秘计,施离析之奇策,起谣诼兮中权,藏真实兮心曲,立降幡于往年,温故交于今日……然而都不是做这《准风月谈》时期以内的事,在这里且不提及,或永远不提及了。”试把“文坛”一词加以改换,会是怎样的指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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