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鲁迅先生开始为《申报》的文艺栏《自由谈》上写稿，这在先生的写作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先生在《伪自由书·前记》谈到的，“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极平常，说话也往往晦涩，我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又在《花边文学·序言》中言及，“我的常常写些短评，确是从投稿于《申报》的《自由谈》上开头的;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就有了《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两本。”
先生说，本来是应人所请而开始的，“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五月初，竟接连的不能发表了，我想，这是因为其时讳言时事而我的文字却常不免涉及时事的缘故。”(《伪自由书·前记》)这里说的五月初的转折，实际上自从黎烈文接编《自由谈》不久，特别是鲁迅等人成为重要撰稿人后不久，对于它的攻击和“谣琢”就已开始，编辑者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时正值禁谈时事，而我的短评却时有对于时局的愤言;也并非仅在压迫《自由谈》，这时的压迫，凡非官办的刊物，所受之度大概是一样的。但这时候，最适宜的文章是鸳鸯蝴蝶的游泳和飞舞”。压力之下，编辑于5月25日刊出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编者，两蒙其休。若必论长议短，妄谈大事，则塞之字簏既有所不忍，布之报端又有所不能。”(《伪自由书·后记》)——这就是“对子”形式的集子名《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的由来。
“而以前的五月十四日午后一时，还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踪的事，……谣言也因此非常多，传说某某也将同遭暗算的也有，接到警告或恐吓信的也有。”“然而六月十八日晨八时十五分，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副会长杨杏佛(铨)遭了暗杀。这总算拼了个‘你死我活’”，接下来则有人“还描出左翼作家的懦怯来”。(同上)
从6月起，先生不再使用何家干这个笔名，而用很多不同的笔名——这个不长的时期，是先生笔名出现最多的时期——继续为《自由谈》写稿。第二年，也就是1934年，编辑黎烈文“被挤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搁笔，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新任者不能细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一面又扩大了范围”，在其他报刊上“也间或写几篇同样的文字”。到1935年，《自由谈》被停刊。被停刊的还有一些先生投稿的报刊，“于是从今年起，我就不大做这样的短文。”(《花边文学·序言》)
先生说，“其实，以为‘多谈风月’，就是‘莫谈国事’的意思，是误解的。‘漫谈国事’倒不要紧，只是要‘漫’，发出去的箭石，不要正中了有些人物的鼻梁，因为这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幌子。”(《准风月谈·前记》)
关于“漫谈”，早在1927年的下半年，先生就发表过意见。因为经历过上半年的“恐怖”，先生说他进入到“沉默期”，对于时事的话题，“有时不敢说，有时不愿说，有时不肯说，有时以为无须说”，这篇文字所说，针对的是“发迂论”的《教育漫谈》一文。“‘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即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定要有这种人，世界才不寂寞。这一点，我是佩服的。……不知怎地佩服中总带一些腹诽，还夹几分伤惨。”“‘看条陈’和‘办教育’，事同一例，都应该只照字面解，倘再有以上或更深的希望或要求，不是书呆子，就是不安分。”“倘遇漂亮一点的当局，恐怕连‘看漫谈’也可以算作他的一种‘做’——其名曰‘留心教育’——但和‘教育’还是没有关系的。”(《而已集·反“漫谈”》)
以前我以为，排列与组合是中学数学的内容，与人文没有什么关系的。现在，在这里所做的，说白了，就是排列与组合啊：排列与组合先生的几段文字，就成了一篇新文字。
若问，这篇文字有什么意思呢?答：放到以前某个时候，还有点意思;现在，则没什么意思，“过而存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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