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春风荒草心

　　野火春风荒草心

　　文/刘仙桥

　　引子

　　外祖父张宏阶作为贺龙元帅千军万马中一名平凡而普通的士兵牺牲在天银山下。他的女儿作为我的母亲延续着一个悲凉的故事，我曾因沉痛留下过泣血的文字。这篇文字连同其它稿件寄给了远在冰城的杨臻老师，他百忙中审阅后，给了我一封简单的回信;在信中，他鼓励道：“苦难会使人变得坚强和善良，希望你继续努力笔耕，你会成功的!”

　　如今，曾经给过我鼓励的杨老师已经离世。母亲作为一名烈士的女儿，她本应获得的抚恤已经得到了落实。母亲在人际场上尝尽了白眼之后，能获得这一恩惠应该说是有幸的。在此，我们全家永远感谢马善正、夏玉凡、刘方佩、向平凡、黄生余、王兆祥以及给过她帮助的所有同志。

　　然而，我的心并未减少那份沉重。这份沉重不仅仅是为了我母亲坎坷的人生，而是我的笔无法饱蘸无数先烈的鲜血写尽贺帅身后普通官兵的平凡与不幸。我的心绪杂乱而无序，如同窗外满山遍野的荒草。

　　东北之行，哈尔滨的一场严寒之后，我荒草一样的心绪仿佛经春风的梳理,浸润着如酥春雨在潜滋暗长。我不奢望我的文字能告慰死者什么，只希望活着的人能够明白什么。

　　第一章 安得广厦千万间

　　一、一颗红星的陨落

　　这是一次偶然的相遇。

　　对已故的贺学仕老人来说，他将永远无法知道我会记下这个故事。在我们之间，只能说我认识他。这得利于父亲常谈论他。他是贺龙元帅在湘鄂西领导革命时警卫团团长贺佩卿之子。

　　记忆中，总抹不去贺学仕老人留给我的深刻印象：身材魁梧，头缠青纱巾，穿青色绵袄，腰系白色汗巾，棉袄上无法洗清或者是很久没有洗的油污呈亮出岁月的光泽来。这是地地道道没有脱贫的湘西汉子的形象。那张解放前出过天花稍微有损面容的长方脸，因年老清癯隆高颧骨显得棱角分明;沿着脸上的皱纹找到眉宇间藏不住的直爽，能窥见他年轻时曾有过湘西汉子的勇猛与剽悍。见过贺佩卿且见过他的人都说他长得酷似他父亲。

　　我能有幸记下这个故事，缘于我父亲与他在一家诊所的谈话。

　　“听说您的父亲反共了的，您的补助是怎么得到的?”

　　“开始，他们是说我父亲反过共，不给我补助呢!”

　　“现在，地主、土匪都平反了，您应该有照顾。”

　　“其实，我父亲并没有反过共!那时，我已有十多岁了，他的很多事，我自己清楚。”

　　“您父亲是不是死在天垣寨?”

　　贺佩卿坚守天垣寨的故事在湘西一带广泛流传。朱疤子(朱际凯)纠集一个师与地方义勇队将天垣寨围得水泄不通，妄想剿灭贺龙所率的红军，摧毁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贺佩卿率少数红军坚守几个星期后，在弹尽粮绝，没有外援的艰难中，天垣寨失守。他的妹妹跳崖身亡;他只能借布条连成的长绳滑下悬崖有幸逃生。不明真相的人都以为他牺牲于那次战斗。在与贺帅隔离的日子里，他历尽生死的考验当然不只这一次。

　　“我父亲不是死在天垣寨，他死在江北红军旦德昌军长的手里!”老人眉宇间打了一个结，语重心长地谈起了他父亲牺牲的经历，“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中，湘西红军与江北红军之间陆续有一些小小的矛盾。朱家山的战斗失利后，我父亲发脾气把江北的红军打了一些，那是事实。其实，那不能全怪我父亲。本来，在朱家山打仗之前，和好的红军是准备在那里包围敌人的。段军长下了一道命令，叫我父亲他们在朱家山堵击;战斗打响后，他带着江北的红军暗下(撤退之意)了，日弄(愚弄)我父亲他们在那里堵击。敌人多，家伙(武器)好，我父亲他们怎么堵得住?那一仗打输了，我父亲的队伍死伤很重。这样，我父亲一气之下把段军长放在他身边的江北红军全打了——其实，这些红军并不听我父亲的指挥，是段军长所派监督我父亲的。我父亲打了他们后，拖着队伍离开了江北红军。队伍这里打那里最后被朱疤子追到天垣寨包围起来。天垣寨被打垮后，我父亲没有巴安(藏身之地)，只好找贺龙去，路上遇到了段军长的人。他们把我父亲到来的消息报告给段军长，段军长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迎接我父亲。”

　　“你一个人准备到哪里去?段军长很和气地问。”

　　“我找‘胡子’去——我父亲他们都对贺龙称‘胡子’。”

　　“我看你就不必找‘胡子’了，都是一家人，在这里干和跟胡子干不是一样吗?”

　　“听段军长这么说，我父亲‘一根肠子落肚——直性子’以为段军长不会对他怎么样，放松了戒备。谁知跟他们一进屋便被缴枪捆起来推出去打了。后来，段军长把此事报告给贺龙时先没有说打我父亲的事，而是先问贺龙：‘报告军长，现在党的队伍中有拖枪叛逃反党反人民的该怎么处置?’”

　　“枪毙!贺龙说话很干脆。”

　　“我已经把他枪毙了!?”

　　“是奈过(是哪个)?”

　　“是贺佩卿。”

　　“打得好!你不打，我早就要打的!……”

　　接下来的一段叙述则是关于段军长牺牲的原因离不开他下命令打了贺佩卿团长。

　　老人在谈到对自己抚恤的问题时说：“管民政的乡干部都说我的父亲反共了。我问他们：‘既然我父亲反共了，为什么不把枪交给国民党，而要继续跟国民党对着干?’管民政的乡干部还是不给我批准。没办法，我只好找人写信给中央的瘳汉生委员长，他很清楚这一切，亲自作了批示：关于贺佩卿的问题，属于党内矛盾，其家属抚恤问题应该给予妥善解决!这样才追认我父亲为革命烈士。”

　　老人说完，双眉舒展开来，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二、最后的一滴血

　　1994年11月28日，贺学仕老人被打死了。一时间，他的死成了整个谷罗山乡人谈论的热门话题。

　　然而，谈论归谈论，像平静的水面投进石子激起一阵波纹后，很快又恢复了平静。贺学仕老人毕竟普通而平凡。

　　1995年6月20日，我怀揣着一份沉重来到了学堂凸(方言读“bao”音,四声)村，走进了贺学仕老人生前住过的家。

　　一间木房连着一间鹅卵石砌成的石头房，组成了一个极简陋的农家小院。

　　老人一家似乎再无力将那间石头房完工，大部分房间敞着没有屋瓦遮盖;木房与石房相接处，就着房梁取一部分捆扎一些木条代替椽子，再用茅草覆盖遮风挡雨，下面垒一个土灶便构成了极简易的灶房。

　　对贫穷来说，简易总有简易的好处，它可以很方便地把作为农家至少必须喂养的一头小猪拴在里面。

　　西斜的阳光无法照进灶房，露天的光线却很明亮。

　　主人贺兴锋正在灶前烧火。那头小猪正哼哼唧唧地吵着他要食，留下的足迹如潦草的象形文字写满了这家人的一切不幸。

　　解放前，身为贺帅警卫团团长的贺佩卿出生于富农之家，不仅有一栋三套间的木房，而且有田土出租给别人耕种，生活富足而殷实。他投身革命后，出生入死常年在外，根本无法顾及家里。家里的事全由他的母亲操持。他牺牲后，妻子改嫁，贺学仕则由奶奶抚养成人。

　　解放后，贺佩卿因“拖枪叛逃反党反人民”没有被追认为烈士。贺学仕作为与奶奶生活的地富子女中的一个，得到的是在土改中失去财产和房屋，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受批、挨斗，在婚姻的风浪中几经折腾后坐床(坐床：湘西土语,意即兄亡故后，弟与嫂结婚。解放前的规矩，弟可坐嫂的床，但兄不能做弟媳的床;解放后，婚姻自由，兄也可坐弟媳的床)拥有这个家。

　　贺学仕老人有两个亲生女儿。大女贺兴彩出嫁在凉水口镇张家塔村;小女贺红英出嫁在澧源镇蔡家峪村。贺兴达与贺兴锋两兄弟是贺学仕已故族弟贺学托的亲骨肉。贺学仕坐弟媳的床挑起这个家庭的担子后，并未脱去家境的贫寒。贫寒的家境无法给贺兴达娶上媳妇进门，只能让他上门(女方的丈夫亡故后，女的与丈夫不同姓的男人成婚，成婚不是女的走进男方的家，而是男的找上女方的家门去落户)了却牵挂在老人心头的一桩亲事。贺学仕老人留下的这个家则由娶了媳妇的贺兴锋挑在肩头。

　　我作为一名文学青年在去哈尔滨之前走进这个家并不是什么无冕之王。因为邻村，与贺兴锋还算熟悉，谈话自然没有什么心的隔膜。当我问及贺学仕老人之死的原因时，贺兴锋毫不隐瞒地讲述了老人被打死的前因后果。

　　事情的真正起因缘于1990年。

　　这年冬天，黄家的一头小猪进了贺家的菜地，贺学仕老人一气之下将小猪打死。按学堂凸村定下的村规，老人不需赔偿。一家不赔，一家要赔，贺黄两家发生争端，最后只能请求乡政府解决。当时管民政的副乡长陈某，因与黄家的人缘关系好，在处理打猪问题时，违背村里的规定强令贺家给黄家19元的赔偿费。一向刚直的老人心中不服，自然不交19元的赔偿费。

　　1991年，当贺学仕老人领取抚恤金时，陈某强行从中扣了19元。贫困的生活，每年农业税都难以完成任务的老人心中不服又毫无办法。

　　时间到了1994年，贺学仕老人每年所欠的税款累积起来是63.94元(1991年欠9.37元、1992年欠12.27元、1993年欠14.70元、1994年应交27.60元，共计63.94元)。这些欠款，老人给村文书交了10.38元，给乡财政胡某交了35.00元;剩余的欠款则用陈某扣除的19.00元来抵。这样，老人所交的款等于有64.38元，与所应交的欠款63.94元相比则超过了0.44元。收上交款的某几位工作人员则说贺学仕老人没有交清，于是发生了殴打老人至死的事件。下面原原本本摘自贺学仕老人家属及亲属《刑事诉讼状》的叙述(文字不是很畅顺，但能看清其过程)：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近十二点，死者贺学仕在谷罗山赶场(即赶集)，学堂凸村文书刘某当街要上交。死者说交了，超过的钱还没退。刘闹了起来。死者照爱伸手拍人的老习惯，轻轻拍刘的肩头说：“后生，你要把帐(账)搞清楚。”这时，乡财政所胡某来了，说不能打干部。死者说：“我这门(即这样)拍，哪里是打干部?”胡伸出拳头，对死者当胸一拳，死者被打得倒退几步，上前朝胡碰去，胡又打了一拳，(没人看见打中死者身上的那(哪)个部分，又推了一丈多远，死者扭住胡的衣服，说到乡政府讲理去，胡抓住死者的手，已扭到了肉食组边，死者被弄倒，腰搁沟沿。胡站起身就跑了。死者也爬起来，手里抓着胡的帽子。刚站稳，乡党委管政法的副书记肖某从胡春生餐馆跑出来，反过死者的手，高高抬起，死者痛苦难受，身子下挪，肖出重脚踢死者的腰胁(肋)，死者“唉哟”一声倒地。

　　当时，立即把死者弄倒被告人肖某房内，放到坐椅上，讲声“过不得日子”( 即难受)，瘫在地上，呕出了饭菜，然后被抬到肖某床上。原告人向良忠找肖借一百元钱去医院抢救也不肯。便两人弄到向良忠在场上的杂货铺内。邻居刘振科听死者喊叫“拐了，拐了”(坏了坏了之意)的呼救声，便叫死者的儿子贺兴锋找乡政府的人出钱抢救，两被告人及其他人统统不理。死者和亲属自己出钱找医院治疗，医院表示不好办，只给止痛片和铁打丸。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九日，天刚亮，死者呕出一滩血(法医拍过照片)。送县城来不及，送到乡医院，医生看后，叹息说：“已经死了。”

　　法医剖尸，有退休的老公安在场，看到：脾脏有两公分长裂口，淤血满腹腔，头颅淤血，头的后部有乌色的伤痕，喉结骨及周围呈乌色，右耳前外呈乌色，内淤血，右肘尖呈乌色。

　　贺学仕老人死亡的消息传遍乡里，乡民众说纷纭。有的说：“某乡干部这次要倒霉，不抵命也够叛刑!”有的说：“贺学仕的死不会把某乡干部怎么样，那是为国家收税而造成的人命。从某乡干部来说胡某肖某来说不应该打人;从贺学仕来说不应该抗争，交税的态度不应该粗暴生硬……

　　不错，贺学仕老人的性格秉承了他父亲的粗暴刚直，从不屈服于强权。这决定他的死亡也该秉承他父亲的命运么?当我弄清了老人死亡的原因之后，我的心如系重铅。

　　应该说，造成人命的事件与收税有联系是确实的。老人每年无法交清税收但并不是不交。如果是贺学仕老人抗拒国税不交而造成人命，他的死责任由谁负，自当有人公论。

　　在是非曲直面前，他的据理力争虽然被某些乡干部所颠倒和曲解，但他刚直不阿的天性在属于生命最后的终结里，留下了一曲轻蔑权贵的正气之歌!

　　从贺兴锋家里走出来，落日渐渐西沉，夕照把群山涂抹得一片血红;万山丛莽间，苍翠的松柏显得庄严、肃穆与凝重;烈属家门前农历五月的稻田，青绿的禾苗正在拔节，呈现出一派喜人的态势，悄悄地带给人一丝从未有过的愉悦。毕竟，明天，我就要走向数千里之外的冰城了……

　　第二章 三十功名尘与土

　　一、猜不透的终究是人心

　　1995年6月18日，一份由哈尔滨发的电报被送到我的家中。送电报的人兴奋地告诉我：“哈尔滨‘小天鹅’来电要你去那里工作!”

　　一个穷山窝里的农村青年靠写文章将要去很远的地方工作，那是咱们这里从未有过的事。热情的乡民相互称赞并传递着这一喜讯。这令我的父母与周围的亲人感到欣慰。

　　自从爱上写作后，曲折山路上跋涉的艰辛，终于换来了我所盼望的时刻。

　　连日来，全家人在一片喜庆的气氛中忙着为我的东北之行做着准备。

　　好男儿志在四方。呆在家里渴盼闯世界，一旦渴盼成为眼前的现实，却挥不去心中的离愁别绪。全家人更充满了对我的依念和担忧。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而且是为了事业走向迢迢万里的冰城。不过担忧归担忧，它完全为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而冲散。全家人除了喜悦外，对冰城的杨校长更充满了感激之情。

　　我能走向遥远的冰城，不能不说是一种荣耀。这之前洒满了一位文学青年的汗水与心血。我能在劳动的同时抽出一定的时间进行笔耕，离不开我老迈父母的负重与支持;离不开在他们的支持下，我对函校的真诚与信赖。以真诚回答杨臻老师的关爱，心中所笃信的是他给我的鼓励：“苦难会使人变得坚强和善良，望你保持刚强的性格继续努力笔耕，你会成功的!”

　　然而，当姐姐将满怀豪情的我送到远离故乡的冰城，打电话给杨老师，传来的是他已3月15日去世的噩耗。

　　农历五月的哈尔滨城，景色宜人，城中大酒店彩旗招展，斜对面的清滨公园绿草青青，垂柳轻扬。虽是不冷不热的好天气，我的周围却似下了一场六月雪，冰封了我与杨老师的相见连同一切希望。

　　杨老师匆匆地走了，我如同站在空空的旷野经历一场迟到的送别，给我希望的人已走上了不归路，留给我的只有孤独、凄凉和遗憾!杨老师悄悄地走了，无限难受绞痛于心，以致我忍不住泪眼朦胧!……

　　迎接我们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谈及我来哈尔滨的原因，她哽咽着说：“可惜……你们老师去世了……他生前很喜欢爱好文学的青年!”

　　“您是‘小天鹅’的女编辑?”在我的想象里，“中国少年之星”作为开发人才新星的地方，一定是具有老、中、青作家的编辑部。《小天鹅》主编杨臻老师的去世，必然会引起同事的难过和悲伤。

　　“我是你们老师的爱人……”她说不下去，一边带我们走着，一边不停地用手抹眼泪。

　　我不再询问什么。我明白：我的询问只能引起她哀伤的回忆。

　　师母把我们领进编辑部，见到葛秀君与葛秀娟两姊妹，寒暄一阵后，便走了。

　　然而，我带给杨老师的一点炒米花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在中国，为了表示对人的尊敬，人们各有目的地送礼，小到烟酒，大到彩电，甚至金钱，似乎是一种常情。这一点炒米花，本是黄土地出产的糯米经母亲双手做成。糯米变成米花要几道路工序，其间，虽经曲折而不失洁白之躯;几番炉火爆炒，在烫热的砂锅里辗转、焦灼，反而清香四溢。一位江南的农村青年，能够忍受文学之路上孤寂的煎熬;却从未想过扭曲自己的人格走一条并不光彩的捷径。在此之前，当我读到杨老师感人肺腑的文字并与他有了心灵的沟通之后，心中才掀起经久不息的感激之波。在做人与作文难的险道上寻找阳光，为真理光辉的牵引走向东北的冰城是有感于杨老师的伟大人格!

　　诚然，这点礼物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凝聚了我年迈父母的汗水，代表了一位文学青年与全家人的赤诚之心。

　　对于不知道杨老师家庭情况的我来说，想象中：他有着幸福的爱情所营造的温馨之家，他事业上的每一份收获都离不开师母。杨老师虽然去世了，师母应当受到学生们的尊重，这份礼物自然当交给师母。葛秀君不允许这么做，并讲述了杨老师的死与师母苛刻有关的许多话。

　　我不明情况，难辨是非。猜不透人心的隔膜，“小天鹅”编辑部的房间里仿佛有一团团迷雾在我的眼前弥散开来……

　　二、每一次流泪都是头一遭

　　第二天，哈尔滨火车站送走姐姐后，我在“小天鹅”编辑部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每天的任务主要是做饭、打扫、改稿。如果说有一点轻松的时间，便是清早徒步“清滨公园”锻炼一会儿——这是开始在函校仅有的一点自由。

　　葛秀君给人的印象不像葛秀娟那样咄咄逼人，看上去很像一位不失去原则的主编。不过，葛秀娟对每一位编辑的训斥不管有理无理，葛秀君从不轻易说她什么。有时，葛秀娟无理训人，葛秀君还能为你解释一句：“他在洗衣。”或是安慰道：“来了，就安心工作。”如果遇上她不顺心，则会附和着葛秀娟的骂训斥道：“你太慢了，挨骂，活该!”

　　那个葛秀娟则不同了，动不动便凶神恶煞地斥骂人。工作中，你得随时担心她刻薄的骂泼在你的身上。有时休息，即使处于睡眠的最佳状态，也能闻声触电似的从床上弹坐起来。这种超常的快速反应是希望自己不再挨她的骂。这当然能获得葛秀娟开心地赞赏：“哈哈!……刘仙桥比刚来时快多了!”因读过夏衍的《包身工》，我很本能地从她的笑容里，联想到三十年代上海杨树浦纱厂东洋婆的形象，尽管这里不存在殴打，人身比包身工相对自由。

　　渐渐地，我从刘臣与陈爱云口中得知：“小天鹅”编辑部仅此一套租房(一小间为女编辑居住，一小间办公也是男编辑的卧室，一小间配有厕所的厨房);师母的家离这里有一段路程，编辑部就是现有的几个人(葛秀君、葛秀娟、陈爱云、刘臣与我)。

　　一腔笃信“小天鹅”的真诚，满怀对杨老师的敬仰，一位来自僻壤的农村青年，无法知晓自己的处境和前途。他能承受一切痛苦甘愿默默无闻地为“小天鹅”做着该做的事，倒是谢玉娟的那篇《父母情》令人终生难忘。

　　那天，我将改好的稿件交给葛秀娟阅后，这篇稿以改得不合格被她退了回来。

　　葛秀娟挑着眉责备道：“你的文章改得一点也不细致，有个词语都没换!”

　　文章中有一句话的大意是：父亲伛偻着背，迈着矫健的步子走来了。

　　葛秀娟的理由：既然“伛偻着背”，就不可能有“矫健”。

　　强化下长期受压抑地改稿，这时候，我希望自己的想法被理解。于是围绕那篇文章写出了改此文的原因和意图。围绕那两个词语写下了这点理由：“从文章的内容不难看出，谢玉娟生长在农村;只要是对农村生活有过体验的人，自然能明白：在农村，生活的艰辛压在农民的肩头，累得他们腰躬背驼，即使肩挑百斤担，也能健步行走。写作离不开对生活的观察，我认为谢的这两个词语的运用是由观察得来的实写。”至于葛秀娟所说的谢文构思是超出常规的“双线结构”，理所当然将这篇文章推向了发表的位置。我自然根据这几点理由填写了稿件录用通知单，然后再次将它递给葛秀娟。

　　原以为葛秀娟会明白我为什么要那样修改的，谁知她看后脸色立刻阴沉下来，一手将我写的理由捏成团狠劲扔在地上，气愤地对我说：“刘仙桥，看你写得有道理，其实根本不符合那篇文章!”

　　我很想问：“我的这点理由是根据那篇文章所写还是凭空捏造?”然而，我只能以平和的态度凭自己的所学来举例，希望能熄灭这场“大火”，谁知令她无话可说有损她面子的解释只能是火上浇油。

　　在编辑部，除了葛秀君，葛秀娟高居在每一位编辑头上的位置是谁也无法改变的。她怒气冲冲地对我吼道：“刘仙桥，请你不要这样对待工作!”

　　生活在逆境中的人，尤其是生活在逆境中而满怀希望的人，他能够忍受别人没有道德的轻诳、谩骂、侮辱以至失去人格的尊严，却无法控制感情洪流里狂澜般掀起的痛苦和悲伤。止不住的泪伴随着忍不住的饮泣声一个劲地往外流。

　　流泪之后，葛秀娟将陈爱云改过的一大堆稿件扔在我面前，要我“学习学习”怎样“细致”。不管合适不合适，每一篇退回的文章都必须密密麻麻作涂鸭式的修改，以体现改稿的认真负责和稿件的不合质量。不管是开始写作还是已经有了一定写作水平的，凡是退回的稿件，都必须这样“细致”修改。每一位编辑都得学会这样修改，经过两个月的培训，能够这样修改便称得上“合格”。如果这样，中国的语言真是太简单了。只有小学文化的葛秀娟仅几个月便成了语言大师!这种违背意愿更换词语的涂改，究竟是“细致”还是将稿件改得一塌糊涂。

　　据说，杨老师在世时，一位学员的获奖之作被改得一塌糊涂，那位学员为此找上门来，杨老师才给予肯定。我在函校生活大半年虽未遇上找上门来的事，但具有一定写作水平而被抹煞的文章是常见的。

　　记得一位学员以他的叔叔修房来体现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变化，以小见大来讴歌我们这个时代;语言朴实散发着乡土气息。一名学生之作，我们当然无须以现实性与社会性所赋予的更高品位或表现手法去衡量。章法构思所具一定水平的思维定式，这样的文章如果参赛完全可以获奖。葛秀娟的审阅要求你“细致”。欲将其录用，不能——我没这个权力;欲将其“细致”,我实在无法忍痛割爱;立刻交给葛秀娟的话肯定会挨训，最终，我只能将稿件在书柜里藏了一个星期后退回。

　　在她们的强化下，你有理由，只能沉默;你有远达的理想和抱负，也只能用一块“巨石”压住自己的心。即使这样，你往往还得受训挨骂。在她们的训斥与辱骂声里，大脑常常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人的行动如同成了在鞭子抽打下不停转动的陀螺。有时候，我想：如果要适从这里的生活，最好是不必有成熟的思考;如果要学会她们的“细致”改稿，最好是少往大脑中装一些文字之类的东西。我甚至怀疑以前往大脑中装的那些写作知识是否有用，或许是这样的知识越多越无用，要么是我紧张的大脑快要出现了精神分裂……

　　现实，这就是现实!

　　曾经梦想过等到了“小天鹅”函校，很快完成贺学仕老人之死的文稿，在杨老师的鼓励下为他屈死的灵魂鸣不平!

　　曾经梦想过扩大阅读视野，为许多学员的优秀之作写写评论!

　　曾经梦想过圆了作家梦，为学员的专著作序以减轻杨老师的负担!……

　　所有的思想准备：竟争的时代，“小天鹅”编辑部有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但没有想过是在训斥与辱骂声里失去人格所应有的尊严!

　　然而，现实，这就是现实!一切梦幻都被无限止地搁浅。每天面对两副冰冷的面孔，连说话都得提防。默默注视杨老师的遗像，“我找到的家园是一场虚设……用‘详和’修饰的家园与泪珠一起纷纷逃离”。偶尔一次游玩，松花江的轮渡让太阳岛端给我的美景也无法驱散现实带给人的忧伤和痛苦。啊，故乡!你的亲切最容易带给远离你而受尽生活严寒的游子以火热的偎依：“当松花江水把我推涌上岸/攀着太阳岛的岩石/望西南/流泪的松花江水滚过心头/湿漉漉抵达你意识的边缘”。

　　这种心绪，我写成直白的信不道任何原因给父母，说急着要回家;然后，又悄悄地透露给刘臣。刘臣告诫我：“你千万别让大姐她们(指葛秀君与葛秀娟)知道!”

　　我明白自己的处境，自然乐意在沉默中接受。

　　1995年8月21日，我收到了来自家里的一份“父病重”的电报。

　　是回家还是为了事业和前途?此时，葛秀君说过，等函校的情况好转了，按照杨老师的办校宗旨给我出那本二十多万字的专著。因为希望，人最容易想这又想那：若不回家，她们会生疑，我的处境会更难……若这份电报不是因为我那封信?……我的父母都已年老，最怕的是意外，那会成为我永远的遗憾……

　　“刘仙桥，你不要那样自卑，你父亲病重，应回家看看;‘小天鹅’无论怎样不缺编辑，都要给你留个位置。”葛秀娟一反过去凶神恶煞的常态温和地说。

　　斥骂让人厌倦现实;希望与温和的安慰又让人谅解现实。

　　你遇到一点困难便退却了，怎能有成功?许许多多有所作为的人都忍受过艰难困苦;“小天鹅”有它的原则和制度，她们斥骂我们，作为领导是应该的……一切都是为了杨老师留下的“小天鹅”。这样想着打消了永远回家的念头。

　　劳顿奔波匆匆赶回家，才知父亲看了我的急信，本身难舍的心情加上担忧，果真大病了一场。

　　刚去不久又匆匆返回，惊讶、热情的人们互相询问。

　　“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每个月多少钱的工资?”

　　“这次回家给了你多少钱?”……

　　对钱的态度，我生活的座右铭是：如果用心血淬砺出来的文字能够医治精神的贫乏，唤醒人类的一点良知，以换取我最基本的生存，我不需要太多。

　　然而，我无法回答那些纯朴的父老乡亲。

　　葛秀君她们没有给过我一分钱的工资，这次回家，仅给了我30元钱。如果减去葛秀君从我手中借去未还的50元钱，等于我父母的血汗钱还有20元在她们手中。

　　我对工资保持缄默，并非说出来怕乡亲们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看我，但我深深地感到了一种沉重的乡归。接到电报去哈尔滨时，热情乡亲给我关心与鼓励，有的甚至十元、二十元地给我帮助。如今，我囊中羞涩地回来了，对于他们的热心与关切，我却无以回报。我的眼中噙满了热泪，却只能对他们说：“那里很好;我再去，函校要新迁，要为我出书;如果仅为了钱，我何不去打工?”

　　这无疑是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

　　安慰了父母，我再度入哈。

　　函校的生活节奏依然一如既往：改稿、打扫、做饭、发书寄信。稍有不同的是紧张的工作剥夺了所有编辑每天清早去“清滨公园”锻炼的“放风”时间。或许是经历了那次沉重的乡归，或许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生活只能等待时间来解决，该忍受的都得忍受。可是，吃饭的左右为难，我不知该怎样才能合人心意。

　　一餐一小碗饭一小碗菜，要完成每天从清早至至晚上十点甚至深夜的紧张工作，一日三餐带给人的感受是一种半饥半饱。有时，她们口里说：“你们吃饭改用大碗!”当你真的用她们盛给你的大碗吃上几餐，那冰冷麻木的脸便如冬天的茄子上了寒霜。生活的尴尬：做人难，总难在无论怎样，你都将难尽人意。

　　继续用大碗吧，等于要增加开支，她们心痛;不用大碗吧，你明明吃过一大碗，这不等于“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她们连饭也不允许你吃饱吗?反复思考，我还是知趣地改用了小碗。这决定了我要为之以泪洗面。

　　颜磊来编辑部的第二天早餐桌上，葛秀娟瞧着我做好的汤菜，冷漠的脸上表现出厌恶的表情，凶神恶气地说：“怎么搁这么多汤呀?像喂猪的!”

　　习惯于沉默中的忍耐，我不会在意她的斥责，也不会流泪。她横眉怒视着我，似乎我不流泪，她不会善罢甘休。

　　“你喜欢多!”她猛抬手，恶狠狠地将那碗汤菜倒在我的碗里。

　　有几滴汤花星子般飞溅在我的脸上，我惊愕地发现同餐桌的另几双眼睛在注视着我。我竭力忍着想不要流泪，但泪水怎么也无法控制地从眼眶奔涌而出，打湿了我不自主掏出来擦拭的手帕。

　　后来，葛秀君冷漠中带着讥讽说：“你还挺自尊的呀!”

　　我真想说：“倘若别人这样对你，你会怎样呢?”

　　最好的回答是沉默。

　　三、每一次发现都是新感觉

　　1、 带血的渴望

　　“小天鹅”从和兴路迁往木兰小区，忙碌一夜一天再至晚上十一点多，时间长达三十多个小时。我像虔诚的信徒忠实于自己的工作，不管有人无人都同样卖力，以至累得鼻子流血。

　　葛秀君见后，麻木不仁地说：“你的身体太不行了!其实，你干的活不见得比陈爱云多。”

　　超负荷的工作量带给人劳累的感受，陈爱云和我的心中都有一面镜子——那些中途被叫来的常年搬运工，不甚忍受低廉的工价和繁重的劳动，禁不住一屁股坐在地上抗议道：“你们说只扛书，活不多，谁知这么累!不加钱，我们不搬了。”

　　“你们到底搬不搬?”葛秀娟拉着一张阴沉的脸对几位搬运工怒吼道。

　　谁知，那几位搬运工并不吃她那一套。一位搬运工甚至开着玩笑调侃道：“女孩子红口白牙，应该温柔才对，哪有像你这么凶的?那么累，不加钱谁搬?”

　　葛秀君的母亲来后，感慨地说：“搬家确实太累了，给他们加点，搬完了好休息。”

　　从搬家至十一点多结束之前，我与陈爱云仅中午吃过一个油煎饼。饥饿、劳顿不说，我们所流的血汗还是毫无报偿的劳动。

　　不停地往返两处楼房一至五、六层的楼道之间，陈爱云累得实在不行了，不得不以摞书来代替上下楼道的往返搬运。

　　我没有间歇地往返上下楼道之间直至结束，每时每刻，无不忍受着抬腿的艰难。

　　这种时刻，我绝不想在工作多少的评论里一争谁的高下;忠于职守，心灵的渴望便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如春。

　　我想：关于那段经历，陈爱云与我一样不会忘记那种牛马般的劳动。

　　2、育人导向的误区

　　最让我痛心的是：以育人为目的的“小天鹅”函校，在葛秀君两姊妹一手遮天经营后，工作中竟令我去偷。

　　对于一个懂得什么是道义的人来说，当然不会这么去做;但我必须完成她们交给的任务。

　　为了冬贮萝卜所需的泥沙，不愿按葛秀娟所教的方法去偷，而愿奔波在木兰小区的街头沿门“乞讨”;为了填补厨房坑洼处所需的水泥浆，不愿按葛秀娟所教的方法去偷，而愿用一句大叔的称呼拉近陌生的心。在此，我永远感谢木兰小区几位不知名的大叔与阿姨的帮助!葛秀娟指使我偷商厂的工作证、木兰小区“小天鹅”办公楼下的麻袋，这种“工作”我实在无法完成。她当着葛秀君责备道：“我示意他悄悄拿商厂的工作证，他居然不明白，真笨!”

　　一次发书回家，在木兰小区“小天鹅”办公楼下，葛秀娟顺手拿走了一个木箱盖，指使我在天黑没人时再拿木箱。我的内心有一种无法言喻的难受。天黑后，她再次命令我。我去楼下象征性地转了一圈后，不得不违心说谎：“他们已将木箱收拾了。”其实，一摞木箱依然在楼下。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工作中，命令别人去偷的育人实在令人费解。

　　3、我的结局

　　一个热爱自己的事业，心中充满希望的人，可以忍受生活的负重与艰难，却难以违心屈从不道德的威压。

　　1996年12月15日，师母根据哈尔滨市教委的旨意停办“小天鹅”未成，却揭开了葛秀君两姊妹为金钱不择手段遮盖着丑恶灵魂的面纱。

　　杨老师为办“小天鹅”所欠的钱由“小天鹅”来还，这一点无可非议。

　　葛秀君接管“小天鹅”后，并不想还账，这一点也无可非议。

　　师母与杨老师作为合法夫妻，在杨老师去世后，背负着债权人的身份;钱则由葛秀君两姊妹黑着良心去“赚”。她们不允许每位编辑和师母说话，也不允许每位编辑给师母和教委的人开门，完全是为了躲避。这样，千千万万学生交来的学费、参赛费以及许许多多仁人志士、老师所奉献的一片爱心便完全流进了她们的腰包。师母带着教委的旨意走进编辑部的前几天晚上，葛秀君的父母便来了函校;而她的父亲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

　　师母带着教委的旨意说是已停办了“小天鹅”，却并未将杨老师留下的书籍全部拉走，仅仅拉走了部分书籍。因此，葛秀君与葛秀娟特别高兴。葛秀娟在办公室里眉飞色舞，甚至当着我们的面得意忘形地说：“哈哈，有这些书，咱们还能办下去!”她开始换位思考显示自己的能耐，“假如我是刘姨(师母)，我要一张纸片不留地全部拖走，你要告状告去!”她开始为自已的能耐自豪，“我交的朋友都是这样，假如有一个萍果，你能吃，我为什么不能吃?”话锋一转，矛头又对准了我，并露出了一脸的不屑，“刘仙桥那样的人太实在了，跟不上时代。”

　　早已习惯了葛秀娟的专横跋扈与无知，沉默是最好的回答。那一番滔滔不绝地显能，我不禁想起了蒲松林笔下那只想打洞害人的狼，头藏在正打着的洞里却不知露了尻尾在外——贪婪的嘴脸像那狼的屁股与尾巴赤裸在我们的面前。

　　本来，狼是吃肉噬血的。时代在改变，观念在更新，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狼性也能趁机跟上时代进行改变：仓仓惶惶见四周无肉无血可寻，居然钻进“苹果园”，对挂在树枝上的“苹果”也贪婪起来;趁着杨老师的离世，吃了落地的“苹果”，大约尝到了甜头。遗憾的是狼不会爬树，面对“小天鹅”这棵诱人的苹果树，它们即使相互勾结，也无法继续攀摘高高挂在枝头的“苹果”。这种时候，它们两只前爪离地艰难站着想爬树的贪婪丑态，很需要外力帮一把。

　　对于师母传达哈尔滨市教委旨意的一点行动，葛秀君与葛秀娟商议后，由葛秀娟传令我们三位编辑(陈爱云、郑东华与我)，要我们围绕师母停办“小天鹅”如何狠心写文章。原因是凭她们或说或写，马冠海律师、作家关沫南、书法家杨角、著名外交活动家驻北京代表谢和赓不会相信。

　　这意味着我们要昧着良心为她们的黑心与罪恶辩护。

　　道德与良心、是非与曲直、做人与作文、现实与希望再一次发生冲突。

　　商量再三，陈爱云只好选择折中的办法：写还是要写，但不写谁好谁坏。所写的内容自然没有通过。我直截了当地说不会写，因为她们从来没有肯定过我的文章，恰好可用来开脱，我想。只有郑东华耳朵听不见，且在“小天鹅”编辑部的时间不到一个月，当然会被她们欺骗利用。

　　然而，我的不会圆滑，决定了我无法避免被驱赶的厄运。

　　“刘仙桥，叫你写文章，你不会写，你的那些文章是别人为你代写的?!”

　　“是我自己写的。”我以为她真的说我的文章是别人代写。

　　葛秀娟牙咬下唇，眼露凶光，阴沉的嘴脸显出咄咄逼人的气势。我担心她又会雷霆大发地骂我们。

　　然而，她这次却一句话也没说，阴沉着一张可怖的脸转身走了。反常的举止传递着一种不祥，尽管房间里有暖气，仿佛哈尔滨的寒流从脊背直透心间，我甚至感到一种面临死亡威胁似的害怕。

　　后来，我把此事说给陈爱云，陈爱云对我说：“难道你不明白她说话的意思?你原来会写，现在不会写了，你不服她们。”尽管陈爱云这么说，但内心里那种恐惧与害怕的感受搅得我彻夜难眠。

　　1996年元月26日，外出的葛秀娟突然开门进来，故作焦急地对我说：“刘仙桥，你家里大约出事了，有一份电报卡在邮局的传真机里取不出来。”

　　要知道，说这话的人毕竟是葛秀娟，如果是别人，我会完全当真。我先是着急，是怕万一，便要去邮局看。

　　“别看了，你家里出了事，拖长时间赶不到火车了!”

　　这一说，我立刻明白，她们是用欺骗来赶我走。

　　其实，对葛秀君两姊妹本性难移的认清，我已决定不在这里干了。只要如她们所说的过几天给我一点“工资”，我便回到我的老家去。

　　这种时候，葛秀君吩咐葛秀娟用欺骗的方式来逐客，不仅在考虑自己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她们那贪婪的眼睛看中了我那床加厚棉被——不用热水袋，一个人盖在身上，能够抵挡哈尔滨的严寒暖暖和和地入梦。此时，我才明白她们用我的大布袋装书的意图。

　　大半年来，我不仅对她俩姊妹的丑恶灵魂已看清;尤其那个骂人如东洋婆的葛秀娟，谈话离不开黑龙江七台河市曾发生的人肉包子凶杀案、自己社会打工闯荡经历如何形成引以为傲的阴暗、狠毒抱负心理，让人怀疑她曾经是不是在黑道上混的女流氓，这样的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她两姊妹在“小天鹅”一唱一和，我甚至疑虑杨老师的突发脑溢血会不会有什么其它意外不测。

　　函校，“施仁义在人间”的“小天鹅”函校，在杨老师去世之后，它在我的眼里可怖得如同一个魔窟。

　　葛秀娟扔来的破口袋无法带走我的衣物与棉被，穿上杨老师的旧大衣与旧皮鞋(这双鞋是“小天鹅”搬迁，从葛秀娟准备扔掉的一袋旧鞋中拣的;后来，从师母的信中才知大衣和鞋是杨老师的遗物)抵挡哈尔滨的严寒，我被她匆匆送上了由佳木斯开往北京的列车。

　　第三章 若把西湖比西子

　　相传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以十年生聚雪洗国耻。他能瞒过吴王夫差，很大程度上得利于浣纱女子西施的功劳。为了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西施不惜牺牲个人的幸福。她的外表美与内在美得到了和谐统一。人们用西施作美的代名词，并不过分。

　　一、秀君与葛秀娟何许人?

　　1、葛秀君与《生命》对号

　　杨老师倾注爱心为葛秀君写就的《生命》，字里行间处处渗透着一位女性的崇高美。

　　“你黑土地上汲着大地的养分、大山的灵气长成的嫩禾”(引自《生命》)，能够说葛秀君有一张较可人的脸。只是不熟悉她的人，并不知道这张脸并未与她的心灵得到和谐统一。

　　杨老师去世，“小天鹅”几经搬迁(确切地说是她两姊妹精神与行动的南辕北辙使然)经她与葛秀娟的调度，满屋子的书能整理得井井有序，不能不说有一种妇道人家的能耐。这是与《生命》中的某一点相符的。

　　然而，“小天鹅”编辑部大半年生活，《生命》在我心中只不过是杨老师为葛秀君浓妆淡抹了一张名不符实的商标。杨老师去世后，这张商标包裹着葛秀君的丑恶灵魂，由她向千千万万不知内情的学员兜售。其实质，比洒了层糖霜在墙角垃圾堆里发酵后再焚烧的臭狗屎还要熏人。

　　在编辑部的日子里，当谈起(这种谈论只有她们拉开话题，或是她们不在，谈论才不至挨训)“小天鹅”从前的学员，问及殷丽萍的情况，葛秀君气愤地说：“搞文学的人，心都是黑的。殷丽萍刚来时，一见杨老师便喊爸爸，当她上大学后，信都不给杨老师写!——宋冬游、赵希臣都一样!”并说，“殷丽萍本来要留校任教的，后来投了几次稿没被发表，便不思进取，大学二年级走向了堕落;她把一切责任归于‘小天鹅’头上。”

　　人作为生命的个体都无法离开他所处的时代。时代带给我们这一代青年的困惑同样也属于殷丽萍，如果她的思想真的走向了堕落，有她自身的一份原因。

　　杨老师以“孔子的仁，武训的义”办学，从“满桶水”中取出“一碗水”给千千万万渴望“水”喝的学员提供了新的竞争和希望。这种竞争，在“小天鹅”编辑部同样存在。殷丽萍在父母皆失的情况下，为《母爱灯》的照耀走进“小天鹅”编辑部，喊杨老师一声爸爸自然于情于理。

　　葛秀君!当你以一副道貌岸然的形像谈论从前的学员时，有没有把自己放在道德的镜子面前照一下尊容?

　　既然“小天鹅”编辑部存在着竞争，没有多少文学底气的葛秀君要在这里立足是不容易的。

　　在葛秀君没来之前，办公室的主任是张琪(即谌洁雪)。无论是资历，还是写作水平，葛秀君都远远不及张琪。葛秀君来后的逐渐升位，必然引起1989年便为“小天鹅”付出心血的张琪不安。葛秀君要在编辑部立足;张琪为了自身的存在，则要将葛秀君排挤出去。这决定了“秀君哭过多少次!”(葛秀娟语)这时期，恰“小天鹅”处于低谷，需要钱。聪明的读者不妨从《生命》中找到这样的语言：

　　“特别是在‘小天鹅’经济困窘的时候，你向家中前后要了一万元来支持‘小天鹅’。”

　　办有一个木材加工厂的家庭,她的父母自然能够给予理解和支持：

　　“对于现金一事，我们尽了能力，几天来东奔西走，我家在外欠款迟迟要不上来，

　　现在只有把仅有的贰仟元给您汇去。望杨老师谅解。至于您处现状，我们表示万分着急，

　　所以，我们在此以后要加紧要现款，以便用于你处之急，尽我们之心……。”

　　钱已将葛秀君推到了重要的位置上。张琪在“小天鹅”编辑部的主任位置，决定了她与每一位编辑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即使葛秀君未来也同样存在)。这无疑将葛秀君推向了有利的位置。

　　在杨老师去世后，葛秀君当上“小天鹅”的主编将是一种必然。

　　葛秀君的发迹史是艰难的，艰难的发迹史不只在于金钱上的付出，更重要的是，她自

　　作自受的内心永远有一道无法弥合的伤口，因为这道伤口，杨老师在她心中并不文如其人。

　　12月15日，师母骂起了“臭婊子!”

　　师母欲停办“小天鹅”那天，办公室内一片狼藉。

　　为了藏书，分放的书桌被葛秀君她们并在了一起;床下，摞得整齐的书本全被师母拉了出来，废纸屑扔得满地都是。其实，师母并未要用三轮车将那些书全部拉走。

　　在这样的氛围里，具有看家本领的葛秀娟要比惯于幕后指挥的葛秀娟老辣得多。她一面暗暗命令我们三位编辑去抢师母手中的书稿，一面花言巧语地对师母说：“刘姨呀，这些书你拿去啥用?送给我们吧!”

　　“其实，刘姨是一位好人，她不会对咱们那么狠心的!”十足的奴颜与奉承。

　　师母只顾找书，没功夫理她。当师母移动一摞《小天鹅》教材时，葛秀娟马上一副可怜相地乞求道：“这些书不是杨老师出的，是准备发给学员的;杨老师不在了，你该为学员想想!”

　　“算了，这些书我拿着没用，就送给你们吧!”师母难得与她纠缠。

　　“刘姨呀，你拖走的书如果要当废品卖，不要卖给别人就卖给我们吧!”葛秀娟嗲声嗲气地乞求道。

　　“我当废品全部卖掉，要你们还账，你们一点也不还!”师母摞书的手停下来，头痛苦地摇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讨债的人找我要账，钱让你们赚……这些日子，我都快急疯了!……你们太黑了!”

　　由于葛秀娟卖弄伎俩与不明真相的三位编辑或求或藏，师母将有的书留给了葛秀君她们。这种时候，如果她们能还一点账，矛盾完全可以化解。肉一旦落进狼的嘴里，想要它吐出来是不可能的;不过，习以为常咽进肚里，屙出一堆“粪便”是有的。她们三母女一如既往的废话：“不是不还，‘小天鹅’处于低谷。”

　　然而，当师母在她们的卧室翻得杨老师的一叠手稿后，葛秀娟的花言巧语与乞求失去了作用。于是，她一反常态，拉下一张生气的脸开始恶语中伤师母：“刘姨，你不要这样狠心!如果不是你狠心，杨老师怎么会死?”

　　“杨老师工作半夜回家，你连门都不给他开!”葛秀君的母亲跟着帮腔。

　　“你狠心不给杨老师生活，让他一个吃了一个月大油(即猪油)!”葛秀君生气地补充道。

　　背着师母，在编辑部、和兴路邮局，这么说说，师母不知不闻自然无济于事。如果她们的软硬兼施只想从师母的手中得到书稿，不至于让师母动怒。杨老师的死因强扣在师母头上的话如三柄利剑猛刺师母心窝，师母不由怒火中烧：“杨老师究竟是怎么死的?她妈的，臭婊子!不是你们半夜缠着他，他会死吗?有许多话，我不想说……她妈的，不要脸的臭婊子!”

　　师母这样骂，“三柄利剑”全被折断。她们这种戛然而止的沉默是担心师母一时冲怒把不想说的话当着几位编辑的面说出来。

　　“葛秀君为了能在‘小天鹅’站住脚，千方百计讨好你们老师充当第三者，有一次在工大那儿住时，楼下就(被)我抓着了，我骂葛秀君不是好好东西，等我寄信告诉你们家。她添(恬)不知耻地说：‘我在家就这样不正经’。”(摘自师母的信)

　　著名童话大王郑渊洁说得好：当今时代，中国人为了自身的存在，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凭着良心吃饭;二是凭着黑心吃饭;三是凭着脸蛋吃饭。葛秀君!你能在“小天鹅”争得一席之地并窃取了“小天鹅”的果实，恰恰是二者兼备：脸蛋+黑心=《生命》。

　　2、葛秀娟

　　葛秀娟能算得上一只没有贴上“小天鹅”商标的跳梁小丑。

　　葛秀君在“小天鹅”编辑部的逐渐升位，只有小学文化(绝非我以文凭品评人，自己也只是一个因数学难以及格，连毕业证也未捞着的高中生。)在外打工的葛秀娟能走进“小天鹅”编辑部自然是一轻松的事。她能借助妹妹葛秀君脸蛋的“光彩”钻进“小天鹅”编辑部，体现的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像葛秀娟这样的人连做人最起码的道德都没有，怎谈得上“做人与作文”!在她身上有的是狡诈、虚伪、暴唳和凶顽。踩着千千万万学员的肩膀，伏在她妹妹脚后跟帮着舔屁股的位置，却从不懂得一点自尊、自重与自知。不过这样的人恰恰很容易自负而变得骄横与跋扈，动不动便粗声大气地骂人，甚至凶神恶煞地给你一脸难看。其形象，令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跟随在主人脚后跟的哈趴狗，遇人便吠的性情，很难让人琢磨它究竟是讨好主人，还是在显耀它的能耐，你得随时小心它龇牙咧嘴地咬人。

　　“刘仙桥，你太实在、太崇拜杨老师了!其实，杨老师并不是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好。”

　　——实在好，崇拜也好。人作为生命，你的这种需要，别人也需要，每个人能从自身的存在想到别人，这个社会不是一个美好的人间吗?至于杨老师的功过，借助书本和你们平常的相关谈话，我的内心里自有一个公正的评价。

　　“刘仙桥，你穿衣怎么这样窝囊?让人见了讨厌!”

　　——穿着对我来说无关紧要，“只求衣服里面裹着人。”(农夫语)当葛秀娟斥责着鄙弃别人的穿着时，她从不会想过自己涂满口红与画眉的打扮，在一个热爱乡村淳朴的青年心中，会将她放在怎样的“天平”上称量。是的，爱美是青春男女的天性。我有我的爱好;她有她追求生活的“赶潮流”，大可都不必强加于人。不然，我心中的感受要说出来：只是想呕吐!

　　“哈尔滨的女人最狠，哈尔滨的男人都怕女人;如果有谁欺负了她，她会把一生不要进行报复!”

　　——哈尔滨的男女皆是父母所生的血肉之躯，心也都是肉长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如果一个男人毫无人道地欺负女人，女人奋起这样的反抗，固然可赞。如果一个女人对男人毫无人道，男人把一生不要呢?这世间还有没有情与爱?说这样的话，是你感情世界的流露，还是你自己毫无道德的人生追求?

　　“刘仙桥，你大笨蛋!你脑袋里少根弦!你跳楼去死吧!”

　　——强颜装欢，哭脸当笑脸。

　　“你笑!等会儿，我让你哭!”……

　　东北风大，陈爱云晾在阳台上的被子让风刮下了楼。葛秀娟知道后，同样对她进行泼口大骂。不堪入耳的骂，陈爱云在向我诉说心中的委屈时，竟说不出口。

　　用陈爱云的话说：“函校的一切由葛秀君制定，由葛秀娟执行，表面上看起来葛秀君要好得多，其实是葛秀娟得罪人。”

　　“人之初，性本善。”葛秀娟作为人，人性本身所固有的善心还是有的。

　　《小天鹅增页》曾刊登：一位姑娘在饭店打工，工作没做好时，狠心的老板将这位姑娘的手往烧开的油锅里摁，以致烫坏了手。

　　葛秀娟看了，动情地摇头叹道：“唉，如今的老板真狠!”

　　然而，动情的背后，她可以随意辱骂每一位编辑，她可以像喂猪一样把那碗汤菜倒在我的碗里，与葛秀君狼狈为奸，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资本家对工人的残忍榨取表演得天衣无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地逼走尹香芝、郑东华、颜磊，赶走朱翔。葛秀娟连骗带赶在火车站留给我一句意味深长的狠心话：“尹香芝、郑东华、朱翔……都是从这里‘送’走的，你新年后也不要来!”

　　借助葛秀君的权力，行使看家本领的葛秀娟把一切狡诈与凶顽表现得淋离尽致。

　　二、灵魂曝光下的“干面包”

　　1、更与谁人说?

　　朱翔、尹香芝是怎样被“送”走的具体详情，我不得而知。现在就我所知的生活及工资情况记下来，让千千万万学员及所有的仁人志士、老师与家长看看她们是按杨老师的办学宗旨行仁义，还是借杨老师的精神来行骗。

　　每天的工作从清早开始至晚上十点、十一点、十二点，有时甚至转钟一、二、三、四点。长时间的劳动，换来的是一餐一小碗饭、菜;若吃馒头，一餐一个多再加一小碗菜，有时也吃两个，但要看葛秀娟那张冷酷麻木的脸是否有一点阳光。至于菜，“小天鹅”在和兴路的那段生活，每天早餐的西红柿或土豆汤里，搁有一个鸡蛋搅散的蛋花，然后分盛在每个人的菜碗里;若是豆角，里面有一点点切碎的大肉(猪肉)拌在里面。“小天鹅”迁往木栏小区后，菜汤里不再冒有蛋花，菜里面拌一点点大肉的次数明显减少。鱼少吃，少吃的次数里以葛秀君家里的人来后才有。1996年元月9日，葛秀君的母亲走后，米也少吃，几乎就吃面条和馒头。馒头为黑馒头，是用最差的面粉做成的，味道当然不如白馒头。葛秀君与葛秀娟常跑外，郑东华走后，往往就是我和陈爱云用餐。她们认为不好吃的黑馒头，和着只有几滴逗油的土豆汤，我和陈爱云却把它嚼得香喷。

　　生活的清苦，我们自然不会计较什么。倘若她们真的是为了“小天鹅”走出低谷，按照杨老师的精神“施仁义在人间”。让我们勒紧一下裤带，何乐而不为呢?葛秀君两姊妹的“节约”完全是为了满足她们的贪婪之心。她们蒙上骗下经营“小天鹅”的发迹史，是每一个编辑的苦难史，她们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肮脏的血。”

　　2、水晶心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亲戚畔之。

　　——孟柯

　　刘臣的父亲与葛秀君的母亲是亲兄妹，可见葛秀君两姊妹与刘臣的亲缘关系非同一般。

　　刘臣并不爱好文学，葛秀君要她来“小天鹅”的目的，只不过想利用他来加强对外来编辑的管理。刘臣能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也要在葛秀娟的命令下学会“细致”改稿。这对并不爱好文学的他来说，是最头痛的事。除此之外，他同样得紧张干活。葛秀君给他的工资是每月150元。

　　那时，编辑部仅我与陈爱云是外来的，刘臣不满意地这样感叹：“‘小天鹅’几乎成了大姐(葛秀娟)的一家人了!”刘臣也不满意她们所做的一切，曾经动情地对我说：“大姐训斥起来，我也哭过!你有什么话只管对我说，我绝对不会告诉她们。”

　　在我第二次到达哈尔滨之前，刘臣已离开了“小天鹅”编辑部。因为那种亲缘关系，他能得到葛秀君两姊妹买的几件衣服。可以想象，当他回到家里谈及“小天鹅”编辑部的报酬，甚至连饭也吃不饱时，他的父母心中将是何种滋味。这一切，对葛秀君一家来说，似乎是做好没好，刘臣是以怨报“恩”一点也不能理解她们的“一片好心”。

　　“刘臣是我哥家的孩子，让他来是想让他好好学习，也帮一下忙，他自己不好好学习，改稿他不会，回去还说我们对他不好。”一天晚上，葛秀君的母亲把我与陈爱云叫上楼顶谈话时做如是说。

　　后来，葛秀娟在厨房故作亲切地问我：“刘仙桥，你说是远方的朋友好，还是近处的朋友好?”

　　“既然是朋友，哪里有远近?”

　　“刘仙桥呀，你太实在了!阿弟(刘臣)那个兔崽子对你真的好吗?”

　　沉默。

　　“他欠你的钱还了吗?”

　　“还了。”无法说出的话全沉默在心海：刘臣每次欠我的钱哪怕一分一毫都如数归还。这与葛秀君借我的50元钱销声匿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尽管我只是一个精神的富翁，金钱的乞丐，在火车站，面对刘臣的真诚相送，我给过他10元钱，那是我心甘情愿的事实。

　　生活的拮据养成了我不乱花钱的秉性，刘臣明白这一点，毫不犹豫地买了一瓶矿泉水给我。

　　刘臣，不同的追求，我们不期于哈尔滨相遇，因同为干活的奴隶而同病相邻;然而，你留给我的却是一颗千金难买的透明之心。

　　3、揭开金钱的面纱

　　“小天鹅”编辑部在和兴路时，葛秀君给陈爱云的工资每月是100元。(从我走进编辑部至被赶，仅仅只给过她100元，以后是否每月给过她工资?她的命运如何，那是我不知道的事)。她们给陈爱云开支时，瞒着陈爱云说给刘臣的工资只有100元。写这些，我并不是说刘臣那点微薄的工资不该得，而是葛秀君她们财迷心窍不敢面对真实：她们以不会改稿令我去刷马桶、杠书、发书、烧饭等日常琐事与粗苦活后，中、小学稿几乎由陈爱云一个人承包，有时还要做饭。那是一件极不轻松的事。

　　因葛秀君的“同情”， 有过辛苦打工生活的颜磊带一管竹笛满怀希望从河北武安安庄东周煤矿走进“小天鹅”编辑部，葛秀娟毫无人道地训斥人，他只能摇头叹息。“小天鹅”编辑部不是他想象中的家园，工作不到一个月，便带着行李匆匆离开了哈尔滨。压在行李包里的那管藏着忧伤与寂寞的竹笛始终没有留下一丝笛音。

　　不要说吹笛，就连说话权力也没有的“小天鹅”编辑部，有的是哈尔滨即将来临的一场严寒。

　　颜磊自然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工资。

　　郑东华工作一个月，虽然他的耳朵听不见，但他能从生活上感受到葛秀君两姊妹与杨老师大不一样(杨老师在世时，他来过)。被迫回家时，他强烈要求，她们才不得不给他路费。

　　我工作大半年，她们赶我回家时，给过我221元当路费的“工资”(另外，从哈尔滨至北京的火车票是她们买的)。这点路费加上第一次回家给我的30元与“试用期”的3元肥皂费，共254元。如果减去葛秀君从我手中借去未还的50元，和我做饭被迫掏空自己的口袋买盐买酱油的3元，实际上，她们只给过我201元。这201元的路费，她们全用我那床加厚棉被、衣物、鞋之类至少价值300多元的物件作了抵押。这等于她们不仅没有给我一分钱的工资，而且连我年迈父母流下的血汗也不允许我带走。

　　“聚贤才于麾下，施仁义在人间。”杨老师曾经行仁义的“一碗水”连同那“一桶水”全被她们倒进了私“桶”中，然后用她们贪婪的舌头舔尽了“桶”与“碗”边上的残滴，再用敲骨吸髓般的残忍榨取着每一位编辑(确切地说是千千万万学员、老师、家长、仁人志士)的血与汗。每一位走进“小天鹅”编辑部的学员得到的只不过是已失去水分的“干面包”以维持肌体的存在——这是最贴切最形象的比喻：她们每赶走一位编辑，总忘不了买一袋体现“仁义”的干面包。

　　她们的灵魂里找不到一点体现仁义之情的水滴。

　　第四章 人生自古谁无死

　　一、一滴雨是否走出了天空的瞳孔

　　“刘仙桥呀，你太崇拜杨老师了!其实，杨老师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杨老师作为人的存在属于这个时代。杨老师与他经营的“小天鹅”函校立足于社会，都无法抓住自己的“头发”飘浮在真空。生活的无奈，杨老师有他“虚伪”的一面，但他所做的一切无不应证了他的思想：欲行仁义给别人“一碗水”必须自己有“一桶水”。

　　对杨老师来说，这“一桶水”究竟有多少?我们可以从停办那天师母的口中找答案：“你们太黑了，杨老师每年赢利两万多元，我还不清楚?你们太黑了!”

　　两万多元，这“一桶水”并不是超额巨款，它只局限在哈尔滨市个体户的最低水平。这“一桶水”不是大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杨老师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他无法逃避时代的消费观去生活，拿一部分钱用于一个市民家庭所必需。所以，葛秀娟说师母对杨老师如何狠心时，总要这么说：“杨老师之所以欠那么多账，主要是为刘姨的儿子结婚买房子、彩电、安装电话花了。”

　　杨老师与师母作为合法夫妻，师母儿子结婚，杨老师给一部分钱是肯定的;作为一个家庭的隐私，我们无法知道所给钱的数字是多少。如果按照葛秀娟的说法，似乎在哈尔滨市焊截切割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工作几十年的师母没有一点工资或是积蓄了，她的儿子结婚，不会有所准备。当然，葛秀娟说这话的用意只不过是想将欠债的责任推给师母。这样，她两姊妹借杨老师的名义骗来的钱便能全部饱中私囊。

　　另外，杨老师还得将《小天鹅》办下去，还得拿出“一碗水”行仁义：资助苦难者或优秀的学员上学、出书，给边远贫困地区交不起学费的孩子免费函授。为了尽量减少学员具有一定才思作品的湮灭量，还得增加教材的厚度(每一位学员和老师可以把葛秀君所编教材与之进行比较)。既便如此，“在物价水涨船高，出版机关价值观念改变”的情况下，杨老师能将中、小学三年的函授费维持在80元、120元是相当不易了。全国那么多渴望真知与资助的苦难者是一片看不见边际的汪洋，如此大的缺口不是杨老师所能填补的。

　　以上种种原因，决定了杨老师的承诺难以完全兑现。给所有苦难者以温暖换来人间的美好，只能是生活在哈尔滨市一位心灵艺术家的内心渴望。其实，并不是每个苦难者都能获得这“一碗水”。

　　面对生活的无奈，为了“小天鹅”的存在，《小天鹅》不得不打上“商品”的烙印。“小天鹅”编辑部成员的思想也是无法逃避时代的“大杂烩”。

　　陈爱云说：“某女编辑简直是见异思迁，如果在讨论是否让哪个男编辑来函校(葛秀君经手后，这样的民主讨论是不存在的)时，她就说看他是不是长得好，长得好就把他要来!”对于这位女编辑的不自尊，曾野可以出言不逊地学着杨老师的声音骂她“破鞋”，可以出言不逊地当着她的面问一些男编辑：“某公司出产某女编辑，你们要不要?”流浪一般走进“小天鹅”编辑部衣衫单薄抵御哈尔滨严寒的曾野，最初引起杨老师的同情——买新大衣给他，而他并不是杨老师所希望的“以函校编辑的身份给学员写求爱信，隐瞒学员交来的学费。”面对编辑部恋爱的一塌糊涂，“这时候，黄新勇便坐在一旁百般思念他远方的女友!”以改稿的质量与数量获得杨老师表扬的陈爱云自然引起了张琪的不安。一天，张琪以命令的口气对她说：“陈爱云，你不走，难道要杨老师亲自赶你走?!”陈爱云在几位编辑的监视下，连一张资料卡片也不许带，背上自己的行李匆匆离开了编辑部。在火车站，张琪给了陈爱云50元钱。这50元钱，陈爱云一直在想：究竟是杨老师教张琪给的，还是张琪自己给的?回家后，陈爱云给杨老师写了一封诉苦信，杨老师也只能给她精神的安慰：无论“小天鹅”情况怎样，你永远都是“小天鹅”函校的一名编辑。

　　葛秀君走进编辑部后，陈爱云与张琪的那种矛盾，她同样无法逃避。只是，她不是像陈爱云那样用对真诚的渴望默默忍受生活的不恭，而是奋起反击赶走张琪。

　　工资最高的张琪在编辑部的位置是特殊的。“编辑们做错了什么事，都不敢和杨老师说什么，只有张琪敢与杨老师顶撞!”陈爱云说，“一次看电视，荧屏上出现了一位作家对爱情不贞的镜头，张琪故意对杨老师说：‘看，作家都是虚伪的!’杨老师听后没有吱声。作家都是虚伪的，杨老师也是作家。”

　　杨老师，一位在你身边工作很久的女编辑用一个作家的私生活来囊括所有的作家时，您为什么只能沉默?以立身为原则去追求爱的自由和幸福，应该属于道义的范畴之内。

　　葛秀君走进编辑部后，一方面出卖自己的肉体和灵魂，一方面发挥自己的“才能”替杨老师出谋划策——每一位走进编辑部的学员需交压金。葛秀君说：“以前，杨老师是没有这样做的;后来，我们给他提了这些建议，他才这么做的;如果不这么做，不行!有的学员来后，工作没多久便离开了函校，杨老师还得给他们开支，这给‘小天鹅’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好一个葛秀君，实在“为小天鹅从低谷走向辉煌立下汗马功劳。”

　　为了企业的存在与实惠，需交压金。这种变相勒索钱财的方式，在中国，当然不是“小天鹅”的创造与发明。如果杨老师面对“小天鹅”的困惑不懂得这么做，葛秀君两姊妹最大的能耐便是懂得怎样榨取学员的血与汗。

　　我虽不知道有多少学员走进“小天鹅”编辑部交了压金，多少学员与老师上当受骗。山东的朱翔满怀希望地走进“小天鹅”编辑部交了1000元压金，内蒙古的葛翠为出专著交了4000元均出自葛秀娟的口中;冯汉珍老师的心血铅印在《心祭故友》里。这些钱因杨老师的离世落进葛秀君的腰包，如同掷在水里没有冒出一点水花!不，应该说千千万万学员与老师在上当受骗!不，应该说所有仁仁志士为函校付出的心血被付之一炬。我初进“小天鹅”编辑部，葛秀君开口要我交压金。跋涉万里，为找到阳光与温暖而来，我没有想过要交压金，我的家也无能为力交这笔压金。

　　葛秀君“宽慰”道：“不要紧的，这些压金从你工资中扣，扣齐为止。如果你哪天事业成功去别的地方工作，这些压金依然还你。”这话说得比她的脸蛋还漂亮。

　　1989年便在函校工作的张琪与葛秀君的对立矛盾，需要杨老师的调和。这样，杨老师只能让张琪进入大学法律系学习，张琪在“小天鹅”编辑部的主任位置便由葛秀君取而代之了。

　　杨老师的一生是不幸的。二十二年高压政治带给他的囚禁生活夺去了他的青春。他不具备常人所应有的爱和幸福，也没有亲生子嗣。现实留给他的无奈，迫使他不得不与师母一起生活。作为社会群体中男性生命的个体，半途的婚姻在他的内心深处永远挂着一弯残缺的下弦月。金钱冲击中国的伦理，葛秀君愿意做这种感情的替身，走不出权钱带给他的困惑与诱惑。

　　杨老师经营“小天鹅”的入不敷出和葛秀君的暧昧关系决定了他与师母的不和谐。

　　二、 杨臻老师死之谜

　　关于杨老师的死，葛秀君说：

　　“杨老师死的那天，正好是杨老师过生日。刘姨对杨老师太狠了：杨老师每次工作半夜回家，刘姨连门都不给他开!

　　“刘姨不许杨老师在家里住，杨老师是在函校过生日的;

　　“许多知道杨老师生日的学员来信祝寿，杨老师特别高兴;杨老师平时不爱喝酒，那天他喝了酒。如果不是刘姨对他狠心，他决不会死。”

　　葛秀娟说：

　　“那天吃饭后，我与贺雯琪(函校的一名女编辑)上街去了;等我们在街上转一圈回来，杨老师见了很生气，他说我们不服从组织纪律，不经他允许随便上街。贺雯琪说：‘杨老师，您不给我们自由!’可把杨老师气的!杨老师一气便发病倒在了地上;

　　“后来把刘姨叫来了，刘姨开始没有哭，后来才哭，她哭：‘杨老师走了，我该怎么办?……她只想到自己，从不关心杨老师;如果不是刘姨对杨老师狠心，杨老师决不会得病!杨老师曾经去医院检查身体，医生说像杨老师这样的身体至少要活九十多岁;

　　“杨老师为办‘小天鹅’欠了账，问刘姨借钱，刘姨说：‘你吃我的，用我的住我的!’杨老师说：‘等我赚了加倍还你!’刘姨就是不肯，并把杨老师从屋里赶了出来!每次杨老师工作半夜回家，叫刘姨开门，刘姨就是不开;

　　“刘姨不给杨老师生活，杨老师吃了一个多月的大油(猪油);大油最没营养，经常吃最容易生病。”

　　师母说：

　　“由于你们老师去世时，没给我留下一分钱，又加上医院看病，发送他也花不少钱，所以我手里已空，当时小天鹅也需要钱，我在最困难的情况下给葛秀君70元钱，让他们买粮，我家里的菜也给他们拿去;

　　“你们老师己经走了，我本来不想说这些事：自从葛秀君来编辑部后，她们俩(两)个打得火热!

　　“葛秀君来后，你们老师有7个多月都不回家吃饭，做为我来说够宽容你们老师了;

　　“你们老师领着他们全家去松花江去玩，晚上回来又去印刷厂拉书，回来后，葛秀君又和一个女编辑吵起来，你们老师很生气，就在这一气之下倒下了。”(师母的话均摘自她的信。)

　　以上的话语，就算她们都在自圆其说，那段时间，杨老师与师母的关系不和是肯定的。

　　杨老师之死给人郁结了以下几点疑虑：

　　(一)杨老师死于编辑部的背景，是在葛秀君排挤张琪之后做了杨老师的助手;师母并不爱好文学，杨老师去世，函校一切事务由葛秀君接管将是一种必然。

　　(二)杨老师的家乡远在云南，从葛秀君她们的谈话中可知，几乎没有什么亲人，虽有一位哥哥，终因人情薄如纸，哥弟两家断了通信;师母与杨老师那段时间的关系不和，杨老师发病在编辑部倒下时，师母在家不在他身边。

　　(三)杨老师究竟是不是因生气而发病?在谈论杨老生气的原因时，无论是葛秀君还是葛秀娟都没有提及葛秀君与另一位女编辑吵架的事。这中间包含有其它隐情么?

　　疑虑终归疑虑，我无法澄清事情的真实结果。因为杨老师已成为骨灰存放在哈尔滨市二级殡仪馆内断了一切寻找结果的线索。

　　“最使人痛苦的是床第生活。”(列夫.托尔斯泰)我想说：杨老师的死与他不和谐的私生活有关。他究竟死于脑溢血还是别的原因?只有葛秀君与葛秀娟该受道德拷问的良心里最清楚!在我、在千千万万学员、家长、老师乃至各界同仁，将永远是一大解不开的谜。

　　杨老师去世了，他探索人生对真理的追求走出了二十二年政治的高压，却没有走出爱的困惑。他的思想无法走出他所处的时代，但不因为他私生活的不完美便否定他的功劳。作为一名心灵的艺术家，他能在经济大潮中搏击，以微薄的收入做出显著成绩，用他的双手托起了赵希臣、宋冬游、张玉峰、汪靖玉、马凌、马璇、周婷婷等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他的人格永远闪烁着时代的思想光辉。

　　马克思、列宁评价列夫.托尔斯泰是他所处时代俄国的一面镜子。

　　我也想说：杨老师是他所处时代中国的一面镜子。

　　第五章 只恐双溪舴艋舟

　　一、是进亦忧，是退亦忧

　　沿一线希望前行，“八千里路云和月”走向“小天鹅”编辑部，大半年生活史只不过是我人生旅程中的一段苦难史。这是一种必然。

　　如果杨老师在世情况或许会好一点，但无德无才的葛秀君做他的助手，再加一个毫无人道的葛秀娟，这种苦难也未必能够逃避。“小天鹅”无法逃避时代的意义，决定了它以“私人企业”的形式存在，那么，“小天鹅”的用人有时并不完全以一个人的道德涵养与文学素养来衡量。每一位从“小天鹅”编辑部出走没有获得成功的学员并不都是品质恶劣、道德败坏;有感于杨老师的威信和他所倡导的精神，往往满怀希望而来，带着迷茫与失望而去的不是没有。有时，一个人在编辑部的价值往往得从金钱的利害关系去考虑;陈爱云与葛秀君的不同结局可见一斑。

　　然而，面对那么多渴求温暖与阳光的孩子，杨老师的可贵是从赚得的“一桶水”中拿出“一碗水”不停地行着仁义，以精卫填海的执着拿“西山的石子”填补着“东海的汪洋”。这“一碗水”的仁义究竟能否为了中华民族的教育去复位那些错位的思想?“小天鹅”编辑部不同寻常的经历，我的心愈加沉重和担忧。

　　中国教育的育人何处去?在此，让我从一名因犯罪已走完年轻生命的青年来开始我的思考。

　　1、谁之罪?

　　“砰——”1996年元月5日，上海某法场一声清脆的枪响，一位年轻英俊的生命告别了亲人和一切痛苦。

　　此青年不是别人，他是我的堂弟刘晓林。

　　这日，我正在“小天鹅”编辑部的房间里紧张地做着毫无报酬的工作。我不知他的情况如何，希望哪一天能给他写封信去。

　　然而，我的文学梦如色彩悦目的肥皂泡破裂，由哈尔滨一路风尘回到家中获悉他的不幸，才知我的希望成了永远的遗憾!他带给我的是因亲情无法割舍的又一悲痛。此刻，我艰难的行程，仿佛一下子变得简单了，简单得使我像是以往返奔波轮回在不同的死讯之间。

　　他与几名青年合伙盗窃了上海市某企业单位的巨款，携带三万多元(这个数字摘自湖南日报)逃跑，被公安人员抓获，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因盗窃犯罪，大上海的滩头给他的生命划上句号，我不想为他的犯罪事实辩驳，也没有理由为他犯罪的事实辩驳!但作为熟悉他的我来说，他的死不得不让我在痛定思疼中深深地思考。和所有的犯罪青年一样，他发展到与人合伙盗窃这笔巨款，离不开“量变”与“质变”。

　　可以想象，法院按法律的程序对他进行审判后，有这样的结论：属于屡教不改的惯犯或者首犯。上海的一位律师对前去探望他的亲人说：“一切犯罪事实他都承认了，作为我来说当然希望挽救他的生命。”

　　定案的真实情况，我无从所知;但回忆他的成长，犯罪的原因则有根可寻。

　　既然马丽花那样的淫荡妇女，大自然的美景能勾起她对美的向往，在她当上教堂的牧师之后死去有其客观的必然。刘晓林作为当今时代的“人”，同样不例外有他客观的必然。他从小到大的成长中，第一次因盗窃坐牢，家庭给予他的教育固然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当他第一次坐牢后，监狱的生活不是滋味，他意识到自己的选择是一条不光彩而危险的路，便下决心要重新做人。在他给一位青年朋友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我再也不做坏事了，好好持家把业!”然而经济带给山村的冲击波，在家没钱的滋味特别难受。为了钱，他同样被卷进了打工的潮流走向深圳。深圳的钱不是好挣的，他在老板的厂房里做工很累，不仅没有自由，有时遇上黑心的老板，干了活得不到工资。在他的生活里便发生过因老板不给工资而殴打老板以致被拘留的事件。从此，流浪街头的生活，为了生存，他又开始走入歧途。或抓或放的现实生活，留在他眼中的事实只要有钱，即使有人犯法也可以用钱买通——他绝对没有想过，阳光下有这样的罪恶，自己一旦走向绝路，朋友中的哥们义气与自己的家庭是办不到的。这种时候，盗窃已被他看成了一种能耐，他所羡慕的是哥们中别人盗窃上万元巨款的得逞，失意的是自己的缺乏良机。他的想法和行为与现实发生矛盾累及父母时，父母乃至亲人都希望他能为家里分忧。我当然也希望他改变想法，将他的思想拉入正确的轨道。

　　“你们要我像桥哥那样?!”气愤的话语里暗藏着对我的讥讽。

　　从前，我作为兄长说出的话在他的心中有一定的威信;此时，他在亲人面前的抗争，我在他眼中只是一副跟不上时代的穷酸相。

　　感情的潮水在我心海澎湃，痛苦而深刻地思索：我能理志气壮地说我比他生活得好吗?我实实在在地做人与追求又何尝走出了现实的悲哀?奇怪的是我像他一样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不回头，甚至愿意接受生活上的一切不恭，忍辱负重地痴迷在文学这条险道上。不同的客观原因，已将我们推向了不同的路。我所说的一切，只不过是将我的人生观强加在他的头上。

　　这种时候，能纠正他人生坐标的另一线希望还有爱情。他的想法又决定了他会选择相同愿望的女友。这样的恋爱不仅没有扼止他犯罪，而是促使他继续向犯罪的深渊滑坡，最终因盗窃被上海市公安局抓获。

　　当我凭借一份真诚、一份敬仰走向“小天鹅”函校，这所以育人为目的、以复位那些错位思想为宗旨，影响着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吸引着千千万万青少年的函校，这里已不再是一块净土!我用真诚加心血获得的“成功”只是一次文学梦里的打工。我同样逃脱不了被狠心老板榨干后驱赶的厄运!我的行程、我的结局与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我忠实的行为是以奴隶般的劳动换取了艰难的生;他的死不能不说是一种豪情。试想：如果他面对我这样的情形，免不了要殴打老板或实行报复，造成严重后果的结局，法律当然要维护老板了。

　　当我逃难一般途经郑州火车站，一名为生活所迫向我乞讨的青年知道我的境遇后，气愤地告诉我：“青年人，好好在家干点活，不要出门打工。现在的老板真狠!你干了活，有的不给你工资。我也出门打过工，卖力地干活，老板不给我工资，我就捅了他一刀子。”

　　这位青年的一番话，实在值得每一位中国人去深思!我们能求全责备当今青年的犯法么?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在1920年4月1日《新青年》的《洪水与猛兽》一文中，将“洪水”比作青年的“新思潮”。新中国的成立无疑给新中国的青年筑起了新的堤岸;新时代的改革由经济洪流澎湃的新思潮又赋予了新的内涵。

　　当今青年人作为“人”，他们所具备的“人”的本质没有变。他们有欲望也有希望，有思想也有理想。这也能看作来势迅猛的洪水，“水”的性质没有变，但每一处堤岸的疏漏或缺口都会导致洪水外流或泛滥成灾。那些得利于国家“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政策，兴办企业成为爆发户的老板，本身便从打工青年的身上牟取了价值，而某些不讲“仁义”的老板，“大有猛兽的派头”。其贪婪的程度能和狼群相比——不仅喝血吃肉，而且连同骨头也一块不剩。

　　这种贪婪确实令人心寒、担忧。小则损害青年的利益;大则祸国殃民，甚至关系到党的存亡。他们往往是精神与行动脱节的骗子：一手打着仁义道德的幌子，另一只肮脏的手却沾满了血泪。当他们拿着钱一掷千金的时候，从不会想过这上面浸渍了多少农民与工人的血汗。

　　2、兴，百姓苦

　　地域辽阔，各处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的中国农村，从总的角度来思考，它所挖掘的财源是有限的。

　　中国农民用双手创造了最初也是最高的价值，当交换中的货币循环流通到他们的手中，只能是最低的实惠;面对一切艰辛，只要能活下去，他们便毫无怨言。这便是中国农民的脊梁!而他们肩头所担负的却是祖国的繁荣与民族的兴盛。

　　随着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的增加，中国劳动在黄土地上真正的农民肩头的担子也在逐渐增加。在新的经济体制下，劳动在黄土地上以出产粮食为生的农民是没有真正富裕起来的。价值观念下对贫穷的鄙弃很容易形成一种不良好的社会风气：当官者鄙视劳动;从事农业者逃避农业劳动。在这种风气驱使下每一位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从事非农业生产。诚如一位哲学家所说：中国农民每将自己的子女培养成一名大学生，就等于朝自己的脖子上套一个圈子。实质上，当官的父母同样希望自己的子女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好工作，甚至想方设法打通关卡。随着青年人以打工潮的方式涌向城市，这样，中国农民往脖子上套圈子的情形则以两种方式在增加。

　　每一位父母不当对子女不负责任的“大熊猫”，希望自己的子女不至于在竞争中淘汰而应有的爱是好事;但过分地荫庇与袒护，又不能不说是千百年来的劣根性。

　　我这样说，不是过分谴责什么，也不是要中国停止对人才的开发，而是希望每一位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中国人能够明白中国农民肩头的负担。我们不是利用地位之便假公济私从他们身上巧取豪夺，而是在“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有机结合中，有必要做一种爱的回归。

　　爱惜民力等于间接爱惜自身与父母乃至妻子儿女。

　　2、人类自身的生存话题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仍然离不开农、工、商三种经营方式。当金钱刺激人类的欲望时，可以说：

　　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民(当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存在中国式的农民)需要钱，必须将自己的产品卖出去。而这些产品离不开黄土地。

　　从事第二产业的人需要钱，必须将自己的产品卖出去。而这些产品的原材料大部分来自第一产业。

　　这样，第一、第二由第三产业连结完成交换，很自然形成了一种看不见的“管道”经济网;货币通过交换如血液在这种网状的“管道”里循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在沿海与内地之间，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在乡村与乡村之间，这张覆盖全球的经济网遍布了整个人类。

　　这是一张具有宏观意义的经济网。

　　在这张经济网里，农业是创造最初也是最高价值的源泉。也可以说农业是基石，任何社会的繁荣必须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任何一个非农产业部门都直接或间接地取之于农，既便以制造机器来经营的重工业，它无法把钢材直接变成啤酒和面包。

　　由交换形成的网带便系在各产业部门生活的“锭子”上。当农业输送给工人的粮食以间接的“能源”起动了工业的机器，高速旋转的飞轮反过来又加速带动各产业部门的“锭子”包括农村“打谷机轮子”的旋转。属于人类每个人的思维便系在旋转的“轮子”或“锭子”上，或快或慢地在一个圆圈里做着“分子”般的运动;运动的方向永远朝前。

　　这种运动无疑是人类的思想永远在希望里努力寻找自身生存的条件。

　　这是一个形象了的人类自身的生存话题。

　　这好像是逆着时间人为地把属于圆圈的某质点叫做曾经的起点外，你无法说属于圆上的点的轨迹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其实，这上面满是古人淹没在时间里的脚步。当我们站在圆上的某一质点误以为找到新的理由或感受生活的困惑时，或许我们正踩在古人的脚印里。我们愿意或苦或乐，或悲或喜地繁衍生息，是因为惯性的希望在推动人类前行。

　　这种永远朝前的运动，其间包含着人类的和平与战争。

　　4、中国人的困惑

　　当价值观念刺激人类的欲望时，中国人无法脱离地球上经济网联系的人类群体而孤立存在;发达资本义国家快速旋转的“车轮”，借助交换中的货币流通这一根无形的带子将超强的压力延伸至每一个国家，同样也给中国的社会主义施加了一种外在的压力。这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势在必行。

　　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是适应人类历史前行的必然。它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天下同等重要，是和平时代的一种新的革命。但生活呈现给中国人的现实，私营企业的出现吸引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资本论》曾阐述的老板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以一种不利改革的副作用存在。或者说，中国人民曾经用革命推翻了剥削和压迫换来了和平，又不得不让剥削和压迫重新开始。这决定了为生存走进老板机房里的工人承受着一定程度的艰难与困苦。

　　与整个宏观经济网不可分割，属于中国的经济网里，为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产业机器的转动，它的传递力所产生的压力延伸，同样涉及各产业部门所联系的每一个人的希望与欲望。缘于整个人类追逐利益的经济大背景下，每个人的死去，不管他死亡的方式如何，我们都不应该幸灾乐祸，而应该为他感到惋惜和悲痛。

　　别打听远处教堂的丧钟为谁敲响，地球上任何一部分水土的流失，都是你身体的一个部分。

　　——佛教语

　　从一位烈属到一位艺术家乃至一位犯罪青年的死，活着的人应该明白：他们活着时，和我们一样面临着经济冲击力带来的困惑——不管他们与我们对钱的态度如何。那么，我们也应该明白担负在肩头的任务和使命。

　　如何保持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光荣的革命传统，防止新经济体制下的贪污和腐化?如何关心下一代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减少犯罪的发生?这是摆在每一位中国人面前很严峻的新问题。

　　集体化能最大限度地扼止个人主义的贪欲，防止腐化与堕落，减少青少年的犯罪，但有过集体化中国人的记忆：那是把精神勒紧在裤带里的饥饿。

　　改革开放给了人新的自由，基本上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少部分人向小康迈进;而中国人又面临着新的困惑。这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了道德与良心、仁义与同情心;而是新的经济体制下，金钱的冲击力迫使越来越多的人忘记了自己的家珍，对许多优良传统的抛弃，为生存找到新的理由，却让内心失衡。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却让人难以在现实中理解它的精神和看见它的光辉：一味地追求个人的自由，却忘记了它的“相对”;一味地讲求个人的享乐和幸福，却忘记了它所包含有对社会、家庭所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一味地在赤裸裸的竞争中谋求私利，让人的兽性曝露一览无余，获胜者便称“素质人才”，孰不知真正的人才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还应具备爱己爱人同情弱者的高尚道德情操，爱家爱国兼爱天下的宽广胸怀。

　　我们在金钱的诱惑与追逐里，陷入了新的迷茫：贪污腐化滋生漫涎，青少年犯罪率上升。

　　中国的教育无疑应从精神的领域里为整个中华民族与党的利益分忧，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担负起育人的使命。那么，每一位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及文化艺术工必须真正在亿万青少年面前树立起做人的楷模，用爱心去关注每一位青少年的成长，用对整个人类和平的热爱去拥抱这个世界。

　　我们提倡重视人才的培养，却在金钱的叫唤声里忽视了人的精神与思想，从而令教育成了迷途的羔羊找不到正确的方向。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面对新经济体制下出现的新问题，再仔细品味伟大领袖的话，我们会发现他说得全面而科学，既阐明了教育应该使下一代成为怎样的人，也明确了教育该怎样去努力的方向。试想：一个人一旦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且有着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不是素质人才么?具备这种素质的人，会贪污腐化和犯罪么?我们高喊着重视教育，却将一条很光明的教育之路遗忘。

　　资本主义国家曾有人扬言:通过经济渗透来和平演变，将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在第四、第五代身上得以实现。

　　我们无须以敌意的眼光来审视这句话的含义。

　　即使他们的目的达到，这种“经济渗透”能否解决中国各地自然条件千差万别所带来的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能否解决南部非洲粮食的紧缺?能否解决世界上所有贫民窟里生活的困境，以及还存在战争状态下的民族压迫和风疯掠夺?“民以食为天。”“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一旦农业严重失调，资本主义体制能否解决人类将面监的饥荒?生存的严峻，需要人类清醒地处理有限的财物(包括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

　　翻开人类的生活史，那是一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史。

　　每一场战争又离不开对财物、土地与自然资源的争夺。

　　当和平的政治无法解决人类的饥荒，战争将成为解决这种矛盾的必然结果。

　　日臻完善的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威胁“决定战争的胜负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而是热爱和平且能为人类和平奋斗终身的全世界人民。

　　生存的严峻又决定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最容易使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那将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其实，我们所担心的不是第四、五代的后来人把老一辈无产阶级流血牺牲换来的江山毁于一旦，而是我们发展经济的同时，在做人的原则里是否抵御了金钱的诱惑，在精神的领域里，是否只穷得给下一代留下一些钞票，从而忘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的精神遗产。

　　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明白：上一代的一言一行将在下一代心灵里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

　　二、是忧!是愁!我该说什么?

　　私营企业的出现带给了一部分人的富裕，也带来了贫困山区失学儿童的增加。这是政治与教育都应该关注的问题。

　　杨臻，这位不屈的儿童文学作家与评论家，以低廉的学费在文学函授这块育人的园地创造了辉煌的成果。正因为如此，他经手的“小天鹅”才得以飞遍祖国的大江南北，他二十二年劳改生涯“虽九死亦不悔”的人格才获得了数十万青少年的信赖和敬仰。然而，他终未能抵挡住经济大潮的冲击湮没在爱情的迷茫中。

　　北京的特级教师高原、刘胐胐支援革命老区的教育，不经意的一锄培植了我这株贫瘠土地里的幼苗。从此，视文学为崇高的信仰，我开始了艰难的跋涉。十年学步为文的艰辛使我明白：面对人生的一片迷茫，需要寻找温暖的阳光。渴望被人发现与扶持，四处投稿无望，鄙弃借助关系发表文章便自诩“文人”的陋习，始终不愿让自己的思想流于世俗的泥滩。这绝非在写作之路上的孤傲自赏，而是大多数文学之路上的写所应该直面的生存困惑。

　　偶然的机会，有人给我提供了冰城的信息。从此，《跑步人生》回肠荡气的文字如圣洁的灯光点燃了我的希望。遥遥飞鸿，我借助文字与杨老师相识了，包含着对人生、事业与爱情、做人与作文的态度纤尘不染地自心灵流露给杨老师。为一线希望所牵引，崇敬中，那是一种怎样的倾心向往与顶礼膜拜。他在我的心中不仅是一位老师和评论家，更是一位知己。我为人生找到了一位知己的伯乐，茫然中有了依靠的精神支柱;撑起的信念激发着我的写作热情，从而产生了新的动力。我用一颗真诚的心灵默契在做人与作文的行动里，二十多万歪歪扭扭学步的文字寄向冰城，以为就是成功。

　　然而，当我凭借对函校的一片赤诚信徒般皈依他精神的家园，一切希望都像是牵引我在人生荒漠里跋涉的“海市蜃楼”。心灵所乘载的不仅是“奴隶”一词浓缩我在函校大半年生活的艰辛与磨难，“载不动许多愁”挥不去斩不断理还乱当哭长歌写不尽必须长歌当哭依然写不尽的愁绪和担忧。

　　重忆杨老师的遗像，我不知该说些什么。

　　面对千千万万颗稚嫩的童心和虔诚文学殿堂的文朋诗友，以及关心、支持过“小天鹅”的老一辈革命家与所有仁人志士，我又觉得应该说些什么。

　　第六章 路漫漫兮其修远

　　一、心灵的告白

　　杨老师，您生前曾经答北京新华社记者问，铁肩担道义办函校的目的是复位中华民族那些错位的思想。针对诗歌界思想倾斜而杀妻的顾城，您满腔义愤倾注于笔端痛斥不已。

　　当北京作家出版社将举起斧头的顾城誉为《英儿》出书时，您站出来挺胸执笔表明对道义的匡扶，自然令许多仁人志士与千万青少年敬佩不已。

　　金钱冲击下许多良好道德的沦丧，人们的内心深处渴望着道义。热爱生命，讴歌真理与正义，追求真、善、美应该是作家、记者、诗人等文艺工担在肩头的使命。

　　爱作为家庭的隐私，往往不为外人所知道;爱仅仅作为一种痛苦在两个人之间倾斜时又往往会带给人的事业乃至人生的倾斜。“爱是危险的。”

　　属于顾城的一滴爱之雨没有走出天空的瞳孔，一位善良的女性在他的斧头下惨遭不幸。

　　属于您的一滴爱之雨没有走出天空的瞳孔，您的离世带给了“小天鹅”的不幸，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永远的悲痛和遗憾。

　　千百年来，人类因爱而繁衍生息，人类又因爱而折磨和痛苦。

　　杨老师，您经营“小天鹅”的艰难，不仅只缺乏金钱;你与师母之间更缺乏一种相互依靠的精神。“爱是相互的。爱意味着使对方获得幸福并为了使对方获得幸福而献出自己所应该献出的一切。”马克思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用一生的体验和追求为全人类的幸福写下了一部社会科学;包含人类崇高的爱情，他同样用人生辨证地作了科学的诠释。

　　杨老师，作为您的学生，函校大半年的生活，能耳闻您生命划上句号的凄凉，却无法知晓爱属于您与师母的全部。但把爱放在道义的镜子面前，“小天鹅”的折翅有您自己的一份过失。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当您义愤填膺用一支锋利的笔谴责顾城杀妻的不义与北京作家出版社的《英儿》时，你崇尚铁肩担起的道义也应该包含这属于人类的爱。

　　“母爱是大海，她要容纳世间所有的苦难。”既然生活的洪流将您与师母冲在一起，师母中年丧夫的不幸需要您的依靠——当然因爱而建立的依靠应该是相互的。

　　我掀动着青春冲动的爱恋与欢悦、痛苦与迷茫、忧伤与希冀写下的文字，尽管您没来得及为我变成铅字，但对于一个学子来说，他永远会在追求真理的长河中选择适合自身的表达方式和语言，“到两个宝库里去寻找东西：生活、书本。”(陆文夫语)

　　杨老师，您倒下了，函校生活给予我的境遇是北国冰城的茫茫风雪;无论我走向哪里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一场哈尔滨的严寒。您倒下了，人本身所无法逃避的社会性可以很简单地评价你大起大落的生死和爱的不幸。作为一名男性心灵艺术家，您倒下了，三岁失明，五岁失明，十八岁入狱开始二十二年的劳改生涯，我怎能用很简单的语言去度量您漫长跋涉的艰辛与坎坷。对您来说，一切痛苦，无论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都因生命个体的消亡获得彻底解脱。断断续续留下这些文字，我并不是想指责您什么;我只想忠实于生活把自己的灵魂与一个较完整的您毫不隐晦地坦露给世人。

　　讲关系，拍马屁，不择手段谋私利，党的原则与打天下的革命精神往往被人遗忘的年代，您能站出来驱散遮掩阳光的阴云在文学这块育人的园地做出显著成绩，以仁义之心让许许多多的孩子获得党的雨露和阳光——尽管对我来说，成功只是一个遥远而飘浮的梦——您在我心中永远是一座不倒的丰碑!无疑，这座丰碑铭刻着您的功劳令您的形象美而崇高，但并非千千万万青少年心目中想象的高、大、全。尽管我的笔触无法深入您的灵魂去剖析，写下您在爱情之海里的挣扎与泅渡，困惑与迷茫，你的不幸带来您人生爱情的“手臂”残缺，留下了您形象的一份残缺，不论怎样，我要将那美丽爱情的“手臂”强加给您，以复原心目中的那种高、大、全，都会有失真实和自然之美。这正如断臂维纳斯女神的那尊雕像，因为那条美丽手臂的失去永远以一种残缺之美矗立在世人面前。

　　杨老师，客观公正地评价您，跟内心已原谅您的过失无关。过去，您是我的老师;现在，您也是我的老师;将来，您也永远是我的老师!

　　您人格洒满的光辉照耀我继续前行的路，追寻真理的眼睛穿透冰城的茫茫风雪遥望更险远处的光辉，“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

　　二、结尾，允许我冗长地说：您(你)们好!

　　1、为“小天鹅”们呐喊

　　我沉重的笔墨化无限悲痛为虔诚的祈祷：杨老师，您好!愿您会赴瑶池的灵魂永远获得幸福长眠!”

　　杨老师，爱在您与师母之间不是“把一个欢乐分成两个欢乐”而是两个痛苦时，您离去了。死，对您来说成了无牵无挂的真实：您永远无法知道师母所承担的一切及“小天鹅”的不幸。

　　当葛秀君不惜一切代价窃取了“小天鹅”的果实后，利欲熏心，从和兴路到木兰小区的这种搬迁只不过是想将一切债务推卸给师母。

　　借您的名义，葛秀君她们可以说是骗足了钱。她们完全可以在穆棱县马桥河镇新华村光耀一番。葛秀君绝不会想到，她所做的一切是把欢乐建立在和我一样渴望真理、阳光与雨露的千千万万学员身上;她也绝对不会想到她得到的一切进行了肉体和灵魂的艰难付出!既然肉体可以赚钱，最好把它摆在妓院里去，然后再挂上公司的招牌来销售。这样，既可赚得财大气粗老板阔绰地一掷千金，也可解决子宫的难耐之瘾;等脸上的红艳褪尽到了师母那样的年龄，就能作为一名女性理解师母内心的痛苦是什么样的感受了。至于目前，反正经济的冲击力无法抗拒，中国也讲性开放，扫黄队伍也无法清除阴暗墙角的“垃圾”。葛秀君更不会想到她两姊妹所做的一切辜负了所有仁人志士的爱心与期望。

　　杨老师，您离去了，站在您留下的精神家园里，现实带给人的感受;因一字之差，“奴才”较之“奴隶”要高一等。面对成功的诱惑，希望在我眼前摆着两条路：要么放弃真理之光牵引人前行所必须坚守的做人原则，让虚伪的语言紧裹虚伪的灵魂阿谀奉承地替虚伪辩护未尝不可——也许那样的“奴才”能获得她们的“同情”：给我一点施舍或者让我留下来;要么不改变自己的路线永远为真理之光所牵引。

　　不愿当一名奴才，甘愿做一名奴隶，忠于职守沿着函校办学宗旨给人的希望前行贯穿我大半年生活的始终。这种时候，人不得不常常把自己放在现实与希望里进行深刻而痛苦地思索：一旦希望子成为梦幻，你该选择怎样的方式去生存?

　　遗孤，我年老的妈妈您好!

　　您用劳动的天性给我人生第一堂生动的课便是劳动。直面生存的困惑，唯一能给我安慰的便是千百年来留给祖辈交给您如今又依然交给我的黄土地。

　　我的老父亲，敬爱的爸爸，您好!

　　直面生存的困惑，唯一能给我依靠的便是世世代代爱过祖辈亲过您如今又爱我亲我的黄土地。

　　十年为文学步的艰辛，一旦因现实的严酷失去思想飞翔的天空，也许赤贫的厄运会光顾我的一生;但我甘愿做这种返朴自然亲切的回归。

　　“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我劝你还是要写……一旦回家，人言可畏，压力大;你无所谓，你的父母该怎样想?”

　　陈爱云，感谢你对我的境遇给予同情与善意的劝解!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无法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对现实的逃避，我也无法从物质上给予您们什么——尽管我知道这也是您们所需要的。物质与精神摆在我面前，只允许我选择一种时，我甘愿选择后者。

　　爸爸、妈妈，我带回的是通往艺术成功之路上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熊熊燃烧过爱心与希望，梦幻破灭后，人格所应有的尊严。

　　这是您们在黄土地上尽了所能抚养我，以很天性的做人教育我，以最伟大的爱心支持我后，人格所应有的尊严。

　　这是党的光辉照耀我，一本本有益身心的书籍陶冶了我的情操后，做人所应有的尊严。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求学时，老师曾教我们要学会用发展的眼光评价古人的忠君思想，把“忧君”和“忧民”变成为党和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忧虑，谛听他们“把酒临风”苦乐的交融，又怎能走出他们的悲哀。

　　多元的世界、多彩的人生装点了生活的色彩斑斓，同时也为葛秀君之流提供了腐化变质的土壤，滋生了在这种土壤中行尸走肉寄生般活着的蛆虫。每一位有良知与正义感的中国人不要因此而放弃所应有的忧虑!

　　葛秀君、葛秀娟，你们能够窃取“小天鹅”的果实，在金钱上，我不得不承认：我是一名乞丐。

　　你们完全可以借金钱和家境对我的穿着投以不屑一顾的神色;你们完全可以贪婪地用欺骗赶我的方式榨取我的衣物与棉被。

　　那些满足我最低生活水平的身外物失去了，我同样能够生活，且能很充实地生活;但生活映现出来的面孔：

　　有人腰缠万贯，却贪婪别人的一针一线。

　　有人赤贫如洗，却不失去原则地希罕腰缠万贯者的一分一毫。

　　面对诱惑，这便是属于我战胜自我的超越!这便是属于战胜自我的幸福和自豪!这便是属于我心灵永远的春天!

　　和我一同拥有过“小天鹅”这块园地的千千万万学员，你们好!

　　我未走进函校之前，和你们一样，让心空飘满洁白的云彩用真诚渴望一片蓝蓝的天;我愿意永远和你们拥有这一片蓝蓝的天。

　　置身绿色园中，倾注满腔热情爱我所爱，面对生活的孤寂，我的灵魂并不孤寂。能够用心灵和你们对话，我的眼前仿佛二月春风吹绿的田野迎暖暖阳光铺展着绿色的草裙，海水般涌至遥远的天涯;草裙上缀满各种颜色的鲜花，如海水卷起的浪花折射着七彩阳光跳掷欢腾;渴望真理与真诚的欢欣奔放在每一朵质地如水的花心。

　　“小天鹅”学员，河南的王月小朋友，你好!一名男同学的恶作剧令老师误解：认为你偷了雷旭的钢笔。你纯美的童心渴望公正的关爱寄向冰城，我能肯定你做人的心清如水，又怎能把人生感悟现实的困惑在短短的眉批里给你写尽!我不忍心害虫伤了每一株小树，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小天鹅”的翅膀折伤，任凭那飞蝗般泛滥成灾的有害思想欲把每一朵渴望阳光、雨露的花心伤害。

　　叫人啼笑皆非的是，葛秀君两姊妹骗得巨款后，从木兰小区经香房区逃往牡丹江市继续毒瘤般繁殖她们的思想，拿杨老师的心血创办“丑小鸭”来行骗。

　　垂涎天鹅飞翔的本领，憋足劲“嘎嘎”叫唤不停，始终阿不出一个天鹅蛋，只好把天鹅蛋藏在屁股下充当功劳的丑行径，真算得上钻进文学殿堂里走不动路的两只丑鸭子。

　　盗窃上海市某公司或企业单位的青年，上海市公安局可以从数千里之外抵达湖南的山村令他们绳之以法，是因为他们给某公司或企业单位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

　　葛秀君辜负许多仁人志士的爱心与期望，伤害千千万万青年与纯美童心造成的经济损失，有谁追究过她们的责任?师母除了把内心的悲苦向哈尔滨市教委反映外别无它策。

　　然而，对于不顾中华民族教育的利益，从千千万万学员手中骗得巨款伤害青少年的罪恶为什么可以逍遥法外?除了无钱难办案的原因外，大约人们习以为常麻木地认为“偷”就是偷;“骗”就是骗，不能一概而论。实际上，这种骗是一种不同方式的“偷”甚至叫“抢”。它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是远远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它关系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

　　飞遍祖国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牵动着千万青少年心灵的“小天鹅”在杨臻老师去世后，终因欺骗而停办。一颗颗受伤的心灵在痛苦地呼唤：

　　希望在哪里?真理在哪里?

　　遥望前面的路，面对现实的困惑，我只能说：

　　希望在人间!

　　遥望前面的路，面对眼前的迷茫，我只能说：

　　真理在人间!!

　　救劳苦大众于乱世，换来人间和平新天地，给了我一个详和家园的党，您好!

　　您领导先烈们打天下的革命精神光辉般照耀全球的感召力，永远让晚辈们感到骄傲!埃德加.斯诺，这位追求真理对中国劳苦大众寄予同情的美国记者，一踏上延安这块神圣的土地，便以切身的体会感受到这里的精神与国统区大不一样。原来，精神的力量没有国界，它打破了层层封锁与种种禁令。《红星耀中国》绝非“in”错印成“over”预示您领导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能取得胜利。

　　为中国的革命做出过贡献的埃德加.斯诺、爱泼斯坦、史沫特莱、白求恩与柯棣华大夫等许多国际友人，您们好!

　　为了解决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强的中国人民搞饭吃的艰难，党用英明的决策把眼光放在改革之举。如何创造物质与精神文明双丰收?这需要发展经济的同时，继承一辈无产阶级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继续保持和发扬他们的优良传统!更需要上一代人不要遗忘先烈们用鲜血染红的旗帜，于良好的教育中把这面旗帜交给下一代。

　　“顿首中原大地，一群雄鹰起飞了!”它离不开冰城的“小天鹅”振动翅子带给它的详和;每一位从“小天鹅”函校走出获得成功的文学青少年离不开“小天鹅”给予他(她)的温暖。二十二年劳改生涯的磨难与创办“小天鹅”的艰辛，折射了生活在哈尔滨市的杨臻校长挺起胸膛傲视风雪严寒的一生艺术光辉;他创造丰硕成果的另一面，离不开党的阳光，离不开党内外为“小天鹅”奉献爱心的一些老一辈革命家与许多仁人志士提供的政治背景。

　　支持过“小天鹅”的原政协副主席程思远、著名外交活动家“小天鹅”名誉校长谢和赓、老将军孙毅、原中宣部长王忍之、享誉国际文坛的文学泰斗冰心、诗坛巨擘臧克家、著名作家关沫南、书法家杨角，、法律顾问马冠海……您们好!

　　河北石家庄机场路一校虔诚信徒般为“小天鹅”献出一腔热血的冯汉珍老师，您好!和冯汉珍老师一样为“小天鹅”做出过贡献的所有老师，您们好!为“小天鹅”的存在尝尽辛酸的师母，您好!停办那天，当几位卑微的编辑出于对杨老师心血的珍爱向您伸手时，您出于同情留下的书籍并未为我们所拥有，哪怕是取其中的一本阅读。一本《黑格尔哲学》刚摊开在我的桌上，代表葛秀君行使看家权力的葛秀娟耷拉着那张麻木冷酷的脸走了过来，“把刘姨送给你的书拿来!”她拿走了那本书，看了一眼书名，鄙夷不屑地反问，“这书你能看懂吗?”然后，她抄手将一叠《小学生作文指导》扔给我，训斥道：“好好学习学习，看看这些书!”

　　我真想说：如果不懂，人便囿于原地不敢向前迈步，就不会有马克思在研读了“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基础上写出惊世骇俗的人类社会科学了。

　　一个知识不足的文学青年，更需要沿着前人的足迹去理解人类的灵魂。

　　哈尔滨的严寒凝固了紧关在函校大门内的空气，窒息了每一位编辑的思想。这里没有温暖，没有活力，没有同情与怜悯，有的是《资本论》所阐述的老板对工人的残忍榨取。一手遮天管理经济的人事制度，决定了她两姊妹利欲熏心后精神与行动的南辕北辙。

　　从杨老师白手起家开始，十年来“小天鹅”因没有一个固定的“巢穴”过着飘泊搬迁的生活。如今因杨老师的离世，它完全失去了依靠和保障。

　　针对“小天鹅”的现实，我只能从内心真诚地希望：在经济管理上必须扼止那种个人主义的贪婪，让这所函校有别于任何一所函校真正在精神的领域里担负起文艺育人的使命!而不是把它窃为己有，然后借杨老师的精神来骗钱敛财。这需要党的阳光继续照耀它，让国家的法律对它做出认可并为它追回经济损失，给它一个安定可靠的保障。把这些由党内外仁人志士献爱心和千千万万学生、老师、家长信赖所汇聚起来的有限资金，用到无限的为青少年服务的教育中去。

　　“小天鹅”应该是“聚贤才于麾下，献爱心在人间。”那么，“小天鹅”的用人和选拔的人才，应该是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乃至全人类的和平，以良好的道德操守教育后来人捍卫五星红旗血染的尊严。

　　2、为一个中国的和平祈祷

　　我是人类中的一个“细胞”，我深爱和平带给人类整个身体的无恙!也深爱“肌体”内黄河、长江奔流的“血液”孕育了炎黄子孙的我的一个中国!

　　——题记

　　功昭后世，英名永垂不朽的贺龙元帅，您好!您受人敬重的庄严与肃穆，威武与豪迈不仅是作为一尊铜像凛然矗立在老区人民的心中。您的形象更凛然如巍巍高山上永远耸立的不老青松。

　　您铁血戎马以一种天性的感悟和大胆的追求找到真理后，便永远有着毫不动摇的坚定信念：

　　“乡亲们……只要相信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一定会兴旺起来!

　　“……过去，我贺龙寻找真理，找了多少年没找到，现在总算找到了。真理是什么?那就是共产党。”

　　——摘自《桑植起义》

　　于是，您带回的火种点燃了老区深山丛莽间一声声野性的呐喊!开始，他们并不真正懂得马克思所阐述的“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终胜利的必然。当整个人类的生存条件出现饥荒，国计不利民生如严寒威协到他们那野草般生命的存在时，他们很自然地把反抗的天性推向了真理之路，以蹈死不顾的大无畏精神双手接纳了这浇不息扑不灭的真理之火，顽强的生命力遍及了老区的山山岭岭，与不老的青松交相辉映，共同渴盼着祖国的春天。

　　如今，野火春风过后的革命老区，已经是遍地春色。迎和煦阳光，每年的二三月间，在如泣如诉的鹃啼声里，遍布山坡田野的杜鹃花如火焰燃烧着一团团、一簇簇血红的记忆。星光般璀璨的故事，野花般散布在野草丛中，与野草一道蓬蓬勃勃地生长，借生命的枯荣代代相传。他们自演自叙的真实道白，高雅琴的弦律谱不出，只能让纺织娘、蟋蟀的鸣乐汇成天籁之音来伴奏的忧伤，吟唱着一曲曲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千古悲风》。

　　耳闻贺帅身后一名普通军官与旦德昌军长的牺牲，我深深陷入了沉思：瘳汉生委员长批示中所说的党内矛盾，是不是王明错误路线时期带给红军内部的矛盾?我无法获得正史的记载与野史吻合的考证。但我深深懂得：战争是残酷的;战争中的矛盾也是残酷的。让属于我生命的春天永远赞美人类的绿色和平!

　　让我默默伫立于荒草间致您们以深重的缅怀与哀悼!

　　给贺学仕老人的抚恤亲笔批示的瘳汉生委员长，您好!

　　贺学仕老人死了，他的死只不过是祖国春天里属于农村的一场地方官司上，因是非曲直为“交”与“没交”讨一句公道，印有阿拉伯数字的三千多元纸币便可被践踏的生命也和生长在老区的一根野草相似。生命的亡故留给亲人的伤感是风吹草也悲的叹息!滴血的内心流泪的眼睛随时间的推移把一切痛苦化为乌有，无声无息地淹没在野草丛中。老人的儿女们脚踏贫瘠，肩挑辛酸，望断天涯路无尽头的依然是一片荒草心。

　　血染湘鄂西这块神奇土地的普通官兵，他们的事迹往往不为人所知道，甚至包括名字。那是因为他们多得普通而平凡，无须为他们立传，也无能为力给他们立传。野草般生长，荒草般衰老为野火焚烧的生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火严冬之后又是春天——这正是野草顽强生命力所具有象征意义的哲学内涵。

　　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牺牲生命的所有先烈，您们好!

　　让我静静仰视巍巍青山致您们以崇高的赞礼!

　　为中国的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所有前辈，您们好!

　　让我缅怀倒下的先烈致您们以崇高的敬意!

　　隔着时间的藩篱倾听战争的缥缈之音，我母亲的外祖父外祖母死在战争年代土匪的屠杀里。因那一湾浅浅的海峡，他们的一个儿子隔离在水一方的台湾省;我的外祖父牺牲在天银山的枪声里，野草般的生命将殷红的鲜血写进了具有象征意义的红旗，外祖母的苦泪无法抚养的女儿成了童养媳;母亲的弟弟却消失在南京溃逃的硝烟里，从此一去杳无消息。母亲带血带泪的苦盼盼来了祖国的春天，却再也盼不回亲人的团聚。

　　远隔海峡的台湾同胞，你们好!

　　受过或没有受过战争创伤的大陆人民和你们一样不希望战争!

　　不希望同胞骨肉兵戈相见造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海峡两岸分不开：

　　“毕竟是血浓于水根叶相连;

　　毕竟是同一个中华一个祖先。”

　　更不希望任何一种原因成为导火线点燃足以给人类造成毁灭性的战争!

　　港奥同胞、海外侨胞以及所有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你们好!

　　祖国血染的风采千古写就了悲壮：中国人不希望战争，但中国人并不害怕战争。

　　让我们与热爱和平的全世界人民一道捍卫祖国统一的尊严!

　　让长城巨龙般图腾我们心中的雄伟!

　　让高高泰山坚硬我们的傲骨，巍巍昆仑高昂我们的头颅，黄河长江水澎湃炎黄子孙血液亿万年!涛声依旧：

　　我们可敬可爱的祖国母亲!

　　我们心中永远的一个中国!……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七日完稿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