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左翼文艺最为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延安文艺”不仅在中国现当代文艺史上，而且在世界现当代文艺史上也据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所蕴含的文化、思想、艺术能量，更是巨大，不仅屡遭“告别”而不死，而且，愈是经历时光的淘洗，愈是焕发出璀璨的光彩，因而，解读“延安文艺”，可以从多种角度切入，写出多样理论文章。但就笔者有限的阅读来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却经常集中在几篇经典文献上，比如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新民主主义论》等。客观地说，正是这些经典文献奠定了“延安文艺”的思想与理论根基，因而吸引众多研究者，不仅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但就研究而言，过多地将目光聚焦于一端，固然有利于将问题研究深、研究细、研究透，但有时候，也容易导致研究的同质化，甚至问题意识的固化，所以，笔者以为，对“延安文艺”这一内蕴丰富的文艺遗产的解读，除集中精力于经典文献的整理研究外，也有必要放宽历史的视野，放宽理论的疆域，以激活其蕴含的文化、思想和艺术能量。
在本文中，笔者就打算将“延安文艺”放置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1]这一相对宽阔的历史视野中加以解读，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才能进一步释放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经典文献的理论意涵，从而将“延安文艺”放置在一个更为科学的坐标中加以观照，也更有利于深化对其的理解。为此，回望这场当时在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论战，就极其必要。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思考始于列宁，并在苏联引发争论，而且成为中国相关争论的一个遥远的背景，[2]但由于这一问题与中国革命的密切关系，其理论之花也只能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转折而渐次绽放。其首次转折，就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在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得失时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认为“中国现在的地位是半殖民地”，“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3]并据此将中国革命的性质界定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任务则是反帝反封建。这个论断一提出来，就遭到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反对。1929年7月28日、8月5日、8月11日，陈独秀连续给中共中央写了三封信，对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任务等，作出了与党的六大完全不同的判断。陈独秀说：“中国的一九二五-二七年之革命，无论如何失败，无论如何未曾完成其任务，终不失其历史的意义，因为它确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 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之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增加了它的阶级力量之比重。”[4]他还说:“中国的封建残余，经过了商业资本长期的侵蚀，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已显然不能够以农村经济支配城市，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之根本矛盾，如领主农奴制，实质上已久不存在……。”[5]也就是说，在陈独秀看来，中国不仅政治上资本主义化了，而且在经济基础上资本主义也已占了支配的地位。从这样的前提出发，陈独秀自然得出“前一个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后一个革命高潮还未到来，并且还没有到来的征象”，因此目前只能进行“合法运动”的结论。[6]
陈独秀的言论自然引发组织批评，陈独秀等又进行反批评，在批评与反批评的循环中，论战逐渐升级，并溢出党内，超越组织形式，以《新思潮》和《动力》杂志为主阵地，形成两派。[7]围绕着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是资本主义的还是半封建半殖民的这一核心论题，双方展开了激烈论辩，论争也发展成为思想界的一场大论战。
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进入中国，给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带来重大变动这一事实双方并无分歧，但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所起的作用，认识却截然不同。“动力派”从强调帝国主义与封建经济的对立以及帝国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的统一出发，认为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而很少或几乎没什么阻碍作用。严灵峰就认为，“自从世界历史发展到新阶段——帝国主义时代，恰恰相反，不但不保持封建势力而且更加速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展。”[8]
“新思潮派”则强调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作用的双重性：一方面，帝国主义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造成某些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更重要的一方面却是，帝国主义进入中国，并不是为了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而是在于把中国变成其附庸，而且，其重要手段就是利用中国的封建势力，因此，它“不但不消灭乡村中的封建式的剥削，而且加紧了这种剥削。”[9]
关于封建势力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双方也针锋相对。“动力派”否认封建势力还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存在，认为中国的“旧式地主”早已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侵入同他们的伴生物“旧式农民”一起烟消云散，现在的地主是民族资本家、商人、高利贷的地主，是“新式地主”，是资本主义化了的地主，他们对农民的剥削，同城市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一样，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任曙就明白地宣称：“中国土地问题，主要的已不是封建关系而是资本主义关系了。”[10]“新思潮派”则指出农村的真实情况是：“集中到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实际上并不由地主拿来利用新式的机器，雇佣劳动者来耕种，而是把它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租佃给无地与少地的农民……利用新式生产技术，雇佣工资劳动者经营自己的土地，这是资本主义化地主的唯一记号。然而正是这种记号是中国地主所没有的……。[11]对“动力派”以商业资本拥有土地来论证封建关系之解体、资本主义关系之发展，“新思潮派”则指出，“在封建关系统治之下，商业资本如投在土地上，就只有按照封建的旧方式去剥削农民”，[12]因此，“这不是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化’，而是资本家的封建地主化”。[13]
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上，“动力派”从帝国主义绝对地破坏了封建势力的前提出发，自然得出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代替封建经济而又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步”，任曙就以帆船、钱庄等代表封建主义，以轮船、银行等代表资本主义，以后者对前者的数字优势来证明中国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优势。尽管有“数字”依据，“动力派”却无法否认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极其有限，于是又提出“华洋两种资本”应该“一视同仁”的论点，声言：“我们绝不能因中国之更沦为殖民地，而否认在中国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与势力的发展，我们不能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把帝国主义在华工厂、企业、矿山、铁路等等推到国民经济系统以外。”[14]他们还提出“中国经济领导权”的概念，认为中国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已支配了乡村农业经济。“新思潮派”主要从“华洋两种资本”是否该“一视同仁”这个“动力派”的核心观点出发进行批驳，指出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在一定的限度内也无妨将帝国主义在华经济的发展，当作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来看待”，但是，“我们并不能便由这点或另外各点出发来否认它们中间有矛盾的存在，有本质上和地位上的差异，站在科学的见地上应将中外资本主义分为统治的(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与附庸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两种形态来考察。更要认识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并不能说中外资本主义仅和大企业与小企业之区别一样，而说‘这两者之间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上看来，仅仅存在数量的差别，而不存在质量的差别’(严灵峰:《追击与反攻》P.138”。[15]针对“动力派”提出的“中国经济领导权”问题，“新思潮派”也指出: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中，。事实上没有任何经济成分能够居于支配的地位。在没落过程中的封建经济固不能居于支配，而在畸形发展中(事实上在经济危机第三时期中，也开始了其总崩溃的危机《)的民族资本主义也还不够势力来支配整个国民经济生活。同样的，在没落过程中的封建经济固不能领导全国国民经济的再生产行程，而本身尚受着帝国主义经济压迫与支配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不能领导全国民经济的再生产行程，事实上居于支配地位的是帝国主义的经济，而居于领导地位的也是帝国主义经济。中国经济明显地居于隶属的地位，成为了各帝国主义的附庸”。[16]由于问题的尖锐与迫切，在“从横的剖面来分析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展开不久，“从纵的方面，即通过历史的追溯来弄清近代中国社会的来龙去脉”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也随之展开。[17]论战主要围绕着三个彼此关联的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制社会问题、秦汉以后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展开。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在中国，首先发声的，当属郭沫若。在写于1928年8月5日的《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思想上的反映》中，郭沫若说“亚细亚的”指的是“古代的原始公产社会”。后来，在发表于《文物》1936年第2期上的《社会发展阶段之新认识》中，他修正了自己的见解，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东洋的社会”是“家长制”或氏族财产形态的新见。郭沫若的观点一出来，就遭到了激烈的批评。杜畏之就说“中国没有划然的奴隶社会一阶段，更无东方社会一阶段。在氏族的丘墟中产生了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之过渡，这里面有封建关系，有奴隶劳动，有资本主义关系”。不仅否定了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奴隶社会的存在，而且还否定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一般规律。李季则引用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由于地理环境不同而在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之后出现的一种与古希腊罗马奴隶社会并列的、先于封建社会而存在的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胡秋原则认为“如果有亚细亚生产方式，那么它就是专制主义的农奴制”，认为中国自秦朝至清末这一历史时期就是亚细亚社会，认为“英国未侵入中国以前的中国社会的基础是前资本主义的亚细亚生产”。[18]即他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只是东方(中国、印度等国家)封建社会的一种特殊形态，是前资本主义。
即使在今天，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就论战当时的情况来看，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社科工努力的方向是将中国纳入马克思所归纳的人类历史一般发展规律的框架中，从而论证，尽管中国社会有其独特性，但这独特性是一般规律下的独特性，因而，中国革命的前途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规律。论战的另一方则否认中国合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普遍性，从而否认中国革命由民主主义而社会主义的方向。正是这个大前提的对立导致他们在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上的歧异，也导致他们在另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制社会——上水火不能相容。
关于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奴隶社会这一问题，不管是苏联和日本的研究者还是中国的研究者，大都是“否定论”者，还是郭沫若“打破了一两千年来官学对中国古代史的‘湮没’、‘改造’和‘曲解’”，成就了一桩“破天荒的工作”。[19]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郭沫若根据古代文物对周代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西周奴隶说”。这个观点刚提出时，曾遭到许多史学工的非难，但到何干之总结这一论战的1937年前后，“中外的新史家，差不多都以他的研究为出发点”了。[20]比如，吕振羽就盛赞郭沫若的开创之功，并进一步提出了“殷商奴隶社会论”和“西周封建说”。
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关系着紧密的现实问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因而，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和辩论事实上就关系着建构怎样的中国社会发展体系、发展道路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不关系到对中国封建社会特质的认识和理解，因此，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更是双方针锋相对的焦点。非左翼的论辩者往往以西欧“国王分封诸侯诸侯各守其土”的政治现象和中国秦汉以后商业资本发达的经济现象为依据，提出“前资本主义社会”、“先资本主义社会”、“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专制主义社会”等“理论“，以论证封建主义在中国早已烟消云散，因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的说法自然也就是无稽之谈。左翼研究者则认为封建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经济构成，因而从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决定性作用出发，强调尽管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现象上缺少西欧封建制度的典型性，但这种形式上的不同并不能改变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质。吕振羽就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论证中国社会形式的发展应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半殖民半封建制几个阶段，从而为中国社会史建构了一个系统的认识框架，成为史学领域“新的收获”。[21]
经过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近代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的论断终于在纵横两个平面上被立体地建构起来，并迅速传播开来，以至于到1935年时，已经可以公开地这样说了:“从那次论战以后，这样的结论事实上都已在思想界中无形地揭晓了。现在你随便拉住一个稍稍留心中国经济问题的人，问他中国经济的性质如何，他会毫不犹豫地答复你:中国经济是半殖民地性的半封建经济。”[22]但近代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这个初步形成的“真理”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这个检验就是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这一检验是最为严格的检验。之所以这样说，既是出于理论的考量，也是出于现实的考量。从理论上说，由于“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23]因此，前两次论战缺乏一手资料，尤其是关于中国农村的一手资料，论战在相当程度上是在推演中展开的。同时，中国是“乡土中国”——农村不仅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塔基，而且还是中国文化的策源地——认识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认识中国农村，而且，近代以来中国乡村陷入持续的衰败之中，在论战前后，更是达到顶点，因此，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可谓关键之战。论战在以王宜昌、张志澄为代表的“中国经济派”和以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之间，[24]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一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即是以生产力还是以生产关系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二是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问题，即中国农村是半封建半殖民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
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对象问题，“中国经济派”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前提出发，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力问题。这似乎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由于他们对“生产力”做了“减法”，先是将其解释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后又将其简化为“生产技术”，这样，他们不仅颠覆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而且颠覆了生产力的概念，因而，在他们眼中，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对象——“生产力”——就是“关于土地的养力，耕畜的质量，各种技术种类与应用程度，各种土地耕畜劳动与技术在农民间的分配关系”。[25]“中国农村派”则认为:首先，应当明确区分农村经济学与农业科学研究的不同对象。钱俊瑞明确指出，“农业经济的研究决不是农业科学(如土壤学、肥料学、病虫害学等)的延长，而是理论经济学的分支。农业科学研究的对象固然是有关于农业生产的自然因素的配合与组成，而农业经济所要研究的却是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之上的农业的生产关系”，[26]因此，农村经济的研究对象只能是“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或是在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别的”。[27]其次，应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中考察生产力。比如，薛暮桥在答复王宜昌时就说，“如果离开了生产关系而来研究生产力，或把生产力当作某种技术上的东西，而同生产关系分割开来研究”，是不可能科学地认识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
事实上，“中国经济派”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复活了任曙、严灵峰等人的观点，认为中国已经处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为了论证中国农村的资本主义性质，“中国经济派”在土地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先否认土地在中国农村问题中的中心地位，王宜昌认为，由于1925-1927年大革命，土地问题已成为过去时，“不能再以土地为农村经济问题的中心，而以资本问题为中心”。[28]从这个前提出发，他又将问题引申到中国农村的租佃关系上去，认为封建租佃形式和资本主义租佃形式的主要区别在于契约形式不同——前者仅有“口头约定的契约”，后者则有“文书的契约”，而“文书契约”的出现则标志着农民从对地主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了。针对“中国经济派”否认土地问题乃中国农村问题核心的说法，“中国农村派”依据实地调查得来的一手资料加以针锋相对的驳斥。薛暮桥根据1933年在广西所做的22个县48个村庄2614家农户的调查指出，耕地不足五亩的贫苦小农占了村户全数的1/3，占有耕地,50亩以上的地主、富农仅占村户全数的1.5%”，可是他们却把所有田亩总数的1/4占为己有。[29]
陈翰笙依据更为广泛的调查资料证明，当时中国农村70%”的土地集中在仅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手中，而占人口90%”的广大贫苦农民却只占有30%”的土地。这个严重的事实表明，土地问题仍是中国农村的中心问题，租佃关系、地租形式、雇佣关系等都是由这个问题决定着的。针对“中国经济派”从农村租佃关系多表现为“文书契约”形式而得出中国农村经济已经资本主义化了的结论，“中国农村派”也针锋相对地指出，研究中国农村土地问题，要从土地占有形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入手，而非从契约形式等表面现象上入手。薛暮桥在引用大量农村雇佣劳动关系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论证说:“上述各种雇佣方式都还带着浓重的封建甚至奴隶意味;这些雇农因受借贷(包括借钱、借粮乃至借用耕畜)，以及土地束缚，不能自由出卖劳动力，他们底受雇多少带有一点强制性质“至于娶妻长工和养老长工，更已失去独立身份，事实上已近于家奴。”[30]在批驳了“中国经济派”的“契约文书论”之后，“中国农村派”进一步论证指出，土地的大量集中的确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但在中国农村，“集中起来的土地，并未用来进行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而是分割开来租给小农耕种”。[31]因而，土地所有还是地主占有农民剩余生产物的最主要基础“因而，中国农村的地租形式主要还前资本主义性的，即封建性的。因而，立足于这样的土地关系之上的，只能是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对立。
由此，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就必然地延伸到最为敏感的问题——中国农村阶级关系——上来。“中国经济派”依然从纯生产力或生产技术的角度出发理解中国农村的阶级关系，将中国农村阶级关系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寄生的地主与农民的对立”，一种是“企业家与雇佣劳动者的对立”，前者是“基于土地所有之上的封建农村经济关系”，后者是“基于土地所有之外的资本所有之上的资本主义农村经济关系”。这种划分看似客观，但却隐含着一个认识误区，因为，在具体论述中，他们一方面按生产者与非生产者划线，把富农列在农民群体中与地主对立，另一方面又按企业家与雇佣劳动者划线，把自耕农和佃农笼括在企业家内与雇佣劳动者对立，这就不仅在“质”上，而且在“量”上混淆了农村阶级关系。“中国农村派”则从农村生产关系的实地调查研究出发，在中国农村划分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五个阶级，并且强调只有这种划分方法“方能全面地显示出社会全体的机构”，“方能把握今日农村中生产关系的核心(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方能正确地估定各个农村阶级的地位”。[32]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严酷的战争环境影响，身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虽然不能像在“白区”工作的左翼社科工一样参与理论论战，但他却以实践的方式参与了论战，并留下了重要的理论文献:早在1925年12月1日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就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出发，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进行了阶级分析，将农民，尤其是其中下层定义为革命的动力源泉;在1930年1月15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他明确提出“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33]在其写于这一时期的“农村调查文集”中，特别是写于1930年5月的《寻乌调查》、写于1930年10月的《兴国调查》”、写于1933年11月的《长冈乡调查》等一系列调查文章中，他更是从农村的人口和土地占有状况、剥削状况、各个阶级中不同层次的政治态度、革命前后的变化及接近农村的某些小城市的交通、商业、与经济、政治情况等进行分门别类的记录与分析，提供了中国农村社会状况的生动文本，无论在方法还是内容上，这跟“中国农村派”早期的社会调查几乎有异曲同工之妙。从这样的视野来看，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探索与左翼社科工的探索其实是同一种思想大潮的两股潮流。也正是由于这种共同的问题意识，参加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一批左翼理论家(如王学文、吴黎平、何干之等)来到延安后，很快就和毛泽东发生思想共鸣，使“理论”与“实践”得到更为有机的结合——其最为鲜明的成果就是毛泽东于1940年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并得到高度认同。
之所以不惮其繁，在一篇“文学”论文中，将包括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史问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三大论战在内的总题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主要内容加以梳理，是因为这其中隐含着解读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奥秘，隐含着“新民主主义论”的奥秘，隐含着奠定“延安文艺”根基的毛泽东《讲话》的奥秘。如果对这一论战的整体过程及内容不了解，我们就无法清楚地呈现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问题所在，就无法相应地找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无法很好地理解围绕着这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过程中发生的“故事”。
论战的第一个成果就是对近代以来“中国问题”的发现。
自清末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瓦裂以来，中国遭遇空前的危机就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共识，但跟这个共识相对立的，却是对近代以来中国危机的不同认识，也就是说，在不同的人眼中，存在着不同的“中国问题”。比如，在改良主义者眼中，“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文化失调，因此，救治中国的途径就在于救治中国文化。比如，在孙中山那里，“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民族不能独立、民权不能伸张、民生不能幸福，因此，救治中国的途径在于“三民主义”。比如，在一些论者眼中，“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封建主义的根深蒂固，而在另一些论者眼中，“中国问题”的根源又在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只有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近代以来“中国问题”的根源——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才有了比较复合、科学的解答，那就是近代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也就是说，近代以来的“中国问题”，既不是纯粹的内生问题，也不是纯粹的外铄问题，而是二者并生造成的问题，是世界视野中的“中国问题”——一方面，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等的深刻变迁，封建主义成为中国走向现代之路的沉重桎梏，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入侵虽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封建主义，但却又在相当程度上扶持封建主义，使之成为自己的爪牙，因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一对并生的怪物，成为阻碍中国走向未来的总问题。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想起了4月17日刚刚去世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颁奖典礼上的演说词:《拉丁美洲的孤独》。在这篇演说词的结尾，这位以其作品点燃了拉美文学爆炸的导线使其震动世界的文学大师严肃地宣告:“在跟今天一样的一天，我的导师威廉•福克纳曾站在这个地方说:‘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如果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三十二年前他所拒绝接受的巨大灾难，自人类出现以来今天第一次被认为不过是科学上的一种简单的可能性，我就会感到我站在他站过的这个位置是不相称的。面对这个从人类发展的全部时间看可能像个乌托邦的令人惊讶的现实，我们这些相信一切的寓言创造者感到我们有权利认为，创建一个与之对立的乌托邦为时还不很晚。那将是一个新型的、锦绣般的、充满活力的乌托邦。在那里，谁的命运也不能由别人来决定，包括死亡的方式;在那里，爱情是真正的爱情，幸福有可能实现……。”也就是说，在马尔克斯看来，“从人类发展的全部时间看”，这个充满着压制不平、杀戮的现实世界是荒谬的，虚幻的，缺乏人类历史依据的，因而，他创作的动力就在于:揭示我们所生存世界的虚幻性和荒谬性，从而为建立一个与之对立的“真实”世界提供依据!
马尔克斯的这段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世界的装置，这样的装置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世界是“真实”的，什么样的世界又是“虚假”的。近代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的论断，为我们提供的，也是类似的装置，这样的装置让我们看到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是怎样的残酷，怎样的“虚假”，或者说，是怎样的“魔幻”。这一切，为我们的文学艺术提供了极其丰富又极其富有活力的历史内容，遗憾的是，我们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们，似乎还没有发现这一历史内容，而仍停留在启蒙的旧梦中。只有从这个层面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学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固然，在毛泽东笔下，“政治”当然有民族、民主解放战争的现实内容，可是，这一“政治”难道不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容，即为打破那个“虚假”的现实世界而书写，为建立一个“真实”的未来世界而书写?
与这一“中国问题”的发现并行的是“中国理论”的建构。自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就一直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尤其是向先进的西方国家学习，但正如毛泽东形象地指出的，这个学习的结果是令人沮丧的——总是“老师”打“学生”。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但这一理论并非随手取来就能用的“万能灵药”，而只有在经历艰难的中国化之后才能行之有效。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就是“中国理论”建构的重要阶段。
一般地说，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自然”产物，但这一理论预言并没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变成现实，反倒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欧洲资本主义的薄弱链条上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依据这一事实的相关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论证了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有可能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并且，“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34]但由于中国的社会形态是比俄国更为“落后”的形态，在西方人眼中是“停滞的帝国”，因而，如何在理论上把中国纳入世界视野，就是一个必须攻克的“科学”命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回近代以来中国在与世界碰撞中失去的意义。客观地看，在论战中，左翼社科工做得相当不错: 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阐释中国问题;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通过对“亚细亚”社会形态的阐释，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奴隶制阶段的考证，通过对封建主义的独特理解，将中国历史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归纳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之中，从而为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在中国农村性质问题论战中，左翼社科工“不仅把理论拓展到研究的方法论上，拓展到了规定一个社会性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上，并且就小农、商品、雇佣劳动、原始市场等特定经济范畴，予以深入探究”，把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探究“引入到较深入的境地”。[35]
更为重要的是，在人类历史和世界革命发展一般进程中确认自己的坐标后，在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世界视野中重新阐释和赋格后，一条“人间正道”——经过民主主义的过渡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另类”现代性方案，也第一次清晰地浮现在中国人面前。
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以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未来中国“画像”后，在依然艰难的时刻却发出了那样充满希望的声音: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36]
也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在“新民主主义论”指导下的延安文艺中一反常态地出现了那么多光明的场景、欢乐的声音、新鲜的事物——与“新民主主义”乃是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半封建半殖民”的超越相对应，“延安文艺”是不同于封建文艺、资本主义文艺和现代文学的“启蒙文艺”的新文艺，其使命就在于发现“第二现实”，在描写陈旧的真理当中指出新的真理，指出“在崩溃的事物的混乱中间人的内心中那种新的东西，那种已经诞生出来而且将要永远生存下去，不会消灭、只会变得更好的东西”。[37]
随着“新民主主义论”浮出历史地表，新的“中国主体”也一同浮现出来。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历史的主体往往是以皇帝为首的官僚阶层和士绅阶层，而中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社会潜能最大的群体——农民阶层——却往往被隐藏到历史的幕布之后。随着现代中国革命的爆发，“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才被正式地提了出来。[38]但是，客观地说，在中国革命的早期阶段，对革命的主体——人民——的想象却过于抽象，在这样的抽象中，人民的形象主要被定格在工人阶级——就数量而言，一个在近代中国相对弱小的群体——身上。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中国革命的“朋友”才逐渐具体起来，即通过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社会性质的确认，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尤其是其中下层“发现”出来，使之成为中国革命的主体。有了这个主体中国革命才柳暗花明。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发现”和“创造”，毛泽东才在《讲话》中提出工人、农民最干净的论断，才提出知识分子应该改造自己，应该向农民学习的论断。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发现”和“创造”，毛泽东才在看了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的平剧“逼上梁山”后，在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发出这样的声音：“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39]也只有在这样的视野中，我们才能理解“延安文艺”和其后的“革命文艺”中出现的那些活泼的、健朗的“新人”形象。即使在今天来看，这些“新人”还是那么的生动，那么的有意味，又那么的引人深思。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给杨绍萱和齐燕铭的信中，毛泽东指出了世界“颠倒”的真相，马尔克斯在演讲中告诉我们的也是同样的真相。今天，这一“真相”仍然以极端荒谬、“魔幻”的方式存在着，因而，“再颠倒”的工作并未停止，或许永远不会停止。而这，也或许就是“延安文艺”在今天仍然光彩璀璨#在未来依然光彩璀璨的原因吧。
【注释】：
[1]“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是1930年代前后中国思想界，尤其是左翼思想界为廓清中国现实、寻找革命道路而展开的一场影响深远的论战的总称，这次论战最为辉煌的成果就是“新民主主义论”的浮出历史地表。
[2]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文中，列宁就指认近代中国乃“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半殖民地国家”或“半独立国”，他还进一步指出，这样的国家是一种“典型的‘中间’形式”，是“过渡国家”。托洛茨基等人不认可列宁的这一判断，从而在苏联引发争论。
[3]《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1928年7月)，载《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1辑第22、24页，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
[4][5][6]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节录)，载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79、78、86、87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7]《新思潮》原系创造社出版的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成立后，成为“社联”的机关刊物，是左翼社科工的理论阵地之一。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先后发表了潘东周的《中国经济的性质》、吴黎平的《中国土地问题》、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等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战文章，也因此，这一派被称为《新思潮派》。“动力”是严灵峰于1930年7月创办的一个刊物，因严灵峰是这一观点相近——托洛茨基主义——的论战参与者的代表，故这一派被称为“动力派”。
[8][14]严灵峰《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载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334、366页。
[9][11][13]刘梦云《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载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529、552、553页。刘梦云是张闻天的笔名。
[10]任曙《中国经济研究绪论》(节录)，载《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481页。
[12]吴黎平《中国土地问题》，载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242页。
[15]刘苏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载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751页。
[16]刘苏华《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载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751页。
[17]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第62页，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
[18]胡秋原《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专制主义》，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第53 页。
[19][20]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何干之文集》第1 卷第313 页，北京出版社1993 年版。
[21]这是李达为吕振羽写的序言中的评价。参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第61 页。
[22]沈志远《现阶段中国经济之基本性质》，《新中华》第3 卷第13 期，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第62 页。
[23]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791 页，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2 版。
[24]论战中，以王宜昌、张志澄为代表的一方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经济派”，是因为他们以南京中国经济研究会创办的理论刊物《中国经济》为大本营，而以陈翰笙、薛暮桥、钱俊瑞等为代表的左翼社科工则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理论刊物《中国农村》为大本营，因而，他们也自然而然地被称为“中国农村派”。
[25][28]王宜昌《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第79、85 页。
[26][27]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兼论王宜昌、韩德章两先生农村经济研究的“转向”》，载薛暮桥、冯和法编《〈中国农村〉论文选》第98、87 页，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29]薛暮桥、刘瑞生《广西农村经济调查》，载《中国农村创刊号》。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第88 页。
[30]薛暮桥《评陈正谟先生所著〈各省农工雇佣习惯之调查研究〉》，载《中国农村》第1 卷第7 期。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第89—90 页。
[31]薛暮桥《怎样研究中国农村经济》，载《中国农村》1934 年创刊号。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第89 页。
[32]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载《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第91—92 页。
[33]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98 页。
[34]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斯大林文集( 上卷) 》第126 页，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
[35]王亚南《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第94 页。
[3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709 页。
[37]高尔基《年轻的文学及其任务》，转引自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 1) 》第226 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年版。
[38]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3 页。
[39]毛泽东《致杨绍萱、齐燕铭》，《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1)》第70 页。
(单位:《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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